導言:鏡子裡的醫學
飛機輪胎一碰到機場柏油跑道的時候,就像身邊許多人一樣,我直覺地伸手拿行動電話。從倫敦飛到華府的班機只有八小時,所以沒有太多要看的東西。接下來的八天,也不會有「不在辦公室」訊息所不能阻擋的事情。所以沒有要擔心的事,直到我看到最後一封電子郵件:
親愛的卡洛琳(Caroline):
我從第一天就開始質疑,醫學院適不適合我,而且從那時候開始,情況只是變得更糟糕:一路走來,我變得更沮喪,感覺更無助,雖然經常懷抱著事情可能會變好的希望(而且身邊的每個人都鼓勵我這麼做)。但是我就是沒辦法應付醫院的壓力和緊張,而且要開始當醫生的想法,讓我內心充滿恐懼。
現在離期末考還有一個月,我非常苦惱該怎麼辦。我一直試著告訴自己,只要通過期末考,之後隨時都可以中斷,用我的醫學學位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對於其他想做的事,我真的一點線索都沒有,而且如果中斷的話,我可能會後悔……
我只是不確定,我能不能繼續當醫生,而且我擔心,因為太過緊張、焦慮和憂鬱,最後,不是意外地傷害了別人,或者就是把自己推向瘋狂邊緣。如果這些話,有點情緒化的話,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已經到了危機關頭,並且迫切需要一些明智的意見。
李奧(Leo)
我呆住了。這不是一封可以忽略的電子郵件,但是我在大西洋的另一邊,要怎麼提供「明智的意見」?在前往兒子家的計程車裡,我打了通電話給一個同事,想請她接手處理,但只聽到她的答錄機。我別無選擇,只好自己回覆李奧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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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偶爾會看醫生,有些人經常看醫生,有些人比較幸運地很少需要看醫生。但無論我們多頻繁地尋求醫療建議或接受治療,大多數的人往往只關注於自己的顧慮,而對於聽我們說話、記錄我們病史,或是在手術時切開我們身體的醫生有多種預設。要是我們有稍微想到他們的話。
我們直覺地相信,醫生能完成工作,而且不會感到身心交瘁,或不知所措。我們很少想過,醫生是否會擔心意外地傷害了我們,就像李奧一樣。我們通常單純地假設,如果他們比較年輕,那麼也會有資深的臨床醫生可以就近回答他們的問題,並確保他們準確地執行工作。我們往往不會去擔心,他們是否聰明到足以勝任這份工作,畢竟,他們已經受過多年的訓練,從醫學院和更高的機構畢業,也必須通過無數的考試。當醫生在檢查我們身體的某些部位時,我們不想抱持一種可能性,認為醫生或許覺得有些病患很吸引人。我們一點也不想知道,醫生是否喜歡病人、是否覺得病人令人噁心,或是厭惡照顧病人的責任。我們反而會想像醫生喜愛他們的工作,而且治我們這樣的病人,帶給他們很大的滿足感。
對很多人來說,我們所知道的醫療專業大部分是從電視上看來的。但不論是醫療業的相關肥皂劇,或是暗中觀察的紀錄片,都沒有作出精確的描繪。我們看不見年輕醫生覺得工作如此難以承受,而恐懼到逃跑。由於道德的原因,我們也不會看到醫生告訴父母,他們的嬰兒已經死了。然而,這只是醫生的必辦事項裡,眾多令人痛苦的任務的其中之一而已。另外還有讓妄想中的病人鎮定下來,或者嘗試搶救無效後,決定是不是要終止醫療行為。雖然電視情節可能扣人心弦,但受限於畫面和聲音,它無法傳遞腐爛屍體的氣味,或是如同一個醫我形容的:「人類皮膚燒成焦脆的感覺」。
醫生有很多事是保密進行的。有個醫生最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寫道:「我們不能對醫療人員以外的人說這些事,因為太痛苦、太具體、太難受了。」但作者接著強調,和同事談論並得到安慰的困難,因為醫療圈的文化,把這些困難任務看成「只不過是我們的工作,根本不值得評論」。這是一種保持緘默的祕密約定。
本書打破了這種緘默。過去二十年來,我在兩個不尋常的職務裡擔任職業心理學家(occupational psychologist),聽聞很多不為病患所知的事情。
我在無意中找到第一個職務;那時我無所事事地翻閱報紙的求職欄,發現了一項計畫的職缺,目標是讓醫院主治醫生(consultant)成為更有效能的老師。那是讓教育部門的教職員進入醫院,在臨床醫生(clinician)教導他們的學生和初級醫生(junior doctor,按:資格同台灣的住院醫生)時跟隨他們,而不是讓醫生離開門診工作,把他們全體送到教育部門受訓練。臨床醫生在受到觀察的同時,他們每天的任務:巡病房、手術或門診,一樣正常地持續進行。而且,教育回饋會更精確:專門為每個臨床醫生特定工作內容而量身打造。
我申請了那份工作,而且最後在這項計畫中工作了十年。在這段時間裡,我跟隨超過一百個主治醫生;我看過嬰兒出生,病患收到臨終診斷,或是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的工作是幫助這些主治醫生在醫院的各種不同環境裡,成為更有效能的老師;在過程中,我見證了很多非比尋常的事。
除了這個以醫院為基地的職務,我還有一份職業心理學家的典型工作:擔任職業諮詢師,幫助人們解決在職場中所經歷的困難。多年來,我的兩份工作是分開的:有幾天是觀察醫生,而其他日子則是對非關醫療的職業提供諮商服務。到了二○○六年,我的兩個工作合併起來了。英國醫生的學士後訓練被徹底地大改造,初級醫生必須在職涯早期就得決定選擇的專業,而英國國民健保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也如夢初醒,了解到必須為醫生們建立支持的服務。
二○○八年,我受聘於英國國民健保署,成立和管理職涯中心(Careers Unit),服務對象是首都七十幾所醫院的所有實習醫生。雖然我先前的觀察工作並不是為了這個新工作做準備,但很巧的,跟隨臨床醫生的那十年成為我極寶貴的經驗。例如,我看過麻醉師或腸胃科醫生的作業,也看過正在進行中的心臟手術,因此比起從書籍中所學,我更能了解每個專科的喜悅和挑戰的細微差異。
但是來職涯中心敲我房門的醫生,他們想談的話題不只是選擇合適的專科,其他的主題也一再地出現:應付從醫學院到現在職場的轉變;懷疑自己適不適合行醫;面對病患受苦時的衝擊;似乎無法調和家庭與事業的需求;離開或放棄醫療職涯的情緒糾結。這些將會是我在本書中探討的一些議題。
身為心理學家,我看見醫療訓練經常沒有認知到醫生也是人,有他們自己的思想、感覺、夢想和欲望。醫療訓練讓他們得在國內到處搬遷,與家人和朋友分開。他們可能生病、離婚,或是找不到伴侶。有些人是一邊花時間照顧小孩或年長的父母,一邊辛苦地在職涯上求進步,其他人則是努力於通過專業考試。發生在其他職業領域的性別或種族歧視,在醫療工作裡,並沒有透過手術切除掉。有些醫生覺得自己選擇了錯誤的行業。這一切都造成重大的損失。
這些故事全部都必須被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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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很容易以為,我遇見的醫生都是非典型的醫生,但這是錯的。二○一六年八月,紐約一所醫學院有個讀到最後一年的學生爬出窗外,跳樓輕生,那所大學的院長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寫了一篇意見慷慨激昂的文章。他引用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的一份研究,描述一種「在全國醫學系學生之間流行的筋疲力盡、沮喪和自殺風氣」。他接著說,這種流行病的「根本原因」起源於:
大多數的學生在中學時期開始養成一種追求表現和成就的文化,並在他們接下來的成人生活裡不斷強化。每一次學生達成了我們其他人看起來像是成功的里程碑,例如進入很好的大學、他們選擇的醫學院,在競爭激烈的專科獲得住院醫生資格。但是,這對有些人來說,是打開進入鬼屋的另一扇門,背後藏著惡魔,充滿令人窒息的不確定性,以及無法想像的挑戰。
在這名紐約的醫學院學生自殺的幾個月前,英國的一個初級醫生蘿絲•波巨(Rose Polge)走入海裡淹死自己,這個悲劇被報紙大幅報導,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發生了四十年來第一次,初級醫生發動史無前例的罷工行動,抗議強制施行的新工作契約。
「工時長、與工作相關的焦慮,以及對在醫學界的未來感到絕望,是致使她最後做下這個糟糕決定的明確因素。」蘿絲的父母在為了紀念她而設的慈善募款網頁上這麼寫道。
但事情還沒結束。下一年,又有另一個初級醫生失蹤,和蘿絲一樣,她的車子被發現被遺棄在海邊。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不只蘿絲的父母出面指責英國醫生所面對的工作環境。二○一六年一項刊登在《刺胳針》(The Lancet,按:國際知名醫學期刊)的研究指出,全科醫生(GP,按:General Practitioner,又稱家庭醫生)的門診工作量到達了「飽和點」。同樣地,智庫機構英皇基金(King’s Fund)在二○一七年初發表的每季監測報告提到,病患需求持續增加,特別是有複雜健康需求的年長病患,增加了把病患從醫院延遲轉到社會照護機構的情形,還有嚴重的財務壓力導致人力裁減。這些發現也同樣出現在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針對近五百名初級醫生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
七○%的人長期在人力不足的狀況下輪值工作。每個月至少有四次一整天或是晚班工作,沒有時間用餐。
十八%的人必須執行他們尚未受過適當訓練的臨床任務。
八○%的人覺得他們的工作有時候或是經常承受過多的壓力。
二十五%的人覺得他們的工作對心理健康有嚴重的影響。
不過,受苦的人不只是醫生,而是我們全體所有的人。皇家內科醫學院的調查發現,有將近一半的醫生覺得,士氣不足對於病患安全會有嚴重、或是極端嚴重的影響。同樣地,二○一六年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針對初級醫生的調查指出,急診醫療的實習醫生當中,每五個就有一個擔心他們工作量對病患的影響。另一項哈佛醫學院研究人員進行的研究指出,患有憂鬱症的小兒科實習醫生與沒有憂鬱症的同僚相比,犯下的醫療過失高出六倍。這些研究員也發現,實習醫生之間患有憂鬱症的比率,是預期一般大眾罹病比率的兩倍。除了精神痛苦的比例很高,將近一半有憂鬱症的實習醫生似乎沒意識到自己生病,因此只有少數人正在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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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心理學家來說,近距離接觸醫療工作每天的實際狀況是相當難得的,我從各方面取得了醫學圈內人士的觀點。但關鍵在於,我是以圈外人的角色從事這兩個工作,是一名心理學家而不是醫生。我沒有經過漫長和困難的訓練過程來適應醫學界,因此醫療同仁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我會加以質疑。受過的訓練也讓我用心理學的眼光來詮釋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事;我經常對醫生做出某些決定背後無意識的理由感到興趣。
但是身為一名心理學家而不是醫生,其中的意義更加深遠。我猜想對醫生來說,向我承認他們面臨工作上的困難,比向另一個醫生訴說同樣的事情更加簡單。當工作讓他們不開心,醫生通常會猜想自己是唯一這麼覺得的人,並且小心不向指導自己的資深臨床醫生透露內心的擔憂。
當然,有一些優秀的醫生寫的書籍,以特殊的眼光讓讀者一窺醫學的世界。我閱讀了很多這類的書,它們大幅豐富了我對這個行業的了解。但是這本書不一樣:它不是描述一個醫生的個人經驗,而是取材自二十年間對幾百名醫生的觀察和對話。其他的書大多是醫生寫他們的病患,這本書的鏡子則是相反的:像李奧這樣的醫生找上我這名心理學家,而我寫下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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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奧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心裡惦記著學生和初級醫生自殺的悲劇案例,我小心翼翼地回覆李奧的電子郵件。試圖讓他知道,我了解他巨大的痛苦,同時也傳達希望。我告訴他,過去我也曾遇過其他有相同感覺的醫學生和初級醫生。我也告訴他,他們當中有些人繼續下去,並且在醫學界擁有成功的職業,而其他人則決定在這之外的專業建立他們的事業。但最重要的是,我強調他不應該在堅持下去的同時卻沒有尋求幫助。他的第一要務是去找他的全科醫生,把他的感覺說出來。除此之外,尋求大學諮商服務和醫學院教牧人員的支持也許會有用。我並知會他由英國醫學協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BMA)運作的二十四小時危機專線。
我向他們解釋我不在國內,但是會回覆任何他寄給我的電子郵件,並且在下週返回英國後很樂意和他相談。幾天以後,李奧回信了,他已經和他的全科醫生以及私人家教聯絡。當知道我曾經協助過其他有相同感受的醫生後,他覺得很有幫助,也想要在我回英國後安排時間談一談。
隔週,我們在電話上談了超過一小時。李奧告訴我,比起第一次寫信給我的時候,他現在更好了;他已經聯繫了英國醫學協會求助專線,此外,他的全科醫生和私人家教幫了很多忙。當我問起即將到來的考試,李奧很清楚自己已經恢復良多,可以參加期末考,而且他已經準備充分,足以通過考試。但他擔心的並不是考試,而是接下來的事。這幾個月以來,他認定臨床醫學並不適合他。但當我們接著討論他對即將開始工作的感覺如何,他決心想要試一試。
考試結束後,李奧計畫和女朋友去度假一個月,回來後將一起搬到一個新的城鎮,開始第一份醫生的工作。如果想要商討哪一個專科對他最好,或是考慮完全離開醫界,他會再和我聯絡,談及此,我們的對話便告一段落,因為期末考的前幾個星期,並不是討論這些議題的好時機。
在李奧開始第一份工作的一個月內,我收到另一封電子郵件,和第一封非常不同。
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和你談過後我情況好了很多。我勉強通過期末考,度過了一個非常輕鬆的假期,現在已經搬去和我女朋友同住。現在我在大學教學醫院工作,比原本預期的情況好很多,而且我很喜愛醫療實務中緊急的那一面。無論如何,我採取緩慢而平穩的步伐,確保以自己的健康和快樂為第一優先,而且盡可能試著保持平衡。
要判斷李奧的醫學生涯長期發展如何,可能有一點太早。但是在本書稍後,我們將會看見,很多醫生在第一份工作才開始幾天就放棄;因此,李奧享受工作,無疑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
然而,對於醫學生和初級醫生如此頻繁地覺得瀕臨「邊緣」,依然令我震驚。難道就沒有比較好的方法來訓練我們未來的醫生嗎?像是讓他們不需要打電話給二十四小時求助專線,或是寄絕望的電子郵件給不認識的心理學家,以期盼有人傾聽的一些方法。還有,我們不能設法完善地整頓從醫學生切換到初級醫生的過程嗎?
這就是這些故事開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