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Gilles Deleuz

就精確度而言，這恐怕是繁體世界目前為止最佳的法國哲學翻譯作品之一。

評價哲學譯作的原則應該只有一個：讀者在多大程度上僅需通過譯文來從事概念性思考？如果讀者仍然必須大量仰賴譯文之外的原文才足以支持文本分析的工作，那一部譯作就是失敗的；成功的譯本應能提供讀者一種由原作而生，卻或多或少有別於原作的概念上的整體性，這種新的整體性允許讀者對譯本本身進行其他的詮釋。然而，譯本的概念整體性首先取決於譯者的詮釋功力，這涉及到的是脈絡的尺度問題：除非一部哲學翻譯作品中的語言是在一種思想中被確定的，否則它永遠不可能提供讀者一片詮釋的沃土。換言之，翻譯哲學作品不應該保持某種詮釋上的中立（譯者宣稱自己盡可能不對文本做詮釋，只是「忠實地」譯出原文最素樸的意義），而是應該盡可能地詮釋；唯有在詮釋的強度接近了「一種思想」的情況下，從該思想（幾乎不可避免地有別於原著的作者）所譯出的語言才有辦法成為新詮釋的來源。

譯者乃是那個藉由一個詮釋敞開新詮釋的人。這使得譯者的工作既與學者相似，亦有別於學者：譯者和學者均詮釋文本，但譯者的目標是開啟新的詮釋，學者的目標則是壟斷詮釋。如果一本譯作具有知識上的價值，那是因為譯者透過某種詮釋所得到的譯文，為尚未謀面的壟斷性詮釋開闢了一片不同於原文曾經見識過的天地。哲學譯本的精確性應以為新詮釋帶來多少可能性來界定，儘管貧瘠的譯本經常充斥著對原文的誤解、誤譯，但它們之所以是一些「錯誤」，並非真的是因為這些譯文與原文無法「對應」（這頂多是劣譯的外觀），而是因為這些譯文往往不來自某種思想；它們在概念上彼此衝突、漏洞百出，因此不可能成為帶來新詮釋的材料。相對地，一部譯作的價值並非真正反映在它「貼切地傳達了原作的每一句話」，這種貼切僅僅是佳譯的外觀（如本譯作），重點在於它為後續的詮釋創造出新的環境，因為它的語言來自於一種從原作中誕生、卻不得不與原作有所差異的思想。

王紹中先生的譯本尤其在兩點上符合「精確性」的要求：第一，對於底線的創新使用。王先生在譯注1說明道：「底線為譯者所加，方便辨識關鍵詞語即提醒」（頁13）；譯者使用底線所考慮的，與其說是如何在譯文中保留原文的概念，倒不如說是如何在譯文中保留概念性的思考本身。一般來說，中文在強調概念時會以引號表示，然而，引號不僅容易與它所能表達的其他意涵混淆（如：反諷、引述等），一旦重要概念接二連三的出現，便經常對閱讀形成強烈的干擾，改用底線表示概念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引號可能導致的缺點。第二，涉及詮釋的譯註。繁體譯本的許多譯註，為了顯示譯者恪守本分，經常僅限於標示出原注未標示的來源或說明特定的文化背景。王先生這點也做得十分出色，但除此之外，他更對某些容易造成初步詮釋障礙之處進行了解釋，例如指出文本乍看之下的矛盾及其可能的化解方式、說明某些德勒茲用語上的細緻區別可能具有的意義等，甚至引用了楊凱麟老師的研究。這些繁複而謹慎的工作必定會為中譯本的讀者帶來巨大的幫助。

事實上，王紹中先生的譯文並不可口（尤其這還是德勒茲較為「學究」的時候寫的書，法文原文的障礙對懂法文的讀者來說的確沒那麼大），但並不妨礙該譯文──即使在法文原文的「缺席」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然是可詮釋的，因而是可讀的和精確的。如果有任何大專院校的課堂上以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為讀本，向大家誠摯地推薦由王紹中先生翻譯、時報出版的《尼采與哲學》。

P.S. 這並不表示我認為譯文沒有任何可議之處，但至少在我所注意到的部分，這些可議之處均不阻止讀者透過本書形成某種詮釋。茲僅指出一處應非誤譯，而是騰打時的失誤。在頁128：「如果生成的一切永遠無法閃避現在，一旦它現在了，它便停止生成，於是它係它過去正在生成著的東西。」原文為：« Si tout ce qui devient, disait Platon, ne peut jamais esquiver le présent, dès qu’il est, il cesse de devenir, et il est alors ce qu’il était en train de devenir. » (PUF, p. 53-4) 引文中的第二個「現在」應為「存在」之誤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