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帝芬．鮑爾斯

Forward 前言／彼得．艾爾利
Introduction  導論：從街頭到街頭／史帝芬．鮑爾斯

Coney Island 康尼島
Dublin & Belfast 都柏林和貝爾法斯特
Philadelphia 費城
Syracuse 雪城
São Paulo 聖保羅
Brooklyn 布魯克林
Johannesburg 約翰尼斯堡
ICY 招牌

Love Supreme／致謝

Introduction 導論

從街頭到街頭
__史帝芬．鮑爾斯

　　我在費城的藍科納醫院（Lankenau Hospital）出生，但很古怪的，出生證明上我的出生地卻是寫賓州的歐弗布魯克（Overbrook）。我很確定藍科納位在高級住宅區勞爾梅里恩（Lower Merion），要付費才能成為那裡的人嗎？我想那裡的Polo衫會從小鎮的晒衣繩上被偷走，油漆和腳踏車也會從車庫被偷走；好吧我釋懷了。

　　我的母親在附近長大，住在蘭卡斯特（Lancaster）和卓卡索（Drexel）一間外表看起來不錯的出租公寓裡，在我出生後，有印象她搬到另一個街區，附近有間破舊的房子，那裡有24隻貓（真的）和5個人，他們以不打擾彼此的方式生活在那裡。差不多一年之後我妹妹出生了，至此，我們的怪異宇宙脫線家庭（Brady Bunch）算是完整了。我們叫爸爸是「法法」（我哥發音不標準所以我們也跟著叫），不過這沒關係，因為他也不太像爸爸，他比較像我生命中的過客，我已經25年沒見過他了。他在我15歲那年離開，當時我最新最棒的嗜好，是來自我身邊那位心煩意亂的單親家長，無力控制我叛逆狂野的行為而擁有的。所以，厄爾（Earl），感謝你的離開（真的，沒什麼感覺）；瑪麗珍（Mary Jane），謝謝妳留下來，始終為我（終究）回到家而留一盞燈。
    
　　所以，當我爸不見人影之後，我也跟著向外走，想找到一個真實的學習榜樣。此時有個正膠著於某個堅定有意義想法的年輕人，無私的與我分享計畫，而我只要提供顏料就可以了。埃文代爾街（Avondale Street）的蘇洛克（Suroc）──也叫尼克伊迪（Nick-E-Dee）、法康（Falcon）和布弗．尤斯沃（Buford Youthword）──教我如何設計出自己的名字，我第一次在費城市場街幾個屋頂上塗鴉，就是他帶著我去的。屋頂是塗鴉的絕佳地點，因為它有著大片被世人遺忘的牆面可以盡情揮灑，年輕人會爬上去書寫自己的名字（帶著自己特有的風格），這樣來往的火車旅客便能看到（我舉幾個塗鴉客的署名如：瑞茲（Razz）、伊斯特（Estro）、布蘭特先生（Mr Blint）、卡瑞迪（Credit）、克萊德（Clyde）、芮恩（Ran）、麥尼艾克（Maniac））。於是，1980年代市場街（未必那麼協調的）視覺風格中，也有蘇洛克和我的名字。

　　2000年代早期某一天開始，街頭塗鴉被塗掉了；沒人記得何時或怎麼發生的，但這股覆蓋力量來得很快──有效率、徹底的、永遠的。我覺得饒富興味的是，居然沒太多人注意到上百幅的彩色塗鴉突然之間都不見了，這表示，塗鴉這件事可能自身有著什麼問題。塗鴉是因為想要溝通，但大多數的人不能理解這件事，而如果大家不了解，他們便很難認同（然後你的署名就像年底選舉結束後的競選刊物一樣被丟棄）。人們自然知道塗鴉者寫下自己名字的動機（畢竟我們在美國），但大家卻很難接受那些難辨的符號；如果到處都能見到一個名字，看了十次之後很快就會沒感覺的（更何況有的還出現過上百次或千次）。

　　上述的狀態是地平線上的未來歷史；在1980年代，塗鴉被看作是會永久存在的。1987年的夏天我19歲（對當一個塗鴉客來說好像太老了），我剛從中學（勉強）畢業，在（延長了的）假期之前我想找個職業；我知道自己想做個藝術家，而「如何」和「何時」成為一個藝術家，是我腦子在想但心裡傾向忽略的問題。我心裡只惦記著塗鴉，並且告訴自己塗鴉書寫的設計、用色和各種冒險學習能幫助我成長。當時費城幾乎被塗鴉書寫給覆蓋，我也每天往外跑，在街上四處找尋好地點，每個夜晚在建築物爬上爬下的「寫字」。

　　費城的塗鴉藝術很盛行，因此你一定不相信政府部門竟然有一個「費城反塗鴉網絡」（Philadelphia Anti-Graffiti Network；PAGN）。唸起來很拗口的PAGN在推廣一個風潮，它反對初期被視為具積極性、但卻在20世紀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逐漸被認為是年輕幫派的憤怒佔領，並汙染城市本質精神的塗鴉行為。PAGN主要以兩個策略在消滅塗鴉：第一以紅色塗料覆蓋，第二是它自己徵召塗鴉客，只要他們可以丟掉噴漆，拿起刷子。第一點我還可以理解，第二點就讓我惱火，為什麼不能使用噴漆？為什麼只能用刷子？最過份的是，在我畫上牆之前，為什麼草稿還要給委員會審過？我從頭到尾都沒想過加入PAGN，我一直待在街頭。

　　有一天，我遇見了珍．高登（Jane Golden）。她剛從加州搬到費城，並且因為她為PAGN計畫創作而聲名大噪；她是一個很棒的畫家，對塗鴉的態度也很開放。珍在一座鐵路橋下的牆面作畫，這條鐵路每天載著乘客穿梭在費城的市中心，沿著軌道的牆面佈滿了很不錯的手繪名字（有的已經存在20年了，有的大概還是20分鐘前畫的），這是一個我經常塗鴉的地點。珍邀請我登上鷹架，並請我當她的助手，我問了她關於繪畫草圖審核的過程，她也坦率說那是個冗長囉嗦的程序，之後我笑了並跟她說，下次見到她時我會給她看一樣東西，之後我就向她道別，爬下鷹架走掉了。

　　那天晚上我在鐵軌旁的牆面、珍的壁畫上方，畫了一個紅色正方形，在方形的中央我畫了《蒙娜麗莎》（Mona Lisa），她的臉有部分被紅色顏料蓋住，最後整個消失在紅色顏料當中（這顏色與PAGN覆蓋塗鴉用的紅色相同）。為了避免讓這個圖像透露出的訊息太隱晦，在蒙娜麗莎的臉上方，我寫了「這才是網絡」（This Is the Network），而在臉的旁邊我寫：「藝術是永恆的，而人生短暫，因此我不認為網絡是可靠的裁判。」（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 and I don’t consider the network to be a worthy judge.）

　　第二天，等了1小時洗好相片之後，我把我的塗鴉作品照片給珍看。她謙遜的微笑著，把照片交給我時，她說：「我很高興你待在組織外的街頭。」接下來的20年間，珍在PAGN組織內往上爬，並接管了它。之後她將反塗鴉網絡中的壁畫計畫（PAGN內成效不彰、一個「做做樣子」的計畫）轉型成「費城壁畫創作計畫」（Philadelphia Mural Arts Program）；目前它是受到全球讚揚與爭相模仿的公共藝術介入社區建築的典範。

　　在此同時，我也從塗鴉書寫無縫接軌到藝術創作世界：我和陶德．詹姆斯（Todd James）、貝瑞．麥可基（Barry McGee）合作了一檔名為「無法抹滅的市場」（Indelible Market）的展覽，由艾力克斯．貝克（Alex Baker）策畫，於賓州大學當代藝術館（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展出。另外，由傑佛瑞．戴區（Jeffrey Deitch）在他紐約的藝廊（Deitch Projects）中策畫「街頭市集」（Street Market）一展，最後入選進第49屆威尼斯雙年展。雖然有這些美妙的成績，但我開始創作藝術僅兩年的時間，還有許多是我要學習的。

　　於是我又回到街頭。其中一條特別的街是康尼島的衝浪大道，在那裡我找到了一個很棒的中介地帶（在塗鴉的嫻熟語言與藝術語言之間──我的藝術語言程度只能拿來買啤酒），剝除了商業與無效的感情，我在創作與生活之間使用康尼島的特有語彙，卻意外表現出清晰與直率的視覺效果，一種不畏於面對生活與愛的複雜性的態度（而這是我自己生活中較難辦到的）。康尼島是遊玩地也是工具盒，它是一個我學到如何更有效的繪畫、如何達到社區服務、如何在夏日以巡迴演藝團形式賺取生活所需的地方；我在那裡所獲取的技能，都發揮在以手繪招牌來展現社區自己的聲音上，正如塗鴉客「在高處」（Stay High）曾寫過：「這就是來自底層（貧民窟）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Ghet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