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韋爾斯
該是停下來思索的時候了
誠然，西方社會在物質生活上要比四十年前好上太多，
但社會上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的犯罪、破壞以及塗鴉呢？
離婚率為何居高不下？公民參與及信任卻反而下降？
為什麼肥胖及抑鬱症多到成為流行病的程度，就算孩童也未能倖免？
為什麼在多數最進步國家所做的研究，都指出人們變得更不快樂了？
——湯姆金斯（Richard Tomkins），二○○三年十月十七日《金融時報》
寫這篇前言時，人在阿拉伯海上方一萬一千公尺高空，一面啜飲著葡萄酒，一面在我的筆記型電腦鍵盤上打字。我參加了由印度理工學院主辦的一場科技慶典活動，並給了場演講；如今則坐在從孟買起飛的返家客機上。我花在來回旅途的時間，是我停留在印度當地時間的兩倍；再加上十個半小時的時差，我人在印度時還不只是有一點點的精神恍惚。饒是如此，印度是我喜歡的國家之一，利用一個長週末來回奔波半個地球、忍受時差的鞭打，還是值得的。
邀請我前往演講的印度理工學院學生，希望聽我在遺傳學及人類遷徙方面的研究，那也是占據我過去二十年來大部分時間的工作。這項由我和同事共同執行的研究，清楚顯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源自二十萬年前非洲的一位共同祖先；而人類離開非洲遍布全球各地，也只不過是過去六萬年間發生的事。我花了一個小時講述這領域裡的新資料，討論了一些還沒發表的新發現，大致給我們這個物種刻畫了一幅遺傳的歷史圖。
演講結束後，我也按一般常規，接受聽眾的發問，內容從實驗室分析人類DNA的技術細節，到一般性的問題都有。而最後一個問題是我之前被問過好幾次的，將來肯定還會再被問到，也就是：你的研究工作有什麼更廣泛的價值與意義？
我的回答是：研究人類遙遠歷史的神祕細節，乍看起來確實有些難以讓人理解，但那一向讓我著迷；只要有正確的樣本加上少許的統計，就有可能釐清我們這個物種如何遍布全球的細節。學生繼續問道：「但是這種研究為什麼重要呢？」
一開始我站在科學家的立場解釋：不講求特定實際應用的基礎研究為什麼重要。我說政府在許多不同的主題上資助這樣的研究，是因為有些新發現可能會在較實用的領域裡非常有用，譬如說醫學。再者，界定我們這個物種的是我們擁有的複雜文化；為了要了解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扮演的角色，科學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我還說，如果我們碰上了某個來自地外行星的智慧生命，那麼在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裡，我們要跟對方談的究竟是最新的電視遊戲如何操作的單調細節呢？還是專注於我們這兩個高度演化的物種是如何變成現今這個模樣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歷史，才能夠了解自己是誰、以及預測我們將往哪裡去。如同法國哲學家亞蘭（Alain）所言：歷史是對現在的宏觀，而不只是關於過去。
不過這種研究之所以重要，還有另外一個理由，我解釋道。目前人類生活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我們所接觸的人在一世紀之前是從來也不會碰上的。由非洲人與歐洲人、亞洲人及美洲原住民混在一起所形成的社會大雜燴，可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況。這樣的接觸加上語言及文化的差異，也就構成具有變化多端潛力的配方。我們非常清楚這種差異的存在，因為這種差異有助於給自我定位。只不過我們的遺傳學研究也顯示：在表象之下，亦即在DNA的層次，這些差異有多麼微不足道；基本上人類是完全相同的。我解釋道：我的研究帶來的更廣泛意義，在於我們都應該試著看穿區分人種的表象，認清我們都屬於人類這個大家庭。只要我們能認識到在基因的層次，大家都彼此相連，這樣才有可能克服部分的偏見。
對在場聽眾來說，這種看法似乎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大多數人在不久之前才目睹了一場恐怖份子的殘忍攻擊：來自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好戰份子在孟買南區好些地點進行了爆炸及槍殺行動，四天內殺死了一百六十四名無辜百姓（恐怖分子也死了九個）；他們甚至還控制了兩家具有歷史意義的旅館：泰姬酒店和奧拜羅酒店。對印度社會而言，這場事件的衝擊性等同美國的九一一事件，還好死亡人數沒那麼多。經過這樣的事件，就算印度人會感到氣憤，心存報復，為進一步的暴力行動找藉口，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據邀請我與會的主人所言，印度人並沒有沉溺在負面的情緒當中。在我抵達當晚於車陣中穿梭前進時，他告訴我：「這個事件讓我們團結起來，我指整個印度。」
我那次造訪印度的經歷，以及本章一開頭引述湯姆金斯的話，都彰顯了這本書的主題。在我身為遺傳學家及人類學家的生涯中，有幸與全球許多人共事，從資深政治家與大企業老闆，到偏遠蠻荒地區艱苦求生的採食部落族等等；但一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不論這些人生活在何處，都可以看到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
這些變化裡有些是好的，好比整體貧窮的程度減少了，開發中國家的出生率下降了；但其他一些變化，譬如九一一事件及孟買的恐怖行動，就不讓人滿意。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可感覺到世界在不斷變動之中；人類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在接下來的幾個世代中，世界將出現根本的改變。科技創新的腳步正在加快，我們也都置身其中，遭其席捲。我們只要想想過去十年左右學會使用、如今已離不開手的一些東西就可以知道；我馬上想到的有電郵、Google、即時簡訊與行動電話，此外還有油電混合車科技、路邊資源回收，以及像臉書這樣的社交網站。這些新產品都是在一九九○年代中葉以後才廣為流行的，但如今我們已無法想像沒有它們的日子。如果要我們想像二十一世紀結束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隨著驚人科技進步而來的，卻有一些附帶的包袱。慢性疾病在西化社會中史無前例的大幅上升，可能是最顯著的例子了。我說「西化」而非「西方」社會，是因為在印度與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心臟病、糖尿病以及單純的肥胖病例也不斷增加。隨著這些社會愈來愈與西方看齊，他們也承受了許多我們最糟糕的屬性，像抑鬱與焦慮等心理疾病也逐漸增多；目前在美國，治療這類毛病所開立的藥物處方籤，數量是最多的。
這種朝西方不健康社會邁進的腳步，似乎難以阻擋，讓我不禁好奇那最初是怎麼開始的。是否在西方文化與我們的生物組成之間有某種致命性的不搭調，而讓我們生病？如果說這種搭配不當確實存在，那我們目前的文化當初又如何取得了優勢？我們理應是自己命運的掌握者，也創造了最適合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受文化的驅策，不是嗎？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得出這個問題的答案，讓藍燈書屋與企鵝出版社耐心等待的編輯們頗為煩惱。有鑒於人類正面對演化上另一個明顯的轉捩點，因此我在全球展開探索，比較幾千年前與現在發生的事，尋找相似之處。我在為頭一本書《人類的旅程》（The Journey of Man）進行研究之際，發現一萬年前出現於中東的農業生活方式對人類存活產生的影響，而讓我感到十分訝異。我在第一章裡會談到，早期農人的健康狀況要比環繞其外圍的狩獵採集族群來得更差。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農人還會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以致於今日地球上幾乎沒有人以狩獵採集的方式生活？本書接下來的部分，是嘗試從當今的「考古」紀錄裡發掘，以了解促使農業轉型的動力，以及該決定如何創造了我們現存的複雜世界。如果說《人類的旅程》談的是人類如何在世界各地立足的故事，那這本書則是談論在發生那些巨幅改變的階段，人類如何在心理以及生理上產生適應，而在世上存活。這兩本書就像人類歷史宏觀的前後兩個書鎮，在我們飛奔深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帶著我們從人類這個物種的最早期起步，一路走向未來可能的去處。
布蘭德（Stewart Brand）在一九六八年第一期《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的開場白說得好：人類好比諸神，這回該是我們扮好這個角色的時候了〔這是改寫自李區（Edmund Leach）的話〕。人類在過去五萬年歷史當中出現的最大革命，不是網路，也不是從啟蒙時代播下的種子萌發的工業革命，或是發展出遠距航行的現代方法，而是生活在世界上好些地方的少數人決定不再受大自然所限、只從大地上採集物品，從而開始種植自己的食物。
這項決定對人類這個物種造成的影響，比其他任何決定都來得深遠，也促成了許多事件的發生，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將一一檢視。由於該決定所造成的改變，促使人類發展出莫大的能力，但人類也要學習謙遜。在今日的世界，一小撮恐怖份子就可能對整個國家的人民心理造成持久性的傷害，看似簡單的決定也可能對未來好些世代的生物遺傳造成影響，我們的一些作為還可能引起許多物種的消失，速率比過去六千萬年來任何時期都快。目前是停下腳步評估現況、體認事實的時候了：愈大的慾望將帶來愈大的後果。
譯後感
人類未來的希望
潘震澤
接下一本新書的翻譯，都是進行一回深入某位作家心智的探險；面對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作家以及不那麼在行的領域，更是如此，但通常結果也格外讓人驚喜。《潘朵拉的種子》及其作者韋爾斯，就屬於這樣的例子。
韋爾斯的本行是族群遺傳學（population genetics），研究所師從著名的哈佛大學演化遺傳學家路翁亭（路是本書第一章提到的現代族群遺傳學祖師爺杜布然斯基的學生，第四章也談及路與古爾德的演化「拱肩」創見），博士班畢業後又前往史丹福大學同遺傳人類學（genetic anthropology）之父卡伐利史佛札（Luigi Luca Cavalli-Sforza）從事博士後研究，可說是系出名門。
由於熱愛田野工作及講述故事，韋爾斯選擇離開學術界，以寫作及製作影片向大眾介紹科學新知為志業；他的第一本書與同名紀錄片《人類的旅程》就是這項努力的產品，《潘朵拉的種子》則是後續之作。近年來，他擔任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常駐探險家，並主持該學會與IBM聯合支助的基因地理計畫（Genographic Project），利用基因標幟來追蹤古早人類的遷徙過程。該計畫的最新動態，可參見下網頁：newswatch.nationalgeographic.com/2011/11/03/modern-humans-wandered-out-of-africa-via-arabia/。
人類祖先在全球各地遷徙的過程，自然是有趣且有意義的研究；因為研究結果一再顯示：全球各地民族看似複雜，但都屬於擁有共同起源的單一物種。人之不同，由環境與文化造成的差異，顯然比基因組成還大，這點值得所有斤斤計較本土與外來、先來與後到等差別者深思。
所謂「歷史是宏觀的未來」，從研究古早人類的歷史，韋爾斯得出一項推論：現代人面臨的種種問題，大都由於人類的生物性與環境出現扞格所致。人的生物性，好比有善於儲存能量的儉約基因，喜好漫遊出走的天性，習慣生活在百來人的小群體、發展出互利的道德觀，以及創作「無用」的藝術品等，是生活在非洲大草原的狩獵採集族人類祖先，經過幾十萬年的演化所得出的，至今仍寫在我們的基因當中。
由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顯示，狩獵採集族的生活其實不比農業社會差，不單自由得多，飲食內容更營養且多樣化，體格也更健壯，那麼一萬多年前的人類為什麼會放棄採集狩獵、而改行農耕呢？這可不是想當然爾的決定，而與上一次冰河期結束，地球變暖，植物茂盛，人類過了一段好日子後，突然又出現了新仙女木迷你冰河期有關；該氣候變化造成可採集的食物短缺，迫使已經定居下來、出走不得的人類開始種植、而非蒐集穀物，農業因此萌芽；這一部分韋爾斯在書中有精彩的介紹，非常值得一閱。問題是人類一旦採行了農業生活，就有如身陷流沙之中，難以逃離，直到今日。
從農業社會衍生出來的許多問題，主要是由於食物供應的充分與穩定，導致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增多並集中的人口，促使城鎮、制度、階級、國家與軍隊的出現；社會財富的累積與分配不均，造成搶奪與防衛的爭戰不休；人畜的親密接觸與人口的密集，造成傳染性疾病增多，大規模的瘟疫史不絕書；再來，農業社會養活的人口雖多，但因食物種類單調及傳染病增多，健康狀況反而比狩獵採集的祖先差。
傳統農業社會一向受天災（旱澇、瘟疫）與人禍（戰爭、暴政）支配，而有循環式的盛衰出現；然而自近代科學興起、工業革命啟動後，人類對自然界的掌握能力日增，也逐漸脫離了這種宿命。問題是福兮禍所伏，現代社會的一切進步與便利，是人類學會了控制能量的方法，靠著消耗龐大的能源才建立起來的；只不過人類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依賴，也造成全球暖化的問題。且不提化石能源終有耗盡之日，只怕在那發生之前，由溫室氣體引起的全球氣候改變，就已經造成人類社會的浩劫。
現代社會的問題，還有許多，好比高熱量但營養不足的垃圾食物充斥，普遍靜態的工作與娛樂，讓人腰圍尺寸逐漸增加，並出現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等慢性病；二十四小時的人工照明，無所不在的背景噪音，以及如影隨形的工作壓力，讓人焦慮、失眠甚至精神失常；現代理性科學的抬頭，造成傳統神話的式微，以致於有基本教義派的反撲，恐怖份子的猖狂。
面對現代社會的困境，以及史上許多人類文明崩壞衰頹的紀錄，許多人對未來提出悲觀的預測。當我接下《潘朵拉的種子》的翻譯邀約時，正在讀科普寫作名家瑞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樂觀主義者》（The Rational Optimist）一書。我發現這兩本書有許多相似點，都是從人類的過去，看人類的現況與未來，而兩書正式的出版日期只差一天，可謂另一巧合。當然，兩位作者的基調與看問題的方式相當不同：韋爾斯是謹慎中帶著希望（從書名可以看出），瑞德利則是極度的樂觀。
兩本書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人類之所以超越其他物種，在地球取得主宰的地位，乃是由於人類演化出交換的能力，從以物易物到分工合作，再到技術觀念的交換、融合與突變創新。瑞德利把觀念的繁衍複製與生物的有性生殖相提並論，藉以彰顯新觀念的生生不息；韋爾斯則舉了幾個「需要是發明之母」的例子，顯示人類面對的危機愈大，想要找出解決之道的動機也愈強。韋爾斯還指出更重要的一點，如今資訊傳播的速度已達到瞬間即可傳遍全球的地步，因此人類也擁有更強大的修正能力。危機即轉機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
很多人都說過「人類正位於某個轉捩點」這樣的話，但多數人囿於自身有限的生活經驗，對此似乎沒有什麼感覺。經由親身造訪全球許多有趣的所在，好比挪威峽灣的海產養殖場、美國田納西州的桃莉塢主題遊樂場、南太平洋的島國吐瓦魯（中華民國邦交國之一）、維也納郊外的藝術家精神病院等，韋爾斯為讀者訴說了一則則發人深省的故事，給上述老生常談賦予了真實的生命。此外，韋爾斯從廣泛的閱讀中，摘要重述了許多有關遺傳學、考古學、育種養殖學、病理生理學、輔助生殖科技、全球暖化、道德起源、基本教義派起源等知識，有些是譯者熟悉的，有些則不然，但都是讓人興奮的閱讀與翻譯經驗。
作者對未來所開立的處方「需求少一些」或許新意不高，但通常真正有用的建議，都看似平常；像少吃一些、少用一些、少浪費一些，少丟棄一些，並不難做到，只要有更多人體認這一點，而身體力行，那麼人類的未來仍是充滿希望的。
共 
韋爾是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的一個市鎮。總面積76.35平方公里，總人口32018人，其中男性16173人，女性15845人，人口密度419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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