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京南主編

光緒(1875—1908年)、宣統(1909一1911年)兩朝37年歷史，正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既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統治走向覆滅的末世期(泛稱「清末」)，又是中國社會現代化(亦稱「近代化」或 「早期現代化」)轉型中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坍塌和重建的關鍵期(亦稱轉型的「瓶頸期」)，還是整個世界歷史發生時代性重大轉變的質變期——英、法、德、美、俄、日等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巨大的變動，世界歷史由近代步人現代。
這一時期，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全球一體化和世界現代化進程，已經進入以資本主義世界統一市場形成為核心內容的一體化與現代化同步的新階段，並開始從舊模式向新模式轉換，從低層次向高層次飛躍。隨著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帝國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展開，殖民地瓜分和勢力范圍的爭奪空前加劇，國際局勢更加動盪不定，國際關系更加復雜多變，一切矛盾和沖突都在新舊轉換和時代飛躍中變得更加尖銳激烈。殘酷的征服、瘋狂的掠奪、劇烈的對抗、巨大的犧牲等等，既構成世界現代化的沉重代價，又構成世界一體化的艱難途徑。歷史事實表明：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運動和國際秩序的規范化運動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動力和時代主題；兩個運動之間交錯互動，平衡制約，呈現出明顯的動態性、曲折性和階段性，代表了這一時期歷史發展的內在脈絡和主流趨勢。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歷史，不僅自覺不自覺地納人了世界整體化軌道，而且體現出既豐富又典型的相關性和個性特征。
以往的中國近代史(即晚清史)研究中，有「一條主線」(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兩個過程」(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過程，反帝反封建斗爭過程)，「三個高潮」(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四個階段」(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八大事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多種說法。無論用哪一種說法來表述晚清的歷史，它的主要內容都集中在清末光緒、宣統兩朝。因為光緒、宣統時期不僅擁有了三個高潮中兩次高潮，四個階段中的三個階段，八大事件中的六大事件的歷史內涵，而且囊括了一條主線和兩個過程中變革與揚棄，挑戰與應戰，裂變與整合，沉淪與上升等新陳代謝的核心內容和基本脈絡。
若用全球史的眼光去審視光緒、宣統兩朝的歷史變遷，人們便發現簡單的機械決定論和面面俱到的系統淪都很難說明此時中國社會之所以進入沉淪與上升並舉的轉型關鍵期的來龍去脈。因為作為社會調適和自控能力提高的社會現代化轉型運動，首先是指社會系統相互作用中的結構變化，它有著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的普遍性和同質性。但如何實現現代化，各民族國家現代化應走什麽道路，取什麽模式，卻有著諸多的異質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以歐美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區域，率先完成了現代化任務，隨著其統一的國內市場方面一體化程度的加強，壟斷所造成的國內生產的社會化和一體化必然會延伸到國外，資本輸出的增加和壟斷組織海外擴張的加強，將亞、非、拉等不發達國家強行納入統一的國際市場體系之中；而同一時期的東方，東亞儒家文化區域各國，雖然也開啟了現代化的進程，卻只有日本的現代化(1868一1889)獲得了例外的成功。中國，這個曾經稱雄東方的古老帝國，社會發展水平並不比當時日本落後，而且早於日本開始了現代化活動(至遲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始)，卻由於自身國情的約束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奪而多次失去了迎頭趕上的歷史機遇，變成了一個不服管教的「頑童」，在普通的現代化模式之外徑自作著沉淪的游戲，使國內已有的資本主義因素在內外雙重的壓制下步履蹣跚，一波三折。
19世紀最後30年，第二次科技和工業革命浪潮給全球性的現代化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電力的使用及相關工業的發展把人類帶人了電氣時代，石油資源的開發和化學工業的興起為各行各業的騰飛提供了充足的新能源，日益形成的電報電話和鐵路網絡將分散隔絕的地球聯成一體。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和財富在充分完成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過程中日益成倍地增長，世界市場成為壟斷資本激烈競爭的生命線，資本輸出成為爭奪世界市場的驅動力，資本主義逐漸成為極少數列強對世界大多數國家施行殖民壓迫和金融統治的世界體系。西方列強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日益高漲的商品流通和國際貿易也迫使中國與范圍更廣闊的世界經濟融為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