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繁花盛開的研究領域
由此可見，臺灣文學此一繁花盛開的美麗園地，不僅在國內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在異地也得到廣大的迴響，得以生根茁壯，結實纍纍。本書因而定名為「異地繁花」，分上、下兩冊出版，上冊選譯了十二篇海外學者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論文，包括：哈玫麗、荊子馨、阮斐娜、張誦聖、林麗君、王德威、陸敬思、陳綾琪、桑梓蘭、蔡秀□、奚密十一位學者的文章，主題涵蓋殖民、國族、認同、性別、同志、飲食與生態，論述文類跨越小說、電影與散文詩，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風貌。
四百年前，沈光文從浙江移居臺灣，吟詩作詞，為臺灣詩文奠定不可或缺的古典基礎。我要強調︰探本求源，正如英國之於美國文學，臺灣文學也不能自外於為之開頭引源的中國文學；中國的古典遺澤尤其是臺灣先賢的文學資本，唯有從此下手，有志於臺灣文學者才能整理出一條臺灣獨特的文學大道。縱使非屬古典，中國近代對臺灣「新」文學的形塑也有推波助瀾之力，不可輕忽。
1919年前後，中國歷經了文言白話的語言爭執，也在政治上遭逢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學者作家則轉向「新文學」等大眾文化運動，近者希望改革書寫工具，遠則要求社會進步，為國家民族湔雪前恥。種種思想變革之中，胡適與陳獨秀領導的白話文運動作用最大，立功不少。是以我們選譯的篇章，一開頭就是哈玫麗（Rosemary M. Haddon）所寫的〈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哈玫麗是前述少數純粹西方背景的研究者，目前任教於紐西蘭瑪瑟大學（Massey University）語言研究系。從博士論文開始，她處理的就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此後研究上幾乎也都以臺灣或中國的同類作品為主，1996年還刊行了所編所譯的《牛車︰1934迄1977年的臺灣鄉土小說》（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不過在〈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一文中，哈玫麗卻走回臺灣日治時代的前半期，以1923年在東京創立的《臺灣民報》為中介，討論了後來攸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形成的兩條發展線脈︰一是張我軍引發的臺灣白話文論戰，另一條也相關，乃臺灣白話文論戰後《臺灣民報》上發表的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所造成的衝擊。哈玫麗的結論是當時的臺灣作家一如中國作家，深深受到魯迅等人中譯的西方小說和詩作──尤其是在《臺灣民報上》重刊者──的影響。哈玫麗繼而在反殖民的主題和臺灣的認同問題上深耕，展現《臺灣民報》在當時的啟蒙地位。
日人的臺灣文學與臺灣的日文文學
對多數清末民初的臺灣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而言，日本殖民本身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事實。日本是先進國家，雖然是殖民，而且還是軍事統治，對臺灣仍然有啟發作用。但是一般而言，在當時的民族感情中，前朝記憶與唐山意識仍然強烈無比。在舉世華人國家中，臺灣──不論是世居其地的舊住民或原住民──和日本的軍事衝突規模也最大，而且層出不窮，在日本治臺的前十五年尤常使其部隊疲於奔命。我們為此特別中譯了杜克大學荊子馨教授的〈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讓歷史在某個意義上回歸歷史。話說回來，日本殖民依舊是不可消抹的史實，日本作家訪臺與或曾經居臺也是事實。這些人在常人眼中不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我認為《馬關條約》之後，從臺灣曾為日本「領土」的角度看，他們確實是「臺灣人」，至少可稱「日裔」的臺灣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這些人不是自己買棹北返，就是讓國民政府遣送回日，「臺灣經驗」已化身潛伏進日文的文學作品中，在小說裡尤其可見。臺灣文學的研究者一向不敢輕忽臺灣本地人的「日文文學」，獨獨遺漏了日本人的「臺灣文學」，說來奇怪。近年來大阪大學的垂水千惠與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探首移向這部分的作品，我們幸而更有科羅拉多大學的阮斐娜教授潛心研究這有待拓墾的處女地。她所作〈性別與現代性：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在後現代的意識中觀察，不僅有新意，抑且是開山之作，自有篳路藍縷之功。阮文處理了林芙美子（1903-1951）、真杉靜枝（1901-1955）與(土反)口□子（1914-）等三位日本女作家，討論她們描述臺灣及日本其他南方殖民地的小說。「這三位女作家固然背景不同，但她們在追求自我想盼的實現與現代性時，都橫渡了阻隔臺灣與日本的大海。」換句話說，她們跨接了兩個文化區，在戰後甚至銜接了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的歷史經驗。文學史有時也頗浪漫。
這些日籍的女性臺灣作家的對立面，乃一群早已冠上「皇民作家」頭銜的小說家。他們在臺灣文學史上多已揚名立萬。晚節不保或不得不保，在在訴說的是他們面對大東亞戰爭末期在文化上所顯現的窘況。其時日本為擴充兵源，也為鞏固自身的利益，開始要求臺灣人拋棄漢姓漢名，褪下唐衫，穿戴起和服，把自己「變成日本人」。這個過程，和戰後國民黨喝令原住民放棄祖先名姓，改用漢姓漢名異曲同工。宋楚瑜身任國府新聞局長前後，又三申五令，不許學生在校講「方言」，也限制電視上的「方言節目」亦屬殊途同歸。總之，國民黨治臺的方案就是把臺灣人「變成中國人」
張誦聖教授任教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平生以臺灣文學的研究為職志，著作以1960年代為基準，上下開攻，涉及了1970年代迄今的臺灣文學。在這同時，她也拓展到了日本時代的小說，她的〈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便以日本占領臺灣最後一個階段的小說命旨。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要求臺灣各類住民改變名姓，做個天皇的好子民。在這約莫三年的時間中，一部分作家見風轉舵，確實學做天皇的好子民，大寫以日本為尊的小說，大聲吟頌讚美天皇的詩歌。呂赫若、陳火泉、王昶雄，以及周金波、葉石濤等人都曾如此，一時間出現了不少「皇民練成運動」的小說。在時勢壓力下，連楊逵這種臺灣強硬派的左翼分子，也不得不對日本天皇──還有日本皇軍──歌功頌德一番，詩文中極盡「諂媚」之能事。張誦聖的這篇論文倒不直接以「皇民小說」為論述對象，展開的反而是某種後設批評，對研究這類小說的評論再加評論。她的結論精確至極︰「本土臺灣文學論述經常由臺灣國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就如本土文學論述受到簡化的左翼思想壟斷一般。」不過我也要指出︰本土臺灣文學論述也常由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道理彷彿。
國家暴力與傷痕文學
臺灣人普遍都有「唐山意識」，日治時代更是如此。但是這種意識形態，我總覺得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簡化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可混為一談。這一點論證起來十分複雜，簡單講就是日治時代的臺灣人未曾有過「中華民國經驗」；有之，則為「前朝記憶」或儒門意識形態所促成的「追遠之思」。祖先經驗我們當然要記取，認同移居之處也和「數典忘祖」無關。1945年以前，臺灣從來沒讓中華民國統治過，日治時期怎可能有國府後來宣導的「中華民國式」的中國民族主義，甭談1949年後才出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不久，舊住民中的閩南與客家兩族都和國民政府及所謂外省族群的「新住民」有過嫌隙，甚至兵戎相見，這是遠因。至於近故，則得拉回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是近代臺灣史上的大事，事發又有遠因和近故。後者早已真相大白，乃臺北市販售私菸的婦人遭軍警擊斃而引起。至於前者，那又複雜了，主要問題在接收大員的態度與治臺的表現，而其受難者本省與外省族群都有。二二八事件本遭到消音已久，解嚴後才又新啟反思，史學界尤多。
表現在文學上，二二八事件形成鍾肇政的《怒濤》等等小說。這些作品雖非創作於事發當時，然而寫來激昂澎湃，每每也令人讀來動容，從文學評論的角度立論者亦多。此其中，林麗君的〈一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白色恐怖〉堪稱佳作。所謂「一個故事」，指的是鍾浩東與蔣碧玉的一生。他們都是臺灣人，都曾在日本時代遠赴中國，參與抗日的戰爭。戰後回臺，他們所見是二二八的亂局，隨之即遭警逮捕，巧立名目一槍決，一留人間，苟延殘喘。解嚴前後，他們的生命雙雙化成藍博洲的短篇小說〈幌馬車之歌〉的主題，也轉為侯孝賢導演的臺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好男好女》。小說與電影共享主題，一一探索再現暴行的方式，而林麗君所寫，便在檢視這兩種藝術媒介處理「過去」的策略及其面對的問題。在電影中，侯孝賢「刻意把觀眾和銀幕上演出的事件……距離拉開」，而藍博洲則「採用新聞紀實的敘事策略，製造出多重聲部，而所有聲音又從不同角度論及同一人，因而創造出圓桌座談的氣氛」。林麗君文筆明快，見解甚為精湛。
走過了二二八事件，臺灣史來到了1950年代。比起紛擾多事的1940年代，這個年代安靜多了。大體而言，臺灣當時幾乎只有一種聲音，只有1940年代末播遷來臺的國府的「反共抗俄」論述，而在這個「國策」倡導與指導下，「反共文學」時興起來了。論者多以為此一文類乃政治產物，從而貶低其重要性與文學史上的意義，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獨排眾議，在《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Narrative）中特闢專章討論其中的小說類，和齊邦媛教授的〈千年之淚︰反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一文前後輝映。本書特別收入王著該書中的一章〈傷痕記憶，國家文學〉，以饗讀者。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認為1950年代的反共小說可以和1980年代中國風起雲湧的「傷痕文學」相提並論，乃「臺海兩岸在文學類型上的互動」，因為這些文學類型都在見證「中國的苦難」，傾吐對彼此的不滿，乃「中國自家人鬥爭」的虛構性記實。「傷痕文學」不是本書旨趣；在臺灣文學這方面，王德威則分析了潘人木與陳紀瀅等人，外加一個「國籍」較具爭議性的張愛玲。潘人木的《蓮漪表妹》、潘壘的《紅河三部曲》與陳紀瀅的《荻村傳》都是「反共小說」中的佼佼者，寫的不外乎理想主義青年由左傾到最後的覺醒等政治傷痕，和海外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互成聯璧，因此可用本屬中國文革之後的揭露小說並比，稱之為「傷痕小說」亦無不可。〈傷痕記憶，國家文學〉真正強調的是此一文類當時在海峽兩岸同時並存的史實，反映出右翼反共與左派反臺的小說史奇景。王德威的貢獻不僅在洞察文學史中的諷刺，還展示了文學史家應有的「史膽」，把一個世人忽視經年的文類帶到歷史的前景，使之具備合法的文學地位，而且形成中國五四寫實傳統的二度登「臺」，衝擊到臺灣本土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意義自是非凡。
國族寓言與文化認同
從1950年代中期到整個1960年代，在臺灣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無疑是夏濟安和白先勇夥同朋輩，分別創辦了《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兩種刊物。白先勇嶄露頭角的時間是1960年代。從斯以還，他的影響深遠，迄今猶存。談到白先勇，除了《紐約客》與《孽子》外，我們奔到腦海的當然是《臺北人》。這部自成系列的小說集不寫臺北，人所共知。白先勇所述，其實大唱反共文學的反調，兵敗中國的東渡諸公不但無力反攻，也無心反共，個個幾乎只能存活於記憶之中。這個記憶變成了解嚴前中華民國真正的國家記憶，難怪在本世紀初，李歐梵會以「同情式的反諷」形容之，而且認為是臺灣現代性的組成要素之一。西方學者的《臺北人》論頗有一些，我獨敬華盛頓州立大學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的〈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國族形成與性別定位〉，不僅因為他是少數以臺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純種美國學者，也因為他慧眼獨具，看出《臺北人》中真正的上品乃係〈遊園驚夢〉，從而為其中國系譜剖析闡釋。
陸敬思的這篇文章幾乎以「批評」開筆：他批評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名文〈多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對其中提出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一詞不是稱之標舉過浮，就是指出學界將詞用得過泛。然而接下所論，卻讓我們覺得白先勇透過〈遊園驚夢〉的「虛」，將文學想像孕育於中國國族主體意識之「實」上面，「將這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融於一體」。《臺北人》最為人稱道的「意識流」，陸敬思反而認為應稱「無意識流」（stream of unconsciousness）。白先勇用這種高度現代主義的手法傳達東渡諸公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擺蕩，連國族未來也都因之而托喻化了，「就隱藏在女主角錢夫人因離散而產生的那種可怕的沉默背後」。不過在借用1960年代及前此西方盛極一時的技巧時，諷刺的是白先勇又引中國之經，據中國之典，用所謂「以戲點題」的方式托出〈遊園驚夢〉或整部《臺北人》真正的命意，而且焊接得既合情，又合理。1960年代是西潮在臺灣開始鼓動的時代，白先勇可謂此時最前衛的弄潮兒，也是此時臺灣文壇的復古派。
從白先勇的時代開始，臺灣已逐漸步入今天不可避免的政治與文化僵局︰大中國主義與臺灣主體的對立。從那個時代以來，尤其是到了1970年代的前半段，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或反共文學時生齟齬。論戰當時，雙方不必是如今壁壘分明的統獨兩派，各主其事的彭歌與王拓等人也沒有一個敢於以行動實踐急獨或急統；在白先勇等小說現代派之外，其時聲名最著的黃春明與陳映真更不曾直接承認自己的大中國主義與臺灣意識。陳映真在媒體公開自己毛派的共產或社會主義者之身，已經是解嚴以後的事了。在這之前，他頂多承認自己小知識分子出身的工農兵傾向，王拓其實也是如此。陳映真與黃春明在1960年代就已成氣候，黃春明尤然，至於王拓就得待1970年代才攻上文壇。撕下政治標籤，三人地位之廣獲肯定，更要遲至1970年代。
時序進入1980年代，臺灣新一代的小說好手又紛紛出現。從張大春開始的這輩作家，1980年代中期就已嶄露頭角。從寫實主義，他們發展到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他們一個個走出眷村，卻又懷念起父兄蟄伏的那些封閉的社區，而冥冥中似有天意，「眷村文學」居然闖出了一個名號，納入了朱天文、朱天心姊妹。以朱家為主的「三三作家群」對臺灣文壇貢獻頗巨。討論朱天心的學者或評論家甚多，我覺得論之最深者乃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陳綾琪教授的《書寫華文︰重塑中華文化的身分認同》（Writing Chinese: Reshap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裡的相關專章，我們毫不遲疑便予以中譯，題為〈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
陳綾琪說得是，臺灣從1980年代開始，社會「從各鄉鎮到國民黨政府的核心，都經歷了一連串社會、文化上的改變，在政治上也大規模的『臺灣化』」了。首先，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而在這之前的幾年中，蔣經國政府同意有條件與中國接觸，然而隨著兩岸人民活動日趨頻繁，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卻也開始磨合了，「產生一股強烈的臺灣認同感」。臺灣作家進出原生祖國的次數愈多，他們和原生祖國的聯繫就愈淡，從而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己在「大中華」文學傳統下的定位。
陳綾琪受業於王德威教授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之際；名師出高徒，她的小說慧眼確實令人刮目相看。由於政黨開放之故，1980年代以後，臺灣確實由「單一歷史」走向「多重歷史」的混聲局面。「到底誰才是中國正統？」我們可以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那套「道統」扶正之？還是地大人多便可謂「正統」？1970年代期間，文壇上這種「我是否為中國正統」的迷失徬徨，到了1980年代中期似乎就沒人在意，問題很快解決了。「為了解除認同危機，朱天心採用的方法之一即是後現代的敘事技巧：拼湊（pastiche）。」陳綾琪又指出︰「對朱天心而言，拼湊所激發的倒不是歷史的懷舊情愫，而是文本的糅雜特性，為臺灣獨特的後殖民經驗創造出一個協商空間。」《古都》一書，同時「拼湊」了上天下地舉世一切皆可拼可湊的耳聞目睹，包括朱氏本人那細瑣不辭的個人觀感。朱天心寫出《古都》，希望能夠「了解自己文化認同危機的核心問題，並探討其未來的發展」。《古都》的中文評論不算少，我覺得最精闢的仍推陳綾琪的看法。
同志現身
1970和1980年代其實難分難解，1980和1990年代也是一根腸子通到底。這一刻，我們看到臺灣主體已告確立，各種不同的社會族群也紛紛起而效之，建立自己的身分。女權運動或男女平權問題早已不成問題。1990年代文學社會最重要的現象是同志文學興起，而最有意義的是「酷兒」（queer）文化與過去一直「羞」於啟口的女同志文學。這段期間內，傳統的「姊妹淘」變成了新時代的「女性情誼」（women’s bonding），而寫手與研究者依次出現，出櫃之舉常聞，我們早就見怪不怪了。
在西方世界，時間上如此貼身的研究還不多見，而目前任教於奧勒崗大學的桑梓蘭乃其中的佼佼者，著有《現身中的女同志︰現代中國的女性間的愛慾》（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中介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運動〉就是其中的一章。不過這篇文章社會學的傾向較重，本書收為附錄，方便讀者了解背景。就文學而論，繼之的〈女同性戀的自傳性書寫〉一文，就是正中靶心的好箭了！
桑文由1970年代玄小佛的《圓之外》及郭良蕙《兩種以外的》談起，繼而堂皇進入1990年代之初︰凌煙所著《失聲畫眉》、邱妙津自殺前完成的作品如1994年的《鱷魚手記》和隔年的《蒙馬特遺書》，以及此後陳雪的《惡女書》及《夢遊1994》或洪凌、曹麗娟、杜修蘭等新銳所作，桑梓蘭多曾力加檢視，讓社會學轉成文學。上述女性作家中，多位本身就是女同志，所寫的「女女之慾」自傳色彩強，桑梓蘭乃援就此一色彩，解析了各家所著。桑氏下筆細緻，眼光獨到，令人讚嘆，可稱臺灣女同志的知音；說她是善解全球女同志情況的學者，我覺得亦無不可。同志運動不分男女，本身就是二十世紀的國際現象，各地來者常見互動。
電影與散文詩
本來電影並不在我計劃的篇目之中，不過從1980年代以來，電影和文學關係日趨密切，臺灣的世界級名導也一一出現，成名作家如白先勇、朱天文等人更常跨刀為電影撰寫劇本，使之變成研究臺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環，至少是某種形式的互涉文本。此所以本書先前採用了林麗君的〈一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白色恐怖〉，其後特別又加譯了蔡秀□的文章〈臺灣新認同的食譜？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的食物、空間與性〉，以見其然。
蔡秀□目前任教於美國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對電影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卓有心得。臺灣政治認同的問題複雜，她的鴻文深入此一問題，探討問題在電影及文學方面的再現，也比較了三位當代創作者的作品：李安、蔡明亮與朱天文。這些名導或作家，紛紛以「第二波」與「新世代」運動，以世界公民的姿態特別關心臺灣的未來。李安的《飲食男女》、蔡明亮的《愛情萬歲》，以及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是其中特別突出的例子，顯示出他們如何將食物、空間及性化為重要隱喻，探索並解讀了1990年代臺灣的文化、政治與性別問題，我覺得值得我們細探，再加析論。
本書最後一篇是加州大學的奚密所寫，題名為〈從超寫實主義到自然詩學：臺灣散文詩研究〉。單就篇題，讀者即可了解我何以選用此文壓軸。中文世界從魯迅在1927年出版《野草》以來，真正繼承散文詩這個傳統的是臺灣，幾乎重要詩人都寫有──或可稱之為──「散文詩」的小品。1933年3月，臺灣風車詩社成立，有意無意間開啟了散文詩的創作，法國象徵主義的影子清晰可見。此後散文詩陸續登臺，分布於上文簡述的多數時期中。重要詩社如藍星、創世紀與笠詩社都有人寫散文詩，重要詩人從覃子豪、紀弦、楊牧、□弦、余光中到楊澤、蘇紹連與劉克襄都迭有新著，賡續不絕。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近代文學史上罕見。其次，我們在討論新詩時，其實罕見以散文詩當專題，留下不少學案上的罅隙，十分可惜。在美國，奚密研究臺灣詩最勤，所著廣受稱道，用她的專論來結尾，承先又啟後，再好也不過。
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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