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穆生

死刑

1943 年發生了一連串悲劇。1943 年4 月以前，日本人偶爾允許一些拘留人士到香港的聖保祿醫院（見地圖3）做X光檢查，因為營裏沒有X光儀器。雖然拘留人士不喜歡去醫院，但他們喜歡有機會去市區，只要能離開拘留營就已經很好，而且可以藉此聯繫中國和中立國的朋友，更可從他們那裏得知新聞資訊，有時還會得到物資和金錢。1943 年4 月，一個拘留人士從聖保祿醫院回來，被發現在繃帶內收藏了很多錢。

在這段時期，日本人將一些匯豐銀行的英國職員留在市區，當中包括主管祁禮賓爵士（Sir Vandeleur Grayburn）和經理艾文遜先生（Mr. D. C.Edmondston），以便將銀行裏非軸心國的資產變成現金。那位拘留人士的繃帶裏收藏着的錢，顯然是由其中一個銀行家所給，讓他帶到營裏用來購買食堂的補給。錢被發現後，司徒永覺醫生和祁禮賓爵士被捕，其他銀行家也被捕入營。同時，司徒永覺的太太和祁禮賓爵士的太太也被拘留。這件事令日本人開始在營內外全面鎮壓懷疑正進行反日活動的人。

很多在營內外正進行着的事，其實都在日本人掌握之中，例如有些拘留人士跟親重慶的香港華人有聯繫。他們利用每天進出運送糧食的車傳遞訊息，估計也買通了貨車司機。另外，營裏也有日本人嚴禁拘留人士擁有的無線電接收器。在香港，很多華人被捕，在嚴刑逼供下供出了一些人名。接着，一批拘留人士被逮捕，其中包括前警官、曾經聯繫運送糧食的貨車的人，還有三名無線電工程師。一天，日本人進入拘留營，直接走到一個房間搜查無線電，結果沒找到。後來，其中一名無線電工程師被日本人帶到營裏，要他掘開印度人住所旁的壕溝，終於找到了無線電設施。

詹遜先生多次嘗試干預此事，以及幫助那些被捕的人，但是他無能為力。日本人說，司徒永覺醫生和祁禮賓爵士不是拘留人士，因此他們與詹遜先生無關，至於遭到逮捕的拘留人士因為涉嫌犯下違反日本軍法的行為，因此不能與其他人聯繫。最初，被捕的人被關在香港，但後來他們被轉移到赤柱監獄。隨着他們被轉移，拘留人士將糧食、維他命丸、茶包和衣物送到監獄。在監獄旁的山上，他們能看到囚犯在監獄的庭院裏做運動。

日本人舉行了軍事審訊，而在逮捕行動展開的三個月後，他們宣佈對祁禮賓爵士和繃帶裏藏錢的拘留人士的判決，他們被判入獄一百天。繃帶裏藏錢的拘留人士隨即回到了拘留營，因為在公佈判決時已幾乎過了一百天。但是在1943 年8 月21 日，祁禮賓爵士在赤柱監獄死去，他的死亡毫無預兆，而儘管他的太太就在監獄的另一邊，也沒有被傳召過來。他的遺體被送到營裏，體檢發現他死於營養不良。其葬禮於1943 年8月23日舉行。

其他人命運未卜，而人們亦努力想要得知他們到底發生甚麼事。雖然已有人被逮捕，但或許基於人們渴望得知消息，又或許希望提供支援，運送糧食的貨車再一次被用來傳送消息。1943年10月初，一名會寫中文的拘留人士被要求翻譯一則訊息，訊息被寫在一張香煙紙上，然後貼在一個火柴盒的背面。訊息寫道：「傅瑞憲和Scott被判死刑，要求重慶的英國大使立即干預此事，十分緊急。」訊息被發送出去，但是再也沒收到回音。1943 年10 月29 日，一群小孩經過監獄，看見一輛貨車駛出，車輛駛過時車內傳出英國人的叫喊：「再見啦，孩子們。」貨車駛往聖士提反沙灘的碼頭，C座平房以及同是那個區域的拘留人士看到，七名歐洲人從貨車走到山坡，他們跪在戰壕旁，然後被射殺了。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沒有傳來官方聲明，最後在1943年11月2日，拘留營內貼出了一張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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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11 月2 日的通告

日本人已經通知我，1943 年10 月19 日判處Messrs.F.W. Bradley、F.I. Hall、H.S. Rees、W.R. Scott、傅瑞憲、D.W.Waterton 和C.F. Hyde 死刑。

死刑已於1943 年10 月29 日執行。

Messrs William John Anderson、James Leslie Anderson 和Frank Roberts 被判十五年監禁，艾文遜先生被判十年監禁。

施加刑罰的理由在於該等人士違反日本軍法，以及滋擾日治地區的安寧。

一份詳盡報告將會發送到東京的戰俘局，該局會通過適當的渠道知會英國政府。

關於指控的詳情將不予公開，因為公開信息會對日本不利。

任何有關囚犯刑罰的代表或上訴將不獲受理，不論是囚犯的親屬，還是營地總監。

任何宗教或群眾集會悼念被處決的人都不被允許，日本當局要求嚴格監察這項禁令。

負責拘留營內部行政的人要為營內人士嚴格遵守這禁令負上全責，否則嚴懲。

我作為營地總監，要求營裏的運作一切如常。

詹遜簽署

營地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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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裏震驚了，「……直到那時人們才知道要閉上嘴巴，謹慎行事成為英勇中重要的一部分」。這時還有消息傳出，一些華人和可能身處香港的歐洲人也被處決了。營裏瀰漫着沮喪的氣氛，日本人顯然察覺到這點，在頒布這通知的同一天，他們亦同時發佈了遣返回國的通告。然而，「整個營地有一種令人不安的低落情緒……任何紀念活動都被禁止，我們不能為失去的人流露哀傷及不捨之情，而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感受不到任何安全感了。」

死刑

1943 年發生了一連串悲劇。1943 年4 月以前，日本人偶爾允許一些拘留人士到香港的聖保祿醫院（見地圖3）做X光檢查，因為營裏沒有X光儀器。雖然拘留人士不喜歡去醫院，但他們喜歡有機會去市區，只要能離開拘留營就已經很好，而且可以藉此聯繫中國和中立國的朋友，更可從他們那裏得知新聞資訊，有時還會得到物資和金錢。1943 年4 月，一個拘留人士從聖保祿醫院回來，被發現在繃帶內收藏了很多錢。

在這段時期，日本人將一些匯豐銀行的英國職員留在市區，當中包括主管祁禮賓爵士（Sir Vandeleur Grayburn）和經理艾文遜先生（Mr. D. C.E...

新版序言

我於1973 年寫下論文〈香港赤柱拘留營，1942-1945：二戰平民拘留營研究〉，當時有兩個問題被多次問及—「你當時在那裏嗎？」（意思是問我是否拘留人士）及「你為甚麼會對赤柱拘留營感興趣？」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不，我並非拘留人士」。二戰期間，我只是一個在美國紐約出生、在美麗的五指湖地區長大的小孩。也許我能聲稱，1941 年日本人攻打香港的時候，我「被拘留」在嬰兒床裏。我在沒有半個亞洲人的小鎮裏長大，對亞洲幾乎一無所知，直到1959 年，我在紐約漢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修了一門課。這門課是亞洲歷史的概述，由一位李教授執教，諷刺的是，該名教授並非中國人，而

是白人。只有一年的課程，內容卻包含了中國、日本及印度的歷史，但已激發了我更深入地研究亞洲的興趣。當時我對香港沒有認識，更別說那裏的二戰拘留營，從來沒有想過這一切會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1964 年，我以一名來自紐約公立學校系統的「流亡者」身分，第一次來到亞洲，恰巧在香港。香港常常被形容為「流亡者的城市」，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人們大多從中國大陸逃亡過來，因此我自稱為流亡者也不失所當。

在1963 年的大半年裏，我在一間紐約公立初中任教，那可謂是一段痛苦及令人沮喪的經歷，能用後來一部電影的名稱—《流氓學生》（Blackboard Jungle）來形容。一年後我辭職了，欲逃到一個更好的教學環境。一個住在香港的朋友告訴我那裏有任教機會，於是我通過紐約的教會申請了一個職位。幾個星期後，有個人替我面試，我後來才知道那人十分有名氣，簡直是香港的傳奇人物——香港聖公會何明華主教。他當時造訪紐約，在一座摩天大樓的教會辦公室裏用了一小時替我面試。何主教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背後有一扇大窗戶，能看見曼哈頓的天際線。他首先花了三四分鐘詢問我的背景和教育程度，然後居然用了五十五分鐘告訴我香港有多麼美好！末了，他推後椅子站了起來，似乎面試已經結束，故我也站了起來。接着，主教跪了下來，欲為我在香港工作順利而禱告，於是我也跪了下來，他開始為我禱告。我抬起頭來，看着桌子另一方的他，看見這名聖人閉着眼睛，請求上帝賜予我祝福和幫助，而窗外是著名的帝國大廈—這是怎樣的一個場景！我從來沒有忘卻。六個月後，我乘搭的飛機在香港啟德機場降落。

1964 年9 月，我於聖公會的聖保羅書院任教，那是一所頂尖的華人男子中學。相比起我在紐約的教學經歷，於香港任教是「另一個世界」。每節課前，學生會起立，恭敬地說「老師，早晨」。我當時只簽了兩年工作合約，打算留港兩年就離開，但是我特別享受在香港教書和生活，於是在此度過了一年又一年。1969 年是我在香港的第五年，我決定攻讀歷史。自從來到香港，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愈來愈濃厚。我想，也許我最終都要回到美國生活，而如果能在香港取得中國歷史的碩士學位，也許對我回國後取得任教歷史的職位有所幫助。於是，我成功申請入讀香港大學中國近代史的文學碩士課程。

這時，我要找一個論文題目。一天，我跟一位美籍女性朋友打網球，她提議我研究日治時期的香港，以及當時發生在非華裔人士身上的事情。她說起位於港島另一邊的赤柱，那裏有一座平民拘留營，我曾聽說此營，但對其一無所知。我一開始想放棄研究香港歷史，因為美國人根本連香港在哪裏都不知道，怎會想要研究香港歷史呢？還是研究中國歷史吧。的確，美國於七十年代開始，便愈來愈關注亞洲，一些學校均樂於聘請於香港大學畢業的美國人去任教亞洲歷史。跳過這段故事，即便我在1973 年獲授予中國近代史哲學碩士學位，而履歷也多了一個不常見的學銜。但在1983 年，我在紐約申請了不下二十所學校的教師職位，卻沒有任何回音。直至今日，我仍然為此感到驚訝，即使當時美國對中國的關注已逐步提升，但也沒有一所學校有興趣聘請我。

對於我當時的計劃來說，這是不幸的經歷。對美國的學校而言，中國史沒有太大意義，或許是因為我的計劃早了十年吧。六十年代的中國，是「染紅了的中國」，而美國在1949 年已經「失去」了中國。直到理查．尼克遜總統於1972 年造訪中國，美國人才開始留意中國大陸，可見此舉意義重大。但從我在1984 年申請教職的經歷可見，那時的關注仍不足夠。原本，我用「不幸」來形容這個經歷，但後來的我卻感到幸運，因為這使我餘下的職業生涯都在香港度過。直到現在，我仍然在香港生活得很快樂。

同一時間，我開始醞釀對香港歷史、特別是赤柱平民拘留營這個構思。我做了一些研究，在歷史書籍和一些已出版的回憶錄裏，均找到該營的資料。到了1969 年，我認定許多當時被拘留的人們一定還活着。因此，除了在圖書館找資料，我更想訪問這些人，於是我找了大學歷史系的導師討論，他也鼓勵我這麼做。

這本書異常特別，一般論文通常在重寫後才出版成書，但這本書是我的論文原著，並沒有重寫。而我不重寫的原因在於，多年來很多人讀過論文，都覺得易於理解。另外，論文本身是一份歷史檔案，代表了寫作時期對平民營的有限認知。以前的赤柱拘留人士已經全部逝世，但把他們當時訪問及訪談放在論文裏，可謂是創新的研究方法。

我在1970 年開始研究，發現文字資料不多，許多政府文件也還未被公開，參考書目只有三十三本書和二十三篇雜誌文章，資料少得令人訝異。要知道，曾經有三千多人被拘留，而當時離拘留期已經過去了二十五年。而到了現在，已有更多資料，尤其是電腦時代來了，這雖然是不錯的情況，然而，如今的問題卻是研究資料過多。下文是我撰寫的新導言，討論了1973 年後才出現的研究，以及我觀點的變化。我還添加了新的參考書目和論文中沒有的索引，修正了幾處僅有的排字錯誤。不過我也在註腳中加了一些補充資料，合併在每個章節相關號碼的尾註中，這些附加說明在文中以數字及小寫字母標記。另外，為了讓這本書讀起來更有趣，或對一些讀者更有用，我添加了一幅新地圖，並用附錄和附加照片豐富內容，後者照片包括詹遜（Franklin Gimson）和司徒永覺（Selwyn Selwyn-Clarke）等人，而原本的論文中並沒有他們的照片。

最後，我想感謝鼓勵我撰寫這本書的幾個人。當初第一位提議我將1973 年寫的論文、再附加一篇新導言出版的，是冼玉儀（Elizabeth Sinn）博士，其時為2004 年，當時她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英格蘭巴斯的柏妮絲．阿奇爾（Bernice Archer）博士也一直支持我，我經常引用她的作品。香港歷史學家謝偉德（Jason Wordie）也慷慨地從他博大的圖書館裏借書給我，並給予指導和建議。另一位香港歷史研究者高添強先生也幫助了我，不時給予鼓勵，並提供照片及將論文中的照片數碼化。香港大學歷史系的Tom Stanley 博士慷慨地借了幾本書給我，他的父母曾是中國濰縣集中營（即現在青島西邊的濰坊，見地圖1）的拘留人士。在大學，Michelle Wong 幫我將論文重新打字，變為數碼格式。香港政府檔案處的工作人員亦十分友善及熱心幫忙，我也要感謝Bill Hurst和陳渭凱（Gary Chan Wai Hoi）的幫助及支持。沒有Geoffrey Bonsall的指導和鼓勵，這本書不可能面世。最後，我衷心感謝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賴廉士爵士及賴夫人紀念基金所給予的支持。

新版序言

我於1973 年寫下論文〈香港赤柱拘留營，1942-1945：二戰平民拘留營研究〉，當時有兩個問題被多次問及—「你當時在那裏嗎？」（意思是問我是否拘留人士）及「你為甚麼會對赤柱拘留營感興趣？」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不，我並非拘留人士」。二戰期間，我只是一個在美國紐約出生、在美麗的五指湖地區長大的小孩。也許我能聲稱，1941 年日本人攻打香港的時候，我「被拘留」在嬰兒床裏。我在沒有半個亞洲人的小鎮裏長大，對亞洲幾乎一無所知，直到1959 年，我在紐約漢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修了一門課。這門課是亞洲歷史...

縮寫表
地圖
前言
譯者序
新版序言
新版導言
原版序言
原版導言
第一章 政治
掌管營地
遣返回國
死刑
第二章 營裡的日子（一）
食物
衣物
醫療事務
疾病
紅十字會
意外死亡
性
第三章 營裡的日子（二）
教育
宗教
娛樂
第四章 營裡的日子（三）
黑市
犯罪行為
逃跑
老虎
第五章 最後幾個月和解放
最後幾個月
第六章 總結
關於訪談
附錄
附錄二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五
附錄六
附錄七
附錄八
附錄九
附錄十
附錄十一
附錄十二
附錄十三
附錄十四
額外附錄
額外附錄一
額外附錄二
額外附錄三
額外附錄四
額外附錄五
額外附錄六
額外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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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手稿
其他未出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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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
新版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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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
掌管營地
遣返回國
死刑
第二章 營裡的日子（一）
食物
衣物
醫療事務
疾病
紅十字會
意外死亡
性
第三章 營裡的日子（二）
教育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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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營裡的日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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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
逃跑
老虎
第五章 最後幾個月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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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總結
關於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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