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

名人推薦：「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的動人之作《等待在夜裡被捕》，喚起他在家鄉遭受的恐怖與迫害，以及種種讓人難以忘懷的記憶，在那裡夢想變成惡夢。儘管伊茲格爾的敘述極為沉重，但他的寫作依然平靜真誠。他的故事引人入勝，引發人們同理。只將這本書稱作一本『好書』是太過保守的評價，這是一本必讀之作。」──艾未未／中國藝術家

「我們或多或少知道維吾爾人在中國經歷的災難：數位監控、大規模逮捕與再教育營，並很難想像有人的個性與情感能在其中倖存下來。但塔依爾是一名罕見的藝術家，他作為一名詩人以極其生動的細節，記錄...

等待在夜裡被捕

六月最後一天中午，我和瑪爾哈巴坐在客廳，無精打采討論午飯吃什麼。我們精神不振，空氣滯悶，什麼食物想來都不吸引人。終於，我們決定中午不做飯，簡單喝點奶茶，配饢餅和沙拉就好。我們默默開始備餐。
瑪爾哈巴這時突然開口：「我已經一個星期沒有穆尼拉的消息了。我在微信留了語音訊 息給她，但她一直沒回。你說他們該不會出了什麼事吧？」我聽了有點焦慮。穆尼拉和她丈 夫卡米爾是我們的摯友。
大規模抓捕維吾爾人在烏魯木齊持續了兩個月，恐懼無所不在。有鑑於此，我們定期會與親近的家人朋友見個面或交換訊息，雖然這麼做也防止不了誰被逮捕，但能經常聽見彼此消息多少帶給我們一定安心。
瑪爾哈巴與穆尼拉幾乎天天通話，穆尼拉沉默這麼久很不尋常。
「再給她留訊息看看。」我說。「說不定她就回了。」
瑪爾哈巴拿起手機。「你好，穆尼拉，最近怎麼樣？我發了幾條訊息給你，沒聽到回音，我們有點擔心。你在的話請說句話。」
沒多久，穆尼拉發來一條語音訊息。 「瑪爾哈巴，你好嗎？我在。」穆尼拉的聲音沮喪。 「卡米爾好嗎？塔依爾問候他。」
「先這樣吧，我不太舒服，之後再聊。」 卡米爾和我是喀什維吾爾高中的同學，之後也都在北京讀中央民族大學。我們在北京逐漸熟稔，經常分享想法和經驗。卡米爾是一位性情平和、真誠、勤奮的年輕人，興趣在語言學和哲學。我一九九二年畢業後留在北京工作，卡米爾隔年畢業後返回烏魯木齊，在一所研究中心就職。不久我也回到烏魯木齊，後來我們就經常見面。也是在那段時間，卡米爾認識 了穆尼拉，兩人過一陣子結婚了，婚姻一直快樂美滿。
二〇一六年二月，卡米爾拿到中國教育部獎學金，前往印第安納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他的女兒圖瑪莉絲隨同前往，在當地上學。穆尼拉曾去印第安納州看望他們一個多月。當一家人都在美國時，他們在當地的幾位朋友極力主張他們別回去了，新疆的政治局勢日益惡化。我和瑪爾哈巴走訪印第安納大學時，也和卡米爾討論過這件事。我也覺得他們留在美國是上上策，但瑪爾哈巴沉默沒說話。
要做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卡米爾出發赴美前，中國政府要求他兩名同事當擔保，要是卡米爾沒回來，他的同事會受到懲處。卡米爾不想以一輩子有愧良心做為留在美國的代價，況且，如果卡米爾一家人留在美國，中國政府就會收回他們在烏魯木齊的公寓，並終止發給薪資。他們在美國必須待一年多才能獲得居留資格，取得工作許可維持生計。這一年間，他們的財務無可避免會很拮据。
卡米爾是行事謹慎的知識分子，最終他們決定不留在美國。結束海外訪問一年後，他和女兒在二 一七年二月返回烏魯木齊。大規模拘禁維吾爾人的行動就在隔月展開。
五月，卡米爾一家和我們全家一起去吐魯番玩。兩天的旅遊在愉快的心情中度過，我們的女兒尤其開心。圖瑪莉絲在美國生活一年很想念家鄉，而阿斯娜和阿爾米拉也很喜歡與她作伴。
在吐魯番時，我和卡米爾在果園一邊吃杏桃一邊聊起來。他忽然跟我說，他擔心在這一波大規模拘捕中被抓，我問為什麼。他說二〇一三年秋天，他應「突厥絲綢之路協會」（Silk Road Society）和非營利文化機構「突厥沃恰克」（Turkish Hearths）之邀，赴土耳其參加學術研討會。那是卡米爾第一次出國。他最近聽說，突厥沃恰克被中國政府列入「外國分裂組織」的黑名單。卡米爾雖然是走完相應的文書程序，向所屬研究機構和派出所取得許可後才出席研討會，但很多曾經受到許可的事現在都不被允許，甚至被定為犯罪。
二〇一四年九月，卡米爾與近百名中國公民，在國務院著名的「國際遊客領導力計畫」 贊助主辦下，一起參與為期一個月的美國交換計畫。這一次，卡米爾也是應美國駐中國使館邀請，取得就職單位和政府外交事務單位的許可。即便如此，自治區國安局的警官仍在卡米爾赴美前以及返回烏魯木齊後找他會面，有好一陣子卡米爾都活在恐懼之中。
我們走出杏桃果園時，卡米爾壓低聲音對我說：「我最近一次赴美前還有回來後，國安局警官跟上次一樣來找我問話。我聽從要求，把美國的所見所聞全說了。我不認為會惹來麻煩，這件事沒什麼好擔心的。」接著他幽幽地說：「但我還是很擔心當年的土耳其研討會。」
卡米爾不知道他該不該後悔沒選擇留在美國，但現在也沒得回頭了。依照美國和中國政府協議，訪問學者從美國返回中國後，兩年內不得再入境美國。況且卡米爾一從美國回來，工作單位就沒收了他的護照。當時所有在政府單位任職的維吾爾人，護照全都被收走。
基於這些原因，以及其他我們可能不知道的原因，卡米爾回國後就經常和穆尼拉起口角。前些日子我和瑪爾哈巴去他們家作客，談話間提到美國，在幾句尖刻的評論後，他們倆當著我們的面激烈吵了起來。現在，在瑪爾哈巴與穆尼拉用微信交談後，我們猜想一定又發生類似的事，決定過兩天後去一趟他們家，幫忙調解紛爭。
週日一早，我們打電話給穆尼拉，表示會過去一趟。當天下午我和瑪爾哈巴開車前往他 們家。卡米爾的研究機構依傍一座迷人的院子而建。卡米爾和他許多同事都住在院內一棟住宅 樓，與他工作的大樓僅相隔百米。
我在卡米爾的住宅樓前停車。圖瑪莉絲正在門前與其他孩子玩耍，一見到我們，便跑過 來說媽媽在家，說完又跑回去和同伴玩了。
他們家在三樓。穆尼拉開了門，她垮著一張臉，看得出來侷促不安。她招呼我們到客廳 沙發坐，我們坐下來如常寒暄問候。「卡米爾不在家啊?」我問。穆尼拉連忙豎起右手食指抵著嘴唇，左手向上指了指天花板。她的意思很清楚：現在不要提卡米爾，屋裡可能有竊聽裝置。我和瑪爾哈巴立刻明白事態嚴重。
「我們去院子吧。」穆尼拉消沉地說。 我們一起走出住宅樓。空氣濕熱，樓前的院子裡，幾名維吾爾婦女坐在長凳上聊天。穆
尼拉避開她們，領我們走向遠處一張長凳。我們才一坐下，她就哭了出來。看著她哭，我們也心痛，卻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過了一會兒，穆尼拉擦乾雙眼，用柔和的聲調告訴我們發生 的事。
六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五點左右，穆尼拉做好晚飯，發簡訊給還在工作的卡米爾說: 「晚飯好了。」
「我很快就回家。」他回覆。但半小時過後仍未見卡米爾的人影。 穆尼拉又發了簡訊給他。「飯菜要涼了。你在哪裡?」 卡米爾回覆了：「你們先吃，我晚點吃。」奇怪的是，簡訊上用的是中文，不是他們的維吾爾母語。又半小時過去，穆尼拉按捺不住擔心，問道：「你沒事吧？怎麼還沒回家？」 這一次卡米爾沒有回答。穆尼拉下樓走到卡米爾工作的大樓，仰頭看向丈夫位於四樓的辦公室，窗戶是暗的。穆尼拉馬上打電話給卡米爾，但他沒接。她又打給跟卡米爾同辦公室 的同事哈利普，問他卡米爾去了哪裡。哈利普說他們有必要見面談。哈利普的家也在同一座 庭園，穆尼拉於是走路過去。哈利普下樓跟她說當天下午發生的事。
大約四點時，卡米爾、哈利普和同事艾斯卡爾還在辦公室工作，卡米爾接到一通電話。
電話掛斷時，他臉色灰白、神色焦躁地走出辦公室下樓。哈利普和艾斯克感覺不對勁，跑到 窗邊往樓下看，看到三名男子把卡米爾押上車，車子發動開走。他們猜測那些人是國安人員。
穆尼拉一回到自家，馬上又打給卡米爾，還是沒人接。她發訊息給他，這次他回覆了。 他說他沒事，警察有一些話要問他，他答完就會回家。但在這之後訊息便停了。
兩天後，三名警察載著卡米爾回家。其中一人偕穆尼拉到外面庭園等候，另兩人率卡米 爾走進公寓。兩小時候，警察帶著卡米爾和他的筆電走出來，上車駛離。穆尼拉回家才發現，他們家被搜得天翻地覆。衣櫥、抽屜、五斗櫃、行李箱全都敞開。她進到臥房，看到就連床單和床架都被拆開甩在地上。卡米爾的書和文件散落一地。警察在他們家搜了兩個鐘頭，最後只帶走卡米爾的筆電。穆尼拉不明白他們想找什麼。
隔天，卡米爾再度發來訊息，用中文寫著：「他們要帶我去喀什。請帶幾件換洗衣物給我。」她要在一小時內趕到科學院大院正門，那位於自治區國家安全廳附近，到時會有一名警察出來見她。穆尼拉回訊問卡米爾還需要什麼，但他沒再回覆。
穆尼拉帶了衣物過去。卡米爾被軟禁在科學院某一棟樓的一間房子。他一見到穆尼拉就 哭了出來，難以言語。警方要穆尼拉相信政府會秉公處理，與此同時，請她不要追究卡米爾的去向，必要的時候他們會聯絡她。說完就送她回家了。從此穆尼拉失去與卡米爾的一切聯繫。
我的背流出冷汗，瑪爾哈巴臉色蒼白。我們跟穆尼拉說，只要幫得上忙我們隨時願意， 也窮盡言詞安慰她。但我們說的每一句安慰的話都感覺了無生息且無濟於事。
我們離開前，穆尼拉請我們別跟任何人說這件事。這通常有兩個原因。其一，無論逮捕事由是什麼，也無論公不公正，一般人總異常提防那些被拘留的人。如果一戶人家裡有一個人被抓，尤其又是出於政治因素，其他聽聞風聲的人和那家人來往會覺得不自在，甚至會加以迴避。第二，萬一被逮捕的人很快被釋放，如果不揭開壺蓋，沒有人會知道，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不過一個人要是被拘留太久，就不可能隱瞞了。這點人人都明白。我們答應穆尼拉不會說出去。當然，我們也無意當傳播壞消息的人。
與穆尼拉道別後，我們走向車子，圖瑪莉絲追上來道再見。見她開朗的模樣，我猜穆尼 拉一定對她隱瞞了卡米爾被捕的事。就算圖瑪莉絲知道，或許她年紀還太小，不懂整件事有 多可怕。
天色漸漸黑了，薄暮降臨，下班的人行色匆匆回家。 我開車走外環路回家。瑪爾哈巴明白卡米爾被捕對我來說是多沉重的打擊。一路上我們靜默無語。
＊
從卡米爾和穆尼拉住處開車回家的路上，我思索著這一切。按照常理，只要有一個維吾爾人被捕，當局就會鎖定與此案件相關的人士，以及被捕者的親朋好友。
當晚，兩個女兒都就寢後，我從鞋櫃找出一雙結實耐穿的秋靴放在門後，接著又翻找臥房衣櫃，從冬衣中抽出一條牛仔褲、一件毛衣、一件寬鬆外套，並在外套口袋裡塞了一條小毛巾。我坐在床上折這些衣服，瑪爾哈巴忙完她的事走進臥房，看著我露出詫異的表情。
「你在做什麼？」
「我在準備，以防萬一。」
「萬一什麼？」
「他們可能會找上我。萬一把我帶走，我希望穿得暖和些。」
「你是說因為卡米爾嗎？」
「可能是，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只是有預感。」
「別嚇唬自己。你不會有事的。」
「你也不信自己的話，你心知肚明。這幾個月內，這幾天內，什麼事我們都有可能遇
到。」 我繼續折衣服一邊說：「你知道二十年前和我同在勞教所的其他人又都被抓了。我從來 沒像現在一樣擔心這件事。」 她哀傷地看著那疊衣服。「帶你那件黑色毛衣比較好，比較暖。」
「那件太厚了。七月天的，我穿件厚毛衣能看嗎。」我玩笑道，把折好的衣服疊放在床 邊。
大規模抓捕展開以來，多數被拘留的維吾爾人都是被電話召往地方居委會或派出所，然 後被帶走。但也有一些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是半夜在家裡被帶走的。我聽說夜半後警察到預備逮捕的人家敲門，對方只要一開門，警察就會確認姓名，把手銬往人手腕上一銬，隨即把人帶走，甚至讓他們換件衣服都不會。當下那人穿的是什麼，也就只剩下什麼。有的人穿著睡衣就被帶走。
接下來的事人人都知道。警察會把囚徒帶進監牢或營內的牢房，裡面除了很高的天花板、四道厚牆、各角落的監視器、一扇鐵門和冷冰冰的水泥地，剩下什麼也沒有。你熱還能脫衣服，可是冷的話什麼也做不了。即使在盛夏，這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如果夜半有人來敲我家的門，我打算先換上暖和的衣服和秋靴再去開門。雖然卡米爾是白天被抓的，但我有強烈的預感，他們會在夜裡找上我。
我和瑪爾哈巴都沉默半晌。我們肩並肩躺在床上。 「你覺得他們為什麼要抓卡米爾？」她問。 「我也一直在想。」我遲疑地說。「但我就是想不透。卡米爾自己八成也不知道。」
我們再度沉默。我關上燈。
「我想請你做一件事。」我說。「請你一定要答應我。」
「什麼事？先告訴我。」
「我是認真的。」我堅決地說。「你先答應我。」
「好吧。」她低聲回答。
「他們要是抓了我，你不要失去自己。不要打探我的下落，不要求助，不要嘗試花錢把我弄出去。這次和以往都不同。他們在計畫一些見不得光的事。這次不會通知家屬，到派出所也問不到什麼的。所以你別費心做那些事。把我們的家打點好，好好照顧我們女兒，把生活過得像是我還在。我不怕坐牢。我怕的是我不在了，你和女兒煎熬受苦。所以我希望你記著我說的話。」
「你就非要說得像是赴死嗎？」她不自在地問。
「我的銀行卡PIN碼，你是知道的。」我又補了一句。
瑪爾哈巴哭了出來。我已經先把燈關了，才不會看見她哭。漆黑闃寂之中，只聽見她靜 靜抽泣。

等待在夜裡被捕

六月最後一天中午，我和瑪爾哈巴坐在客廳，無精打采討論午飯吃什麼。我們精神不振，空氣滯悶，什麼食物想來都不吸引人。終於，我們決定中午不做飯，簡單喝點奶茶，配饢餅和沙拉就好。我們默默開始備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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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有平安的火焰

曹馭博／詩人、作家

我徹夜不眠地等待親愛的客人，
門上鏈鎖的鐐銬被弄得嘩嘩作響。

——Osip Mandelstam〈列寧格勒〉，劉文飛 譯

讀《等著在夜裡被捕》時我常常想起蘇聯白銀時代的詩人曼德爾施坦（Osip Mandelstam，1891—1938）的名詩〈列寧格勒〉，寫一位遊子好不容易歸鄉，卻發現故鄉的名字不但改變了（從『聖彼得堡』變成『列寧格勒』），街道上嶄新的瀝青讓人心生恐懼，家鄉似乎在某種政治力量之下，完全變了樣貌。母親的聲音從虛空中傳來，並迫切地告訴他，希望孩子可以吞下啟迪明志的路燈，在見證這個國家的不對勁之處後，趕緊說出殘酷的真相。這首詩的收尾令人驚心：這名遊子似乎上繳了自己與故人的電話號碼（我們可以視為他為了能短暫獲得居住的一瞬，願意犧牲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但他依舊整夜不得安眠，睡在樓梯隔間，等待著早晨的門鈴被跩響，門鏈如同鐐銬一樣嘩啦作響，讓尊貴且親愛的客人（警察）把他給帶走。這首詩寫於一九三○年，但毫不易外地，同樣的經驗卻依舊發生在本世紀。近幾年，我的居住處附近開始有許多香港移民，我常常與他們吃飯聊天，可能是年紀相仿，或是政治意識相近，一些朋友會跟我分享過去的經驗：例如P，有一次喝醉之後便掏出一張拘捕令，開玩笑說這是護身符，是他身為人類的證據。P曾經是一位文職人員，在某一段時間內，警察會在凌晨四、五點多上門，而其餘時間，在不知道上門騷擾的頻率之下，他只能一夜覆一夜看著太陽與月亮交換——他也與此書作者的伊茲格爾一樣，每晚披著大外套，深怕警察把他帶走便是多日未歸。

閱讀此書時，有兩種特殊的情緒值得我們去深思：憤怒與羞愧。儘管作者伊茲格爾並沒有大量控訴，批判中國政權，甚至沒有使用「種族滅絕」等相關詞彙，但我們依舊能夠藉由情節的回憶，發現隱藏在理性之下的情緒。例如第十七章〈不告而別〉朋友們不經意的閒談：「我希望中國乾脆征服世界，」因為世界並不關心維吾爾族人發生了什麼，世界不認識真正的中國，既然自己沒有自由，乾脆讓全世界都嘗嘗被征服的滋味。這位朋友繼續說：「那我們都會一樣。我們不會獨自承受苦難。」伊茲格爾對此的比喻是，這就像父母親過世，客人前往喪家探望時，喪主會耐心地向每一位客人解釋父母親是怎麼過世的，久而久之，隨著陳述進行多遍，悲傷也能夠被沉澱。但在這次與朋友的漫談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細節：維吾爾人並沒有呼籲世界給予幫助，他們只希望世界能夠瞭解這份暴行，因此對於世界之於中國的無知感到憤怒。

這也令我想到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一九一九－一九八七）的憤怒：當李維好不容易離開納粹的集中營，經過蘇聯的土地時，所有的積雪與松針都點亮了希望，但好像，也點亮了一種不知名的情緒。起初，他心中滿心雀躍；他回到他的家鄉，找了一份油漆工廠的工作，每天通勤上班的路上，他看見車窗外，原本遭到轟炸後的城市一天又一天地重建，原本光凸凸的果樹，也漸漸開始結出了果實。就這麼過了好幾年，原本那不知名的情緒開始爆發——憤怒。他外表冷靜，但內心卻跟自己爭鬥：城市憑什麼還會建立起來？枯樹憑什麼還會結出果實？於是他伸長他的手，試圖鈎下樹上的果實：因為在李維的世界，奧斯維辛集中營依舊存在，在那兒，不會有復甦，更不會有果實。這種憤怒是純粹的，就如同李維對著集中營後來才進來的「大號碼」的人，帶有一種「你們什麼都不知道，真是氣死我了」的惱怒。

我們將李維和伊茲格爾的朋友們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可以得到一種無奈的陳述：我好像逃離了集中營、再教育營、甚至是即將到來的苦難，但這份悲情自始至終都處於在他人漫不經心，甚至理所當然的狀態裡頭。例如伊茲格爾在最後好不容易申請到護照，假裝孩子生病，需要去美國尋求治療，但因為辦事人員的粗心，他只領到一本護照，差點功虧一簣——伊茲吉爾的反應並不是緊張與哀求，而是憤怒。辦事人員沒有刁難，冷冷地說，自己只是忘了取出其餘己本護照。這意味著這份即將到來的逃亡，或許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之中，也只是日常中的小事罷了。這如此微小的漫不禁心，讓人無比絕望。

另一個是羞愧。全書中提到「羞愧」一詞僅出現在第十七章〈不告而別〉，伊茲格爾想起多年以前，自己曾想出國深造，但卻在邊境遭到逮捕並判刑三年，從此人生的履歷被畫上了黑線。他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話：「人啊，遠遊之前應該先獲得父母的祝福。」但如今，即將逃亡之際，再多的告別也只會讓至親徒增困擾。人類最痛苦的不只是刀刮槍傷，而是身為人子或摯友，無法向彼此好好道別。同樣的，我依舊想以李維的羞愧做為呼應——恥於為人的羞愧——因為正是人類發明了擁有集中營的世界。對於李維與伊茲格爾而言，神學與宗教的善良，本身是可感受、可理解的，但邪惡卻是可感知、但不可理解的。回到伊茲格爾的經歷，到了美國之後，他常常夢見自己被拘捕，也夢見自己擁有的新生活突然被沒收。夢境反映了我們身體內最真實的需求，那便是邪惡被世界完整指認之前，我徒留在家鄉的靈魂永遠無法安寧。伊茲格爾算不上是異見人士，他是詩人、電影工作者、維吾爾知識分子，常有人會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這句話是野蠻的，在這句話的背後，都是每一具痛苦的靈魂與帝國之間複雜的關係。並不是滄桑帶來詩意與藝術，而是在大規模的人性衝突之中，一切都還沒被述說完成，一切都無法被治癒完整，唯有書寫，才能讓人們處在不定的時刻之中，依舊能傾聽苦難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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