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是個多義性的神話符號。它是當今首屈一指,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有著關鍵地位的劍橋大學所在地;它亦是自十八世紀以來,傳播媒體的普及後,中外人文軼事,詩詞歌賦,藝文影像,反覆書寫指涉的對象,這讓它在學術超凡這個「硬事蹟」之上,蒙上千層浪漫靈秀的面紗。
二○○六年秋天,我卸下教職,前往劍橋大學展開為期一年的研究訪問。記得當時從台北搭了十多個小時的飛機,再由倫敦搭乘近三個小時的巴士,抵達劍橋時已是深夜,四處漆黑一片,但仍按捺不住內心尋望徐志摩〈再別康橋〉詩中:「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裡放歌」,這股情境的焦渴。第二天起了個早,滿懷著期待,順著西邊皇后道(Queen's Road)的草叢,轉了個彎,過一道鐵欄,巍峨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教堂赫然矗立在遠處綠茵的盡頭,我霎時一悸,暗自唸道:「哇!這就是了……」我佇立了好一會兒,才緩步向前,走了過草坪,跨過康河(Cam River),從此與眼前如真似幻的學府,這一片傳頌多百年的殿堂幽境,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劍橋的日子,由剛到時的冰冷深秋,經過了陰濕的寒冬,溫煦的新春(反常),到行將離去前晴雨不定的夏日,生活可謂是有甘有苦,也有驚懼。苦的是,英國食物真是全球有名的難吃,每日的三餐對我而言真是件頭痛的事情;英國的天氣也是世界出名的糟,陰濕冰寒風又大,地面沒有幾天是乾的;英國的生活用度也是出奇地貴,貴得令人咋舌;不過我也想得開,把這當作是修行之苦。甘的則是,劍橋是個讓人沉澱靜思的地方,沒有行政教學事務纏身,生活孤寂,步調遲緩,但每天以心智思維的辯證為職,與來自世界各國高素質(尤其是東歐與中國大陸)的學人交手,很是刺激,很是過癮。就算是平日沒事走在國王學院前的市集,或是在達爾文學院(Darwin College)旁的河邊閒逛,或是呆望著橫跨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用木頭搭建的數學橋,內心都有著魂追先賢智者的喜悅。這是苦行之樂。
驚懼的是,平日由學院研究室出來,信步逛到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悠古的連恩圖書館,或到克萊爾學院(Clare College)磚瓦圍繞的庭園看河邊的天鵝,或是陪伴來訪友人參觀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號稱「美得讓人發出嘆息」的嘆息橋(Bridge of Sigh)等等,牛頓、達爾文、馬爾薩斯、羅素、華茲華斯等人總是會浮現在我的腦海裡,他們的身影依悉栩栩如生,與我擦身而過。我總是驚覺,如今我也有幸於此駐留,時間雖短,但可別像星期假日蜂擁而至的萬般遊客,康河泛舟,「消費」了劍橋後,便一哄而散,我總得也創塑出一些思維。想到這裡,常讓做「教書匠」的我內心甚是驚懼:一定要做些什麼!每每黃昏騎著腳踏車返回宿舍,穿過樹林清幽小徑,聽到聖母教堂(Great St. Mary's Church)傳出來的鐘聲,宣告著一天的消逝,我總是會停下車來望望國王學院高聳的禮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自道:「我又虛耗了一天!」
在劍橋的這段日子,也跑了歐陸許多地方。由於已經不是第一次到歐洲,而我幼時畫畫,也喜好藝術與文學,因此這回都是跟著藝術典籍走。在羅馬,遊訪古蹟聖地後,再疲倦也要到位處偏巷的法蘭西聖路易教堂(Church of San Luigi dei Francesi),為的是要一覽懸掛在左祈禱室的三幅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的《聖馬太》(Saint Mattew)真跡原畫。這裡與城內另一頭大排長龍的聖彼得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相較,有著天壤之別,整個教堂寂靜肅穆,空無一人,這給了我與四百年的畫作難得的獨處機會。在米蘭,我早十天前預約,到聖母瑪利亞感恩修道院(Santa Maria delle Grazie)教堂去看達文西的濕壁畫《最後的晚餐》,該畫處在恆溫恆光的封閉狀態,每十五分鐘只准二十人進入。待進入後,偌大的空間,稀疏的觀者,自己全然與達文西完成畫作的那一剎那相會,內心是憾動、是莫名的興奮,同時更親身體會了早年念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所稱「靈光」(aura)的真義。
每次歐陸後回到劍橋,總會到國王學院正門前窄巷裡的咖啡小屋(Indigo Coffee),將遊歷所獲細細梳理,印刻到自己的生命記憶裡。而每次坐在那,眼望著窗外聖母教堂的鐘樓,總是覺得很夢幻:居然自已會置身在這個八百年歷史的學府空間,居然自已能與藝術典籍讚頌的聖靈之作相遇,這真是老天爺的恩賜,我一定要做些有意義的事,以為對這恩賜的回報。就是在這股思緒下,堅定了這本書出版的念頭,這股思緒也是在我延宕了四年,卻依舊要貫徹此書的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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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本書出版的念頭並不是起始於旅居劍橋期間,而要更早,二○○二年的秋天,就在起程前往日本駒澤大學教學訪問的前夕,剛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揭櫫了「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產業」列為國家的重要發展項目,在國內掀起一股文化創意熱潮。隨後在日本的一年裡,與他們的電影(東寶與東映)、電視(富士、TBS、NTV)、動漫等體系,有了深度的接觸;再接下來,韓國以電影與電視產品為主力的「韓流」異軍突起,驚艷了整個東亞。這些讓我動了念頭,著手企劃一本,由媒體原創構思、創製執行,到產出商品化,並衍生社會效益的專書,希望能為國內已經僵化的傳播學門,注入一些新的議題。當時的思緒僅止於此。但是其後,眼見文化/創意產業在台灣發展的浮濫化,政策執行的口水化、政治化,讓我始終提不起興致來面對這本書,直到在劍橋的一年裡才重新尋獲了啟動能量。
當時前往劍橋大學,除了於「跨領域媒體研究課程」(Multidisciplinary Seminar in Media Research)做幾場客席演講外,最吸引我的是參與微軟(Microsoft)鉅資贊助的「數位科技與創意產業」跨科際研究計畫(藝術/科技/文化/管理),還有讓我獲益最多的,就是參加了多場由英國學術機構,與歐陸學府主辦的各類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研討會與聽證會。這些會議提醒了我: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應該將視野擴及到它「著床」(embedded)的社會情境脈絡,因為它的資本累積過程不單只是一個產業內部價值鏈整合的問題,它更與社會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的表意符號系統,下層基礎(base)的經濟生產條件、生產地緣等,有著密切的關聯。於是這才重新確立了本書編撰的主軸。
本書的內容是由六十二篇專文篩選組成的。它們大部分是過去幾年在倫敦、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洛杉磯、大阪、台北等地的會議場合,結識的學者所發表的專著,經我的央請,他們欣然同意供我編用;還有一些是由熟識的朋友,應我的邀約與命題而特別撰寫的。但經過多年,有些處理時效性議題的文章,已與現階段的時空脈絡脫節;有些立論精闢,但指涉的政經社會情境,太過於當地化,華文學術世界的讀者恐怕不易理解,因此不得不予以割捨。還有多篇援引經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理論,來檢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本質與效益的精彩論文,則特別另行企劃,作為下一本專書(預計二○一二年出版)刊載之用。由於編撰進度的遲緩,本書的多篇論文已由原作者於相關的國際學術出版物,以不同的名稱或篇幅刊載。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篇章在作者們應允供我編撰使用時,都是剛出爐的首稿。在此我要由衷的對這些慷慨無私的學界夥伴,不論出現或未出現在本書,表示感謝。他們讓我深刻地體會到,不論中外,學術的工作是條漫長清冷的道路,但是絕不孤獨,有志一同的,多的是!
二○一○年六月,一封電郵告知美國范德彼大學的彼德生(Richard A. Peterson)教授,本書第十二章的作者,已於家中辭世,讓我一陣驚愕,沒想到八個月前給他的一通問候電話,竟成為送行的道別。到現在我還清晰記得電話另一頭,他問及本書進度時那老頑童般的宏亮音調,當時真是讓我羞愧得不知如何以對,如今完成了,卻晚了。我對他很是懷念!對世事的無常,很是無奈!
二○○七年秋天返國後,立刻重拾教學的任務,並且承接了新聞局委託的「電影製片人與創意管理」專案計畫,還有連續兩階段的「華語流行音樂調查」研究案,這使得本書的編撰進度異常遲緩。但是很幸運地,我得到許多誠摯年輕學子的協助,讓一篇篇原本義理艱澀的原文,能夠順利換化成清晰可讀的中文。我很清楚,他們的投入可不只是出於情義,幫我回報上天恩賜的,而更是出於對學術研究與本書議題的認同。這不禁讓我要回問,誰說時下的青年淺薄近利?有熱誠、有理想的,大有人在!我對他們很是感激、很是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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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劍橋內心很是不捨,回望又回望,直到今天我仍常在深夜空望著家中的窗外,渴望能再捕捉到些許康河河畔的燈火。就在這股情緒下,我於二○○九年秋乘訪問歐陸之便,專程抽了一天的空,由巴黎搭火車轉往劍橋。在短暫的逗留期間,見到各處懸掛著歡慶建校八百年的彩帶,內心是激動,卻又心虛。激動的是,兩年前的生活種種,一切清新熟悉,彷彿就在昨日;心虛的是,應允老天爺的事(這本書)依舊未能兌現,這讓我走過聖母教堂前頭都不敢抬,只是暗暗唸道:"My Lord, I am doing it! I am doing it!"(用英文講,住在英國的老天爺可以直接聽得懂)。
一九二八年,徐志摩在歸國六年後,重返了劍橋。這回短暫的駐留後,在返鄉的歸途上,寫出了傳世至今的〈再別康橋〉。我的文采大大不若徐志摩,不敢攀比,但告別了劍橋四年後,我終於完成了這本書,做為對那段感知豐碩時光的懷念,亦是對自身所處社會的知識性回饋,這是我身為一個教書的人分內之事,也是享用老天爺恩賜後的本分。
我一直相信賢哲的話:人隨著時光的步伐移動,若不求精進,真是賒生命的老本!罪過呀!可惜呀!
李天鐸 謹誌
二○一一年三月十九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