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是我寫於2005年的一首詩,當我讀完這部“工地日記”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首《農民工》,好似這二者在某種狀態下特別契合,因此我把這首詩從詩集《燃燒的淚》中找出來用於這個序言的開篇。
“民工”或者“農民工”都不是我想用和不想看到的新創“詞彙”,因為它既不人性也不合理,鄉村居民(農業戶籍)離開家鄉進入城市從事二、三產業工作,他們的職業身份已經改變為二、三產業的工人(職工、職員),他們就不應該再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了。可是一些媒體與相關部門依然要給這些從農村走出來而改變了職業特徵、特性的鄉村居民身份,打上一個身份歧視性的烙印——農民工。這是一種精神上以及身份上的歧視,由此而衍生的肆意拖欠工資、公共場合的歧視等等不合理、不人性的許多欺辱性限制。
言歸正傳,科技再發達,社會再進步,經濟再強盛,人類的最基本熱能補充依然缺少不了一日三餐的糧食,因此在農業第一線的農民本應該是最可敬的人,因為他們不論酷暑嚴寒,只要農業生產需要,他們一日也不敢懈怠地下地幹農活,侍弄莊稼,為我們提供著生活必不可少的糧食。
可以這麼說,農民是全社會穩固的最堅定的基石,我們對待“基石”的態度就決定著我們這個社會是否能夠穩定、安寧與祥和。我們不要辜負他們的辛勞,我們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低在農田勞作的農人,正是因為他們在沒有豪華的辦公樓、沒有舒適的冷熱空調房的庇護下幹著粗活、累活、髒活,才為我們提供了充足的糧食與食物。
後來他們離開土地,開始為城市賣苦力——建築工,多數人關心房價,關心房子是否舒適等問題,但很少有人關心這些房子建造者的生活處境與他們所付出的艱辛勞動。讀這部“工地日記”,我先是酸楚,後轉為敬重、尊重。敬重他們的承受力與耐力,尊重他們默默地為城市的建設流血又流汗,在交付一個工程後依然背起他們來時的“蛇皮袋子”去到下一個工地……。
這部作品,真實地記錄一群農民進城工作的真實生活經歷以及心路歷程,它為我們精準地打開了一扇通往“民工”生活的大門,讓我們更加真切地認知“農民工”這一群體。
我研究農民問題已經多年,精力、注意力多集中在探究農民貧困問題以及貧困的成因上,只有極少的時間涉足“農民工”問題,且多數還是停留在一些公共性較強的問題上,如我提出的讓農民工實現“四化”:
一、市民化。
不能帶有歧視性、兩套甚至多套政策來假性給“民工”市民化。要與常住市民共用同一政策,與常住市民同享平等的各項福利待遇以及社會保障。
二、定居化。
一是無條件限制、無高額費用地辦理工作地、經商地戶籍,二是同時相應配套解決住房問題。讓進城工作、經商的農民工有一個穩定良好的生活工作環境。
三、工人化。
就是去掉農民的“農”字,加上“市”字。一字之差,卻去之千里。市民職工享有一切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而農民職工卻是二流甚至是三流、四流、末流打工者。也就是這一字之差,卻是歧視與平等的分水嶺。老闆不敢輕易對市民職工欠薪,可農民工就不一樣了,有些老闆連法律都不怕,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因為這些老闆知道“民工”在他們眼裡是二流公民,不是一個強勢群體,所以就放開膽子任意欺淩。只有讓農民工不再是“民工”,而成為真正的市民職工,那欠薪的問題才會隨之消失。
四、無憂化。
就是人性化解決長期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夫妻城鄉分離問題,解決子女與父母親分離問題,解決農民工與父母分離問題(子女遠離老人無法照顧,形成了農村老人無人照料的淒涼晚年生活景象)。
這“四化”是我為解決“春運”難題而提出的,但是我覺得也非常適合城市化的發展方向。
有幸讀到這部“農民工”,讓我重新關注“農民工”問題,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有利於解決我所傾注的——消除農村貧困問題,同時也將極大地促進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
“三農”問題學者 愛新覺羅‧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