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曉凱

　　在激蕩變革的近代中國，留學生站在時代前沿，既傳承了古老的中華文明，又負笈留學海外，親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浸染，他們是「中西文化融匯的載體」，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前驅和先導力量。

　　本書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視域下，將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及其文藝理論、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匯通起來，進行整體性思考。分析在傳統與現代、中國本土與外域文化融會貫通的背景下，他們各自的文藝觀發展變化軌跡與典型特徵，並考察探討其背後的淵源及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甚至當代文學史上的開創意義與深遠影響。

本書特色

　　在比較文學的視域下探討、重新詮釋中國現代留學作家對中國文學的意義。

作者簡介    

婁曉凱

　　1980年出生於河南臨潁，2003年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2006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2009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對外漢語、比較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教學研究工作。

緒論
一、歷史回顧：中國近現代留學運動的發展歷程
二、本書所論及的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
三、選題意義、研究現狀及研究思路

第一章 基於自由主義立場的情本體論及其變異性呈現
第一節「文學本出於至情至性」：堅持文學的獨立性與審美特性
第二節「文學家永遠不失掉他的獨立」：以人為本、注重心靈抒發的創作觀
第三節「靈魂在傑作之間的奇遇」：不即不離、崇尚寬容的批評觀

第二章 激進與功利：工具理性及其合法性存在
第一節「一切文學，都是宣傳」：從工具論和階級論出發
第二節「有所為而為之」：在意識形態規約下的創作觀
第三節 審美的消解：單向度批判與介入性重構

第三章 留歐美與留日作家文藝觀的相似之處
第一節 在批判與眷戀之間：中國傳統儒釋道文化精神的影響
第二節 在憂患與自強之間：民族主義情結與愛國主義情懷
第三節 轉向與嬗變：留歐美和留日作家中的「特殊」表現

第四章 留歐美與留日作家文藝觀異同的原因與淵源研究
第一節「詩寫性情，惟吾所適」：留歐美作家文藝觀的成因
第二節「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留日作家文藝觀的成因
第三節「以天下為己任」：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的責任和使命感

第五章 留歐美與留日作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和影響
第一節 開創與建設：留歐美留日作家與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
第二節 自由守望：從留學歐美到新月派和京派
第三節「紅色意義」的生成：從留學日本到創造社和加入左聯

結語
參考文獻

緒論

　　一、歷史回顧：中國近現代留學運動的發展歷程

　　眾所周知，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文明任何一個民族的產生和發展都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都面臨著或必須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或融合中逐步向前發展乃至走向成熟。而在這一過程中，人們跨越民族和國界，到其他國家進行訪問學習，既是幾千年來文化交流的傳統，也是人類文明得以傳播和發揚光大的重要途徑。如果說在西方，從古希臘到羅馬，從中世紀到近現代，頻頻而不間斷的跨國訪學或留學活動不僅為西方各國文明的傳播和匯融、異域文化的交流和溝通，起到了直接促進的作用，更為西方人文主義和科學思潮的興起乃至整個近代西方文化的多樣化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在中國，幾千年來不同地域、民族乃至國家間各種文化的交流互滲、人員的交往和遊學，也一直是華夏文明不斷得以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和優秀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講，先秦時期孔子及其門徒周遊列國，創立並傳播儒家學說的行為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遊學傳統的濫觴；而秦始皇派遣徐福帶人到東瀛求仙、漢武帝派張騫率領使團數度出使西域，以及隋唐時期眾僧至印度取經並接受各國外交使節和學生入唐研習、宋元明清時期的傳教士來華傳教、以及在此影響下一些中國人的域外訪學和交流等都可以看作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文化傳播和交流活動，也推動了中西文化之間的交融和吸收。在近代中國，1840─1842年鴉片戰爭的慘敗，不僅宣告了大清帝國統治的失敗，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且暴露了清政府長期閉關鎖國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再做著天朝大國的美夢，開始認認真真的睜開眼睛看世界，對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和東洋文化開始由拒絕到被動接受乃至主動尋求。一批批有識之士開始走出國門、放眼世界、留學異域、求師問學，希望找到救國救民之道。

　　1847年有著「近代中國留學之父」之稱的容閎自願赴美留學開啟了中國人留學海外的先河。他不僅是近代中國第一位在西方接受正規高等教育、並獲得耶魯大學學位的畢業生，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學成回國以後，也一直致力於中國留學運動的開展。他曾克服重重困難說服清政府官員曾國藩、李鴻章等，協助百名幼童揚帆赴美留學，正式拉開了中國官方派遣留學生的帷幕。從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為了培養組建近代海軍所需要的軍事力量，改變中國海軍技術落後的狀況，洋務派也曾先後4次選派青年學生和下級軍官赴歐學習，這是中國人留學歐洲的開始。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隨著北洋水師的慘敗、中華民族危亡的加深，國人「憬然知國力之不競，由學術之未新，舉凡政治、社會之設施與改革，無一不資世界最後出之學術與智慧。於是遊學之風復勁，負笈海外者亦漸多」。

　　人們迫切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留學運動特別是赴日留學，成為許多有識之士新的選擇。這一時期延續兩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病入膏肓、遁入末世，各種矛盾和危機也日益深化和激化，再加上1901年《辛丑合約》簽訂以後，一連串的外交失敗，以及國內愈來愈強烈的改革和革命的要求，迫使清政府廢除了行之千年的科舉和八股考試，鼓勵並大量派遣留學生，開始實行所謂的「新政」。與此同時，部分「庚子賠款」的退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的設立，也都為20世紀初大批學子留洋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使他們的留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這許多留學生們，雖然人員龐雜，所去的國家、選擇的學校和所學科目專業各不相同，但強烈的使命感和濃厚的政治意識以及救亡救國的迫切心情始終是他們共同的特點。他們大都在國外刻苦攻讀，努力學習各種先進的科學文化和現代技術，並試圖引進西方文化改造中國，使中華民族擠身於世界文明富強之林。

　　在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上，從最初洋務運動時期的幼童赴美到後來的清政府專門設立留學政策鼓勵留學，以及20世紀初的留學高潮的到來，中國留學運動如涓涓細流從未間斷，並且呈上升趨勢。而這些遠赴歐美、日本等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政治文化的留學生們，學成歸國以後，他們又大都學以致用，在政治、社會、科技、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方面都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許多新的面貌、新的氣象和新的風尚，更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如詹天佑修建了第一條京張鐵路，嚴復翻譯《天演論》、《論自由》等書，促成了進化論和自由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國家等等。可以說，在激蕩變革的近代中國，留學生是知識份子中特殊的一群。他們站在時代前沿，既傳承了古老的中華文明，又負笈留學海外，親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浸染，他們是「中西文化融匯的載體」和中國社會變革的前驅和先導力量，在舊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留學生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二、本書所論及的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

　　同樣，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學生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縱觀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幾乎一大半的作家都曾在20世紀初出國留學，留學他國是他們共同的背景和經歷。正如有評論者所言：「留學歸國人員從事文學創作人數之多，文學成果之豐富，對建設中國新文學的貢獻之大，不僅此前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是在世界文壇上也是罕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學能在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之後極大地開闊眼界，迅速地建立起全新意義上的現代文學體系，積極地融入世界文學的總體格局，並成為這個格局中同步發展的組成部分，具有留學背景的作家群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而從1934年顧鳳城編撰的《中外文學家辭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書中收錄的217名中國現代作家中，有89名是留學出身。 日本學者小島友於在1937年編撰的《現代中國著作家》中收錄了322名作家，其中155人是留學出身。王富仁甚至還將中國20世紀文化稱之為「留學生文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如魯迅、郭沫若、巴金、艾青、田漢、朱光潛、宗白華等都曾留學海外，在美國、歐洲或者日本求學，學成歸國以後又以豐厚的文學創作成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發展和傳播做出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貢獻，成為中國歷史上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作家。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留學海外經歷的作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專門出國學習的學生，他們到國外主要是以求學為目的，希望通過努力獲得國外的學歷或學位，如胡適、梁實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等；一種是出國工作或由於其他原因如避難、旅行等在國外待過一段時間的，他們沒有進過固定的學校，也沒有學過系統的專業知識，不以獲得學位為目的。如老舍曾到英國教書、茅盾曾到日本避難、朱自清曾到歐洲旅行的等等。鑒於這種情況，我想先來界定一下本書中所論及的留歐美和留日作家：主要是指那些出國以讀書學習為目的的學生，歸國以後又曾在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或文學批評方面有突出成就，對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發展和傳播做出過一定貢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人。由此本書所論及的留歐美作家主要有：胡適（1910─1917年赴美留學），徐志摩（1918─1920年赴美留學，1920─1922年赴英留學），梁實秋（1923─1926年赴美留學），聞一多（1922─1924赴美留學），林語堂（1919─1923赴美留學）；吳宓（1917─1926赴美留學；梅光迪（1911─1920赴美留學）；胡先驌（1913─1916赴美留學）；李金髮（1919─1921年赴法留學）；梁宗岱（1924─1931年赴法留學），朱光潛（1925─1933年赴英、法留學），宗白華（1920─1925年赴法、德留學），艾青（1929─1932赴法留學），巴金（1927─1928赴法留學），冰心（1923─1926赴美留學）；留日作家主要有：魯迅（1902─1909年），周作人（1906─1911年）；郭沫若（1914─1923年），郁達夫（1913─1922年），成仿吾（1910─1921年），張資平（1912─1921年），陶晶孫（1906─1927年），倪貽德（1927─1928年），李初梨（1915─1927年），朱鏡我（1918─1927年），穆木天（1920─1926年）；豐子愷（1921─1922年），李叔同（1905─1910年），夏丏尊（1905─1907年）；歐陽予倩（1902─1910年），田漢（1916─1922年），夏衍（1920─1927年）。

　　此外，本書重點選擇了1900─1930年這段時間，因為這是自1847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容閎赴美留學以來的一個留學「高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部分有突出成就的文學家都是在這一時期出國深造，或者留學歐美或者留學日本，刻苦攻讀、潛心學習，在不同的語境中接受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的西方現代文化知識。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由古典走向現代、真正具有「現代」的特質、並得以迅速發展和傳播的重要進程。這些留學精英們大都曾經懷著救國救亡的使命遠赴海外，學成歸來以後又都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建設中來，在文學理論、文學創作和批評方面都有豐厚的成果，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選題意義、研究現狀及研究思路

　　筆者通過考察發現，這批在20世紀初留學歸返中國本土的現代作家，除了個別的「轉向」或者「嬗變」之外，他們因留學背景及其文化區域的差異性──留學歐美或者留學日本，形成了文化立場迥然相異與群體特徵鮮明獨特的兩種現代知識份子族群。如果說留歐美作家大都強調自由和獨立，注重文學的獨立性和本體性；那麼留日作家則更多地傾向於激進，更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和現實功利作用。這也使得他們曾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據守不同的文化陣地各領風騷甚至論戰不休，並在自覺與不自覺中逐漸開始朝著兩個方向分化，也以此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學歸返本土的兩類知識份子相互衝突與整合的多元文化景觀。雖然目前學界已經有一些單篇的論文涉及對這批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與考察，但大都屬於單向、個別的研究或比較粗疏的「掃描式」把握。從文藝觀的角度，全方位地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留歐美和留日作家進行整體把握和深入具體的比較研究，分析並詳細說明他們各自文藝觀的主要特點及其形成的原因，考察並探討他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影響，目前學界幾乎沒有。

　　目前學界對留歐美和留日作家的研究主要側重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關於中國近代留學運動的興起及其發展歷程的研究。容閎被稱為是「中國留學第一人」、「近代中國留學之父」，有評論者側重從他的留學歷程、教育救國思想和主張、以及說服晚清政府組織幼童留學的活動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認為他「最突出的貢獻是開拓了中國的留學事業，開闢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促進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 ；此外，1927年舒新城編著《近代中國留學史》 ，他以獨到的教育史專家的眼光，系統論述從洋務運動到「五四」前後中國留學生的發展軌跡和社會影響，詳細介紹中國近代60年留美、留歐、留日的興起與發展經過，奠定了中國留學史研究的根基；他還對留學資格與經費、留學管理、留學獎勵、留學思想之變遷等進行了具體的闡發，對留學中存在的問題、解決的辦法和途徑也都進行了頗有成效的探討，是目前國內學界最早從宏觀上把握中國近代留學運動、具有豐富史料價值的論著，也是後來研究者必看的參考書。《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王奇生著，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著重敍述留美、留歐、留日的歷史及近代中國留學政策的演變，下篇則探討歸國留學生對中國近代政治、軍事、社會、思想、教育、學術等方面的影響；而且專闢一章探討「留學生與中國文學」，認為他們是「文體革新的先驅」、「文學革命的導源」，並列舉現代文學史上部分留美、留日、留歐作家，簡要闡述了他們之間的區別。宋健在《中國百年留學潮》一文中談到：「中國近代留學潮經歷了130多年的歷史、從晚清到20世紀末已有過十代留學生」， 分別就這十代留學生進行論述並主要說明歷代歸國學子們在工業和科技方面的貢獻，認為「歷代歸國的學子們，意氣風發，崇論宏議，榮辱皆忘，全身投入工業化建設和科學技術事業，與全國人民共同奮鬥，寫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光輝的新篇章。」 此外還有一些相關專著和論文研究近代留學運動的興起及其發展歷程 ，如《中國留學運動的歷史考察》、《試論晚清三次重要的留學浪潮》、《20世紀初的兩次留學大潮》、《歐風美雨中的留學生－論清末新政時期留學歐美的興起》等，此不一一贅言。

　　關於中國近代留學發展歷程，國外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日本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一書首次從國別史的角度研究中國的留學問題，詳細敍述了中國人早期留學日本的原因、留學日本的歷史經過（1896-1937）、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與日本人的關係、留學生的翻譯活動及對中國出版界的影響、日本語彙在中國語文中的滲透、留日作家的革命活動等，是國外研究中國留日問題比較詳盡的一本專著。森時彥所著《留法勤工儉學小史》（【日】森時彥著，史會來、尚信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書則運用翔實而豐富的歷史資料，記述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以及中國革命者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的活動和作用。對若干問題的考證與國內的研究相比，頗有獨到之見。多賀秋五郎編的《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日】多賀秋五郎編，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也涉及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並整理了很多相關的中國教育的法令、奏議、規章制度等資料，史料價值很高。

　　其次，從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留學生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引進，並探討留學生回國以後在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所做的貢獻及其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密切聯繫，也是當前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李喜所的《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 一書把「留學生的思想文化演進和整個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和新文化的產生、發展結合在一起」，從具體分析以容閎為代表的早期留美生開始，分別論述留學生們對西方文化的借鑒和吸收情況及其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還「力所能及地敍述留學生是如何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的」，並對中國留學史上有影響的重要人物如容閎、嚴復、孫中山、魯迅、胡適等專節論述，用稍多的篇幅做了比較具體的分析。安寧、周棉主編的《留學生與中外文化交流》分為上下兩編，研究視野比較開闊，上編從「留學生與晚清的西學東漸、五四運動、邏輯學的東漸、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西美學的融合與發展、中國的新史學、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等方面分析留學生對西方文化的傳播，下編則具體闡述嚴復與西學東漸、蔡元培與中外文化交流、魯迅與中外文化交流、胡適與中外文化交流、林語堂與中外文化交流之間的關係，「從一定意義上說，它既是一部研究中國留學生的專著，又是一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專著。」 此外，目前學界還有一些論文如《中國近代留學運動的現代啟示》、《近代中國的留學教育及其影響》、《庚款留學在中國的主要影響》、《淺論庚款留學的影響》、《留學日本與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留日運動與中國現代化》、《五四時期留美學生對科學的傳播》、《辛亥革命和中國留日作家》、《第一批留學生的派遣與中國教育的近代化》、《近代留美生與留日生對中國社會影響之比較》、《中國近代留學教育走向、學習內容及歷史意義分析》、《留日作家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探析》也都不同的方面具體說明了留學這一運動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第三、單向度地對留歐美與留日作家各自的特點進行分析，並考察他們與中文學之間的關係也是學界研究的一個重點。孔繁嶺、申在文在《簡論中國近代留日作家的特點》 一文中指出留日作家與留美、留歐學生相比有著不同的特點，主要在於：人數最多，為其他各國留學生總和的近2倍；政治性強，多學軍事政法，好譯西書和從事政治運動；日本先進文化的薰陶和侵略政策的刺激，使留日作家對日既愛又恨；對兩國關係影響最大，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僅充當了反日鬥爭的先鋒，而且掌握南京政府對日外交的實權，由此決定了對日關係的妥協和抵抗的雙重政策。《近代留美生留學特點考》 一文則認為「近代留美生獨具特色，他們選習科日偏重理工農醫等自然科學；受教育程度高，具有良好的科學品質；胸懷濃厚的『科學救國』思想；留學經費來源有保障，學習條件較優越」，因此「他們成為中國科技發展主導力量。」賈植芳在《中國留日作家與中國現代文學》 一文中談到了留日作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認為留日作家「那種反封建傳統，嚮往民主，追求理想的激進思想和行為，推動了新文學運動和現代文學運動的發展和進步。」周曉明的《多源與多流──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 一書上篇重在對中國留學運動追根溯源，分階段論述中國留學運動的發展歷程，並分別說明現代中國的留學族群如現代留美群、現代留日群、現代留歐群、現代留蘇群的總體發展過程及其群體特徵；在下篇主要是對新月派及其特點的分析，重點說明新月社的緣起、主要活動、刊物、新月書店和前期的「新月」的終結；並對它的文學活動、思想去向、政治抉擇、文藝思想、歷史定位、創作特色等進行了分析說明。鄭春的《留學背景與中國現代文學》 分為上、下兩編，主要探討留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在上編中他從材料出發，重點論述留學背景及其歷史形成的過程；在下編，他則從現代文學的開創、現代文學的建設、現代文學的開放等方面具體考察留學背景和具有留學背景的現代作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同時不忘說明「留學背景與現代文學的局限」，即留學背景所產生的「追趕與浮躁、通才與專才、優越與膚淺」等負面影響。

　　第四，當前學界也有論者從留學規模、留學情形、教育風格等方面對留歐美和留日作家進行比較研究。比如《近代中國留日與留美運動之比較》 一文對留歐美和留日運動的社會環境與條件、留學規模、所學課程等做出了一系列的比較，認為「兩次留學運動都推動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加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這種影響亦有所偏重，留日運動對中國近代政治、軍事發展的影響是主要方面、而留美運動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影響主要是實業方面。」 《近代中國留美和留日教育之比較》 一文指出「近代中國的留美和留日教育是兩種從風格截然不同的留學教育」，在發展狀況、管理、學生學業、學生團體、歷史影響等方面都有不同之處，「官方留美始於洋務運動，盛於「庚款興學」，留美生學業基礎扎實，學習勤勉，多習理工農醫，在科技進步和科學普及方而成績卓著；官方留日則始於維新運動，盛於清末「新政」，留日生人多勢眾，魚龍混雜，多學軍事政法，好譯西書和從事政治運動，在軍事革命和文化革新方而功莫大焉。對近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亦產生了小同的歷史作用。」 趙燕玲的《近代留美生與留日生對中國社會影響之比較》 考察了近代留美生和留日生是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指出由於「留學走向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起作用的主要領域不盡相同，「留美生側重於科技領域，留日生側重於政治領域」，並分析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留學背景的不同以及留學生對留學所在國的觀感不同」。 儘管也有論者涉及留歐美與留日作家及其文學創作的比較研究，但大都比較簡單粗疏，或者僅僅指出了兩個群體之間存在差異的可能，如比如有論者指出：「在文學理論的創新上，留美學生走在前面」，「留日作家作家群在創作實績上填補了空白，使得中國新文學實實在在地展現在國人的面前」； 或者浮光掠影地談談兩個群體之間不同的表現，如有論者認為「中國現代留日作家群和留學歐美作家群儘管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但血脈相連的文化根基、異鄉求學的相似經歷、揮之不去的華夏情結、振興中華的宏偉志向，又使得他們出現出相同的文化性格」； 但都並沒有進行細緻和深入的考察和論證。

　　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視域下，試圖從文藝這一角度，將留學背景與中國現代作家及其文藝理論、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匯通起來進行整體性思考，全方位地對這批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進行整體把握和深入具體的比較研究，分析並詳細說明在傳統與現代、中國本土與外域文化融會貫通的大背景下，他們各自文藝觀發展變化軌跡與典型特徵，考察並探討他們背後的淵源所在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甚至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影響。主要創新之處在於：首先在詳細佔有全面的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全方位地對留歐美和留日作家進行深入細緻地研究，集中探討他們各自文藝觀的主要特徵，並將之與他們的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聯繫起來進行詳細的論證，從而得出結論：留歐美作家普遍地表現為對文學獨立自由的追求和嚮往、對文學的審美特質的刻意追求和對政治的離心傾向；留日作家則大都比較強調文學的社會性和階級性，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工具作用，功利色彩濃重，往往忽略文學自身獨特的審美價值。其次，本書不僅具體分析留歐美和留日作家各自文藝觀的主要特徵，說明兩大留學群體的不同之處，同時更進一步的研究兩大群體之間的相似點，比如他們對傳統的依戀、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水深火熱的危難時刻，他們共同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等，並從整體上探討他們背後的淵源和原因所在，這一點在目前學界還沒有人專門論述過。第三、從1900─1930的30年間，留歐美和留日作家兩大留學族群之中各自還存在著「轉向」和嬗變的現象，如聞一多由詩人學者變為「鬥士」；周作人從「叛徒」走向「隱士」，前期創造社「沒有整齊劃一的主義」，推崇文藝多元自由發展等，本書提出並逐一對之進行分析論述。第四，在探討留歐美和留日作家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上，本書不僅指出他們在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方面所做的貢獻，更指出留歐美作家所開創的自由主義傳統經由新月派和京派而發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自由流脈；而留日作家彙入左翼的大潮，他們各自的文學活動和文學創造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主脈，並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多元景觀的形成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