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傑羅．查尼歐提斯

導論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亦即腓力之子……擊敗了波斯和米底亞（Media）的大流士國王（Darius III）……他曾發動許多戰爭，征服各大要塞，屠殺當地國王。他行軍到世界的盡頭，從各族人民手中劫掠贓物……統治十二年後逝世。他的後繼者紛紛在各自的行省掌權，在他死後為自己加冕；多年間，權位皆由親生子嗣繼承。大地苦痛四溢。
這段文字節錄自《馬加比書》（Maccabees）一書，那是西元前二世紀晚期的希伯來文文本，以希臘文留存。這個段落以主觀簡述了我們傳統上稱呼的「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戰役（西元前三三四至三二四年）到克麗奧佩脫拉逝世（西元前三○年）的時期。作者的觀點是被攻克行省的好戰分子觀點，他們在當時拾起武器，對抗眾希臘國王和他們的希臘化猶太擁護者。
在這四海一家的年代，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在一本關於希臘歷史的著作伊始引用猶太文本：其一，它呈現出不同視角和對立觀點的存在；其二，一本挑戰希臘文化和政治統治的著作因為使用通用語言希臘文而得以傳播；其三，希臘化時代這個名稱是源自於「希臘化人士」（Hellenisers）一詞，即吸納希臘風俗的猶太族群。這段文字反映出該時期的某些對立和矛盾。
什麼是希臘化時期？為什麼我們要研究它？延伸傳統上認定的結束年代（西元前三○年），將羅馬帝國時期的前一百五十年納入，視之為「長希臘化時代」一同檢視，這麼做是否恰當？談到希臘化時代的開端，亞歷山大大帝的逝世確實是古希臘歷史的重要轉捩點。後續他的繼業者建立起眾多朝代，或許正是在他死後的數十年內最為明顯、也絕對是最為嶄新的面向。當時大地無疑是苦痛四溢的，但或許不是《馬加比書》的猶太作者心中所想的那種苦痛，那種對猶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壓迫，而肯定是未曾止息的征戰、私人和公共的債務，以及內亂所造成的痛苦。當然，認為希臘化時代只帶來苦痛，是偏頗又錯誤的想法。這個歷史時期的意義遠遠多過亞歷山大的繼業者之間的紛戰、他們所建立的朝代、羅馬、蠻族、外邦國王、城市和聯邦的總和。這三個世紀還有什麼值得我們思考的呢？
在日常生活的談話裡，我們會說某人犯下龐然（colossal）大錯，或說某人在人生的逆境中堅忍（stoically）不懈。我們可能會提到享樂主義（epicurean）的美食，而在外國度假時，可能會想參訪博物館（museum）。有些在學校選修歐幾里得幾何學（Euclidean geometry）的學生討厭這個學科，但有些人熱愛之。當意外發現某個問題的解方時，我們可能會驚呼：「我發現了（Eureka）！」而雖然我們或許無法了解液壓（hydraulic）泵和氣缸的運作原理，但它們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龐然、堅忍、享樂主義、博物館、歐幾里得、「我發現了」和液壓這些字詞都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它們全都源自於希臘化時代。伊比鳩魯派人士和斯多噶派人士的哲學學派創立於西元前四世紀晚期。約在西元前二三○年，阿基米德某次在踏入浴缸時靈光乍現，發現排出的水量恰好等於他浸入水中的身體部位的體積，據稱他在當下驚呼：「我發現了！」歐幾里得是西元前三世紀早期居住在亞歷山卓（Alexandria）的一位數學家，而當時在位的國王是托勒密一世（Ptolemy I），他創立了一座緊鄰他宮殿的學習中心，稱為「博物院」（Mouseion），這個機構名稱的意思是「繆斯的聖壇」。在博物院裡，數學家兼工程師克特西比烏斯（Ktesibios）曾應用他對水力的知識，發明出第一座管風琴（或稱水風琴［hydraulis］），藉由水壓來發出聲音。太陽神巨像（Colossus）是西元前二八○年矗立於羅得島（Rhodes）港口的太陽神巨大雕像，和亞歷山卓的巨大燈塔：法羅斯島燈塔（Pharos），都被納入世界七大奇景。要評估一段歷史時期的影響力，去檢視流傳後代的字詞或措辭是個很好的方法。
如上述的科學、藝術、知識和文化成就，不能也不該在脫離脈絡的狀態下研究之。亞歷山卓的博物院、其附屬的圖書館，以及在那裡工作的學者和科學家做出的無數貢獻之所以能夠成立，全仰
賴亞歷山大建造了那座與其同名的亞歷山卓，以及在希臘化時代統治埃及的國王們擁有的龐大資源，才得以成就知識的進步。文化領導地位開始由希臘的雅典轉移至埃及和亞洲，是希臘移民到亞歷山大征服領地上的新建城市定居所造成的影響之一。太陽神巨像是為了慶祝一場軍事勝利；亞歷山卓的法羅斯島燈塔與東地中海日增的重要性有關；斯多噶哲學則是立基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發展的持續辯證上。要了解藝術與科學、哲學與文學、科技與宗教，就必定得認識希臘化時代眾多城市與王國的社會衝突、戰爭、政治實驗和創新的歷史。因此，研究希臘化時代的好理由可不少，之後我還會提到更多。從亞歷山大的征戰談起是個恰當的開始，但我們該在哪裡劃下句點呢？
傳統上研究希臘化時代時，是結束在西元前三○年克麗奧佩脫拉自盡身亡，以及羅馬併吞她的埃及王國。這無疑是政治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標誌著希臘化時期最後一個偉大王國的覆滅，與元首制（principate，一種君主統治形式，在奧古斯都及其繼承者的治理下成形）的濫觴。然而，西元前三○年並非社會、經濟、宗教和文化歷史的轉捩點。我們在希臘化時代觀察到的趨勢，在克麗奧佩脫拉死後又延續了兩個世紀之久。為了要完全了解這些趨勢，我們必須將那一年之後的文獻納入考量。反之亦然，我們如果要了解羅馬帝國時期前兩個世紀、希臘羅馬東方世界的政治體制、社會組織、經濟、文化和宗教，就不能不顧及其希臘化時代的根源。從亞歷山大在東方發動的戰役開始，大致到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的治期（西元一六一至一八○年）為止，最好視之為一個單一的歷史時期來研究，因此我提出「長希臘化時代」這個用語。在這長達五百年左右的時期，你可能會識別出幾個區隔分明的階段，這從本書的分章可見一斑，但發展歷程是延續不斷的。
本書的歷史敘事結束在西元一三八年哈德良逝世，不過在使用希臘語的行省，情勢並未在他的繼承者安東尼．庇烏斯（Antoninus Pius）的治理下有所改變。一直到西元一六一年，奧理略對抗帕提亞人的戰役開打，轉變才開始發生。我之所以選擇哈德良的治期作為這本書的結尾，並非因為相較於他的繼承者，一般讀者對他更為熟悉，也不是因為他鞏固了羅馬帝國的疆界、終結前任皇帝圖拉真（Trajan）統治下的大規模進攻行動。反而是因為泛希臘同盟（Panhellenion）的建立（這是個一統所有具有希臘根源之城市的議會，至少理論上如此），為一個循環劃下象徵性的句點，這個循環始於馬其頓的腓力二世，及其子亞歷山大為團結所有希臘人而投注的心力。既然希臘人的聯合統一，或由此而起的分裂，是本書較廣泛的主題之一，由腓力和亞歷山大的泛希臘同盟，以及哈德良的泛希臘議會組成敘事架構，相當切合要旨。
身為希臘聯盟領袖的亞歷山大發起了對抗波斯帝國的戰役，宣告目標要解放在小亞細亞受蠻族統治的希臘城市，並為西元前四八○年波斯人毀壞希臘聖所報一箭之仇。他永遠無法原諒斯巴達人，他們是一支強大的勢力，卻沒有加入聯盟，只為讓他無法宣稱自己統帥一場全希臘人的戰役。首先在格拉尼庫斯河（Granikos）拿下勝利後，他在雅典為雅典娜女神獻辭。這短短的獻辭碑文，羞辱了亞歷山大唯一沒有在正面對戰中擊敗的敵軍：「腓力之子亞歷山大與除了拉克代蒙人之外的希臘人，這些是取自居住在亞洲的蠻族。」哈德良並未試圖在亞歷山大未及之處來設法獲得成功；他的泛希臘同盟和亞歷山大的軍事聯盟截然不同。更準確的說，這兩個希臘聯盟之間的強烈對比：一個旨在對抗蠻族敵人，另一個則是在羅馬帝國的行政架構下團結希臘人，讓哈德良的統治成為本書適切的結論論點。
亞歷山大戰役後的四個半世紀，希臘城市，這次是所有的希臘城市再度臣服於一個帝國勢力：羅馬帝國。亞歷山大的誕生地佩拉（Pella）成為羅馬殖民地；在埃及與他同名的城市亞歷山卓依然是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但在西元前三世紀多數時期作為政治權力中心的重要地位已然喪失。儘管政治勢力的劇烈變動讓希臘人和操著希臘語的人口所居住的多數區域，都融入羅馬帝國，但不變的是特有的希臘認同，讓希臘人與眾不同。我們絕對有正當充分的理由去研究帝國中獨特的希臘歷史，正如我們可以研究猶太人、日耳曼人、伊比利人（Iberians）、不列顛人（Britons）或其他附屬群體。這種「希臘」認同確實靈活又具有強大的適應力。只要有助於他們順從羅馬統治，精明的希臘作者甚至可以宣稱羅馬人是希臘部族的後裔；小亞細亞的希臘化城市憑藉捏造的證據，證明它們是由希臘英雄或拓殖者所建立的，就能加入泛希臘同盟；任何人幾乎只要受過希臘教育、具有真實或編造希臘根源之城市的市民身分，都可以被視為希臘人，無論他擁有希臘人、色雷斯人（Thracian）、伊朗人或羅馬人的名字。
雅典、以弗所（Ephesos）和亞歷山卓的知識分子，可能有些鄙視亞洲或巴爾幹半島的希臘化人口，但在羅馬帝國這個世界性的國度有著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宗教網絡，因此「希臘人的歷史」無法只局限在亞歷山大的戰役前，存在的希臘城市和殖民地區域，也必須把希臘人在亞歷山大的帝國與其後繼者的王國所定居的地區列入考量。於是，我在梳理從亞歷山大到哈德良的希臘歷史時，涵蓋了大範圍的地理區域。主要的焦點會放在我們的文獻中描繪最詳盡的地區，以及希臘社群最為集中的區域：希臘本土、愛琴海、小亞細亞、敘利亞、昔蘭尼加（Cyrenaica）與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不過，在敘事與政治、社會、宗教和文化重要發展的綜述中，我都試圖納入西西里和義大利南部的西部希臘人、沿著黑海西岸和北岸分布的希臘城市，以及中亞，諸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的希臘人。
「長希臘化時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整體，並與先前的時期區隔開來，有幾項因素：君主政體的重要性；希臘化時期的國王和羅馬元老院政策中的帝國主義驅力；巴爾幹半島、義大利、黑海地區、小亞細亞、近東和埃及的政治發展關係緊密、相互依賴；這些地區日增的人口流動性；都市生活與文化的傳播；先進的工藝；以及語言、文化、宗教和制度逐步均質化。在亞歷山大的戰役前，類似的面向中並未存在上述多數的現象。
這個時期是希臘人真正的世界性時代，在希臘歷史上前所未有。在長希臘化時代所能觀察到的許多現象，都可以在現代世界找到相似之處，而這個歷史時期的「現代性」使它對歷史學家和我們當代警覺的觀察家更具吸引力。我會簡短評論其中四個現象：全球化、巨型城市（megacities）、新興宗教與統治。
因為在歐洲、亞洲和北非的廣大地區相互連結，希臘化世界和羅馬帝國理所當然被視為早期的全球化案例。當然，在這裡使用「全球化」這個現代用語必須加上引號。首先，這是因為希臘化和羅馬網絡並未涵蓋全球，而只局限在當時認定的「人居世界」；其次，那個時期的許多人不認為有人居的陸地是球狀的，而是一個海洋圍繞的圓盤。然而，在希臘人和羅馬人已知的地區間，連通之廣泛令人印象深刻。亞歷山大的征服行動並未創造出一個持久的帝國，而是產生由王國、半獨立君主和城邦組成的巨大政治網絡，從亞得里亞海延伸到阿富汗，從烏克蘭綿延到衣索比亞。這些政體和義大利、法國南部的希臘殖民地、北非的迦太基（Carthage）和印度的孔雀帝國（Mauryan Empire）建立關係，因此構成涵蓋整個已知世界的網絡，唯有中國除外。羅馬勢力擴張拓展了這個相互連結的世界，歐洲中西部與北非的多數地區皆加入其中。早在西元前二世紀中，探討羅馬擴張初期的政治家兼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就已經清楚意識到整個地中海地區的連通性，而引入「纏結」（symploke）一詞。
這項轉變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以及高度混雜社群內的制度和文化？這是個引人入勝的問題。表面上，你可以觀察到生活各個層面日漸均質。希臘文成為各個亞非希臘化王國間的通用語言，在東部的羅馬行省亦然；在義大利和西部行省經常使用希臘語，尤其是來自東方的知識分子和移民。希臘和羅馬的法律制度觸及偏遠地區。從城市的出現到男性的衣著和鬍鬚樣式、女性的髮型，從藝術作品的風格到點亮夜間活動的油燈外形，從修辭演說的技巧到娛樂形式，多數的文化面向皆顯現出一致性的驚人程度，跟隨從主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發展出來的趨勢。
如果按照傳統，將這些文化聚合的過程在希臘化時期的部分稱為「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的部分稱為「羅馬化」，將會使人產生誤解。因為這些用語意味著中心和邊陲之間的單向關係，但是在「長希臘化時代」文化上的通用希臘語（koine，一種普及的表達形式），是一段較長且遠遠更為繁複的過程結果。主要的參與者不只是握有政治權勢的人士，還有巡遊藝術家、演說家與詩人、士兵與奴隸，以及穿梭邊界的魔術師和解夢師。多民族的王國和羅馬帝國的人口流動性日增，導致文化聚合現象，以及被描繪為「綜攝」（syncretism）的宗教思想融合。因此，我在本書中使用「希臘化」和「希臘化的」兩個詞彙時，我僅僅指涉非希臘人口改用希臘語言和字母的現象，要注意的是，在通用語言的表面之下，地方習俗和相異的特性依然留存。希臘文和拉丁文、希臘文和埃及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拉丁文和亞拉姆文（Aramaic）等雙語或三語的碑文，正是不朽的文化繁複性的視覺表現。希臘人、亞洲和埃及的地方人口，以及後期來自義大利的移民之間的交流活力充沛，持續重塑文化。非希臘元素在宗教儀式與人名最為明顯可見，但同樣也存在於形形色色的現象之中，從神話、歷史記憶、來世觀，到社會習俗、喪葬儀式、服飾衣著、食物的烹調方式和耕作土地的方法，無所不包。
多元文化主義自然是這個時期的巨型城市較顯著的特色。亞歷山卓、安條克（Antioch）、雅典、以弗所、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e）、科林斯和帕加馬（Pergamon）等城市居民落在十萬到一百萬人之間，儘管難以與人口數達一千萬以上的現代巨型城市相比擬，但它們確實比當時的其他城市規模都要大上許多。在西元前三世紀初，詩人戴奧克里托斯（Theocritus）描述在慶典期間，兩名從敘拉古（Syracuse）移民到亞歷山卓的女子走進一條擁擠街道的反應：「老天，這兒可真擠呀！我們要如何通過這惱人的地方？何時才能解脫？他們簡直像螞蟻一樣―難以計數。」在人口組成混雜的大城市，如亞歷山卓，居民都必須面對一些我們十分熟悉的問題：安全、不同種族間的緊張關係、匿名、遭遺棄感、歸屬於某一群體的渴望。市民在社群中的政治參與愈薄弱，參與其他形式的社群來補償這份失落的需求，就會愈發強烈，如宗教、職業等群體。
「新興宗教」承諾在世的庇護與死後的極樂回應了部分的這些需求，在我們的世界也大多如此。外來的異教引入，融入適應希臘環境，以自發性社團組織它們的信眾；這些信仰既排外又包容，由於需要入會儀式才能進入，卻經常對所有人開放，無論血統、性別和社會地位。自發性社團不管是宗教或其他性質，都能賦予成員一種認同感。
儘管王國和大型聯邦占據主導地位，但城邦依然是政治、社會和宗教生活的主要舞台。希臘歷史上再沒有其他時期，像西元前四世紀末和三世紀建造了這麼多新興城市，甚至連西元前八至六世紀的大殖民時代也沒有如此蓬勃的建設。無論是新舊城邦、後期在希臘建立的羅馬殖民地，從西元前一世紀末到西元二世紀初的小亞細亞和近東，全都擁有某種形式的主權和高度的自主管理。可是這種主權遭到限縮，先是被王室干預，西元前一四六年後是因為羅馬行省行政機構的設立，接著是羅馬皇帝的威勢。雖然城市仍保有允許市民參與決策的制度，如公民大會，但它們愈來愈依賴富裕資助者的貢獻。此外，再加上國王和羅馬當局的直接干預、支持寡頭統治體制，逐漸將城市從溫和民主，轉變成寡頭政治；過去富人必須和市民協商權力，與他們的同儕競爭官職，並且受問責約束，如今政治權利和勢力全端視財產資格而定。名義上的人民主權和參與以及實質的權力之間出現落差，這樣的現象在今天的民主制度中亦不陌生，進而導致精英和國王採用一種戲劇化的行為，企圖在營造檯面上的親民和保持適當的距離之間創造平衡，這種行為和現代的民粹主義十分相像。負債者、遭沒收財產者、較無特權者和那些承受歧視之人偶爾起義反抗，但無能形成改革的力量。「權貴人士」只要願意將部分財產花費在我們今天所謂的「公共支出」上，他們的統治就可以免於質疑和挑戰。「長希臘化時代」的社會關係是立基於複雜的相互作用形式。
對現代讀者來說，這些具有明確話題性的特點，無疑會是本書討論的歷史時期的一個顯著層面。不過，若是古代讀者可能還會受到另外兩個元素的吸引，兩者皆在希臘化和羅馬帝國時期大量出現：突變（peripeteiai，突發的命運轉折）和意外（paradoxa，意料之外的現象）。「長希臘化時代」使我們正視對立和矛盾：傳統的堅持與技術革命，如安提基特拉儀器（Antikythera mechanism）的發展，這是一種展示天體現象以及太陽和月亮週期的複雜裝置；理性與迷信之間，君主與人民參與之間，城邦的小世界和王國、帝國的大世界之間，地方與普世之間。它為基督宗教的崛起預備了文化背景，也為現代世界警覺的觀察家提供了思考的食糧。但願這些是鑽研本書篇章的充分理由。

導論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亦即腓力之子……擊敗了波斯和米底亞（Media）的大流士國王（Darius III）……他曾發動許多戰爭，征服各大要塞，屠殺當地國王。他行軍到世界的盡頭，從各族人民手中劫掠贓物……統治十二年後逝世。他的後繼者紛紛在各自的行省掌權，在他死後為自己加冕；多年間，權位皆由親生子嗣繼承。大地苦痛四溢。
這段文字節錄自《馬加比書》（Maccabees）一書，那是西元前二世紀晚期的希伯來文文本，以希臘文留存。這個段落以主觀簡述了我們傳統上稱呼的「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戰役（西元前三三四至三二四年）到克麗奧佩...

《征服的時代：從亞歷山大到哈德良的希臘世界》導讀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翁嘉聲
羅馬「哲學家皇帝」奧理略（Marcus Aurelius，一六一至一八○年在位）統治末年，高盧里昂發生教難。基督教神學家艾任紐（Irenaeus of Lyons，生卒年約為一三○至二○二年）恰好出差羅馬，躲過一劫，劫後接任主教。在這說拉丁語的行省，他以希臘語與高盧語分別對希臘僑民和高盧人信徒傳教佈道。他原來出身小亞細亞希臘城邦士麥拿（Smyrna），年少時曾跟內陸的加拉太人（Galatians）交往，學會他們的語言，之後移民高盧。另方面，加拉太人則是在西元前二七九年，遠從高盧入侵，最後定居小亞細亞內陸的高盧人，歷經四百多年後仍保留自己的方言。伊任紐因此在可以在高盧用當地語言傳教，溝通無礙。
這種在古代希臘羅馬世界裡的大跨距移動，無論是個人或族群，類似例證還有許多，甚至發生在東到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北到黑海北岸、南到阿拉伯半島，往西則到大西洋沿岸各地，這所謂的「人居世界」（oikoumene）。這「人居世界」的形成是一連串歷史契機構成的。首先是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西元前三三六至三二三年在位）東征勝利，建立帝國；但他英年早逝，帝國立即被一群稱為「繼業者」（diadochi）的部將割裂成三大王國及其他大小不一的政治體。但政治分裂及競逐絲毫不影響文化交流和發展：希臘人在這段期間大量移民東方，甚至遠在興都庫什山脈及印度河流域建立數個希臘王國；他們也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半島和中亞草原建立城邦（如阿伊哈努姆［Ai Khanum］，在今天的阿富汗）；甚至在波斯灣沿岸建立貿易據點（emporium，如今天的巴林島）。各處星羅棋布著希臘人社區，居住著移民拓殖的希臘人，混居著原住民，甚至能過著擁有劇場及體育場的典型希臘城邦生活。
另方面，巴勒斯坦上層階級的猶太人以模仿統治族群希臘人的生活方式為榮，而小亞細亞在地的如卡帕多奇亞或本都王朝的波斯後裔，也多接受希臘文化。希臘文化在亞歷山大東征後，彷彿是在這塊大陸所形成蛋糕鋪上的一層厚厚奶油糖霜裝飾，是希臘統治族群及在地上層階級的文化。這段從亞歷山大大帝即位，到羅馬兼併埃及為止的歷史（西元前三三六至三○年），傳統上稱為「希臘化時代歷史」（Hellenistic History），但希臘人的文化未曾因為統治者易主而有任何中斷。
另方面，迅速崛起的羅馬共和在西元前三世紀跨出義大利，並在西元前二六四至一六七不到百年時間，接連消滅西地中海的迦太基帝國及東地中海的希臘化馬其頓王國，並擊潰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威逼埃及托勒密王朝，進而由西而東依序兼併、建省及治理，一舉將迦太基人探險過的北非及大西洋網路，結合到自己陸續開發的西歐及南歐網路，再和亞歷山大開創的希臘化世界串連起來。希臘政客、羅馬人質兼史學家的波利比烏斯（Polybius，生卒年約為西元前二○○至一一八年）探究這段羅馬不到百年崛起為世界霸權的歷史時，認為西元前二二○至二一七那關鍵幾年，是人類第一次可以見到當時環地中海希臘、羅馬及腓尼基三大文化板塊，因為政治發展而開始「纏結」（symploke）一起，之後逐漸密不可分。他認為這段關鍵時間是當時所有已知世界或「人居世界」開始整合浮現成為全球史的時刻。查尼歐提斯認為這整合過程在希臘化時代結束後繼續發展，並在友善希臘文化的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一一七至一三八年在位）統治期間到達面積最廣大及互動最熱絡的階段。希臘人雖是被羅馬征服的族群，但因為這全球「人居世界」的出現，獲得前往更廣闊世界發展的機會，才會發生希臘人伊任紐從小亞細亞移民到高盧傳教的故事。
在這先由馬其頓希臘人、然後是羅馬人主導的「人居世界」中，如果有共同特色的話，那便是這是個「城邦世界」，因為城邦（polis）是希臘、羅馬文明最基本的社區形式，提供希臘人及羅馬人文化發展的架構。亞歷山大、「繼業者」以及羅馬人都四處建立城邦，鼓勵移民。這些城邦在「人居世界」中原先像是個別落單的節點，之間若有往來，常是偶然與巧合，但在從西元前三三六至西元一三八年的五百多年期間，先由亞歷山大、「繼業者」，然後再由羅馬一一按鍵通電，互相連結起來，成為一個橫跨三大洲，西從西班牙大西洋沿岸、東到印度河流域，而北從中亞草原、南到印度洋的世界系統網路。亞歷山大及羅馬帝國的政治征服促成這網路的出現，但生活其中的希臘人、羅馬人和其他族群則活絡這整個世界網路的活動及內容。
安傑羅．查尼歐提斯（Angelos Chaniotis）《征服的時代》（Age of Conquests）便是述說這「人居世界」、當時已知「世界史」的故事（global history），但特別集中在希臘人在這「人居世界」東方的故事。原來的希臘化時代歷史在如是觀照下，被查尼歐提斯稱之為「短希臘化時期」；他打破斷代限制，將這時期「重新脈絡化」（re-contextualized）到更廣闊的「長希臘化時期」（Long Hellenistic Age）裡，將希臘化時代的歷史延伸到以五賢帝著稱的安東尼時代（Antonine Age，九六至一九二年）結束為止，長達五個世紀之久，對希臘化時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宗教等各面向做更完整的探索。這是因為希臘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雖然政治上不再自主，但在帝國東方、甚至更東的地方仍是主流文化，希臘人仍使用希臘語，居住在希臘人典型社區的城邦中，繼續發展從希臘化時代以來其獨樹一幟的文化。
在象徵上，查尼歐提斯也以大帝父親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第一次以討伐波斯為名，召喚希臘人團結，在西元前三三八／七年成立的希臘同盟（Hellenic League）為起點，一直到皇帝哈德良成立泛希臘同盟（Panhellenion），歡迎所有擁有希臘文化傳統的城邦加入為止，以這兩個「泛希臘」組織為端點，用文化史觀點來統攝東方的希臘人世界，做為《征服的時代》這書所涵蓋歷史的概念起點及終點。無論如何，查尼歐提斯這樣的長時代布局，綜攝了希臘古典城邦史之後的「後古典」（post- Classical）希臘史。這使得整個格局有如史詩般地遼闊，因為他所探索的是希臘民族在這部分「人居世界」裡一段將近五百年的命運史。
在這由「羅馬和平」（Pax Romana）最後整合而成的歷史大平台上，伴隨著大量各式各類人群的移動及文化交流。這些人有自願（商貿人士、劇團、傭兵、巡迴教師及醫生、朝聖信徒等等）或被迫（如戰俘、奴隸）；有的移動是定期及規律（如參加祭典或競賽），有的偶爾為之；有的透過水路（包括依印度洋季風航行來往非洲及印度）或陸路（特別是羅馬便利的道路系統）；有的移動是官方（如皇帝、使節或移防軍隊）；有的規模極大（如殖民地移民或族群叛亂後被集體遷居）；有的短暫，但有的長期、甚至永遠。這些移動的人常帶來文化交換、融合及衝擊。例如塞琉古王國在中亞粟特人（Sogdians）之中興建有完整希臘城邦各項設施的殖民城市阿伊哈努姆，就宛如希臘文化的堡壘，連結到伊朗、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希臘的社區，或許長達百年或更久；又如雅典在西元前一五○年代派遣三大哲學門派掌門前往羅馬陳情時，代表柏拉圖學院的懷疑主義大師卡爾內阿德斯（Karneades）公開進行有「詭辯」特色的演講，讓羅馬貴族子弟驚為天人、趨之若鶩，但這現象驚動保守的監察官老加圖（Cato the Censor），要求元老院立即下令驅離。
歷史上最寶貴的資源：人，當然不是唯一在這空間裡移動的項目。各地自然資源及製品的物流也加入人流之中。這是個充滿動能的時代。查尼歐提斯例舉一道俏皮的碑文，上面以圖文記錄一頭或許是表演用或寵物小豬的墓誌銘，說牠以短短的四腿行走在達爾馬提亞及馬其頓兩地間，受人喜愛，但最後卻不幸死於「車輪暴力」之下。這大平台上的任何人或甚至是物，在這段期間，與其他人進入到最多（以現代網路語言來說）是「六度隔離」（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關係。這緊密關係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前純然無法想像，而在西元一九二年後這機會也將逐漸消逝。
查尼歐提斯《征服的時代》述說這五個世紀、涵蓋亞歷山大帝國及羅馬帝國廣大疆域的故事，但他的重點始終是東方希臘人。他一開始引用希伯來聖經裡《馬加比書》猶太人在塞琉古王國統治下爭取獨立建國，提醒我們在這「人居世界」裡希臘人不是唯一的角色，他們的想法也非唯一的觀點。但無論是擺脫希臘統治的猶太復國運動，或以征服者之姿出入希臘世界的羅馬人，都還是環繞在這廣大人居世界裡希臘人的命運上。整個故事是從希臘化時代希臘人是受苦受難的政治衝突焦點，到羅馬帝國時期他們的世界逐漸變成帝國後院的太平世界，見到希臘人對政治軍事的精力及激情，轉而在更和平的社會、經濟、文化及宗教上發揮。
因此，舉例來說，希臘世界古典強權斯巴達著名的公民培育系統（agoge），曾孕育古代最知名戰士，但斯巴達在西元前三七一被底比斯打敗，又在西元前二二二年革命後被馬其頓擊潰後，無法恢復政治生機。但斯巴達在羅馬晚期共和紛亂的時代，善於在羅馬內戰中選邊站，清楚如何將自己傳奇的過去轉化成現在學者認為是西方第一個「文化主題公園」或「文化遺址」，將過去充滿戰爭的歷史，轉變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去吸引好奇觀光客前來賞味「復刻版」的多利安古蹟，或觀賞已經不再具有作戰功能的agoge表演（如阿蒂蜜絲祭典［Artemis Orthia］中對年輕人的杖擊流血儀式），放棄刀槍，轉以文創觀光來讓自己過著寧靜且富庶的生活。希臘其他城邦裡類似的役男制度（ephebeia）也多從原來強調的戰鬥訓練，逐漸轉化為上層年輕子弟的社交俱樂部。曾經是首屈一指海上強權的雅典，在羅馬帝國時，也變成希臘、羅馬貴族遊學最佳首選的大學城。
我們在《征服的時代》會發現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如zelos（「效法榮耀」）或epekoos（「傾聽禱告者」）。這些都顯示戰爭征服的激烈或帝國統治對人民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及文化衝擊。但統治接受端的人民也會尋求保護，或套用關係來爭取安身立命機會，這也是一股在敘述中不斷浮現的伏流。因此（例如）隨著時代前進，少數富裕精英階層逐漸以「施惠者」（euergetai）角色，扛起經營、治理城邦的責任，而社區眾人則報以感激，立碑讚許；或是地方宗教慶典競賽被逐漸政治化，成為地方人士在舉辦祭神儀典時，一起搭便車來表彰感謝皇帝和達官貴人功德（euergetism）的場合。這種積極互動使得統治精英不太敢忽略普通人民的聲音，否則他們不見得能夠享有這些尊榮地位，留名青史。正如大型希臘化王國或羅馬超級強權獲得查尼歐提斯詳細的陳述，但他也沒忘記中小型政權（如帕加馬王國［Pergamum］）、城邦組合升級而成的區域聯盟（如埃托利亞同盟［Aetolian League］或亞該亞同盟［Achaean League］），或自命為東地中海海巡署的羅得島共和國等等，在國際政治曾扮演過的重要角色。這些政治及文化成就是當時在這世界裡所有人共同協商、創造出來的，不是幾個大人物或單一族群一手打造。查尼歐提斯始終能維持多重視角來審視、觀照每個問題。
《征服的時代》涵蓋的地理範圍雖然沒包括羅馬帝國征服的西邊領土，但幅員仍十分廣闊，但查尼歐提斯敘述的歷史仍擠滿著比真實人生遠遠更為誇張的英雄或惡棍，進行大規模的殘酷戰爭或縱橫捭闔的陰謀。有誰會比亞歷山大的征服更廣更遠，吸引諸如龐培、凱撒及圖拉真等羅馬英雄競相模仿，希望能成為「羅馬的亞歷山大」（Roman Alexanders）呢？又有誰比埃及公主雅爾希諾伊（Arsinoe II）連續婚嫁不同希臘化王國國王後，最後回國再嫁給親弟托勒密二世「愛戀姊姊者」（Philadelphos），並在生前封神，來得更為傳奇？或有比以「慘勝」（Pyrrhic Victory）一詞而留名至今的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命運，更能同時兼具喜、鬧、悲劇（melodramatic）特色呢？在羅馬完成征服後，希臘人爭霸的政治史逐漸轉變為行省治理的緩慢過程中，但希臘人的命運仍然以不同形式繼續精采展開。他們除了逐步加入羅馬統治階級（例如執政官希羅德．亞提庫斯［Herodes Atticus］）外，還出現（例如）堪與耶穌基督比擬的異教徒神人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os of Tyana），或以復興古典雅典文體（Atticism）為職志的「第二辯士運動」（Second Sophist Movement）要角、記錄古代世界最完整的個人夢療經驗《神聖論述》（Hieroi Logoi）的阿留斯．阿里斯提德（Aelius Aristides），或是令人立即聯想到文英在《熱帶魚》電影中假扮「巨蛇娘娘」的神棍「假先知」亞歷山大等等。
儘管後古典希臘史或「長希臘化時代」極為多樣及複雜，但查尼歐提斯的敘述十分有條理。他在共十六章的安排中，前十章是依據編年順序發展的政治史，提供貫時性（diachronic）的明確政治框架。最後六章則是以同時性（synchronic）的結構方式，全面探索在這東方「人居世界」裡的四大議題：全球化、巨型城市、新宗教以及政府治理，這是我認為是《征服的時代》最精華的部分。我只需列出第十四章標題，讀者便可瞭解查尼歐提斯探討觸角的廣泛：「社會與文化趨勢：施惠者、同志、役男、運動員、女性與奴隸」；更令人肯定的是這些不同議題的探討未曾是孤立的，而是彼此連動，彼此強化深度。另外，第十五章「從城市敬神活動到一神至大論：國際性世界中的宗教」則是勾劃出醞釀轉變的宗教地景，出現即將轉變為一神論（monotheism）的「一神至大論」（henotheism）等等。若沒希臘化時代這些醞釀出的宗教概念及哲學發展，基督教的發展或艾任紐的神學，或許將大為不同。
這段歷史充滿著豐富史料及精采故事，處處引人入勝，而「長希臘化時期」的架構更是提供我們可以如年鑑學派般地觀察「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歷史穩定延續及緩慢變化。這特別對一向慣於以「小希臘」觀點來輕視「希臘化」文明，是個極佳的警醒。所以城邦在希臘化時代及羅馬帝國統治下雖不再自主，但查尼歐提斯證明希臘人仍以不同形式熱情地參與公共生活，城邦生活仍然如果古典時期一樣生猛有力，希臘人仍如亞里斯多德所言一樣地是十足的「政治動物」。這也提醒我們，雖然統治階級會影響受統治人民的命運，但他們來來去去，文化底層始終堅韌存在。高層政治很重要，但也並非一切。查尼歐提斯以廣大文化視角來觀察希臘人在不同統治者下的命運，也能刺激我們去思考現代全球人口移動（包括各種難民尋求庇護）、公民權意義及內容、民粹主義者和極權統治者如何操弄民意，還有貧富差距或性別等等許多全球性的問題。如今的新冠疫情也是全球化，若「長希臘化時期」有更多這方面的史料，那我們將更能相互參照。
我想沒有人能比作者查尼歐提斯更適合書寫這樣的主題。他是出生於一九五九年的希臘人，在雅典大學完成大學教育，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並陸續在紐約大學及牛津大學任教及研究；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他是極有權威的古典研究期刊《謨涅摩敘涅》（Mnemosyne）主編，同時也是《希臘碑文補篇》（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及小亞細亞阿弗洛迪西亞（Aphrodisias）出土碑文的主編，學術資歷顯赫，且獲頒榮譽博士學位及國家勳章。
查尼歐提斯專長克里特島歷史、希臘碑文學、希臘化時代歷史、希臘化及羅馬東方文化史，以及希臘宗教史。他有廣泛的考古田野經驗。讀者在閱讀《征服的時代》時，會發現相當數量的克里特及「露天雕塑博物館」阿弗洛迪西亞的史料，因為這些地方是他最投入的田野基地。在《征服的時代》之前，他出版過包括《希臘化世界中的戰爭：一部社會與文化史》（War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的許多專著及論文；之後他針對古希臘人的「情緒」進行研究，並在希臘船王歐納西斯基金會的支持下，進行相關策展。他博學多聞、歷史想像力豐富，綜合及詮釋史料的能力十分傑出，文筆流暢、清晰且具說服力。此外，他常在《征服的時代》章節末了引用亞歷山卓希臘詩人卡瓦菲（Constantine Peter Cavafy，一八六三至一九三三年）的詩句，這些常引起心中迴響，有如暮鼓晨鐘，因為除了十分優美外，也常一語中的地掌握住相關的時代精神。以及卡瓦菲那十分精準的歷史批判。但這些引用更給我一種查尼歐提斯似乎已經參透「長希臘化時期」奧祕的感覺。
《征服的時代》如果就大學歷史系希臘及羅馬史傳統教學來說，會涵蓋許多門不同斷代、區域及主題的課程。我個人覺得這或許部分與查尼歐提斯的考古訓練有關，因為如此背景常會使人對史料採取更多元看法，不再獨尊文本，同時對時間及地理也會採取比較長期且較廣博的視野。當然考古研究更是種科際整合的探索。這些對傳統歷史系訓練的學生都是極大的啟發，而查尼歐提斯對古代希臘人在西元前三三六至西元一九二年這段期間的「人居世界」希臘化文化的長期觀察，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學習實例。我個人甚至認為他的學養以及對文獻及考古資料的掌握，如果更擴大及加深《征服的時代》的範圍（例如，加進更多非希臘人的部分），應該可以取代出版超過半世紀以上的三冊希臘化時代研究巨作：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Ivanovitch Rostovtzeff）的《希臘化世界社會經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就台灣及華文世界來說，對西洋古代史有興趣的讀者，《征服的時代》絕對是個擴充視野的絕佳機會，因為市面上不容易找到對希臘化時代及羅馬東方希臘文化的適當介紹。查尼歐提斯謙稱說這是為「非專業一般大眾」書寫的書，但任何涉獵這領域研究及教學的人都將同樣受益許多。馬可孛羅文化決定將本書翻譯成中文因此是項極大突破，值得高度肯定，因為華文讀者將不會再對這段古代歷史全然陌生，甚至可以跳階理解，超越另一本時常被用來當希臘化時代歷史教科書的沃爾班克（F. W. Walbank）的《希臘化世界》（The Hellenistic World），這本對「短希臘化時代」的歷史介紹。對第一次接觸這段歷史的初階讀者，原著作者提供詳細的八幅地圖、三十八幅關鍵插圖、詳細年表、人名對譯表和索引，來協助掌握歷史的來龍去脈，不致迷失在人名、地名及事件的迷宮中。進階讀者則有各章所附書目來引導進修。這是負責且體貼的做法。最後，這本書對任何翻譯者都是極大挑戰，因為其中有許多專有名詞並不容易以中文準確傳達，但經驗豐富的譯者勝任愉快，全文讀起來十分通暢。
馬可孛羅文化的雄心不僅在此，因為在《征服的時代》之後，計畫陸續出版相關作品，讓古代史的面貌更加詳確。這是因為即使主題遼闊如《征服的時代》者，仍需被脈絡化在更廣闊的古代史架構中。這計畫中包括《羅馬的崛起》（The Rise of Roma）、《帝國的誕生》（The Origin of Empire）、《帝國的勝利》（Imperial Triumph）及《帝國的悲劇》（Imperial Tragedy）。馬可孛羅文化甚至計畫延伸到以古羅馬帝國繼承人自居的拜占庭中古希臘文明。若能完成，這將更能完整呈現希臘化文化的全貌。
我身為讀者，祈求這樣的努力結果能讓臺灣相關的出版品不再是如夏日漆黑寂靜的夜空中偶爾出現的閃亮流星，稍縱即逝，而是有如恆星，永遠閃耀。

《征服的時代：從亞歷山大到哈德良的希臘世界》導讀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翁嘉聲
羅馬「哲學家皇帝」奧理略（Marcus Aurelius，一六一至一八○年在位）統治末年，高盧里昂發生教難。基督教神學家艾任紐（Irenaeus of Lyons，生卒年約為一三○至二○二年）恰好出差羅馬，躲過一劫，劫後接任主教。在這說拉丁語的行省，他以希臘語與高盧語分別對希臘僑民和高盧人信徒傳教佈道。他原來出身小亞細亞希臘城邦士麥拿（Smyrna），年少時曾跟內陸的加拉太人（Galatians）交往，學會他們的語言，之後移民高盧。另方面，加拉太人則是在西元前二七...

導讀（翁嘉聲）
地圖
作者前言
導論

第一章　　一切的開端：從馬其頓到人居世界
第二章　　繼業者：王國的冒險家與締造者
第三章　　短三世紀的「舊」希臘：生存、自由與霸權的爭鬥
第四章　　托勒密王朝的黃金年代
第五章　　國王與王國
第六章　　聯邦與帝國世界的城邦
第七章　　纏結：羅馬的到來
第八章　　希臘國家成為羅馬行省
第九章　　亞洲和埃及希臘化王國的式微與覆滅
第十章　　外來野心的戰場
第十一章　羅馬東方世界：地方史及其全球脈絡
第十二章　皇帝、城市與行省：從奧古斯都到哈德良
第十三章　社會經濟景況：從希臘諸城成為「普世」網絡
第十四章　社會與文化趨勢：施惠者、同志、役男、運動員、女性與奴隸
第十五章　從城市敬神活動到一神至大論：國際性世界中的宗教
第十六章　希臘人與人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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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業者王國世系表
圖片清單
參考資料
書目
重要名詞對照表

導讀（翁嘉聲）
地圖
作者前言
導論

第一章　　一切的開端：從馬其頓到人居世界
第二章　　繼業者：王國的冒險家與締造者
第三章　　短三世紀的「舊」希臘：生存、自由與霸權的爭鬥
第四章　　托勒密王朝的黃金年代
第五章　　國王與王國
第六章　　聯邦與帝國世界的城邦
第七章　　纏結：羅馬的到來
第八章　　希臘國家成為羅馬行省
第九章　　亞洲和埃及希臘化王國的式微與覆滅
第十章　　外來野心的戰場
第十一章　羅馬東方世界：地方史及其全球脈絡
第十二章　皇帝、城市與行省：從奧古斯都到哈德良
第十三章　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