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尤季納

引言
導讀：安娜．尤季納──最大的存在
導讀：馬可．卡薩格蘭──開放形態：現在開放
序文：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提問／行動

1 夥伴們
2.1 城市
2.2 市民
3 感官，重新上載
4 廢墟與邊界
5 都市針灸分子
6 將大自然帶進機器裡
7 推動者、醫生、巫師

大事記
建議書單
建議片單
英文摘要


 

導讀

安娜．尤季納 Anna Yudina

existence maximum

最大的存在

　　馬可．卡薩格蘭（Marco Casagrande）的作品當中，我最愛的其中一件其實跟建築幾乎毫無關係。2002年時，他因為驚訝於自己的家鄉與日本北海道的相似性──從氣候、天空顏色到人民──馬可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線，連結芬蘭的赫爾辛基到日本北海道的帶廣市，開著一輛路虎的衛士（Land Rover Defender），跨越整個俄羅斯，總共十一個時區。「我們基本上跟著針葉林和凍原、城市和游牧區的邊緣界線走。」馬可這麼形容這二十四天的旅程。每天他停車下來找一位當地的老奶奶，用拍立得拍兩張照片，一張給老奶奶，一張給他自己；他也在每個方位點錄製當地電台廣播，並拿新斧頭與當地人交換一把舊斧頭。旅程結束時，他從跨洲際之旅得來二十四幅照片、二十四把斧頭、二十四段廣播錄音，還有滿腦子的回憶：「一片平原，上頭佔據著五層樓高、正在與宇宙對話的無線電波望遠鏡，還有在這些巨大宇宙鏡子下吃草的羊群……或者是我開車經過西伯利亞時，瞥見一間掛著網路咖啡店招牌的木屋，裡頭有許多破舊不堪的電腦，但都有極高速的網路連線速度；在鳥不生蛋、空曠無人、幾近頹圮的屋子裡，有著這樣的超級電腦。」羊群與無線電波望遠鏡和平舒適地共處，這個事實應該就是形容「第三代城市」（The Third Generation City）的好方法，這是馬可工作哲學的重點概念之一：將人類視為自然與人工之間的（再）連接點。

　　且讓我正式地介紹馬可．卡薩格蘭（出生於1971年），立基於赫爾辛基，跑遍全球的建築師與環境藝術家，過往、現時與即將到來的工作，洋洋灑灑地分別散布在芬蘭、義大利、日本、台灣與美洲，這裡只先列出這幾個地點。然而，「你做什麼？」這個問題，是最應該被認真以對的──也就是為什麼這本書，不是一本「正常」的專題論文，而是種開放形式的對談；馬可、他的合作夥伴、其他建築師、研究者、實論思考者，每個人的作品皆為──引述克里斯托佛．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 《大自然秩序的實證發現》（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Nature of Order）所說的──「探索我們知覺的方式、感覺生物與我們周遭環境的互動方式，如此的互動帶領我們去認識了解我們自己與生活的本質，最終，甚至希望能了解，至少在部分上，自我靈魂的本質。」令人驚異的是，分開獨立的訪談，最終彷如一場所有參與者相互對話的大對談。在這一系列的對談裡，我們檢視了第三代城市的不同面向，來完成這城市的終極目標─將人類與所有可能的創造力互動極大化──同時基進地重新思考城市與自然（包含人類本質）的關係。

　　在〈建築師在生化圈的角色〉（The Architects’ Role in the Biosphere）一文中，生物學家暨哲學家伊霍．海拉（Yrjö Haila）將建設（construction）與栽培（cultivation），這兩個人類在地球上「取得我們的空間」的邏輯並列在一起。建設與線型擴張和成果有關；而栽培與循環有關，並且立足在人類與大自然的互相依存之上才得以完成。與其他任何生物相比，我們人類對地球生態造成的改變最大，但直到現在，我們才開始發覺到，我們的生活「對於整個生物圈所維持的全球新陳代謝有多大程度的依賴」。挑戰在於，我們如何在建設與栽培這兩種態度之間取得平衡。而這項艱鉅任務的深廣程度，讓我們無法立刻在大範圍裡看到它的結果──這也許是正常的；因為當你必須處理的不是形塑與控制生命，而是在讓它發生之際，同時間也找到你自己在其中的獨特位置。

　　這些篇章中呈現的思考與作品，突顯出了不少第三代城市的成功實例，使其不只是紙上談兵的概念或夢想而已。這是事實：是已經在發生的事實。更多的是，它已經一直在那裡了，即將從瀝青柏油路面的裂隙中萌芽迸發而生。

　　本書最後一章，我們將反思建築師在變動的現實裡必須扮演的多重角色。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是那些擔任「推動者」的角色──能夠感知到可能性與潛力，更重要的是能連結這些流向，進而啟發不斷地創造，同時包容生命的發展，並提供讓更多生命得以發跡與生長的環境。

　　在馬可為《生物城市主義期刊》（Jorunal of Biourbanism）寫的一篇文章中，他說，「生物城市（biourban cities）不是某個文化、種族、經濟教條、時間軸或其他生活或存在方式的同質性平台」，而是「工業發展環境中的裂縫裡，有機的知識流入的都市堆肥處」，而且在這裡，「工業都市主義」（industrial urbanism）已經被「吃進那個城市與大自然提供生命的系統達到和諧一致的地方」。他自己的作品便呈現出很隱微卻很強大的創造力，並且與針灸十分相似：感測到一個即將迸開的新裂縫，並且使其發生。他鼓勵向城市裡「官方」與「非官方」的共生區域學習；例如貧民窟、移工營、自力營建的居處、社區花園與都市農場，這些是「城市發展與大自然之間，試圖拯救城市的緩衝區」。

　　「工業主義與其他任何人類的控制會帶來僵硬；而且，如同大自然中的任何東西一樣，僵硬代表死亡。彈性、流動性、柔軟與脆弱則帶有生命，所以問題本身可能含有比完全控制的企圖更好的解決之道。」喜愛俄羅斯科幻作家斯特魯加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的馬可這麼表示。斯特魯加茨基兄弟的社會科幻小說主題，處理的問題都無法在物質層面提供令人滿意的解決之道。他們提問的答案，都只有一種，且極度個人化，並且只有在人們往自己內心深處探索時才能取得。即興發揮與解決問題不一樣，而馬可傾向於選擇機會與即興發揮。

　　「時間不是金錢。」馬可說。我要加上：路徑不是公路。它沒有先被誰走過以確保我們的成功──每個時刻，只在我們踩下步伐的時候發生，而且正是因為我們創造出了這些時刻。

導讀

馬可．卡薩格蘭 Marco Casagrande

open form: now open

開放形態：現在開放

　　我們在玩「華沙遊戲」（the Warsaw Game），一種奠基於即興發揮與隨著更迭狀況作出調整、策略性的「開放形態」（Open Form）遊戲，主導者是卑爾根建築學院（Berge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創辦人史萬恩．哈特略（Svein Hatløy，1940-2015）、「微觀都市方略」（Micro-Urbanism）觀念的作者，以及「都市閃光工作坊」（Urban Flashes workshops）的創始人季鐵男。2002年在倫敦的都市閃光工作坊裡，史萬恩要求我們去找回收的建築材料，放到一台購物車裡，然後使用這些材料，讓它們能「主導」與「溝通」。季鐵男深受這背後的哲學觀吸引──這是他的道家史觀第一次遇上開放形態。倫敦行之後，季鐵男開始在卑爾根教學，而史萬恩則去了中國。

　　開放形態論壇的概念一開始是在1959年由具前瞻性的建築師、理論家暨藝術家奧斯卡．漢森（Oskar Hansen）提出，並進一步由史萬恩．哈特略發展而成。開放形態的觀念是立基於無作者的個人與集體行動，進而產出接續反應的可能性。運用這個方式，建築師的角色轉變為指導出具建設性的溝通。開放形態不是某個特定之人的不朽功業，而其歷經的程序也相對地更加生物性且自然。

　　史萬恩給了我一個在卑爾根建築學院的教職，我在那裡追求對開放形態更進一步的了解。慢慢地，我發展出「都市針灸術」（Urban Acupuncture）的概念，這要感謝史萬恩以及季鐵男的「微觀都市方略」。現在回頭來看，我們與薩米．林塔拉（Sami Rintala）在不同城市製作的建築裝置，我可以在那些裝置作品裡看到都市針灸術已然生成。如同針灸的針，那些裝置作品接合在地社群的集體意識，並試圖與每個當地特有的知識溝通。我們的建築表現法是開放形態，亦即我們並不倚賴任何特定的領域理念──甚至無關乎任何建築學派─而是自由地在藝術與科學的各種領域之間翱翔。

　　「首先你得先有東西想說，然後找到怎麼說出來的方法。」1982至1994年的芬蘭總統毛諾．柯伊維斯托（Mauno Koivisto）說道。「所有藝術的關鍵就是你要在場。」芬蘭傳奇性舞者暨編舞家賴霍．凱拉（Reijo Kela）這麼說道，他在1999年燒毀我們的〈大地的逃脫〉（Land(e)scape）。「真實的真實（Real Reality）是完全的，而且是不能夠被揣測的東西，」愛丁堡和赫爾辛基大學的阿拉伯文與伊斯蘭研究學系教授雅科．哈密－安提拉（Jaakko Hämeen-Anttila）這麼說，他繼續說道：「現今社會上毫無價值的虛空將被道德填補；如同角落裡必有空隙讓風灌入，使窒息的屋內空氣得以流通。」我們渴望感受這道風，並且打進更多的角落裡。設計，通常代表著某種封閉的形式；它仰賴控制方法論，而控制方法論會扼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設計不該取代真實（reality）；真實是正常的。我們選擇相信超常態（supernormal），以及相信那些會嘲笑它們的「設計者」的作品。

　　我因意外而留在台灣，雖然史萬恩老愛宣稱：「是我們派馬可去亞洲的。」真正的原因是在2000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時，發生了兩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季鐵男來參訪我們的〈60分鐘人〉（60 Minute Man）船隻，我則從地上撿到他的台灣館宣傳單。於是我們碰面，他邀請我到台北參加我第一次的都市閃光。來到台北之前，薩米與我在日本做了幾件作品，但台灣才是開放形態真正抓住了我的地方。我在寶藏巖，與寶藏巖一起，以及為了寶藏巖所做的一切，是開放形態帶給我的最重要的撞擊。在那裡，史萬恩教導的一切都化為真實，因為寶藏巖就是對抗官方城市的開放形態。如果沒有開放形態，我根本不可能處理那一切；沒有開放形態，我就不會想出都市針灸術，也不會在淡江大學任教。那裡的學生在我成為他們的「意外老師」後，沒多久就開始玩起了華沙遊戲，所以就某種程度來說，史萬恩說對了：派我到台灣的是他。

　　在淡江任教的時候，我獲得了全面的支持來發展我的都市針灸術，研究廢墟的真髓，最後並發想出了「第三代城市」（The Third Generation City）。之後，芬蘭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的全球永續科技研究中心（Sustainable Global Technologies research centre, SGT）放手讓我從事跨領域設計，這再一次使我更接近開放形態，並且有更多的領域加入：河川工程學、未來學、文化研究、景觀建築、土木工程、社會學、園藝學與人類學等。2010年，我們得以在台北成立了我們自己獨立的研究室〈廢墟建築學院〉。完全地跨領域並且奠基於開放形態，這個學術佔屋平台的合作單位包括了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阿爾托大學的全球永續科技研究中心、淡江大學，以及台灣大學（尤其是社會學系）。同時，在義大利的阿爾泰納（Artena），一群跨領域的大學教授們成立了「國際生物城市主義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urbanism），並且也與〈廢墟建築學院〉建立了強烈的連結關係。經由這串連結關係，開放形態開始獲得更多的科學根基。這群生物城市主義者既是生物學家，同時也是數學家。

　　開放形態不屬於任何設計師；建築師不是作者，而是溝通者，或是一位人事情報員（human intelligence officer）。大部分的既存建築物都是「封閉形態」（closed form），也就是人類控制與權威的結構展現；大自然則是「開放形態」，因此建築的重責大任應該是在人類天性與大自然的聲音之間取得協調。都市針灸術試圖穿透瀝青與水泥的工業薄層，與原始的土壤連結。穿透城市肌理形成的裂縫，則提供了在地知識和開放形態（本質上是相同的東西）的孕育空間。「第三代城市」就是佈滿裂縫的城市。

　　建築是一種環境藝術。它不屬於建築師，而是屬於自然；它屬於我們的感官，而非依我們的控制而得來。缺乏敏感，就如同行屍走肉──它是死亡的同伴。

　　當我還是赫爾辛基科技大學（現已改為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的學生時，1992至1997年時任建築系系主任的尤哈尼．帕拉斯瑪（Juhani Pallasmaa）教授要我們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潛行者》（Stalker）。由塔可夫斯基執導、改編自斯特魯加茨基兄弟的小說《路邊野餐》（Roadside Picnic），其所描述的和生命有關，也正是一種開放形態──你在那個「異境」（Zone）之中要不是活命，不然就是死。森林永遠都是同一座，但路徑卻從不相同。路徑屬於意外的領域，但開放形態不是個謎題。重點在於建構與解構哪些元素，能夠增大生命茁壯成長的機會。這些能提供生命的元素──不論是房子、場域、社區，或是城市──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它們遵循生物性的法則。

　　「盡己所能活下去」（Existence Maximum）是大自然的既定法則。要能在特定狀況下取得最好的生存條件，就必須要放鬆人類的操控，讓大自然得以進入。大自然生態以及人類是一體且相同的，但人類的控制則是另一回事；人類的控制是汙染與嫖娼的根源。建築師沒有義務成為設計的娼妓，建築也沒有必要為人類控制所表彰。如果辦不到，那麼建築物應當被毀棄（be ruined）。

　　當人造物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時，一座廢墟即生成。開放形態試圖製造廢墟──因人類的錯誤而敝破的房屋、社區與城市，再將之轉化成裂縫的平台。這些裂縫不是貧民窟、不是城市裡臭味外溢的區域，而是光線得以進入的孔隙。在裂縫的宇宙裡，現代人是反生命的存在型態。房子並非盒子，人們不應該待在裡面。建築提供必要的屏蔽、一個讓人休息與沉思的開放形態。建築物提供我們舒適的居所，但它不僅止於此。房子是光線進入的所在，城市本身自成它自身的生物學體系，它是生物城市光線薈萃的星系，也是裂隙的銀河。

　　拉動還能發出聲音的搖鈴
　　忘了你所謂的完美提議
　　萬事萬物皆有裂縫
　　光線才得以進入
　　──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頌歌》（An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