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奈格里

　　安東尼奧．奈格里(Negri)對約伯記的詮釋引用了一種公義(justice)與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之間的類比，認為這兩者皆受到度量(measure)以及等價(equivalence)的理論所支持，他指出度量理論在這兩個領域中已經陷入危機。內格里的論證，來回往復於法律與經濟之間，同時也來回往復於約伯受苦的場景與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之間。

　　約伯與其對話者原本都照著一種賞善罰惡的報償式邏輯來設想正義。約伯最初的抱怨是：他沒有做過任何罪有應得的事，所以他的受苦是不正義的。他的三位對話者以利法、比勒達與瑣法皆主張神的正義及其度量體系是完美無缺的，或許是奠基在一種超越人類所能夠理解的計算或信息之上。但約伯卻堅持度量理論已經受到侵犯：沒有任何等式可以合理化他所承受的苦難。

　　馬克思特別關注於勞動力，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並沒有獲得與其產品相同價值的報償。在付給勞工的報酬與勞工為了產製商品所付出的勞動價值之間，剩餘價值的落差甚大。正如約伯受苦代表了一種等價正義理論的違反，對於勞工的剝削與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剝奪，同樣也違反了勞工與資本家之間價值公平交易的概念。

　　然而，當二十世紀末資本主義生產的重心已然移出了工業之牆，奈格里主張度量的基礎趨向崩解。一方面，工作日的定義以及工時與非工時的區分漸趨模糊，如此勞動量無法被恰當地度量。另一方面，非物質生產諸如觀念與傾向的價值，無法如同物質商品諸如冰箱、汽車的價值一樣被量化。即便受到侵佔的價值無法被量化計算，但勞工仍受資本家的剝削；即便勞動的生產力無法被度量，勞動仍是一切價值的來源。這種概念上及政治上的挑戰暗示我們要回到約伯，並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奈格里對約伯的受苦及其創造性力量的關注。

　　安東尼奧．奈格里對約伯記的解讀使用一種約伯與勞工之間相當迂迴的類比，它們建立於兩個重要的連結上。首先強調了約伯的受苦，奈格里宣稱，恐懼建立了主體與治權之間垂直關係的同時，痛苦就是人與人之間水平關係的基礎。我們所分享的共同痛苦—存活、辛勞、與鬥爭—是一種團結的正面基礎。其次約伯與勞工之間更為重要的連結，則是建立在人的創造性權力上。約伯就是人在地上的權力：社會性、建構性的權力；他具有生產力、成為價值的集體勞動力。這樣，約伯的角色就作為一個受苦、鬥爭以及人類勞動終極力量的寓言。

作者簡介

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前帕都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adua) 與巴黎第八大學 (University of Paris VIII) 政治科學教授，精研斯賓諾莎思想，熱衷參與工人運動，曾因政治犯身分入監服刑及流亡法國，透過分析受苦從事抵抗強權的研究。著作等身，例如《革命時刻》(Time for Revolution, 2003)、《叛亂》(Insurgencies, 1999)、《野蠻的特異性》(Savage Anomaly, 1991)、《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 1991)、《顛覆的政治學》(Politics of Subversion, 1989)、《挽回革命》(Revolution Retrieved, 1988）等書。

譯者簡介

郭大維

　　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中譯本序言 安東尼奧．奈格里
前言　超越度量的創造 麥克．哈特
二○○二版序言
導論
第一章　約伯的差異性
第二章　論偶然性的絕對性
第三章　敵對者與復仇者
第四章　存有的混沌
第五章　彌賽亞的布置
第六章　權力的組織
第七章　作為倫理學的創造
奈格里、約伯與聖經 羅蘭．博爾
文獻附錄
索引
中文版新增附錄
約伯不可度量的創造性政治學： 論安東尼．奈格里與聖經 羅蘭．博爾 
唯物論與神學：一種對話 奈格里與法迪尼

　　我非常高興我關於聖經約伯記的作品被翻譯為中文。開始寫作本書時，我正處於監禁之中；這就是我為著自由和工人的權利的緣故受到打擊的原因。當我完成本書的時候，被迫流亡海外，無法回到自己的祖國，我不但要忍受著周而復始的惡劣物質環境，尤其難耐的是與我的家庭、我的親人和我的戰友分離所帶來的孤獨感。因此，我不再把約伯看成是一個簡簡單單受苦的人（就像許多文學作品所認為的那樣，他不過是一個在人生的災難面前只會忍耐的人），而是一個在面對人生的災難和種種逆境時敢於奮起抗爭的人。他也因這麼做而充滿了力量！

　　現在，正是由於我在談論約伯的時候不能簡單地將他解釋成受苦，就如同我自己同樣是如此地受盡磨難，我不會向我的戰友請求原諒我那些從來就沒有犯過的所謂罪行，以及憐憫我所遭受的種種不公不義，正是因此，本書的出版非常困難。有人說：「作者是一名不必懺悔、毋需屈服的顛覆分子，然而還是需要某種懲罰能夠臨到他。」出版這樣一本書非常困難，但絕非不可能。一位小編輯憑藉著勇氣也能如此做。現在，本書已經在許多國家流傳，並且被翻譯成了多種語言，這對我而言，像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並彌補了我那受盡苦難的靈魂（現在，為了滋養我的驕傲自大，我能夠坦白承認）。

　　我通常不會去寫神學意義上的聖經故事，即使在這樣的神聖故事中包含眾多讓人說明道德經驗的例子。事實上，引用三種一神教‧‧中的故事常常構成了歐洲中心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總在宗教的老調重彈中，開啟了金塔里的知識。我通常是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寫作它，試圖將我自己定位在顛覆者的陣營，並試圖避免使用按照那種西方人所推崇的歷史編纂學模式將其寫成一個神聖故事。然而，我應該認識到，這卷約伯記幫助我到達並認識真正的顛覆性政治哲學領域，許多新認識的人變得對我非常友好，甚至在神學家中間——從我公開表白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角度來看都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而那些致力於神學研究的學者也認識到這種產生道德的能力。約伯記這卷大有能力而又相當奇怪的故事吸引了眾多讀者分享，這個故事對我而言似乎總是奇怪而遙遠的。毫無疑問地它是建構在一個前聖經傳奇的層面之上。然而，這個故事又是那麼地近在咫尺。

　　約伯記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閱讀。首先，它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關於神的全知和護理的討論，應用到那些不幸的事情降臨到一個敬虔的人身上——一個如此地遵守律法的人。現在，這個敬虔的人，並未做任何惡事，其行為舉止亦無可指摘，卻必須忍受如此不可忍受的滅頂之災。如果有人要尋找他的不幸遭遇背後的原因的話：就會以此挑釁上帝嗎？否則，就是神-上帝（最初許可）給了那個撒但行動的可能性？但是，撒但至多可以擊打約伯的身體，可以剝奪他的財產，卻不能成為約伯遭受災難的原因，因而也不能擊打和消滅他的靈魂。因而，由於要追問這個最終事件以及約伯為什麼忍受它，產生了真正的問題：為什麼上帝要懲罰約伯？我相信，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領域，這個問題就無法得到解決。中世紀阿拉伯世界偉大的希伯來哲學家邁蒙尼德實際上認為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但是，真正的主題卻是另一個並且是有文化內涵的，只有當上帝和約伯都不是在已經程式化了的一種神學的亮光下去思考，而是被置於一個宇宙起源中心的意義上去思考——那個中心被自創始以來就展現出來的可怕的自然所包圍，沉浸在伴隨著每一次本體論轉化的激情所帶來的混亂之中，人和上帝處於對立的狀態。他們相互碰撞、相互鬥爭。約伯不願僅僅知道他的苦難的原因——他還要知道它與自己的工作人生有聯繫，同樣地與肯定自己存活並生養眾多有聯繫。他的那種對災難的抗議成為一個對上帝命令的挑戰。對卑微的約伯（在他的故事中對神的公義的討論佔據了相當大的部分），許多博士試圖用邏輯來為一位在元造物主面前地上的不幸進行辯護。約伯知道這種示威是不可能的，但他並不滿足。他知道，如果上帝看到災難在地上得勝而置之不理的話，這個上帝就將是瀆神的。而約伯達到了瀆神的極限。他停在了這個事實上，開始重新認識神性，上帝到目前為止展現出來的是如同父親一樣，某種與他相似、同質並在本體論上一致的東西。在聖經寓言中以一位魁梧的男人和父親形象出現的上帝，變得漸漸地有形起來。此外，上帝如同約伯一樣，成為了一個功效、一個工作：上帝和人構成了一架本體論的機械，一種構成和重構世界的關係。約伯看見了這種關係。

　　在人的生命中，有一個起始和一個隨後，時間就是在一個起始和一個隨後之間流動的生命。然而，時間也是在這個起始和隨後之間形成的混亂不堪和煩躁不安的狀態，約伯記也可以這樣來讀，如同一幅時間性的壁畫，並未註定有一個目的，而是展現和實現，如同在一個戰場之上，如同在一條發展的直線上，惟有那根軸處於指引的地位。約伯的工作一旦開始就日趨豐富。上帝嫉妒他，要擊打他。但是約伯反抗了。我們處於那個人的陣營，產生了另外一種力量。約伯懂得，即使這種力量攻擊他（甚至能夠奪取他的全部），卻不能成功奪去他反抗的力量。但是，這種力量成功地使他陷入一無所有的境地。

　　只要不殺死他——然而這恰恰是撒但不能做的事情，因為在撒但親自與上帝所立的約中，殺死他是不允許的。在這個故事中，這個事實包含了一個悖論，剝奪了殺人的可能性之後，上帝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於是，他就能夠被擊敗。在一個起始和一個隨後之間延展的時間中，永遠可能存在這個人的勝利。因為這個人永遠不會死。這件事情其實要回答那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什麼是能力？回答是能力永遠是一種在命令者和服從者之間的實現——服從的人不能被排除，因為這樣一來，實現就變得不再可能，因為能力就不再存在了。所有約伯記的作者都知道它，上帝也是通過這種方式行使他的能力，差遣撒但去對付約伯，卻禁止他殺死約伯。約伯由於反抗而得勝，如果沒有一個上帝，那種反抗是不可能存在的。

　　聖經寓言就是這樣，無法被剝奪宇宙起源學的共鳴，而不是宗教傳統所保留的不幸的那個人。然後，我們在那樣的場景中發現了一齣宇宙起源學的戲劇，就如同所有那些不時在偉大的歷史變革運動中所能夠呈現出來的人物一樣。這個改變了世界的人物歌頌了反抗和起義的人。面對上帝，反抗上帝，直到上帝那裡。這樣，約伯記就成為了所有革命都具有的寓言——尤其是那種即將來臨(a-venire)的革命，要建立一個更加幸福的世界，一個那些苦難都被奪去的世界。

王永忠　譯
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威尼斯，2012聖誕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