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被視為當代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
這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東西方的關係。
這從西方媒體對中國日益突出的負面描繪中可見一斑。
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國按照其模式演變,採取一邊倒的積極支援立場。冷戰結束,中國沒有像俄羅斯一樣,從西方進行制度移植,而是走向制度創新。為此整個二十世紀九○年代,西方對中國的遏制之聲不絕於耳,並且百般阻撓。
中國的崛起,歸功於對內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面開放,同時抓住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歷史性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調整,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應該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國的崛起,被視為當代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這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東西方的關係。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國按照其模式演變,採取一邊倒的積極支援立場。冷戰結束,中國沒有像俄羅斯一樣,從西方進行制度移植,而是走向制度創新。為此整個二十世紀九○年代,西方對中國的遏制之聲不絕於耳,並且百般阻撓。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加速崛起,成為當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恰在此時,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席捲全球。西方面臨著兩方面壓力:中國模式的產生及對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效用、西方模式在全球的正當性下降。東西方關係再次處於微妙的波動甚至緊張之中。這從西方媒體對中國日益突出的負面描繪中可見一斑。
中國的崛起,歸功於對內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面開放,同時抓住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歷史性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調整,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應該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
不容否認,中國是當今世界中情況最為複雜、內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設最為欠缺的大國。這是不可小視的挑戰。制度優劣因不同的環境而異,西方走在了現代文明的前列,有制度因素;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征程中,也在創造新的輝煌,我們應當對中國當下的制度模式充滿信心。
作者簡介
宋魯鄭
旅法政治學者,上海春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制度對比、國際關係和兩岸關係。五次應邀訪問臺灣,三次觀摩臺灣選舉(2008大選、2009縣市長選舉、2010五都選舉)以及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慶典。曾兩度就中法關係、中國「韜光養晦」政策,在法國眾議院和參議院演講。
現為《人民網》、《歐洲時報網》、《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文章主要刊於《紅旗文稿》、《參考消息》、《北京日報》、《國際先驅導報》、《廣州日報》、《歐洲時報》(法)、《僑 報》(美)、《聯合早報網》(新加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