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凱棟

名人推薦：未來10—20年，中國企業都將面對一個不太友好的外部環境。如何在逆境中實現技術突圍，《潮起》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國家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深圳）CEO 周路明

本書從工程師主導的中國自主創新型工業組織的角度，梳理和展示了中國產業崛起和科技創新突破的歷程，不僅是對中國經驗的真實總結，也是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詮釋與弘揚。
——中國商業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發起人 秦朔

《潮起》所揭示的是，中國創新型企業湧現的必然性來自中國企業對自主技術學習的努力探索，來自决策者在關鍵歷史節...

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1.自主創新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22年比亞迪以186萬輛的銷量（其中新能源汽車佔比為99.4%），不僅超越了年銷量131萬輛的特斯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品牌，也超越了年銷售量182萬輛的一汽大眾，成為中國本土市場最大的汽車生產企業。若干年後的中國讀者可能會對類似的新聞習以為常：在作為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的中國，一個來自本土的轎車品牌成為其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領頭羊。然而大量長期關注中國自主創新、關注中國汽車工業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歲末年初見證這一事件時，毫無疑問是心潮澎湃的。因為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採用「市場換技術」戰略以來，長期以來沒有本土自主品牌能夠在銷售排行榜上拔得頭籌，甚至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長期都被消費者認為是主要靠低價來謀生存的邊緣廠商；轎車產業中，「老三樣」「中三樣」「新三樣」這些合資企業生產的引進車型長期主導中國國內市場的記憶似乎還並不遙遠。在不少其他產業中，如通信設備製造業（程控交換機和手機等），外資品牌也曾長期在中國市場上具有統治力，甚至一度在數字局用交換機設備市場上造成了「七國八制」的奇葩格局；華為和中興等企業經歷了長期的追趕和競爭，才逐步扭轉這一局面。可以說，中國汽車市場在2022年的變局終於為2005年國家所確立的「自主創新」發展戰略畫下了一個階段性的勝利標誌。它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強音。
然而，通過自主創新來構建中國本土產業競爭力的歷程並沒有就此勝利結束。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無理地制裁中國的高技術企業，並在2018年正式打響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單方面強行對中國實施科技「脫鈎」。其中，自2018年3月開始到2022年年底，美國合計將近千家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列入了各種管制與制裁清單，包括美國工業和安全局實體清單、軍事最終用戶清單、未經驗證清單、特別指定國民清單、非特別指定國民中國軍工復合體企業清單等，蠻橫地阻斷了這些實體參與全球供應鏈與國際科技交流的渠道。特朗普政府還於2018年發起「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對被美方認定向中國輸出科技信息的科研人員開展調查。儘管這一計劃在2022年2月由美國司法部宣佈終止，但它給部分科研人員造成的困擾依然存在。
對於習慣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十多年通過外貿出口實現快速增長，並且在潛意識裏一直視其為常態的評論家們來說，過去五六年中美關係的實質性變化更像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特殊情況。然而，事實可能並不是這樣的。即便不去歷數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的複雜變化，哪怕只是將目光投放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國政府，我們也可以發現美方針對中國企業在高科技領域和戰略性部門的投資活動的打壓早就開始了。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就一改此前重點關注英國和法國等老牌競爭對手的做法，開始特別關注來自中國的併購申請，自此之後對與中國相關的併購否決持續成為每年CFIUS否決的案件之最。在美國2011年國情咨文中，奧巴馬談及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科技競爭壓力時，甚至直接使用了「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這一在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特別意涵的術語，來刻畫中國科技和產業的崛起給美國帶來的重大危機。事實上，奧巴馬政府也毫不猶豫地在2012年就禁止美國本土電信運營商採購華為的電信設備，正式拉開了美國政府打壓華為的大幕。
「中美貿易戰」「中美科技脫鈎」可謂21世紀迄今為止全球最重大的國際政治經濟事件之一。美國單方面的打壓嚴重扭曲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外部環境，而且這一局面很可能不會在短期內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大量高新技術企業無法依靠國際分工、通過貿易從國外獲得技術產品與技術服務，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面臨關鍵技術被「卡脖子」、供應鏈遭遇「斷鏈」的困境。這毫無疑問是新時期中國創新發展所面臨的新的嚴峻挑戰，它也要求中國工業的自主創新不應也不能在階段性的成績面前停下腳步，我們亟須在新的環境下繼續自我革新，通過構建自立自強的創新體系來成功地突破外界的強行限制。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2023年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又專門做了針對性調整，並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吹響了新征程的號角。
2.對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事物普遍帶有兩面性。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單方面打壓為中國工業創新發展塑造了極其不利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如果從美國的視角來看打壓中國是符合美國核心利益的，那它恰恰就說明中國的崛起的確挑戰了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主導權。那麼，在過去二三十年裏中國自主創新崛起的經驗就非常值得總結和歸納。當然，我們還能從中挖掘出第三方面來，即如果美國認為它現在對中國的打壓在時機和手段上是合理可行的，就說明中國現階段的創新系統尚存明顯不足。那麼，中國在哪些方面尚未完成創新轉型就是我們當前迫切需要探究的。想要深刻理解相關問題，我們就必須回溯自主創新起源的經濟社會背景以及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機制與過程。
熊彼特等創新研究的先驅者早就指出，真實世界中的創新活動在根本上有異於主流經濟學所做的假定，即企業的行為模式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優化自身行為以獲得最佳收益。創新的「行為優化」的本質在於「創造性破壞」，是企業通過自身的創造性行為不斷地挑戰它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因此，創新競爭要求企業組織在面臨資源約束以及在不充分的信息條件下，依然要為創新活動配置資源和動員組織成員，並長期貫注於創新活動的經驗積累，以創建自身的競爭能力，從而持續動態地改變競爭的約束條件。這就意味着，如果要辨析不同的戰略實踐是否具有發展本土工業技術能力的潛力，我們可以將企業的組織系統作為分析焦點。本書的中心任務就在於為讀者理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發展歷程提供一個以「組織技術學習系統」為中心的分析框架，並以此為主線分析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走上「市場換技術」戰略的歷程，揭示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機制和過程。在理論上，本書的分析依託於創新研究中的「創新型企業理論」，即通過分析企業的長期戰略承諾、組織整合和激勵機制來研究它們能否成功構建長期技術競爭力。
本書認為，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工業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兩輪重要的轉變，分別是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以及從「市場換技術」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在這兩輪轉變中，中國都在資源條件存在明顯困難的背景下，抓住了國際政治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所帶來的機遇。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抓住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內激烈競爭、對外與蘇聯對抗的有利時機，通過改革開放來執行「市場換技術」戰略。在90年代，中國自主創新企業則是抓住了西方國家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後，巨型企業衰落、走向「去一體化」，大量專業技術型企業開始到未經充分開發的發展中國家尋找市場的機會，通過動員國內和國外多種資源發展了起來。
學習型組織，或者說企業的「組織技術學習系統」能否滿足發展本土技術能力的需要，是以上兩輪浪潮演變和接替發生的根源。在「市場換技術」實踐中，中國工業成功地抓住了與發達國家工業對接的機會；得益於政策性資源傾斜，通過與跨國公司組建中外合資企業的方式，中國製造業迅速提高了裝備水平和管理規範水平。中國企業得以嵌入全球性的供應鏈中，從而實現了生產能力的快速擴張。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外方的長期目標與中方通過合作實現本土工業技術能力成長的願景並不一致。由於當時人們對創新型企業和市場機制等對象的認識並不深入，外方合作夥伴得以通過一系列手段在組織安排和資源配置上限制合資企業形成面向創新的組織整合和長期資源投入；外方合作者還通過強調組裝生產合資品牌產品所帶來的「可見」的中短期收益，使中方企業逐步背離了兼顧長期技術能力成長的戰略初衷。
自主創新企業與「市場換技術」企業最根本的不同則在於「組織技術學習系統」。自主創新企業面臨同樣艱難的資源條件，甚至在早期並未得到國內的政策支持。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在宏觀上體現為中國在政治經濟體系中已經形成的強烈自主意識對「市場換技術」未能促進本土工業技術能力深入發展的不滿，具體表現為在長期工業發展中成長起來的大批工程師、科研人員和民間企業家自發踴躍地尋找自我價值實現的機會，尋求開創新的工業模式。在中微觀層面上，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需要一批又一批敢於冒險的創新者率先打破當時的制度約束去試探可行的組織模式。自主創新企業成功的核心在於通過明確的長期戰略承諾來動員組織，並在實踐中將部分決策權下移到真正面對開發任務的工程師團隊，使他們得以有效地利用國內外各種技術資源，通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組織整合的手段來構建企業內生的技術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工業甚至第一次出現了「工程師主導型」企業群體崛起的現象，並在本書所研究的兩個產業內出現了華為、中興、比亞迪、吉利等一批具有國際知名度和競爭力的企業。在本書的研究範疇之外，同樣湧現了諸多創新型企業，如京東方、南瑞繼保、青島四方、中車、三一重工等。這些企業組織的誕生與發展及其所創造的經驗是中國持續獲得創新競爭力的根源。同時，它們的努力也成功地推動了2004―2005年的「自主創新」大討論，並最終推動了國家發展戰略朝着「自主創新」發生重大轉型。
本書強調，企業家也罷，政策決策者也罷，人們的認知都具有時代局限性。本書嘗試下沉分析視角，儘量真實地呈現不同時期的決策者如何為破解中國工業的困境努力尋找出路。從這一視角來看，「市場換技術」和自主創新雖然是兩種相互競爭的發展戰略，但它們在推動中國工業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又共享着相似的民族意志。在中國社會每一次遭遇重大困境時，都有奮鬥者和改革者挺身而出，甘願做在迷霧中撞得頭破血流的探路者。
而如今我們所見證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則為中國工業再次塑造了激蕩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西方國家是在自身國際經濟體系出現結構性問題時擁抱了中國，那麼當中國的創新發展超出了它們的預期和掌控範圍後，美國單方面「脫鈎」，企圖以此來制約中國的發展，就是不難理解的事情了。對於中國而言，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深刻變化，事實上向我們呈現了一個更大的「工業創新組織系統」的問題。在現代工業經濟複雜的分工體系下，創新必須深入地扎根於不同企業、產學研不同主體持續且深入的互動中，所以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的問題事實上反映的是中國的工業共同體缺乏有效的組織協調機制，中國未能在相應的關鍵技術領域形成有效的互動機制以發展相應的技術能力。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卡脖子」的問題，就需要通過國家的力量來超越市場機制，克服企業個體集體行動的困境，構建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有效銜接和互動機制，在突破核心技術瓶頸的同時，塑造出「有組織性」的本土創新市場機制。
本書着眼於中國企業及制度層面的戰略轉型，通過對汽車和通信設備兩個產業的深入分析來闡述中國本土創新型企業的成長路徑。歷史上，正是這兩個產業的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幫助中國開啟了有關產業政策轉型的社會大討論，並最終促成中國產業政策範式向「自主創新」轉型。本書通過對吉利、奇瑞、比亞迪、華為、中興和大唐電信等企業開展案例研究，嘗試闡明它們與其他本土企業的行動差異，着重分析它們是在甚麼樣的社會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本書將幫助那些對中國創新型企業崛起感興趣的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工業發展的動態演進過程，並幫助他們探索中國現階段創新轉型所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
3.寫作動機：中國工業和中國工業人的歷程
我在2020年由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書中曾經向讀者講述過從政策角度來研究中國工業對於我個人的重要性。事實上，自從接手了路風教授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工業與經濟發展」這門面向北京大學全校本科生的通識核心課之後，每年在課程的第一講中，我都會給同學們講述工業研究對於我個人的重要意義。
我本科就讀於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大學生一樣，我在進入大學之前，幾乎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廣西。通過高考，我考進了高水平的大學，成為當年該系120名新生中的一員，開始接受全面、繁重且嚴格的學科訓練。例如，前些年在資本市場上風靡一時的3D打印，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時我們就已經開始接觸了，只不過當時人們還很樸素地稱之為「增材製造」或「激光快速成型」。
然而，與我們所接受的緊張且嚴格的訓練不相稱的是當時工程類大學生黯淡的就業前景。當時，「市場換技術」實踐盛行，中國工業對產品開發和複雜技術的人才需求很小。不負責任地說，當時可能是中國的工程技術人才所面臨的一段長夜。雖然我們早早就被系裏告知，本系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的供需比是1：14，意思是每個畢業生平均會有14個用人單位在等待。但這些潛在的雇主要麼是體制內已經困境重重的老牌國有企業或科研機構，要麼就是中外合資企業或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辦事機構。後者通常能提供高於當時中國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資，但它們提供的職業前景往往是工廠管理人員、質量控制工程師、售後經理、貿易代表、公關經理等。簡單地說，它們要的主要是我們所在大學的名頭，而不是我們通過四年的艱苦學習所獲得的專業知識。
這個「長夜」中的困境戲劇性地反映在畢業生的就業去向上。一方面，我們當中一些畢業生選擇出國留學，這部分人可以成為世界知名大學的博士生，然後在發達國家獲得工程師或優秀科學家的職位，兌現他們身上的知識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國內相關行業，我們通過努力學習獲得的知識似乎並無用處。我在2020年的時候做了簡單且不嚴謹的統計，發現在全年級120名同學中，只有10%―15%的人留在機械相關行業發展事業；更多的人選擇離開工程類行業，轉而成為跨國公司的經理、金融家、諮詢公司專家、碼農、互聯網創業企業家、政府官員等，他們都能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自身的價值。
雖然我在大學四年級一開始就獲得了清華大學新設立的公共管理學院的免試研究生資格，然而徹底改變我志向的則是大四冬天的工廠實習經歷。我和我的四個同學去了廣東省佛山市一家位於遠郊高速公路邊上的鑄造廠。工廠大概有2 000名工人，大部分是來自湖南、江西、廣西、貴州等省份的中年女工。工廠主要生產下水道金屬件，尤其是三通管。工廠經理告訴我們，他們的產品在全球市場都享有盛譽，甚至連紐約時代廣場的下水道也使用了他們生產的三通管。
生產過程簡單粗暴，高爐生產鐵水、鑄造、鍛造、車削以及噴漆等大部分工藝都需要由工人們手動完成。這批女工幾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無論是近距離完成鐵水澆鑄還是操作機器鍛壓鐵塊，她們始終毫無怨言，哪怕完成從鑄造到噴漆整套流程，整個班組只能分到2角/件的收入。工廠為工人們提供的生活條件極差，午飯只有糙米、泡菜和豬皮，以至於我們當中一位同學一度寧願每天步行40分鐘下山到公路交叉口唯一的餐館去吃飯。我們另外四人時不時也會同往。即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女工們依然有非常高的工作熱情。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雖然工廠慣例是早上7點鐘開門，但她們在6:30就早早地到達了工廠，希望經理能提前打開車間讓她們開始上班。
整個實習過程對於我們來說是無聊的，因為毫無疑問我們的知識對工廠、對女工毫無用處，事實上我們也自覺地儘量不給工人添亂。唯一興奮的人是經理，他是整個工廠少有的西裝革履的人，他每天都熱衷於跟我們聊天，給我們傳授畢業後為人為商的成功之道。
導致我最終「崩潰」的是結束實習的時候，我個人決定去跟一直沉默相處的「工友們」告別。這次開口交談讓我意外地發現，工友們的年齡普遍都在16―22歲，很少有人超過25歲。 然而，她們的臉卻已經被長時間的辛苦勞動雕刻，但她們甚至都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此有所抱怨。意識到這些人幾乎與我一樣大讓我備感挫敗，在另一個場合，我們甚至可能是朋友、同學或玩伴，然而，現實的反差讓我不知所措。「一個可能的我（工廠經理）」和「2 000個可能的我（農民工）」之間的強烈對比對我的價值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終於開始直面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當前的情境下，即便是成為一名工程師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這「2 000個（乃至更多）可能的我」的生活。因此，我徹底拋開了機械工程，轉向學習公共政策並嘗試尋找參與改變現狀的可能。而後，當我在2003年收到路風教授的邀請去研究中國工業和工業政策時，我立刻就意識到這就是我想做的，也是我應該做的。
對我來說，參與工業和工業政策的研究是我個人參與中國工業實踐的方式，也是我自我實現的形式。這種經歷讓我更深入地理解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變化。因為本土工業只有持續地升級，才能為更多的人提供體面的工作。事實上，很早就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普遍在2005年之後才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也正說明了這一點。在此之前，它們主要將中國看作廉價的生產製造資源的提供地和人口龐大的消費市場，只有在華為、中興、奇瑞、吉利和比亞迪等中國自主創新企業崛起之後，它們才開始對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力資源進行重新「估值」，才開始利用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人口紅利」。這種轉變既來自它們受到了自主創新企業組織模式的啟發，也來自它們不得不回應自主創新企業帶來的競爭壓力。
當然，成為一名公共政策研究者並不能直接改變中國工業的面貌。事實上，我的工作主要是將他們的奮鬥轉化為政策分析語言。從這一點來說，是無數具有「不信邪」「不怕鬼」的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工程師和政策決策者共同完成了本書所講述的歷史。 這本書的材料基於我從2003年開始，在20年中進行的超過500次的個人訪談，受訪者主要是工程師、企業管理者、工人、學者和政府官員。其實，我更渴望將來自己有機會寫一本關於自主創新過程中個人故事的書，因為在工作中，我們遇到過太多令人振奮、令人感動或者令人遺憾催淚的人物和故事：我們見到過東北的老國企，在遭遇巨大的困難時召開了全廠員工大會，最後全體員工一致同意大家利用業餘時間自己動手義務勞動去修建新工廠；研發國內首台萬門交換機的科學家，為了獲得電子元器件，多次坐綠皮火車到深圳中英街的二手元器件市場淘寶，甚至一度在火車上被人誤以為是「盲流」；1992年，深圳一位電信設備公司的老闆站到了公司樓頂，努力說服自己不要跳下去，最終還是勇敢地回到公司去面對困境；1997年，一位李姓企業家參與了自己企業第一輛車型的設計，但當時他手裏的「設計工具」只有遊標卡尺；同樣是在1997年，一位參與奇瑞早期創業的骨幹，因為被「造車夢」所吸引，決意離開自己的妻兒和穩定的工作從石家莊南下，卻在火車開動後突然號啕大哭；1999年，中國台灣地區發生「9．21」大地震，代表奇瑞到台灣福臻模具公司監督模具開發的一汽退休老工程師，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毫不猶豫地撲到了模具上，用身體來保護企業「自主開發車型的希望」；2001年，大唐信威的工程師在大慶油田建造了‒40℃環境中的基站，因為當時主流市場已經被跨國公司佔據，他們只能在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下才有機會嘗試佈局SCDMA的網絡設備；2003年，一批華為工程師在香港SUNDAY電信公司的設備機房裏打地鋪，等待着後半夜利用設備的閒暇時間來調試華為賣出去的第一批3G設備；等等。
在推動中國自主創新過程中無數不畏艱難的實踐者，才是本書真正的作者。

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1.自主創新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22年比亞迪以186萬輛的銷量（其中新能源汽車佔比為99.4%），不僅超越了年銷量131萬輛的特斯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品牌，也超越了年銷售量182萬輛的一汽大眾，成為中國本土市場最大的汽車生產企業。若干年後的中國讀者可能會對類似的新聞習以為常：在作為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的中國，一個來自本土的轎車品牌成為其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領頭羊。然而大量長期關注中國自主創新、關注中國汽車工業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歲末年初見證這一事件時，毫無疑問是心潮澎湃的。...

引 言 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 001
1.自主創新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 002
2.對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 004
3.寫作動機：中國工業和中國工業人的歷程　/ 009
第一章 從「市場換技術」到「自主創新」　/ 015
1. 政策轉型：打造「自主創新」概念　/ 020
2. 關鍵因素：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　/ 023
3. 解釋支點：創新型企業的組織系統　/ 029
4. 世界體系變化：中國工業發展的脈絡　/ 039
5. 產業選擇：為何還要討論汽車和通信設備產業？　/ 046
第二章 中國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　/ 051
1. 「市場換技術」企業和自主創新企業　/ 053
2. 生產能力：追趕及趕超　/ 063
3. 產品開發能力：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 076
4. 基於專利的比較　/ 103
5. 熊彼特式的競爭　/ 107
第三章 「市場換技術」政策中創新的缺席　/ 111
1. 迷霧中的探索：尋找引進外國技術的新方案　/ 115
2. 「北京吉普風波」：合作夥伴？ 　/ 147
3. 預料之外：生產本地化成為中心任務　/ 152
4. 外方的戰略：不培養潛在的競爭對手　/ 167
5. 本土企業的轉型：努力和掙扎　/ 187
6. 被放棄的自主開發　/ 202
第四章 本土工程師主導　/ 205
1. 探尋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原因　/ 207
2. 破局者：為自主創新開路　/ 214
3. 後繼開拓者：狹路求創新　/ 244
4. 主導國際合作項目　/ 257
5. 創建學習型組織　/ 273
6. 能力構建的關鍵　/ 279
7. 工程師主導型企業的崛起　/ 285
第五章 工業轉型的社會條件　/ 311
1. 運動與整頓：早期的探索　/ 315
2. 改革與轉型：突破困局　/ 324
3. 改革與「市場換技術」的相互影響　/ 333
4. 重新認識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　/ 338
第六章 從創新企業到創新系統　/ 341
1. 自主創新企業組織模式的擴散　/ 346
2. 系統性問題浮現　/ 350
3. 系統性問題的根源　/ 355
4. 「逆潮流」的一體化嘗試　/ 364
5. 新型舉國體制推動「再組織化」　/ 367
6. 歷史視野中的自主創新　/ 373
後記　/ 377

引 言 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 001
1.自主創新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 002
2.對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 004
3.寫作動機：中國工業和中國工業人的歷程　/ 009
第一章 從「市場換技術」到「自主創新」　/ 015
1. 政策轉型：打造「自主創新」概念　/ 020
2. 關鍵因素：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　/ 023
3. 解釋支點：創新型企業的組織系統　/ 029
4. 世界體系變化：中國工業發展的脈絡　/ 039
5. 產業選擇：為何還要討論汽車和通信設備產業？　/ 046
第二章 中國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　/ 051
1. 「市場換技術」企業和自主創新企業　/ 053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