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聯合國即將在今年12月於哥本哈根舉行有關於氣候變遷的高層會議，希望在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之後，全球能有一個對於氣候變遷的「新政」。在過去，這樣的會議召開過好幾次，但都沒有像今年12月哥本哈根的會議如此地令全球期待。原因在於，從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後，全世界對於此議題的看法以及政治經濟的演變，已經讓此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解決此問題的可能性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過去，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在京都議定書簽定之後，身為全球經濟龍頭的美國並沒有批准，使得此問題解決的可行性大為降低。但最近這幾年，有許多新的機會開始出現。
首先，在高爾和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的努力下，此議題已成為全球注目的熱門議題，兩者也在2007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2007年春季，在成員國的領袖大會上，歐盟承諾本身將在2020年之前達到溫室氣體減量20%；同一年，中國大陸也首次發表其氣候變遷的行動計畫。
在政治方面，2007年秋天澳洲舉行大選，對於氣候變遷議題採消極姿態的在位者霍華德，對上採取積極態度的陸克文，結果由陸克文勝出，而陸克文在當選之後立即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在美國，2008年亦出現了政黨輪替，由民主黨的歐巴馬打敗共和黨勝出。歐巴馬總統曾宣誓，「現在就是解決此問題的時刻、拖延不再是選項、否認也不再是一個可接觸的答案」。誠如本書作者所指出，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如此直接了當地面對此問題。而最新的發展是，歐巴馬出訪中國大陸，與胡錦濤的共同發表聲明中，有一項就是期待12月哥本哈根的會議會有具體的成果出現。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之下，前世界銀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史登出版這本《全球新政──氣候變遷下的世界經濟改造計畫》，非常地具有時效性，而立法委員鄭麗文女士願意花費很大的精神來翻譯全書，對於此議題確有重大的貢獻。台灣對於國際議題的關心程度通常都很低，這本書的中文版問世，一定有助於提升全球華人對於此事的關心程度，這是十分值得我們肯定的。
此書與其他許多討論氣候變遷的書籍最大之差異在於，本書非常實際，明確地點出人類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必須花費多少的成本。其中已開發的國家，或者說較富有的國家，所花費的成本會比開發中的國家高，原因很簡單：造成現在地球如此的局面，已開發國家必須負最大的責任。
本書亦估算出大概要花費多少的資源才能解決問題。基本上，富國必須花費的總成本大概是其GDP的2%，裡頭包含自己要減量的成本、在碳市場交易中從富國流至窮國的資金量（到2012年大約是1000億美金）、富國援助窮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基金的建立（大約每年1300億美金，其中包含減少每年150億美元以減少一般的森林砍伐、公共人員的研究與發展由現在的每年100億提高至500億美元、加上幫助開發中國家的調適費用每年約750億美元）。如果這些錢都花了，且開發中國家也大體支持整體的行動，就可以讓全球溫度繼續提高的機率由50%降低至3%。所以本書將所需的資源以及將可能達成的成果，非常明確地寫出來。
作者史登認為這樣的負擔其實並不大，依他看來，讓全球氣候異常的狀況減少以降低自然災害的效益，要比國防預算能夠提供的安全效益更高。國防預算的數目一向是此成本數字的10倍，事實上，在冷戰後，全球並無從冷戰的落幕得到足夠的和平紅利，各國都還繼續在編列鉅額的國防預算，如果富國能夠減少其國防預算的1/10，就可支付這個成本了。但是就冷戰後至今的新情勢來說，這應當是和平紅利最起碼的數字，而其實還可以更高。
我們很希望在新的情勢之下，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會議可以產生非常具體的成果。人們常說：天災不可免、人禍可免，但問題是，現今有許多的天災是人禍的結果，既然如此，全球每一個地方的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在內，都是全球的公民，應當一同承擔遏止全球暖化的重任。──朱雲鵬（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氣候暖化、節能減碳，這兩個名詞現在非常流行，但多少人對之有深入的了解？又有多少人知道，這兩個事項對我們未來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生活，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本書作者指出，在人類以及地球上所有物種長期演化的過程中，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未曾超過350 ppm（或400ppm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人類邁入工業文明以來，由於石油、煤、天然氣等碳氫化合物被大量取用與燃燒，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逐漸上升；又森林不斷遭到砍伐，對二氧化碳的吸收（大約每公頃500噸）也不斷減少，使得地表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目前已經增加到430 ppm。地表的溫度也因此較1850年上升了約攝氏0.8度。
假如我們對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增加置之不理，本世紀末可能會達到750 ppm 的水準，意味著下個世紀的上半葉大約有50%的機率，地表溫度會比1850年上升攝氏5度。
地表溫度上升攝氏5度有什麼影響呢？我們看一萬年前，地球還在冰河時期，地表溫度就比現在少了攝氏5度。大部分北歐、北美及相同緯度的地方都埋在數百公尺的冰層下，人類大部分活動只能集中在赤道附近。拿目前與一萬年前相比較，我們就可以了解，溫度升高了攝氏5度，地球環境可以產生多麼驚天動地的變化。因此，如果我們坐視溫度在短短一、兩百年內提升攝氏5度，氣候的劇烈震盪對環境的衝擊；包括海平面上升、大片區域的沙漠化、洪水、颶風的肆虐、日趨嚴重的缺水等等，必定導致地球重重的災難與動亂。其實近幾年因地球暖化導致的許多氣候災變，已頻頻向人類釋出警訊，不容我們再充耳不聞。
今天當然還有人對氣候暖化的說法存疑，甚至有人說氣候正在變冷，我們正處在另一個冰河期的起點。本書作者指出，這些論調，就跟現在還堅持抽菸無礙健康一樣，是無知，甚至是可恨的。本書作者指出，許多科學家主張，二氧化碳當量應該要將之降低到400 ppm以下，但目前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每年正以2.5 ppm的速度上升之中，可以確定未來十年內，地表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會超過450ppm。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本書提出了完備、嚴肅與具體的主張，呼籲所有國家，立即合作實施全球新政，引導世界轉向，朝低碳經濟去發展。
綜觀全書，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如何苦心積慮地希望化危機成轉機，期待森林砍伐的停止、低碳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碳排放權的公平交易，以及富國對窮國的幫助與補償等等，使地球不僅得以度過暖化的衝擊，還能持續經濟的發展與貧窮的消除。作者在書中不厭其煩的強調對窮國的公平、對後代子孫的責任；其表露的人道關懷，也讓我們動容。
今天台灣正處在一股低潮之中；國家定位不明、經濟衰退、政治混亂；媒體報導也盡是一些無聊瑣碎的、茶壺裡的風暴。在這個時候，我們尤其需要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識、見解與資訊，讓我們擴大視野，瞭解世界面臨的重大議題，也能掌握未來低碳經濟提供給我們的發展機會。我們有義務、也有責任加入世界上有見解、講道義的人群，貢獻我們的精力，來打造一個更安全、更潔淨、更富有、更公平的地球。
鄭麗文立委是一位勤讀深思型的年輕從政者。在公務繁忙之餘，能將此書翻譯出來，介紹給國內讀者，表示她確實關心世界大事與國家前途。我很榮幸能被邀寫此序；我相信本書能讓大家都深受感動與啟發，就像我一樣。──曹興誠（聯電榮譽董事長）
全球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而台灣近年來的自然災害頻傳更提醒我們，行動愈延遲，將來要付出的代價就愈大。本書對於全球氣候危機的「調適」作為做了清楚的定調：「一個能維持適當經濟成長又大量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新經濟模式』，已勢在必行。」書中亦具體提出徵稅、配額與產業管制三大政策工具；「基本個人責任」的概念與行動；以及全球大合作的必要等論述。值此國內正規畫推動「我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架構及計畫」之際，本書提供了我們一個清楚的「調適」藍圖。
本書譯者鄭立委麗文小姐無論擔任民意代表、發言人或是媒體主持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各種角色，且在在表露出理想性與魅力的個人特質。此次在忙碌問政之際，透過本書翻譯內容中精確專業術語的運用，更顯現出她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專業與熱誠；而流暢優美的文辭更大大提高了本書的易讀性，亦有助於一般大眾關注並進一步參與這個切身的議題。個人很榮幸能推薦這本書，也企盼讀者都能從中獲得和我一樣的啟發。──蔡勳雄（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建會主任委員）
譯者序
今年（2009）4月初在《經濟學人》看到對史登爵士這本新書的推薦，我除了決定在5月底書一上市就從網路訂購外，當下也起了翻譯此書的念頭。為什麼呢？去年（2008）國際油價飆漲引爆停滯性通貨膨脹，民生物資聲聲漲，股票市場聲聲跌。詎料，屋漏偏逢連夜雨，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倒閉，世紀金融風暴排山倒海，橫掃全球，高度依賴出口的台灣首當其衝。從苦惱通貨膨脹到憂心通貨緊縮，台灣經濟在短短一年內歷經驚濤駭浪，台灣的能源99％靠進口，GDP 65％靠出口，世界經濟大環境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對台灣造成影響，更何況是遇到二次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嚴峻的打擊。奇特的是，台灣的媒體和公共討論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卻是少的可憐、淺的可怕。然而，緊跟在後頭的還有來自氣候變遷更嚴峻的考驗，我們卻有如溫水中慢煮的青蛙，渾然不知。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次嚴重地觸礁擱淺，在激烈的爭吵中，眾人還是找回老師傅凱因斯的工具箱，各國紛紛祭出了史上規模最大的擴大財政支出刺激內需方案。就在此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前副總統高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及首席經濟學家的本書作者史登，以及聯合國環境計畫署都異口同聲的提出了「綠色新政」的概念，大聲疾呼必須將各國的振興方案投注於綠能經濟。史登更是明確計算出必須投入至少20％的綠色投資比例，否則，這一波大規模的振興經濟方案將如同引鴆止渴。
事實上，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經濟發展就高度倚賴化石能源，如今，不但符合成本效益的油源將在未來40年內耗盡，而且，經濟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溫室效應將在本世紀就會出現毀滅性的後果，比起金融海嘯更大規模的風暴已經悄然形成，世人再不採取行動，重新啟航的資本主義這艘大船，將難逃鐵達尼號永沈海底的厄運。很抱歉，這不是危言聳聽，史登在本書中提出了科學的證據和經濟學的論證基礎，證明這絕對是真的。
根據英國氣象局哈德利中心的最新研究指出，如果持續當前的高碳經濟成長模式，本世紀結束前全球平均氣溫將比工業革命前上升攝氏4度，而且上升攝氏5度的機率也超過50％。在過去的2、30年，溫室氣體的排放急速累積，世界各地都曾發生重大的災難，然而，我們現在的氣溫卻才上升約攝氏0.8度而已。如果您不知道溫度上升超出攝氏4度會有何後果，史登在書中還特別舉出例子，在上一次地球的氣溫比現在高出攝氏4到5度，是在3000到5000萬年前，當時的地球在靠近北極的地方是有鱷魚的。未來氣溫若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許多物種將無法生存，南歐將變成沙漠，許多大都市將被海水淹沒，饑荒、乾旱、洪水、傳染病，人類將被迫大規模的遷徙，整個世界將因此陷入長期大規模的衝突。發生在蘇丹達佛的種族屠殺只是這一切後果的序曲罷了，如同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所言，氣候變遷所將摧毀的不是地球，而是人類的文明與生活方式。
雖然G8於今年9月的高峰會中，全體同意必須限制全球氣溫上升不超過攝氏2度，因為高於這個溫度就會有重大危險。但是依照史登在書中務實的解釋，我們或許已失去機會將溫室氣體的濃度控制在400 ppm 二氧化碳當量，以致於無法把氣溫上升限制在攝氏2度以內。不過，我們仍可以在合理的成本下，控制溫室氣體的濃度在500ppm二氧化碳當量，而有很高的機會使溫度上升不超過攝氏3度。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在2050年之前將全球的溫室氣體減量50％。同時，我們仍須面對氣溫上升攝氏2至3度時的劇烈效應，而進行各種調適。
史登一再強調，他在這本書中要傳達的訊息不是絕望，而是在科學證據的基礎上，用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一個永續成長和繁榮的藍圖。結論很清楚，對抗氣候變遷，必須同時進行減緩和調適，唯有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向低碳經濟邁進，才能解決貧窮與氣候變遷的問題，並找到永續成長的驅動力。這裡頭同時包含了人類最大的惡夢和最美的夢想。在夢魘與願景之間自然充滿了混淆和疑惑。史登在書中嘗試著一一加以釐清。
首先，氣候變遷的政治經濟學面臨被稱為「紀登斯的弔詭」（Giddens’s paradox）的重大難題。因為氣候變遷的危險並非當下立即會感受到，所以人們就不採取行動，但等到危險出現時，要行動已經太遲了。因為氣候變遷的效應充滿巨大的風險、不確定性和時間落差，因此，不僅經濟學家們不願正視這個問題，而且許多人因為民主政治短視近利的特質，而對自由民主社會能否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感到悲觀。為此，史登特別深入探討「折現」未來的方法，這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未來世代的福祉。若是按照許多經濟學家錯誤的「折現」方法，只會更惡化「紀登斯的弔詭」所產生的困境。
接著，史登用最近金融風暴的例子，提醒我們，市場並不完美，我們必須認清，溫室氣體的排放形成了前所未見的重大市場失靈。我們不能因此就放棄市場，而是要矯正它，這最主要是靠價格和技術。價格政策包括了碳價、碳稅及碳交易等重要的制度設計。這就是經濟學上的「污染者付費」概念。鼓勵新技術的研發和使用也至為關鍵。固定電價收購制度便是一個有效鼓勵使用再生能源發電的重要方法，這在德國已經有很成功的經驗。但這些重要的制度設計，仍面臨許多人的誤解，包括經濟學家在內。
此外，氣候變遷的挑戰是全球性的，想要有效因應必須要國際社會的全面合作。這是何以史登要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會議，大力催生一個全球新政的原因。史登在書中一再強調，為了讓富國和窮國並肩合作，就得充分理解公平性的問題。富國必須為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暖化問題負起大部分的歷史責任，但未來主要的排放國會是開發中國家。所以，富國必須帶頭進行大規模的減碳行動，並提供開發中國家所需的技術與資金，讓開發中國家願意投入減碳的行列。要讓開發中國家不再複製高碳經濟成長的老路，已開發國家有責任向世界證明低碳成長的可行性。
當然，要進行如此全面而根本的轉型，強而有力的領導力是不可或缺的。而就如同所有重大的國際議題一般，對全球新政的制訂，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和中國。因此，史登在書中對兩國充滿期許，尤其是對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歐巴馬的當選一改美國以往對氣候變遷議題的保守態度，並立即做出重大承諾，美國要在2050年前達成減量80％。史登並在最後引述歐巴馬的當選演說，自問當他的女兒老的時候，「她們將會看到怎樣的改變？我們將促成怎樣的進步？」生在21世紀初的我們，將會決定這個世紀人類的故事。在本世紀結束時，會是一個衰敗、衝突、自我毀滅的悲劇嗎？或是我們將寫下一個振奮人心的故事，地球將變得更安全、更乾淨、更和平、更生物多樣性呢？。
這就是我決定翻譯這本書的原因。
地球危在旦夕，人類正面臨生死攸關的重大抉擇。台灣呢？台灣百年來年均溫已上升超過攝氏1度，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溫升的幅度。根據中研院最新研究指出，溫度每增加1度，台灣的前10％強降雨就會增加140％，將出現比莫拉克風災更大的雨量，而前10％小雨則會減少70％，將招致乾旱的威脅。換言之，極端氣候對台灣的威脅將更嚴重、頻繁。其次，台灣99％的能源仰賴進口，便宜的石油時代結束，將嚴重衝擊台灣經濟，並且動搖國本。第三，基於國際社會對溫室氣體減量的要求，很快就會開始對各種產品的碳足跡訂立標準。台灣經濟高度依賴出口貿易，若不能立即調整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險的產業發展模式，勢必會對我國的競爭力造成嚴重衝擊。
以上三個原因，都讓台灣必須正視氣候變遷議題，並立刻採取行動因應。其實，台灣因為高科技產業的良好基礎，擁有傲人的優勢，只要有正確的政策配合，我們有很好的機會在綠能產業上大放異彩，並提升台灣在國際分工上的位置。然而，當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此議題的同時，反觀台灣社會，卻一直耽溺在八卦、藍綠的漩渦之中，氣候變遷議題對多數學者、官員和人民而言似乎既陌生又遙遠。這實在是令人苦悶又憂慮。我希望能透過翻譯史登這位大師的權威巨著，幫助台灣做點基本的功課。讓台灣能停止原地踱步繞圈，趕快抬起頭來看看周遭巨變中的世界。
我要感謝如果出版社的支持，不但展現對本書的高度興趣，用最快的速度取得中文版權，並給予首次擔任翻譯工作的我高度的信任，且在翻譯的過程中提供許多專業的建議。此外，文化大學財務金融系的助理教授駱武昌，對書中許多涉及經濟學的部分，提供譯者專業的諮詢意見，特別在此致上謝意。
鄭麗文
序論
2005年7月，於格倫伊格爾斯（Gleneagles）舉辦的8大工業國高峰會（G8 Summit）中，英國建議討論應該著重在21世紀的兩項重大挑戰：對抗貧窮，特別是在非洲，以及和氣候變遷搏鬥。高峰會之前，在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和財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兩人的要求下，我負責主導撰寫非洲委員會的報告，該報告在2005年3月出版，是格倫伊格爾斯會談準備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為了非洲部分的討論，我出席了這場高峰會。在回到倫敦幾天後，布朗和我問了同樣的問題：相較於氣候變遷議題，為什麼我們在非洲議題的明確承諾上，有更多的進展？
一部分的答案為，在針對貧窮議題的全球公眾壓力上，有一個非常有效的計畫，包含「消滅貧窮」（Make Poverty History）的行動，以及由鮑伯．吉爾道夫（Bob Geldof）發起的搖滾演唱會Live 8。但是我們兩個都覺得仍有別的原因。對證據、選項、政策和策略的分析，在非洲議題上都更加進步，並且有強大的非洲領導力。相反地，雖然科學家非常成功地引起，大家對氣候變遷危機嚴重性的注意，但是，政策和策略的選項既沒有被提出來討論，也沒有對證據作精確的檢驗。在何者是有用的及為什麼方面，並沒有共同的理解。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針對氣候變遷經濟學進行史登報告（Stern Review），開始了政策分析的另一個重要回合，同樣地，也是向布萊爾和布朗兩人報告。
從事於氣候變遷議題和從事於非洲議題的工作，是非常不一樣的。在2005年，身為一個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我意識到了氣候變遷的問題，但並未直接地研究這些議題。我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供一個經濟分析，兼具公共政策原則及制定政策經驗的穩固基礎。這些已獲科學證明的危機，在經濟層面的嚴重性為何？以及可以幫助我們處理這些危機的政策和策略，又是什麼？這些正是史登報告核心所要處理的基本問題。這需要同時具備很強的國際觀，以及使用在公共政策中，精確的現代經濟學工具。這就是我希望自己能作的貢獻。
我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富國和開發中國家裡，致力於國際議題和公共政策的研究。60年代末期，我在非洲的茶田進行第一次田野調查，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我對公共政策的看法，這個經驗顯示，在健全的政策、完善的基礎建設，以及有效的農業拓展所形成的環境下，若將茶農創業精神與私人茶廠技術結合，可以有的發展。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我曾在印度的帕蘭普村（Palanpur）與幾位傑出的研究人員共同工作超過30幾年。自從我於1974至1975年第一次前往當地研究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成果，第一手目擊貧窮農村的脆弱和創造力後，我便一直關注於帕蘭普村在經濟及社會上的改變。完善的政策與機會，能夠促成企業精神與成就。自1969年到1993年底，這25年期間我是一名學者。在牛津大學授課10年後，我轉任華威大學（Warwick）和倫敦政經學院的教授，並且過著在印度、中國大陸、非洲、巴黎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各國教書和研究的生活。
在1993年到2005年期間，我更直接地涉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且擔任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與副總裁，並在我撰寫非洲委員會報告期間，擔任英國中央經濟研究中心（the Government Economic Service）主任、財政部第二常務大臣（Second Permanent Secretary）。現在我又回到經濟學者的身分，擔任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經濟學帕特爾（I.G. Patel）講座教授、葛拉漢（Grantham）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院院長，以及印度觀察（India Observatory）的執行長。
當我開始關注氣候變遷的議題時，我發現了什麼？首先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其為全世界人類生活帶來的重大危險，以及潛在極大破壞性的後果。我們是在以地球作為賭注。我同時也強烈地意識到，親身經歷在動員行動中的重要性：除非人們看到或感受到問題，否則很難說服他們有所因應是必須的。尤其氣候變遷的後果，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才會變得明顯，於是更加困難──這與我在非洲和印度的工作經驗相反，更明確地說，是與在經濟發展的工作經驗相反，在那些地方的問題通常會比氣候變遷的問題，更立即而快速地顯現。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我在衣索比亞、肯亞和印度貧窮社區的親身經驗使我深信，身為一個年輕人，我應將畢生致力於研擬政策，以協助創造一個可以改善人們生活的環境。這就是為何我對氣候變遷如此關心的原因。正當進步開始加速，而我們對戰勝貧窮更加樂觀之際，卻由於在氣候變遷上的不作為，讓我們冒著偏離這個過程的風險。除非我們對氣候變遷採取的行動，與快速經濟發展不相違背，否則我們將無法取得全球性的協議，而這是成功的基礎。我們將在這些挑戰上命運與共，不論成功或失敗。
更甚者，氣候變遷肇因於長時間溫室氣體的累積，而其效果卻在長達數十年後才會顯現。如果世界各國要等到孟加拉、荷蘭，以及佛羅里達州都淹沒時，才肯嚴肅面對問題，我們想不墜入無底深淵已然太遲了。一個制定政策的特殊挑戰是：我們在尚未經歷自身所造成的這些危險時，卻已急速地逼近危機，而需要立即 決策並行動。此外，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這些危險的規模，不僅會造成崩潰和艱難的情況，還會導致大規模的遷徙，從而引爆全球性的衝突。屆時不論貧富，無人得以倖免。
然而，某些有關氣候變遷的經濟研究成果卻令我憂心。因為它們既沒有充分考量風險的嚴重性，也沒有將可能對數個世代產生長期影響的政策，充分且仔細地推敲其邏輯和倫理。由於不夠重視對風險和倫理道德的討論，使得政策上最核心的議題遭到遺漏或扭曲。這類研究大多未能應用對問題作嚴謹分析時，很關鍵的重要技術：風險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理論；且在作長時期的分析時，由於包含資本市場在內的許多現存市場都被扭曲了，因此現存市場對於指導政策的幫助很有限。在此，我看到了一個機會也是一種責任，去改變有關氣候變遷的經濟學。
另一件更加正面的事情打動我：假使我們明智地採取行動，有那麼多作法可以控管風險，並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們可以開創一個進步且繁榮的新時代。此外，我們還會發現新的科技和能源來源，使得能源供應上更加安全。最終，我們將會創造一個能夠永續發展的經濟成長途徑，並為工作機會和產業創造重大的新契機──這是目前高碳經濟的經驗，所不能帶來的。我們必須一起行動，創造一個全球新政（global deal）──這是一個起因與衝擊，皆為全球性的問題。
這個全球新政，必須在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規模上，是有效果的；在降低成本上，必須是有效率的；並在同時考慮到氣候變遷的起因和影響下，在能力與責任的關係上，必須是公平的。氣候變遷是一個不公平的現象：大多數的溫室氣體是富國過去所排放的，然而開發中國家卻是最早又最嚴重地遭到衝擊。氣候變遷很可能會嚴重地打斷它們的發展。然而，未來將會是由目前的開發中國家，造成大部分溫室氣體的排放。除非有一個真的是全球性的協議，否則是沒有用的。
即便如此困難，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協議可以在2009年年底之前形成。自從2006年10月史登報告的出版後，這個運動的步伐便有明顯的加快。包含了許多重要參與者的覺醒，高爾和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就是很棒的例子，他們努力了20年，提出了對氣候變遷科學和危機新的理解，並且實至名歸地成為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認為史登報告在提供政策的經濟學上，也做出了貢獻。
2007年初，在布希的國情咨文中，首次承認氣候變遷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並將其歸因於經濟上對碳氫化合物的依賴。2007年春季，在歐盟成員國的政府領袖大會上，歐盟承諾自身將在2020年前，相較於1990年的標準，達到溫室氣體減量20%，並且在全球協議的內容中，載明減量30％的目標。就在2007年德國舉行的G8高峰會之前，中國大陸首次發表了該國的氣候變遷行動計畫。同年的秋天，當時的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落選下台，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對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的敵視態度，及隨之而來的嚴重長期乾旱。勝選的陸克文（Kevin Rudd）總理，立即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從而使美國的「不合作聯盟」中，少了一個重要的盟國。
承諾行動的動力，一直持續到了2008年。歐盟執委會在1月為了達成在2020年減量20％，訂定了各種詳細的計畫；印度政府在6月出版了它的氣候變遷行動計畫；7月分時，由日本在北海道主辦的G8高峰會，達成以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為目標的協議；在12月，巴西政府為減少森林砍伐，設立了在2020年之前，要達成的強大目標──森林砍伐大約是該國70％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來源；歐巴馬設下了美國在2050年前，減量80％的目標，在他的當選演說當中談到「危在旦夕的地球」（planet in peril，譯按：CNN推出的一部獲獎環保紀錄片。），並且把「綠色能源」的投資列為優先事項。在國際理解方面已有實際的進步，並且在觀念上有深遠的轉變。
2007年12月在峇里島，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啟動了一連串的談判，以便在2009年12月於哥本哈根達成一項全球協議，以取代將在2012年到期的1997年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必須更有企圖心、更國際化，以及更強而有力。我們必須同時在追求的目標上、行動的細節上，均取得一致的意見；時間表可是非常緊湊的。這並非易事，但是成功對地球的未來極為重要。
如果真的成功了，我們就創造出了一種可能性，它不僅提供了對氣候變遷問題的嚴肅回應，而且開啟了國際主義的新紀元，讓這個世界更擅於解決一些其它當代重要的國際議題，尤其是對抗貧窮。倘若我們失敗了，創立和延續這類國際協約所必須的信心和信任，將會被摧毀，投資人和市場的信心，對做出必要改變的真正決策非常關鍵，也會被侵蝕。此外，在對付許多發展的阻礙時，例如：水資源的取得、農業生產、瘧疾和愛滋病等，都將會變得更加困難與更昂貴。我們必須將經濟發展和氣候變遷的議題，視為同一個整體。
我們當然還有許多需要學習。雖然人類研究氣候變遷科學已將近200年，對於因應政策的研究卻相當晚近。現在就已萬分急迫需讓政策就緒；我們必須根據我們已知的來行動。延遲全球新政會使政策和市場無所適，從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能源相關產業和其它產業的主要投資人，將無法取得清楚的訊息，以做出周延和負責任的決定。持續不斷的排放，以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將置我們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處境。人類禁不起空等，直到確定、把一切都弄明白才採取行動。實際上，正因為普遍的不確定性，使得現在就行動以降低全球性災難的風險，更是刻不容緩。
有些人或許會主張，因為2007和2008年金融市場的騷亂和全球經濟的衰退，應該暫緩氣候變遷的因應行動，這會是個嚴重的錯誤。當前的金融亂局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忽略或不承認危機的擴大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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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研訓院網路書店 - 財政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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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