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長序
2024年3月，《近現代東亞研究叢書》創刊，很高興第二號也即將正式刊行了。雖然創刊號出版至今尚未滿一年，但國際局勢日益嚴峻，日本與臺灣也發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從政治層面來看，去年5月日文版出版時，賴清德就任臺灣第十六任總統；而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則是在四個月後舉行的總裁選舉中，意外地由石破茂當選總裁，隨後並在臨時國會中獲得首相提名，正式成立石破內閣。然而，石破內閣於10月解散國會並舉行眾議院改選時，自民黨遭遇慘敗，失去眾議院的過半數席次。無獨有偶，臺灣當局目前也面臨執政黨在國會中的劣勢，政局陷入嚴峻的挑戰。
將視線轉向全球局勢，特別是對日本與臺灣影響深遠的美國。去年11月，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川普在總統大選中獲勝，今年1月，川普就職，正式展開第二任期，其動向受到全球高度關注，其中一個矚目的焦點便是對華政策。從他任命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為國務卿—一位被中國列入制裁名單的代表性反中派人物—即可看出，川普政府已將中國明確定位為主要戰略國。
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日臺協作比以往更加重要。日本與臺灣同樣長期受地震與颱風侵擾，在1999年9月臺灣發生「集集大地震」；2011年3月日本則是發生了「東日本大震災」，雙方在重大災害中彼此援助，彼此的情誼也從民間層級的互助逐漸活躍起來，臺灣稱之為「善的循環」。不過，在當前國際局勢下，日臺之間的互助不應僅限於自然災害領域，更應拓展至國防與安全保障。正如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所言：「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與臺灣在安全保障方面擁有共同利益。當然，雖然目前無論在外交層面還是法律層面仍有諸多阻礙，但在日本國內，包含「修憲」在內的國民安全保障意識改革已有一定程度的進展。
長話短說，與創刊號相同，本書文章源於2022年11月在國立臺北大學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東亞近現代史中的變遷．對抗．融合—從歷史．教育、產業．經濟的視角探討」所發表的論文選輯編纂而成，該研討會由一般財團法人霞山會與臺北大學共同主辦。正如我在創刊號的序文中所述，從研討會的主題便可看出，無論是所探討的時代背景，還是涉及的學術領域，皆相當廣泛，僅靠創刊號難以完全涵蓋所有內容，因此，才有了本書的出版。
《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共有日文版與華語版兩種語言版本，創刊號於去年（2024）在日本與臺灣同步出版，並獲得了超出預期的好評。第二號與創刊號同樣內容充實，如讀者先接觸到本刊，雖然閱讀順序可能相反，但仍強烈推薦回頭閱讀創刊號。
最後，我在創刊號的序文中曾提及，本書承蒙日臺雙方實際負責人及所有協力人員的共同努力與鼎力相助才能完成。此外，創刊號出版後，我們收到許多來自讀者們的熱烈支持，對此，我們誠摯表達感謝。這部叢書因為有大家共同支持與鼓勵，才能表現得如此卓越。在此謹向所有參與本書出版的各位同道與朋友致上由衷的敬意與謝意。
一般財團法人霞山會理事長
阿部純一
主任序
《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緣起於2022年11月本系與日本一般財團法人霞山會共同主辦的學術研討會，該次會議以「東亞近現代史中的變遷、對抗、融合—歷史、教育、產業、經濟的視角」為題，匯集臺灣、日本兩地專研東亞近現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相關議題的學者、專家共同研討。由於會議的順利舉行與討論議題的多樣豐富，霞山會阿部純一理事長及本系蔡龍保教授提議，集結會議成果，出版專書，以饗學界。
2023年底，本系同仁結合國內外學者組成「近現代東亞研究群」(https://history.ntpu.edu.tw/?page_id=8585)，除了以此搭建連結同道的交流平臺之外，更希冀發揮以群體之力，開發新研究議題，以及培養新世代研究者的使命。同時，由於專書的出版，也加深本系與霞山會進一步地合作，並於2024年2月簽署合作協議，展開更密切的交流。雙方議定的合作項目有二：一是兩地輪流，合辦學術研討會。2023年10月30日即於東京霞山會館共同舉辦「日臺產業協力の可能性」國際研討會，2024年10月25、26日則在臺北大學合辦「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二是共同出版專書。為了延續研究量能，決議成立《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出版系列專書，累積研究成果。除了霞山會與臺北大學的經費，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的贊助及出版支持，也是論叢得以順利成立的重要助力。論叢採中文、日文兩種版本同時出版的形式，2024年5月論叢第一號《殖民地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之再思考》（中文版）、《日本統治期臺湾の経済、産業発展再考》（日文版），分別在臺灣、日本兩地出版。
本書《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為論叢第二號，共收錄8篇論文，主要脫胎於2022年11月的「東亞近現代史中的變遷、對抗、融合—歷史、教育、產業、經濟的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經嚴格的學術審查及作者修訂後集結而成。相較於論叢第一號以日本殖民時期為觀察重點，本書各篇論文所探討的時間，主要聚焦於二戰結束後到當代，而東亞各地跨境的文化理解與不同國家的社會比較則是本書研究者分別觸及的兩大主題。
第一部分「歷史教育與歷史認識」的三篇論文涉及「歷史」與之後變動世界之間的關係。吳文星追溯1997年新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認識臺灣（歷史篇）》的編輯過程，探討教科書如何因應時代變遷，脫離意識形態，呈現學界的研究成果，引導學生學習歷史知識。林志宏以滿州國官員佐藤慎一郎為例，探討他在戰前的任職經驗及冷戰時期訪問香港的觀察，如何影響二戰之後他對中共政權及日本外交政策的看法。小牟田哲彥則從百年來日本人到臺灣觀光旅遊的人員變化，追索日人對臺灣印象的改變歷程。第二部分「媒體與文化的跨境」包括二篇論文，王超然以1946年在香港復刊的《華商報》為例，探討中共如何以報紙為媒介，進行跨境政治統戰及文化宣傳。曾美芳同樣關注冷戰時期的香港報紙，藉由分析《星島日報》的用詞與編輯，討論香港人政治認同的變遷。第三部分「社會的動態發展與質變」的三篇論文將關懷時間點轉移到當代東亞社會。林明煌從教育學的角度，分析戰後日本、臺灣、韓國、中國的課程改革，觀察這四地在現代多元化社會發展的潮流下，課程改革相似但又隱含區域差異的歷程。澤田ゆかり則關注另一個迫切的問題—「少子化」。透過比較中國與日本的例證，指出兩國雖然企圖探索新的分配方式和社會安全網，但仍然無法擺脫疫情前的政策框架。山崎直也的論文則介紹新冠疫情後，由在日本的臺灣研究相關學者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日本臺灣教育推廣學會」（SNET），及他們如何透過一系列活動，提供日本年輕世代以更多元地角度認識臺灣，以及理解臺灣與日本的關係。
本書延續論叢第一號對近現代東亞各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關懷，十分感謝諸位專家學者及霞山會、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的支持。本系蔡龍保、山口智哉、王超然、林佩欣等教授通力合作編輯事務，及系助教王美淑小姐協助出版庶務，是編務順利完成的關鍵。而五南圖書公司黃惠娟副總編輯與編輯部同仁的全力支持，更是本書得以出版的重要力量。謹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何淑宜 謹誌
2024年11月28日
主編序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不論是國際或地區秩序，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體系展開新的碰撞、競爭與融合，也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提醒吾人立足當下、展望未來的重要。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世界各國的歷史學者頻繁地使用全球史（Global History）作為分析框架，有別於過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以往的世界史是以歐洲為中心，來檢討歐洲與其他區域的關係。全球史則是追求跨越傳統國家民族的界線，從相互的關聯性與跨區域的視角展開研究。
就東亞研究而言，誠如中村哲於《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探討》一書中所言：「日本的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形成以來已經超過100多年，但至今仍有著很強的輸入的學術的性質。例如有不斷關注於歐美的研究動向，並追隨其後的傾向。⋯⋯向外國的研究成果學習是必要的，但應當採取獨立自主的態度。」因此，欲深化「東亞研究」、期待日後能建構「根源於東亞研究的東亞理論」，東亞各國的研究者必須深刻意識到此一問題，並持續累積相關的實證性研究。臺北大學歷史系的近現代東亞研究群（https://history.ntpu.edu.tw/?page_id=8585）自成立以來，即積極踐行此一理念。
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2)《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即是基於此一理念之下累積的實證性研究成果。本書由臺灣、日本學者的8篇新研究所構成，執筆者的專業相當跨領域，包含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法學，切分「歷史教育與歷史認識」、「媒體與文化的跨境」、「社會的發展動態與質變」三個研究面向，由跨境文化觀察的視角，分析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對於臺灣研究、中國研究、日本研究、東亞研究皆極具啟發。
第一個部分「歷史教育與歷史認識」，分別由歷史教科書—自我認識的變遷、跨時代人物的歷史認識—外部的跨境觀察、日本觀光客的臺灣認識—旅遊百年史的觀察，橫向、縱向交叉，立體思考冷戰到當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認識。
吳文星〈「認識臺灣（歷史篇）」與臺灣中學歷史教育之變革〉，主張1994年「認識臺灣」列入國民中學課程後，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科書正式出現，具臺灣主體性的中學歷史教育逐漸成形。其後，隨著中等教育課程改革，臺灣史成為正式課程，開啟臺灣中學歷史教育的新紀元。作者為「認識臺灣（歷史篇）」教科書編審委員兼執筆人，指出該教科書內容盡可能根據史實及研究成果編寫，避免鮮明的立場和意識形態，獲得臺灣社會普遍支持。國民中學和高級中學教科書全面實施審定制之後，《認識臺灣（歷史篇）》被各版本教科書參照、承襲，國民漸次脫離意識形態而實證地認知臺灣歷史。
駒込武以「岐視的重層構造」談論一九一○年代的臺灣時，曾提及「做為文明的近代」與「做為思想的近代」，這兩者的區別十分曖昧。臺灣在殖民地時期，達到一定程度的「做為文明的近代」，本人以為，「做為思想的近代」，則必須等到1987年解嚴之後，臺灣走向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多元化。此一過程中，《認識臺灣（歷史篇）》對於臺灣人新史觀的形成影響深遠。如文中所言：「採實證且理性的態度去檢討日治時期的史事，客觀呈現殖民統治給臺灣帶來的負面的殖民地傷痕，以及對戰後臺灣具有正面意義的變遷，培養學生以較開闊的胸襟看待日治時期的歷史文化遺產。」力求不抱持特定意識形態編寫教科書，漸漸脫離「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兩種民族想像的對抗，超越黨國體制下民族主義史觀，由同質化（一元化）轉向多元化。陶冶新世代尊重多族群、多元文化之精神，可謂帶來公民素養的質變。
林志宏〈跨境的歷史認識—冷戰時期佐藤慎一郎的「中共觀察」與香港行〉，以佐藤慎一郎為個案，探討日本在冷戰時期的「中共觀察」。佐藤的經歷相當特別，戰前具有「中國經驗」，擔任過滿洲國民政部文書科屬官、大同學院教官，後來成為總務廳參事官。戰敗後，佐藤於1947年返回日本，1959年在拓殖大學任教，開始一連串的「中共觀察」，由「支那通」轉為「中國問題研究家」，也是日本「反共」言論的代表。1967年的香港左派騷動結束，連續三年前往香港訪問中國內地逃脫的難民。「日中邦交正常化」時，公然抨擊日本田中內閣的親共外交。佐藤出版多本分析中共農業集體化及人民公社的著作，甚至主張中國的文化正統在臺灣。
作者認為，佐藤的「中共觀察」係以學術為包裝，透過理解社會主義文化及其日常生活，印證中共施政的不適切性。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佐藤獨特的「中國體驗」，對於中國社會、民眾有相當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成為其批判現代中國的根源。如果與同為戰後日本第一代的中國研究者，例如鹿島宗二郎，5比較研究其經驗、思想、言論、行動之異同，將更能引領我們理解此一時期「文化冷戰」的本質與實況。
小牟田哲彥〈日本人觀光客如何看待臺灣—臺灣旅遊百年史〉，以百年的時間縱軸來觀察日本人來臺灣旅遊的變化。指出戰前日本的旅遊雜誌中，臺灣給人的印象是瘧疾流行、原住民聚居的未開化島嶼，即使臺灣的交通網和住宿設施都已經發達，日本鐵道省已視臺灣為與箱根、富士五湖、伊勢同等級的觀光勝地。戰後，要到1964年日本解除海外旅遊限制後，臺灣成為日本旅客首批主要旅遊目的地的亞洲國家之一。當時，許多臺灣人經歷過日本殖民時期，對於日本旅客而言，是一個能用日語溝通且十分安全的海外旅遊目的地。不過，當時的臺灣旅遊指南中，充滿所謂「以男性為主導的夜生活」的描述。1994年臺灣開放對日本觀光客入境免簽，加上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日本人獲取臺灣實際旅遊資訊更加容易，航空公司展開針對女性遊客的觀光宣傳以及廣告策略，逐漸改善對臺灣旅遊不道德的印象，女性旅客的比例也逐漸增加。
日本高中赴臺修學旅行（畢業旅行）從2002年的19所增加到2019年的334所，說明臺灣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形象在日本教育機構和父母輩中受到好評。作者指出：「在過去100多年來，日本人將臺灣視為旅遊目的地的印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體而言，跨越世代與性別對臺灣具有好感的印象，其實直到二十一世紀才在日本人心中扎根，而目前正是日臺交流史以來最佳的情況。」本文所呈現的諸多有趣的階段性變化與質變內涵，能與臺、日學者關於觀光政策的發展、觀光景點的形成與宣傳等已相當豐富的研究，產生精彩的對話。
第二個部分「媒體與文化的跨境」，兩篇文章皆為透過香港報紙的分析研究，一者以《華商報》來分析中共的跨境傳播，較著重在闡明媒體的「工具性」運用；一者以《星島日報》來分析香港的政治意識與政治認同的轉變，較著重分析媒體的「資訊選擇與報導立場」之政治社會意涵，兩者分別呈現出冷戰時期媒體的工具性及帶來的實質影響與變化。
王超然〈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的跨境傳播：以香港的《華商報》為核心〉，指出既有研究多半關注中共與進步人士的統戰合作，忽略中共政治文化的另一面向。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對國內大城市的控制日漸嚴密，加上內戰爆發後全面封鎖中共的宣傳機制，中共遂以英國殖民地香港做為替代地點。中共在此建立宣傳據點，將大批黨籍文化人移入香港，藉由統戰與黨外進步文化人合作，從香港將中共的政令、文化宣傳等相關資訊向國內與海外傳遞。香港在戰後依舊是英國殖民地，在國府無法公開介入的情況下，使得中共獲得相當大的空間，因而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以此地進行跨境文化宣傳統戰工作，在香港文藝界的工作成果斐然。
中共政治統戰與文化宣傳的代表性刊物《華商報》，於1946年1月4日正式復刊時，藉由「審幹、三查、糾偏」這些政治運動，使該報成為中共跨境宣傳工具，1948年甚至展開文壇清剿運動。一方面令人思考和1942年2月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發動「整風運動」7的模式、內涵之異同，也令人好奇這份華商報從香港至東南亞推動跨境傳播的實質影響力。誠為冷戰時期國共兩黨日益激烈的「文化鬥爭」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重要面向。
曾美芳〈朦朧的認同與矛盾的政治意識：1967-1984《星島日報》「中國」報導立場的轉變〉，透過早年在香港屬於中間偏右的報紙《星島日報》，觀察其政治意識的變遷。本文的特色，是透過1967-1984年之間《星島日報》頭版頭條及社論標題的量化分析，並針對社論內容及相關報導遣詞用字及寫作手法進行質性的討論。指出一九六七─一九七○年代初期，該報在版面編輯和內容用字方面與當時的臺灣報紙有相似之處，例如元旦和國慶的報導即是。當時香港華人在國家認同上存在兩個「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這樣的認同與香港移民的組成結構及戰後反共勢力對「中華文化傳統」的思慕情懷有關。
隨著國民政府的反攻遙遙無期，戰後嬰兒潮的長大成人，「中國＝祖國」的概念逐漸失去說服力，轉而期待進入經濟成長期的香港。一九七○年代中期，《星島日報》的銷售成績已大不如前，該時期也增加不少在地競爭者。新一代香港人對新聞的需求和期待，迫使該報不得不修正右傾立場，向中立靠近，以適應香港商業社會的需求及與中國關係的改變。臺灣同樣曾有「朦朧的祖國意識」，不同的是臺灣在解嚴之後走向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多元價值尊重，香港的「在地認同」則是在回歸之後又產生反向變化，形成世界矚目的兩個對比。臺、港在戰後不論是在認同的變遷或經濟的發展，皆值得深入進行比較思考。本文的分析，提示出許多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第三個部分「社會的發展動態與質變」，分別從教育改革、少子高齡化、跨國交流的基礎知識等三個面向，來思考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競爭與問題連鎖化的現象。東亞國家實面臨共同的問題，只有嚴重程度與時間先後之別而已，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正向地交流與合作。
林明煌〈東亞學校教育課程改革的發展與課題〉，透過文件分析法，分析戰後臺灣、日本、韓國與中國的課程改革，疏理東亞學校教育課程改革的動向及課題。指出戰後東亞各國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代的教育思潮，進行螺旋式的課程改革，課程組織架構擺盪在精粹主義和經驗主義之間，透過義務教育確保教育課程的連貫，在中央—邊陲模式下追求草根模式的校本課程特色。此外，課程決策權逐漸下放，學校教師漸成為校本課程發展的主體。然而，作者認為，學校教師雖能符應國家的課程改革政策，卻未完全理解課程統整或校本課程的意義，課程發展與設計常流於形式，主因在於教師教育專業知能的不足。
然而，若依據2015年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評比，臺灣教育整體環境排名與日本並列世界第4，臺灣的大學整體品質位居全球第11，8看似成績不俗，但臺灣仍持續不斷精進各項教育改革，並有許多來自各校師生、家長多元的聲音。教育改革行動應有明確的目標、清楚的執行方式，讓教師了解教育改革的內容，邀請教師參與教育改革的過程，使其能預期教育改革的益處及付出的對等性，建立績效責任及評鑑制度，塑造有利變革的組織文化，為促使教師實踐教育改革行動之有效方針。9凡此，也應借鏡日本、韓國、中國之經驗，透過各國間的教育交流與合作，以收他山之石之效。
澤田由香利〈東亞的少子高齡化與社會保障——從日本的「新資本主義」看中國的定位〉，指出日本面對快速少子高齡化以及人口減少，必須增加公共支出，卻無法大規模增稅。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向後退，重新定義政府角色的同時，興起民粹的保護主義。岸田文雄政權提出「新資本主義」，主張提升勞動者薪資水準，但卻無法對財源提出明確的展望，「資產所得倍增計劃」也止於「從儲蓄轉向投資」這種傳統建議。成長的前景與分配方向都不明確的情況下，年輕世代開始關注政府的支出負擔，世代間的對立日益加劇，呼籲削減高齡者福利、加強支持育兒家庭的新興政黨獲得網路世代的支持。中國同樣面臨少子高齡化加速，取消一胎化政策後，生育率仍加速下降，高齡人口則穩步上升，進入相當於日本1995年左右的「高齡社會」階段。人口結構的劇變，對社會保險制度帶來極大負荷，更加依賴政府補助，部分地區的社會保險儲備金甚至枯竭。疫情期間，企業的社會保險費向下調整，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更加惡化。習近平政權提出「第三次分配」政策，強化來自大企業和資產階級的捐贈，仍無法結構性地減輕財政負擔。
本研究闡明中國與日本少子高齡化的問題本質與政府對策之無力，中日兩國都在探索新的分配方式和社會安全網，但都未能脫離疫情前的政策框架，凸顯社會保障制度的僵化，十分值得臺灣借鏡與反思。2021年臺灣的人口自然負成長近3萬人，加上社會性負成長15.6萬人，總負成長達18.6萬人，三者均為新高。由於高齡化加速，臺灣還未享受到人口減少所帶來的好處，就必須先面對勞動人口嚴重萎縮，以及老人的安養照顧與醫療福利需求急速上升的情境，此為臺灣社會空前的挑戰。
山崎直也〈建構後疫情時代日臺教育交流的『知識』基礎設施—以臺灣研究者的SNET活動為中心—〉，指出二○一○年代的日臺教育交流中，日本學生到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留學以及日本高中生訪臺的教育旅行顯著擴大。新冠疫情之前，每年有超過10萬名高中生前往世界各地進行教育旅行，臺灣是最受歡迎的目的地，2019年有53,806名高中生訪問臺灣，佔總數的3成。然而，目前日本充斥著關於臺灣的流言和誤解，擔心高中生在事前學習中形成偏頗的臺灣認識，日本的臺灣研究者因此組織「SNET」平臺，致力於建構「知識」基礎設施，使其成為下一代臺日關係的基石。此外，闡明二○○○年代後期以來，臺灣研究作為學術領域積極拓展的背景，並介紹臺灣研究者以及SNET的活動。
本研究的關心，對於臺灣的臺灣史研究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提醒。臺灣史研究在一九九○年代進入茁壯期，各大學普設臺灣史課程，2004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成立，史料編纂、數位化日益盛行，臺灣史研究成為 顯學」。11然而，就日治時期臺灣史的重要特徵—「近代化」與「殖民性」，或因研究課題的選題傾向，或因研究視角的失衡，就整體研究成果的累積觀之，有強化「近代化」、淡化「殖民性」的傾向。是否因此延伸出偏頗的臺灣認識，值得吾人深思。吾人深信，客觀且完整的歷史思考，才能帶來國家社會正向的進步，促進東亞夥伴國家間更順遂的交流與合作。
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2)《跨境的文化觀察—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的出版，有其重大的階段性意涵。近現代東亞研究群在日本霞山會、五南出版社、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的支援下，東亞研究穩健地累積成果。編輯出版過程，十分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嚴格把關，歷史系大家長何淑宜主任的大力支持，責任編輯王超然老師、山口智哉老師、林佩欣老師的勠力分工，王美淑助教協助編務上各項連繫，以及專業譯者曾健洲博士的精確翻譯，使本書更臻完美，特此致謝！
臺北大學歷史系
蔡龍保
202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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