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克．克拉克

我叫山姆‧包西佛，就是那個不小心燒掉艾蜜莉‧狄金生彍在美國麻州安默斯特的房子，還因此意外殺了兩個人的縱火犯。為了這宗意外案件，我吃了十年牢飯，而根據美國文學學者的來信，我將為此付出長久的代價，承受不大美好的後果。我的故事在當地無人不知，在此就不多做交代。

出獄回家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搬回家和父母同住並不是很順利。其中一個理由，是我燒掉了艾蜜莉‧狄金生的房子，讓身為高中英文老師的媽媽和當地大學出版社編輯的爸爸傷透了心。美麗的文字對他們來說的確非常重要，他們從不關心電影或電視，但只要一些優雅的字句，便能讓他們陷入感動或是發出深深的嘆息。另一個原因，是安默斯特的居民很不高興我燒掉地方名宅，附加斷送鎮上兩條人命，所以拿我父母出氣。沒有人找不到我家位在奇科皮街上、可以聽見木材喀喀作響的老房子，因為車道上總是被油漆噴寫著「殺人犯！」（這個我可以理解），或是「法西斯主義！」（這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了），或是直接引用狄金生一些看似復仇的誓言，但你永遠也不知道他們想報什麼仇，因為實在很難看得懂那些塗鴉在寫些什麼。

我出獄回家後問題變本加厲。當地藝術團體組成糾察隊在附近巡邏，一些不中聽的消息開始散播，還有鄰居小孩對著我家丟雞蛋、貢獻衛生紙給我們當窗飾，哪怕他們從來不曾在乎過艾蜜莉‧狄金生或是她的房子，有一陣子這裡簡直就像天天在過萬聖節。後來事情越來越嚴重，有一次，一個人戳破我父母富豪汽車的四個輪胎，還有一次，有個人不知是出於悲傷還是氣憤，朝我家邊窗丟進一隻柏肯鞋──男人六號尺寸、右腳。

這些全都發生在我回家後的第一個月。到了月底，爸媽建議我搬出去。

「但是我該去哪裡呢？」我問他們。

「哪裡都可以。」我媽說。

「或許你可以去唸大學，山姆。」爸爸冷靜下來之後對我說。

「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媽媽說，「我們會很樂意幫你付學費。」

「好呀。」我說，因為我非常近距離的看著他們，這是我出獄後第一次仔細觀察他們，我看到了自己對他們做了什麼好事。

在我燒掉艾蜜莉‧狄金生的房子之前，他們看起來很正常、健康，就像那種喜歡度假、做園藝的快樂美國人，也有過一、兩次重大的危機（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爸爸曾經離家三年，他走後媽媽告訴我所有關於艾蜜莉‧狄金生之家的傳說，而這些都是我即將展開更大架構故事的一部分，躲也躲不掉）。現在的他們，看起來就像穿著燈芯絨褲子和帆船鞋的骷髏，眼睛凹陷甚至好像巴不得永遠縮到頭骨裡。

「好吧，」我又說了一遍，「我會去唸大學。」然後重複：「我愛你們。」

「喔，我們也愛你。」爸爸說，又開始哭哭啼啼。

「我們當然愛你。」媽媽說。接著轉向爸爸：「布來德立，不要再哭了。」

那天深夜，媽媽睡著後，爸爸沒敲門便走進我房間，站在床旁邊彎下身，彷彿想對我說什麼，卻又好像只想看看我睡著了沒。我闔眼躺著，正在思索自己人生的光明面，如何進入大學，為自己開創一個乾淨、誠實、沒有痛苦的生活，如何再一次讓父母以我為傲。我父親彎下腰，好像一輛起重機，不是準備用它的機臂高高將我舉起，就是要用沈重的球體將我毀滅。

「下樓來，」在黑暗的空間裡，爸爸的臉緊靠著我，小聲的說：「我要給你看些東西。」

我起身跟著下樓。爸爸走進他的書房，和這棟房子的其他房間一樣，四處都是裝滿書冊、頂天立地的書架。他坐下來，打開身旁的邊桌抽屜，拿出一個 Converse鞋盒給我，就是一般人收藏明信片、聖誕卡的那種紙盒。我打開鞋盒，看見裡面有許多信封，而且每件都用拆信刀工整的劃開。這些信是寄給我的，全部都是。每封信都好好收在信封裡，於是我一封封拿出來看。

盒子裡起碼有上百封信。其中有一些，就如我講的，來自美國文學學者，譴責我下地獄什麼的。這些學術憎恨信有點冗長，他們喜歡用文學性的隱喻，拒絕縮短句型，所以我一點也不想花時間看。我還收到一些典型縱火狂的來信，講來講去不外乎「燒吧！寶貝，燒吧！」這類主題。如此激烈的信依然無法引起我太大的興趣。這個世界充滿瘋子和這個世界充滿無聊的人一樣，都不是什麼大新聞。

當然還是有其他類型的信，一部分來自新英格蘭區及周遭的城市：波特蘭、布里司托、波士頓、柏林頓、德里、奇科皮、哈特福特、普羅維丹斯、皮司費德，也有些來自紐約和費城周邊的大小城鎮。這些信的寄件人全都住在作家附近，他們希望我幫忙燒了這些作家的房子。有名住在康乃迪克州新倫敦市的男子，希望我去燒了尤金‧奧尼爾的房子，因為奧尼爾有嚴重的酗酒問題，對到他家參訪的學童來說是很糟糕的示範，而這種階段的孩子應該要有更正直的學習偶像才對。一位住在麻州雷那克司的婦女，希望我一把火燒了伊迪絲‧華頓旔的家，因為到華頓家朝聖的車潮，擋住了她家的郵箱，而且在她看來，華頓根本就是個讓人討厭的騙子。而住在紐約古柏斯鎮的乳品農人，則希望我去詹姆士‧古柏焩之家的煙囪倒汽油，因為他一想到有人這麼有錢、自己這麼窮就生氣。

盒子裡還有許多來信，寫信的人期盼的都是同一件事。他們全都希望我去燒掉某些已故作家的房子，像馬克‧吐溫、露意莎‧梅‧愛考特、羅威爾、霍桑。還有些來信要我燒的是一些從沒聽過名字的作家房子。所有寫信的人都在等我出獄，而且全都願意付錢給我。

「哇噢。」我看完信之後對爸爸說。他沈默了好一會兒。這很有趣，只要我媽在場，爸爸總是顯得很軟弱，像是一個微不足道而且很愚蠢的人。但是現在，在這個房間裡，看著這些信，在我看來他非常聰明，好像戴著金屬眼鏡的佛陀一樣的安靜且穩重。從喉間到臉龐到全身，我感覺到一陣罪惡，「為什麼你不在我坐牢的時候告訴我？」

他看著我不作聲。這是一種試煉，而原因，還用問，智者都是這樣考驗愚者的，用這種方法讓他們變得比較有智慧。

「你想要保護我。」我說，他點點頭。這激勵我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說出正確的答案，於是我堅定的說：「你想要保護我遠離這些認為我是縱火犯的人。」

爸爸無法裝作沒聽見。他的理性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開開合合十幾次的嘴唇欲言又止，感覺好像在看巨人亞特拉斯扛著我們立足的地球一樣。最後爸爸終於出聲，他傷心的說，非常傷心，「山姆，你就是個縱火犯呀。」

噢，真傷人！不過這是事實，我必須聽到，必須由爸爸的嘴巴告訴我，就像每個人都需要父親告訴他事實，然後有一天他也會對自己的小孩說實話一樣。而到時候，我的小孩也會對爸爸做出和我現在一樣的事：否認事實。

「你錯了，」我說，「我是個大學生。」我把鞋盒蓋上，還給父親，不給他機會說話就離開。回到床上之後，我向自己發誓，再也不去想這些信。我命令自己，完全忘記這些信的內容，我也認為自己做得到。反正上大學不就是這樣嗎？不就是忘掉所有不想記得的事，努力在這些陳年回憶找到路徑重新困擾自己前，在腦袋裡填滿新事物？

兩個星期後，我離家去唸大學；十年之後我才再次見到父母；十年之後我才重新又讀了那些信；十年之後我才遇到其中一些寫信給我的人；十年之後我才發現關於父母一些我從不懷疑、也永遠不想知道的事；十年之後我重回牢獄；十年之後所有該發生的都發生了。

我主修英文，因為知道自己做了讓父母失望和傷心的事，所以不管之前發生過什麼，我希望他們未來能以我為榮。而且小時候媽媽總是唸書給我聽，長大一點便規定我讀遍經典著作，還要寫報告詳細說明為什麼它們這麼了不起，所以我猜想，最起碼，我擁有了不錯的訓練與基礎，比較容易成功。

結果沒用。一點幫助也沒有。你永遠無法讓過去重來，那些我曾經相信非常偉大且充滿智慧的經典，現在看起來都是庸俗之作，根本無法吸引我。與其思索《大亨小傳》到底是不是傑作，我更著迷於觀察米爾頓教授山羊鬍子裡頭的烤乳酪碎屑。然後有一次，課堂上唸到狄金生的詩句，老師說她想帶班上同學去狄金生之家參觀，只可惜那棟房子幾年前被燒掉了，看著她努力回想縱火犯的姓名，我很清楚我並不想講自己的故事──沒有人比我更了解所有的細節。

為了要打斷並且逃離一連串的追問，以及接下去肯定會發生的責難，我假裝咳嗽跑去廁所，到學期結束都沒有再回去上課。而學期結束時我拿到Ｄ，沒被當掉的理由，就像我修的其他英文課程一樣：這學校不希望當掉任何學生，以便收到全額的學費。

所以成績不好只是我放棄英文主修的原因之一，還有另外的原因，一個更大的原因：我沒有辦法不去想有些事應該去做，有些事我還沒去試或還沒想到；我也沒有辦法不去想還有其他更新、更好的東西。我可以坐在中世紀文學課堂上，跟著包伍夫和格蘭德爾老師學古英文，滿腦子卻充滿著「應該還有什麼」的聲音。「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這很令人意外，因為我不是個會反抗的人，這輩子從沒大聲問過「還有什麼呢？」但是我腦子裡的聲音，一直不斷的替我問這問題。

簡單的說，後來我放棄了英國文學還有書寫它們的人──永遠的放棄，至少我是這麼想──然後轉戰包裝工程學系。這是非常好的改變，原因有三：第一，包裝工程學系比較不會發現我是燒掉狄金生之家的縱火犯，甚至不知道或根本不在乎狄金生是誰；第二，我有記住什麼易碎物品用哪種材質包裝最好的本領，我可以馬上了解為什麼小包裝洋芋片應該垂直撕、而家庭包洋芋片卻要橫向撕開，還有拉環該放在什麼位置比較好開。包裝工程的課我從來沒拿過比B+更差的成績，還在兩年之內修完四年課程，畢業後順利的發揮所學，在先鋒公司設於阿卡瓦姆的包裝部門找到產品發展和測試的工作，離史賓非爾很近。

上面是我轉戰包裝工程系之後發生的兩件好事，第三件，就是遇見了我的太太。

她的名字叫做安瑪麗，我們在大四的包裝科學性向研討會相識。安瑪麗很漂亮，是典型的美女，真的，而且身材高瘦，擁有一雙彷彿隨時都要躍起的長腿，俏麗的黑色鬈髮總是整齊的高紮在腦後，伶俐的笑臉美到讓你毫不在乎自己看起來一臉蠢相。還有什麼？沈思的時候，安瑪麗會抽一種很細很長的菸，以我觀察女人的經驗，只有非常纖細又時髦的女人才會抽菸。總而言之，她在我眼中就像義大利女神，絕對沒錯，因為她姓米拉貝里，祖先來自義大利的波隆那。

至於我的長相：我很高、像小孩一樣瘦，但是頭很大，看起來像根細長的火柴棒。我在獄中練舉重時造成一些副作用，包括自己都不知道的肌肉拉傷，這是另一件豬頭做的事。我的臉是身上最明顯的部分：很紅，有時看起來很健康，有如被風吹傷，感覺像是張懂得享受人生的臉龐，有時看起來卻像被火燒過一樣。當我羞紅了臉的時候，即使在黑暗的晚上，你也可以拿我臉上的紅光當照明。整體看起來，我還算長得普通英俊。我只有幾顆歪牙，大部分都很白，自然捲的棕髮依然濃密。如果我的頭能小一點，鼻子就會很像羅馬人。即使我的視力已經可以算是個瞎子，卻沒有讓眼鏡遮住我銳利的藍色眼睛，因為我戴了隱形眼鏡。戴上隱形眼鏡的我，一雙眼睛就像能夠看穿人的靈魂。但我依舊不能算是個美男子，別忘了我還是個處男呢，所以即使我和安瑪麗修了同樣五堂課，也不敢和她說話：安瑪麗美到讓我不敢和她說話。

「你真傻，」我們結婚之後她如此說道，「我不會美到讓你不敢和我說話。我從來都沒這樣想過，一次也沒有。」

「如果妳不是自認美麗，」我問她，「為什麼不主動找我搭訕？」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她說，但我從來沒有得到答案。

回到包裝科學性向研討會，安瑪麗選擇專攻杯蓋設計──那種放在咖啡或汽水杯上的塑膠蓋。研討會的老師愛斯納教授是個接近禿頭的男人，長得像是額頭的活動廣告。愛斯納教授對安瑪麗的案子不甚喜愛。他指出安瑪麗設計上的一些結構性瑕疵，誇張的問她是否知道咖啡如果沒倒進嘴裡而是倒在臉頰上，再順著流到脖子是什麼感覺。他問安瑪麗在聖母湖學院唸了四年包裝工程，是不是什麼都沒學到；又問安瑪麗如果沒有被大公司錄取，是否有其他的替代規劃。「因為他們一定不會錄用妳。」他說。

安瑪麗的確不是天生的包裝科學家，如果她設計的杯蓋真的拿去量產（不會的），肯定要燒掉幾張臉、打上一些官司。話雖如此，我不喜歡愛斯納教授對她說話的方式。我望向安瑪麗，她看不出一點難過，也沒落淚──她很堅強，直到現在都是──安瑪麗生氣的玩著脖子上掛的金色十字架，我覺得應該說兩句話幫她辯護。

「嘿，愛斯納教授，」我說，「放輕鬆，態度好一點。」我沒有大聲嚷嚷，所以轉頭點下一個人上台報告的愛斯納教授可能沒聽見，但重要的是安瑪麗聽到了。

「謝謝。」安瑪麗下課後對我說。

「謝什麼？」我問她，雖然我知道，當然，她是因為我說了該說的而謝我，但我可不認為自己或是任何人那麼做沒有任何意圖。

「為我挺身而出。」

「不用客氣，」我說，「要不要一起吃晚餐？」

「和你嗎？」她問道。

這是她說話的方式──直率且習慣要求簡單的事實──並不表示她對我有任何負面觀感。怎麼證明？後來我們去了史賓非爾一家叫做「學生王子」的德國餐廳吃晚餐。她是個少見的苗條義大利裔女孩，還喜歡吃德國菜，根本沒辦法叫她把手移開慕尼黑香腸盤，這只是我愛上她的原因之一。一個月之後，我們上了床，就在學生王子樓上我住的公寓裡。我肯定得到父母保守的真傳，除了享受之外，我不會開口談論任何關於性愛的事。但是我可以說自己終於失身了──或許是因為我當了太久處男，事後，我的臉竟然熱到泛紅，就像原子彈爆發一樣。我對安瑪麗說：「我是處男。」

「喔，甜心，」她說，「我不是。」她將手放在我炙熱的胸口，你可以從她的眼中看到一抹甜蜜的憂傷，可憐一個三十歲的處男。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的心胸如此寬大卻又這麼易感，所以我問她，「妳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安瑪麗說。她的回應或許帶有憐憫之意，但的確有愛的成分：在我的經驗裡，你不能期待愛裡面沒有憐憫，也不會這麼希望。

快轉時間：我們畢業了。幾個月之後我們在聖瑪麗教堂結婚，婚宴在南岸的紅玫瑰舉行。安瑪麗的家人支付結婚費用並全程參與（來了許多人），但是我父母並沒有到場，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沒有告訴他們。當安瑪麗問起，「為什麼你沒邀請父母來參加婚禮？」我回答她，「因為他們過世了。」「怎麼會這樣？」她想知道。「什麼時候過世的？」

「房子失火，」我說，「他們死於那場火災。」這恰巧證明了人沒什麼創意，而且到了後面你會發現，這個說法跟事實非常接近。不論如何，我的答案看起來滿足了安瑪麗。但事實是情況越來越複雜。老實說，我能聽到腦子裡不斷有聲音在問「還有什麼？還有什麼？」而我無法確定那是自己的還是我父母的聲音。

我叫山姆‧包西佛，就是那個不小心燒掉艾蜜莉‧狄金生彍在美國麻州安默斯特的房子，還因此意外殺了兩個人的縱火犯。為了這宗意外案件，我吃了十年牢飯，而根據美國文學學者的來信，我將為此付出長久的代價，承受不大美好的後果。我的故事在當地無人不知，在此就不多做交代。

出獄回家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搬回家和父母同住並不是很順利。其中一個理由，是我燒掉了艾蜜莉‧狄金生的房子，讓身為高中英文老師的媽媽和當地大學出版社編輯的爸爸傷透了心。美麗的文字對他們來說的確非常重要，他們從不關心電影或電視，但只要一些優雅的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