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身份危機
就在幾年前,當西歐人暢想未來時,他們的想法幾乎全部是關於如何執行1992年已經確立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Community)的經濟和稅收改革。一些人翹首企盼著統一貨幣、消除內部關稅以及公民自由流動帶來的前景,而另一些人卻是在猶豫甚至恐懼中等待著這些改革的發生。不過,總體上來說,共同體內部的國家都是通過一個特別狹窄的視角來看待歐洲正在面對的問題。首先,他們都從非常褊狹的角度來看歐洲的構成。其次,他們更多地關注與未來經濟問題有關的挑戰,卻對過去曾強烈爆發過的問題關注不足。組織的名稱“歐洲共同體”暴露出一個問題——戰後政治格局帶來的安逸實際上缺乏深謀遠慮。所謂“歐洲共同體”其實是名不副實的。它本質上是西歐共同體附加上已經造成諸多問題的希臘。對這些國家來說,“歐洲”的邊界止步於所謂“鐵幕”(IronCurtain),因為“鐵幕”以東就是華沙條約組織(WarsawPact)了。“鐵幕”以東的國家雖然貧窮,卻是西歐不幸的遠親。它們不僅在經濟上與歐洲共同體沒多大關係,甚至在軍事方面也與歐洲共同體越來越疏離了。
在這個“小歐洲”裡,民族主義、經濟競爭和社會矛盾這樣的老問題仍然存在,但至少是可控的。北愛爾蘭、科西嘉以及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義運動儘管依舊如火如荼,但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並且在地理上也相互隔離。在南蒂羅爾(SouthTyrol)、布列塔尼(Brittany)和加泰羅尼亞(Catalonia)等其他地方,20世紀70年代的小民族主義(micronationalist)運動已經廣泛地演化成了民俗觀光的賣點。在布魯塞爾晉升為歐洲共同體首都的時候,甚至連瓦龍人(Walloons)和佛蘭芒人(Flemings)之間的敵意都消退了。雖然曾導致幾百年戰爭的國家邊界早就通過條約來確定,並受到《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Accords)的保護,但是,隨著1992年改革計畫的實施,國與國之間的邊界似乎註定變得無足輕重了。英格蘭對是否加入歐洲依然遊移不定,但是,英國的其他地區卻並沒有這樣的猶豫,而且“英吉利海峽隧道”(Chunnel)還有望將法國和英格蘭聯合起來,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徹底結束英國在地理和心理上的孤立狀態。在軍事和經濟上對美國的依附已經讓歐洲煩惱了四十年,所以,歐洲共同體打算以與美國平等的夥伴身份出現在國際事務中:這不僅是搖搖欲墜的美國所面臨的挑戰,還是對作為重要經濟力量的強大日本的挑戰。1992年的歐洲打算成為勇敢的新世界,民族主義導致的老問題在其中簡直沒有任何重要性。
現在看來,這一觀點是多麼幼稚。幾個月的混亂過後,當曾經隔離東歐,保護了西歐的“鐵幕”升起時,顯露出來的卻是一個東起烏拉爾河的廣闊而極度危險的歐洲。西歐的民主國家起初還對此報以狂熱的回應,但當莫斯科引發的一波又一波的強烈衝擊不可挽回地改變了歐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早已適應的政治版圖時,它們很快就變得又錯愕又恐懼了。與此同時,已經貫徹了四十年的政治策略,為法國和德國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讓英國能夠償還帝國時期欠下的“殖民債”,但也在西歐民主國家內部引起了一種仇恨外國人的情緒。
民族主義、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cism)、種族主義(racism),這些被認為早已從歐洲人靈魂中驅除出去的幽靈,在蟄伏了半個世紀之後,帶著更加強大的力量重新回到了歐洲。蘇維埃聯盟分裂成了眾多的自治共和國,但是,許多自治共和國並不比它們想要擺脫的蘇維埃聯盟更加穩定。曾經令人畏懼的華沙條約組織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接連不斷的相互鬥爭;債務纏身的政府被族群矛盾攪得不得安寧,希望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統一之後的德國正在尋求一種新的身份,大街上到處是要建立一個“德國人的德國”的呼聲。在19世紀被稱作火藥桶的巴爾幹半島再一次爆發了內戰。這些讓人震驚的、持續不斷的事件對西歐的震動不比對東歐的小,由此產生了一場深刻的身份危機,它引發人們思考:歐洲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以及他們的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