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以來,商周青銅器和銘文,陸續發現、增多。出于觀摩和研究的需要,每一個時代總會有匯總、集錄金文數據的書籍問世。宋代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清代的《據古錄金文》、民國年間的《三代吉金文存》,都是這樣的代表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僅拓本部分就有十八巨冊,已經陸續出齊。它匯集了古今中外公私出土和收藏的青銅器銘文拓本約一萬兩千件,是迄今為止資料收集最為完備、編纂最為科學、印制最為精美的、最有代表性的金文總集。這部巨著的問世,在金文學科研究史上樹立了一塊新的里程碑。
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必然會掀起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集成》的印行,有它時代的必然性。筆者從工978年開始,經于省吾師等師友的極力薦舉、在夏鼐先生的熱心督促下,克服了不少困難,才得以從遼寧金縣一個農村中學調到北京,進入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編纂組,欣逢其會,參加了這一太平盛世之作的編纂。
編纂工作是緊張而艱苦的,其艱辛程度局外人是難以體會到的。一天忙下來,往往累得筋疲力盡,晚上想搞點業余研究也沒有精神。盡管如此,自己不甘寂寞,選擇了《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證》這個題目,利用零星時間,斷斷續續,堅持不懈地撰寫了約80萬字。在撰寫過程中,我深切地體會到,金文學科的建設,把所有的金文拓本匯集在一起,固然重要,但要得心應手地利用這些數據,光做這一項工作是遠遠不夠的。除了拓本總匯以外,還必須在這個基礎上,編寫新的釋文、新的分類索引、新的字典、新的辭典、新的引得等等。這不但是個人研究的迫切需要,也是整個學科發展與繁榮的必要條件。
編纂組在完成十八冊拓本的編纂之後,部分同志立即著手做釋文。我在完成釋文分工的同時,又額外進行其它工作。有鑒于人手少和工作量過大,引得並沒有列入集體工作項目。而我個人則覺得這項工作又非做不可。盡管引得的艱難程度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我還是知難而進。從工989年開始,我毅然放下手頭的《疏證》工作,先著手做引得工作。從那時至今,一直到工994年年底,引得工作基本告成。今年上半年,又對它作編號、檢索等後期加工。今年八月底,終于完成了全書的後期工作,可以交付中華書局出版了。
從1989年算起,此書編纂耗時達六年半之久,時間不短。由于《集成》工作緊張,白天坐班工作,引得只能利用業余時間來做。每天挑燈夜戰,至多只能搞四、五個小時。如果兩天折合一個工作日的話,六年半只相當于三年多。其中又做了不少雜事,也佔用了不少時間。這三百多萬字的大東西,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內,能夠憑借手工勞動來完成,從這個角度講,又應該說是比較快的了。比較快的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自己對事業有一種執著精神,經得起商海大潮的誘惑,甘心坐冷板凳,’甘心過清貧生活,多次謝絕能獲取豐厚稿酬通俗小冊子的編寫工作,雷打不動地干,以獻身精神鞭策自己,以愚公精神激勵自己。所以,才感動了“上帝”,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達到了預期目的。二是得益于自己多年從事《集成》的編寫工作。在工作過程中,我對銘文資料和古文字經過了多年的摸索與思考。這樣,不但釋讀銘文能駕輕就熟,而且對大量疑難問題的處理,由于有平時的基礎,也能較快較好地予以解決。
周法高先生先後組織人力編寫了《金文詁林》和《金文詁林補》。該書以容庚先生《金文編》的單字為基礎,移錄篆字形體,摘錄該字的銘文辭條,匯集各家對該字的說解,文末間或加以評點。這是一部對古文字學者十分有用而不可或離的工具書。周氏不愧是金文學研究的功臣。《金文詁林》對每個字摘錄該字在銘文中的辭條,是與我們所編的引得相類似的。但與我們所編的引得相比,它存在以下三點不足︰
一、引用資料不全︰受《金文編》的影響,傳世摹本材料基本上沒有利用。文後雖然把見于《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收錄的若干件器作了增補,也不解決問題。《金文編》對戰國文字(主要是兵器銘文)的收錄也是相當少的。這一缺點,周氏之書也不能幸免。至于《集成》所收一萬二千件的銘文中,約有五分之一(約兩千余件)是未見著錄的新資料,就更是周氏基本上還未能見到的,更可補充很多資料,包括新的單字和新的辭條;
二、歸納辭條不全︰周書對所用資料辭條的歸納並沒有做到每辭必錄,屬于有選擇的舉例式的。這對要求通過該書來全面檢索數據,以期達到對該字在所有銘文中的用法更加全面了解,就遠不能滿足要求。我們所編的引得,則做到每辭必錄,務求其全,以方便讀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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