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勤瑩

　　十九世紀以來，英國傳教士前往中國傳教，遭遇許多生活適應的問題。特別是他們在中國誕生的子女們，如何在一個異於母國的社會環境中成長，並度過他們的童年？此外，傳教士子女在近代中國接受英式教育，又反映出甚麼樣的教養期待和時代特色？

　　本書以內地會於1881年在山東煙台創立的芝罘學校為研究主體，並依據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館藏「內地會檔案」(CIM Archives)，探討這所英國學校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內容涉及新教傳教士家庭在中國面臨的育兒問題，以及他們在異地教養子女的心態；並分析戴德生在十九世紀末設校的成因，與該校的教育特色。

　　透過歷史角度的分析，本書說明芝罘師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在山東濰縣（濰坊）拘留營之處境；與國共內戰期間，被迫從山東煙台遷徙到江西牯嶺，最終撤離中國之歷程。作為中國近代史與世界史中的連結，芝罘學校研究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

　　二十世紀初至今，散居在英、美、加及澳洲等國的芝罘校友，不斷透過社群組織、書寫媒介，網路與中國旅行等形式，有意識地將童年記憶進行集結與保存。他們建立「芝罘人」的認同，實兼具校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傳教士家族史的研究特色，亦呈現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時代意義。  

　　本書主要章節的撰文方向，簡述如下：

　　緒論部分首先介紹近年來有關基督新教在華發展的研究趨向。此一領域成果討論豐厚，諸多研究旨在關注傳教士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從早期的政治思想，轉向中國社會變遷，包括教育、醫療與社會救助等面向，卻少有作品觸及到新教傳教士在中國教育子女的相關問題。其次，筆者嘗試以在華傳教士子女的童年與教育為研究動機，一方面有助於思考何以傳教士子女長期受到忽視的緣由；另一方面也期待從前人研究成果中，找尋傳教士子女研究的可行性，形成新的切入點。

　　第二章關注方向有二：其一，說明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內地會傳教士父母遭遇到的育兒難題，包括是否讓子女返回英國接受教育？抑或是讓子女陪同父母留在內陸省分的宣教站？其次，透過芝罘學校的背景與經過，解釋戴德生在山東煙台設立學校的緣由，及該校對於內地會運作的助益。自芝罘學校於十九世紀末葉成立以來，中國其他省分也陸續出現類似的學校，證明已有越來越多的傳教士及外僑家長願意讓子女留在中國就學。

　　第三章主要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芝罘校園內重視的三大教育精神，包括屬靈教育、智識教育以及體育活動的實踐過程，藉此分析芝罘學校的教育導向。校方刻意營造出有別於中國社會的就學經驗，目的是為了培育學生去學習並適應未來返回歐洲的生活型態，以此塑造出特定的童年與文化觀。教師們必須一方面讓傳教士父母們無後顧之憂地經營宣教工作；另一方面則是讓這些缺乏父母陪伴的孩童們，在成長中獲得關愛與撫慰，並且透過校園內的教育與基督教信仰，提前認識並適應遙遠的英國及其文化。

　　第四章首先分析中日戰爭期間，芝罘校園的運作情形；其次，芝罘學校遭受日軍迫使遷校的過程，以及內地會總部扮演的角色；最後，說明芝罘師生關押在濰縣拘留營的生活與教育情形。
　　
　　第五章的討論分為兩個方向：一則，探討芝罘學校在中國的最後階段，從戰後的復校經過，到1951年師生撤離中國；二則，分析芝罘校友們如何在海外建立起特殊的社群認同？畢業多年的芝罘校友們，如何看待自身這段特殊的異文化經歷，並將之轉化成其與中國之間的特有連結？

　　第六章討論的議題與成果，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層面：其一：從內地會的角度解釋芝罘學校設立的必要性；其次，芝罘學校的辦學方式及其時代特色；其三，芝罘校友的活動及其表現；其四，從跨文化視野看芝罘學校與中國的關聯性。

作者簡介

張勤瑩

　　台灣九份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

　　現為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曾任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領域為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宗教在華傳播史、近代東亞傳教檔案研究。

王序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二、建構英籍傳教士子女研究的新視角
三、史料說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館藏「內地會檔案」
四、章節安排與預期成果

第二章 　芝罘學校與傳教士子女在華教育的開端
第一節　在華傳教士父母的育兒難題
一、天津條約以降新局面－出現在內陸省分的傳教士家庭
二、育兒方式與文化差異－傳教士父母眼中的「異教習俗」
第二節　 芝罘學校：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教育新契機
一、戴德生主導下的內地會特色
二、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教育新契機：戴德生與芝罘學校
三、收拾行囊上學去：芝罘學生上學記

第三章 　屬靈、智識與體能：芝罘學校的養成教育
第一節　芝罘教師的中國任務
一、內地會招募芝罘學校教師的管道
二、芝罘教師的任務
第二節　牛津地區考試與芝罘學校的教學導向
一、以「牛津地區考試」為主的教育導向
二、牛津地區考試的施行成果與檢討
第三節　圍牆內的教育空間：校內活動與體育課
一、英式校景在煙台：芝罘學校的空間建構
二、芝罘學生的體育課

第四章 　戰爭歲月中的芝罘學校 (1937–1945)
第一節　中日戰爭期間的芝罘學校及其「例行活動」
一、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煙台局勢
二、日軍佔領區內的芝罘學校及其例行活動
第二節　戰時內地會總部與芝罘學校
一、戰時內地會總部的成立
二、何去何從？芝罘學校師生的「撤校」經過
第三節　拘留營生活與芝罘學校的教育
一、芝罘學校師生與山東濰縣拘留營
二、芝罘學校在濰縣拘留營內所維持的教育模式

第五章 　「芝罘人」在中國：撤校尾聲與歷史記憶
第一節　芝罘學校復校歷程與國共內戰
一、戰後中國的政治情勢與內地會的復校計畫
二、校長華登禮公布復校計畫受阻之因
三、牯嶺山上的芝罘學校
四、撤出中國前的尾聲
第二節　 認同、記憶與社群：塑造「芝罘人」
一、百年校友會與《芝罘雜誌》的發行
二、芝罘校友與中國的連結

第六章 　結論
一、 從內地會的角度解釋芝罘學校設立的必要性
二、芝罘學校的辦學方式及其時代特色
三、芝罘校友的活動及其表現
四、 從跨文化視野看芝罘學校與中國的關聯性

參考文獻
一、檔案與原始史料
二、中文論著
三、英文論著
四、網路資料

附錄
附文1
附文2
附表
附圖

自序

　　回顧2010年，當筆者首度訪英閱檔之際，趁著假日與友人Diba前往布萊頓(Brighton)海灘。猶記十月的海風甚大，卻不減遊人興致！坐在石礫堆疊的灘上，遠目所及，盡是一片深青色的大海。據悉，戴德生決心創立內地會前，亦曾漫步在同一片沙灘上；海風又將他的目光吹向何方？遙想旅居中國多年後的戴氏，是否也曾佇立在芝罘港灣，回眸那段帶著幼子們前往中國的海上旅程，及其在布萊頓海灘上的初衷？

　　百年後，一位為了追尋傳教士子女故事的研究生，帶著疑惑與未知，在同一片海灘上尋找戴德生在山東創立芝罘學校的靈感。儘管海風將思緒吹得有如凌亂的頭髮，但閱檔時的感動，讓她久久無法忘卻一張張傳教士子女在華求學時的笑顏；十月微雨的海風，彷彿送來一陣紙香，也許就是那卡其色檔案盒的召喚吧！為遠道而來的旅人，訴說一段遙遠的中國童年與內地會的歷史。

　　2013年7月，筆者完成以芝罘學校為題的博士論文；同年9月，已故的芝罘學校教師馬義信(Gordon Martin)，其追憶芝罘學校的舊作，也以中譯本面世。如今伴隨這本小書的出版，也許能邀請更多的中文讀者，一同領會百餘年來芝罘校友們以其蒼蒼白髮，仍時時手耕那段在中國的美好童年時光。

　　本書寫作目的，欲稽考傳教士子女在近代中國的就學經歷；並從芝罘學校在中國的設立及其歷史，解釋這所專門招收傳教士及外僑家庭子女的學校，且被喻為是「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國學校」，對於內地會發展的助益。透過內地會史料與校友們的記錄，探討芝罘學校師生在中國的特殊經歷。1951年，芝罘學校師生連同內地會成員撤出中國；後續隨著內地會（後易名為「海外基督使團」[ OMF International]）的腳蹤，在台灣、日本、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各國設立分校。不變的是「芝罘學校」仍是共享的校名。自中國母校畢業的校友，遍居歐美等國，以文字紀錄保存這段跨國就學的童年記憶，彷彿成為「芝罘人」的共同生命經驗，並以此形塑社群認同與歷史書寫。

　　芝罘學校並未隨著撤離中國而結束，特別是過去曾在中國就學的校友們，仍不斷保持著他們獨特追尋童年的方法，書寫母校記憶正是其中廣為採用的方式，筆者據已有百年歷史的芝罘學校校友會(Chefoo Schools Association, C.S.A.)以及發行至今的《芝罘雜誌》(The Chefoo Magazine)為例，解釋校友們維繫百年的形式，及其對今日吾人建構傳教士子女研究的重要性價值。關於芝罘學校的相關史料，以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圖書館，及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葛培理中心(The Billy Graham Center)為重要的典藏單位。筆者依據的檔案與史料，主要是受惠於兩次訪英的經驗，包括亞非學院圖書館的「內地會檔案」(China Inland Mission Archives)，以及海外基督使團位在格林鎮(Borough Green)的辦事處(OMF International,UK)，亦藏有內地會相關史料。

　　今將本書主要章節的撰文方向，簡述如下：

　　首先，回顧戴德生設校的歷史背景，包括戴德生攜家帶眷在中國傳教的經驗；進而分析內地會傳教士家庭，在內陸省分經營宣教站所面臨的文化適應問題，特別是傳教士婦女對於育兒方面的教養心態與需求，必須與其傳教工作之間取得平衡。此外，透過芝罘學校的設立過程及其招生情形，檢視該校對於内地會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芝罘學校的創立及其必要性，可視為是內地會在華傳教事業之一環。

　　其次，分析校方在中國採行的教育模式。該校雖是地處山東，但厲行英國教育模式，並為學童營造出濃厚的基督教信仰的學習氛圍，且明定不招收中國籍學生。校方以種種形式，仿照英國學校的教學情境，保護學生宛如置身於英國。這樣的特色卻也阻隔學生進一步接觸圍牆外的中國社會，與煙台民眾少有互動的機會。不過，這也讓該校師生安然度過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反教風暴，與地方軍閥割據的年代。

　　再者，珍珠港事變後，基於英國對日宣戰後，使得原本在中日戰爭過程中得以保持中立地位的芝罘學校，首度出現了運作上的危機。自1938年煙台淪陷後，校園雖在日軍監控下仍能正常運作，校方更勤於舉行大型活動，邀請遠地家長前來校園見證子女的學習情況。未料珍珠港事變之後，師生的處境與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儘管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藏的「內地會檔案」，反映出校方撤校的評估，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立場，最終卻是由日軍決定其撤校的命運，從煙台校園遷至毓璜頂長老教會院落，再轉至前身為廣文大學校地的濰縣拘留營。在拘留營期間，師生不受生活條件簡陋的約束，維持牛津考試的傳統，成為一個切入點，可供探討該校師生在拘留營期間的信仰與生活。

　　最後，從師友的歷史記憶，來解釋該校自戰後以來，從復校歷程到撤出中國的始末。受制於國共內戰的情勢變化，內地會成員無法輕易進入煙台，連帶影響復校進展，最後由華登禮校長主事並宣告，芝罘學校正式在江西牯嶺上復校。從此，芝罘學校從原本臨海的校園，轉為山景風光，山間的讀書聲猶傳數年，直至1951年撤出中國。

　　本書經歷兩個寫作階段，過程中筆者受惠於諸多師長與研究單位的鼓勵與支持：一則是博士論文寫作期間的移地研究歷程；另一階段則是出版前的修改。在博士論文寫作階段，謹謝下述單位的獎助：包括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獎助、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子計畫」(MOE-099-01-03-2-11-2-09)、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國科會「101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101-2420-H-006-019-DR)等等，讓這段跨海追尋傳教士子女的研究歷程，滋養筆者對於檔案與生命史的體會，對於開拓研究視野與深化個人生命感受，具有難以筆墨的價值。

　　訪英期間，亞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館員Winifred Assan、Susannah Rayner女士，耐心地協助筆者查找「內地會檔案」，並提供後續相關建議；亞非學院歷史系研究基督教在華史的Lars Laamann博士，亦在研究方向上給予我諸多的鼓勵。此外，海外基督使團(OMF International) 英國辦事處的Tony Waghorn先生，更是無償讓筆者使用其館藏的內地會史料，在此一併致謝。

　　筆者取得博士學位後，感謝查時傑老師、古偉瀛老師、王崇堯老師、吳秀良老師、王成勉老師、陳恒安老師等人，對於筆者後續研究方向上的勉勵。承蒙中原大學宗教所暨歷史文化叢書主編吳昶興教授，讓這本以傳教士子女為主題的研究，能夠以出版的形式面世，修改期間更給予筆者寶貴的建議；以及陳慧娜小姐細心的校對，這段歷時半年以上的書稿往返，筆者銘謝在心。此外，寫作修改期間，幸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以及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等研究單位的支持，讓筆者有一安身研究的位所。

　　不過，更有一些難得的跨海緣分縈繞在筆者的寫作歷程中。例如，與芝罘校友們之間的聯繫過程，是筆者相當珍視的經驗，在此誠摯地感謝戴繼宗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V)，引介其遠在美國的姑母戴愛美(Mary Previte)女士；Tony Waghorn先生提供加拿大籍的芝罘校友兼《芝罘雜誌》主編Ian Grant 先生的聯絡方式；經輔仁大學法律系雷敦龢神父(Edmund Ryden) 協助下，與英國的譚樸森教授(Paul Thompson)的遺孀Marcia Thompson女士連繫；而譚夫人則引薦譚教授人在美國的胞弟Stanley Thompson先生與筆者通信。亦有筆者冒昧去信請教者：如加拿大籍內地會史家Alvyn Austin教授、美國耶魯大學退休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以及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 Illinois)魏謙恩教授(Charles W. Weber)，皆曾惠予筆者與傳教士子女相關的研究建議。

　　尤為感謝與筆者維持密切通信的三位芝罘校友，包括戴愛美女士、Ian Grant 先生以及Stanley Thompson先生。在這長達一、兩年且維繫至今的通信過程中，這些溫暖的長輩，竟能信任一個遠在台灣的研究者，不時透過電子郵件的傳遞，解答筆者的疑惑之餘，也願意跨海訴說他們在中國的童年點滴。承主編Ian Grant先生惠允，筆者得以使用《芝罘雜誌》的照片；Stanley Thompson先生更為筆者撰寫了一封正式介紹自身童年經歷的文章（請參見附錄）；戴愛美女士亦曾邀其他芝罘校友，一同討論筆者的英文書名並提供建議。回首這段跨越國界的忘年請益，筆者相信，生命的召喚，足以跨越文化與時空的藩籬，以及國籍與信仰的差異；也形塑一個台灣研究者與芝罘校友間的記憶連結，又豈止是研究方法上「田野調查」式的偶遇！

　　雖然，傳教士子女曾是基督教在華史研究領域中鮮少人關注的對象，但是透過典藏在英國的相關史料檔案，這段被遺忘的歷史時空，又復現於讀者眼前。以芝罘學校作為傳教士子女研究的起點，筆者衷心期待未來有更多學界同好，一同拓展以傳教士子女為主體的研究新取向。

　　最後，追尋傳教士子女的身影，猶如筆者以跨文化為起點的生命探索旅程。筆者感念博士論文階段的指導老師王文霞教授的導引；儘管跌撞起伏，王老師始終給予溫暖的教導與支持。此外，父母、家人的關愛與包容，以及摯友的扶持，宛如滋養我的珠露，每一滴都幻化成我在研究工作上的期許與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