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在東西方絲綢貿易中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理學優勢的揭示,是本書學術研究的目標之一。這其中的一個重點的問題,便是崇義鄉、感德鄉兩個胡人僑鄉興生聚落因大運河輸絲而形成與擴大的人文成因。
所以,本書回溯北魏“四裡”“四坊”沿伊洛河岸邊而設置的地望選擇取向,實亦指出隋唐東都繼承魏晉運河模式的都城水文傳統。
在此基礎上,本著從唐都洛陽定鼎門遺址大規模駱駝蹄印痕跡的考古發現,管窺交通史視域下展現出的李唐王朝對絲綢貿易市場管理職能及行政責任職能的重視——只有經過國家市場“稅後貿易”的駝運,始能享受唐屬絲路全程的行政服務——這無疑會降低駝運販絲的總體交通成本。
這樣看來,當年洛陽城東漕河兩岸感德鄉、崇義鄉胡人部落推波助瀾而形成的“稅前貿易”,只能視為國家行政貿易之後的一種輔助貿易形式。
而所有這些官、私貿易,都依賴于南運河對絲綢之路“水文輸絲”的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