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明末清初,就已有一批金髮碧眼的西方傳教士揚帆東來中國,任職宮中,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這些傳教士可說是最早的一批洋顧問。他們為中國貢獻其所擁有的知識與技術,心存教化異教徒之念,是中國學習西方文化的過濾鏡。只是這種中西文化接觸曇花一現過後,中國回到閉關自守的狀態。到了晚清,時移勢轉,不論中國願不願意,西力衝擊打開門戶,形成了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國於是向西方學習,希望藉由打造堅船利砲來扭轉不利的局勢。由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所開啟的洋務運動過程中,除了仿效西方物質文明之外,也開始引進一批洋顧問。這些洋員經由種種途徑為清政府雇用,如招聘、主動投效、外國駐華使館推薦等等。
以一百五六十年前的條件,西方人願意遠隔重洋來到遙遠陌生的東方,除了那些基於傳教志向的傳教士們之外,當然是想要在中國有所功成名就。洋行固然是一個途徑,但是進入海關、郵政局、鐵路局等這些由西方人控制的機構中工作,享有高薪及優厚待遇,更被當成美差。本書的兩位主角:德璀琳與漢納根,就是這些洋員中的典型代表。
由於晚清的特殊時代性,李鴻章因而得以成為集政治、軍事、外交於一身的多元化人物,以李氏為中心,其幕府內聘用了包括德璀琳在內的許多洋顧問。我們現在會以批判性的眼光來審視這些洋顧問,指出他們總會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遐想來看待中國,認為中國無法自我改造,中國停滯落後,只能接受外力衝擊;只有代表西方的他們,具有全面改變中國的主動能力。確實,只要列強施加壓力,甚至透過戰爭,除了割地賠款外,中國就會接著啟動新一波現代化的改革事業。然而,也如本書所敘述的,李鴻章與洋顧問們之間的互動,實際上他們只是受聘打工的被動角色,只有在中國願意接納的範圍內,他們的言論、技術與知識才有發揮的餘地。另一方面,過去的文學作品、電影等文本,要嘛以浪漫主義的筆調敘述中西異國情愛的驚天動地,要嘛就將這些洋人描述成蠻橫雄霸、貪欲無窮、卑睨東亞病夫的蛇鼠之輩,似乎都是由民族主義映射出的單一形象。
不過,就以本書所談的德璀琳為例,作為李鴻章最重要的洋顧問,德璀琳以津海關稅務司的職務之便,幾乎全面參與了李鴻章所主導的各項洋務事業。其角色與自我認同複雜多端,彰顯著總理衙門與北洋督府、漢人與滿族親貴、英德在華代理人的各種利益鬥爭。除了多次參與中外之間的秘密外交之外,象徵著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最為顯著的北洋水師及海防建設,德璀琳以津海關稅務司的身分,負責提供所需經費。他又以其英租界董事局主席的職務,多次趁機擴張租界,推動天津城的各種現代化建設。當然,身為帝國主義者的一環,在「扶助」中國的同時,也不忘為自己攫取利益,在八國聯軍之際趁火打劫,盜賣開平煤礦。
經由德璀琳的介紹,日後成為他女婿的漢納根也來投入李氏幕下,擔任軍事方面的洋務事務。漢納根的在華事業,從修築北洋各處炮臺起,再親歷中日甲午海戰。一個陸軍炮兵出身的軍官,卻在戰時成了「北洋海防總監」。由於親身接觸,所以漢納根無法理解,為什麼北洋水師官兵皆願效死用命、血戰到底,而它的最高指揮官李鴻章卻一昧避戰,試圖仰賴列強的外交調停;他也無法接受,自己耗盡八年苦心所營造的海防炮臺,最後竟然用來給困在威海港內的北洋水師以最後的致命一擊。為何這場決定兩國命運的戰爭,情勢只能演變成日本舉全國之力來對付以一身當北洋乃至全國的李鴻章。此後,漢納根再度來華,展開了在中國的冒險事業,開辦井陘煤礦,成為德璀琳助手,推動天津各項新式事業。最後,在一次大戰期間,因德國僑民的身分而喪失一切。
在今日全球化時代移動旅行的我們,總會感受到國情、民族、在地的各種區別。不過,承載城市運作的各種基礎建設,如建築物、交通、照明、給水、地下水道,甚至國際性連鎖企業所形成的都市景觀,大致仍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西之間的區別,某種程度上是前近代農業社會與現代工業社會的區別。在德璀琳的帶領下,來華僑民們以通商口岸中的租界為中心,推動著天津城的各種現代化建設。甚至可以說,這些租界僑民,引領時代風潮,一點一滴地將西方從食衣住行各方面的物質文明,到教育、制度等精神文明搬到中國,從租界向城市、鄉村逐漸擴散,有其近代化示範的一面。
本書從德璀琳、漢納根這兩位外來和尚的個人經歷及作為為起點,而將整個天津城邁向近代化的歷史一併提及。除了歷史學的功力外,也如同兩位作者所說,他們的背後實際上是一個團隊,也就是近代天津博物館的團隊,如此自然是介紹天津「古斯塔夫大王」的最佳團隊。尤其是為了寫作挖掘資料,作者們環球訪問漢納根後裔的神奇過程,確實是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氣概。
當然,寫作的成功與否,讀者是最終的法官。期待這本精彩的《李鴻章的洋顧問:德璀琳與漢納根》,能引領讀者們從不同的方向來重溫晚清那段巨變的歷史。
「前言」
「思想的生命力在於接觸和交流」,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進步也決不能在閉關鎖國的環境中。十九世紀中期,隨著中國國門的被動打開,大批西方僑民來到中國。他們的在華活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條重要管道,因此僑民研究是近代中外關係史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過去的研究中,一般稱這些隨帝國主義侵略而來華工作、生活的外國人為「淘金者」或「冒險家」。然而,近代僑民來華的這個時代,既是帶給中華民族恥辱的時代,也是近代中國由閉關自守、故步自封走向厲行自強、對外開放、並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時代。雖然他們來華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幫助中國走向富國強民道路,但僑民通過其在華活動,參與和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刺激和促進了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的變革,這使他們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與紐帶。
本書詳細介紹了晚清重臣、洋務派領袖李鴻章的兩位洋顧問:德國人古斯塔夫•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康斯坦丁‧馮‧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在華一生的活動。作為有雄心壯志的年輕人,在晚清政府發動自強運動的環境下,他們得以幸運地參與到中國在軍事、經濟、外交、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改革中,不但獲得了自身的成長,也在一片廣袤的天地間開創出屬於個人的一番事業。本書希望通過對這兩個人物在華的特殊經歷,即對他們如何努力適應和融入中國社會並在此取得事業成功的經歷進行描述,呈現出在華外國僑民群體的整體狀況,並分析其對中國現代化所發揮的作用。
德璀琳是一位成功的近代來華僑民。他年紀輕輕來到中國,擔任由外國人一手創辦的大清海關的洋員。像其他「淘金者」一樣,他夢想著在這裏開疆裂土、發財致富。為了在海關中出人頭地,他刻苦學習中文,努力結交各級清政府官員,並終於獲得當時中國最有權勢的大臣之一李鴻章的信任和倚重,得以躋身晚清政府所進行的各項現代化事業。他是一個典型的普魯士人,具有強勢的性格。這使他能夠在中國這個緩慢地向前發展的古老帝國裏毫不氣餒地堅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它,希望能夠使它符合西方的現代化要求。他積極參與北洋海軍的創立活動,幫助聯絡和驗收北洋水師向國外訂購的船艦,修建大沽船塢。他向李鴻章鼓吹建立鐵路、電報、電話等近代交通通訊系統。他還創辦了中國近代郵政事業。作為一名西方人,他比較熟悉西方外交規則,因此他多次代表李鴻章參與對外交涉活動。德璀琳不僅能力超群,而且野心勃勃。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他多次向總稅務司赫德的權威發起挑戰。儘管清政府的保守落後使德璀琳屢次提出的改革計畫付諸東流,而與赫德進行的爭鬥又總是失利,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撓地繼續奮鬥,直到獲得自己所渴望的財富和地位。
漢納根在中國的發展是階段性的,一生對中國的最大貢獻是參與了中國近代軍事改革,包括海防建設和近代「新軍」的編練。第一次來華,他是經德璀琳介紹來給李鴻章作軍事顧問的。他用八年的時間為北洋海軍修建了世界一流的旅順、威海海防炮臺,之後載譽歸國。第二次來華,他參加了中日甲午海戰,英勇負傷,獲得清廷授予的提督軍銜。但在為清政府和李鴻章的效勞過程中,他由一開始對李鴻章的感激、敬仰和盡心竭力地出謀獻策,而逐步認識到,清政府和李鴻章等人的腐敗無能。深感失望的漢納根此後兩次來華都從事個人投資開發事業,一心一意地為積累個人財富而奮鬥。
德璀琳與漢納根不僅在中國奠定了一生事業發展的基礎,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美好的時光都是在此度過的。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駐在天津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他也將這裏作為所指揮的洋務運動的策源地。為了便於從旁顧問,德璀琳在李鴻章的要求下,擔任津海關稅務司達二十二年之久,幾乎與李的任期相始終,並因此成為天津租界地位最高的僑民。他對天津的城市化進程貢獻頗多,天津的第一條碎石子路、第一份報紙、海河整治工程、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的前身等等,都是由德璀琳首先創議和一手經辦的。漢納根則在天津老城修建了第一套排水系統。他還迎娶了德璀琳的長女,他們一起在天津租界組成了一個幸福的僑民大家庭,是眾多近代來華僑民的成功典範。
德璀琳與漢納根等西方僑民初到中國時,大都深受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德璀琳,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殖民主義者。剛在海關站穩腳跟,他就順應德國在世界範圍建立殖民地的要求,迫不及待地向德國政府提出了在長江附近的城鎮設立一個德國人居留地的計畫。然而,隨著在中國的時間越來越長,特別是因為深得李鴻章信任而在天津扎下根後,他的思想觀念開始逐漸轉化為一個在華僑民的立場。在此立場上,他一方面不忘記自己祖國的利益,不斷在李鴻章身邊為德國爭取利益,並把自己的德國同胞安排到李的身邊,如漢納根,同時積極游說德國政府和企業界加快向中國投入資本,以與其他列強爭奪各項權益;另一方面,在華多年他畢竟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感情,不願看到中國淪為在宗主國面前毫無地位、飽受壓榨和奴役的殖民地。
僑民是一群地位尷尬的中間人,不得不在夾縫中求生存。對於這種身處中西間的兩難處境,臺灣學者黃一農教授曾形象地用「兩頭蛇」來類比。有一首詩形容「兩頭蛇」的艱難處境是:「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屈伸非自甘,左右何能以。豈不各努力,努力徒縈累。」這首詩所指的「兩頭蛇」是明末接受了天主教的中國士大夫們,他們所面臨的主要是文化上的認同錯置,而德璀琳、漢納根們更多的則是利益上的兩難——有僑居國和本國之間的利益之爭,也有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的困境,也因此而更加複雜艱難。
總結近代來華僑民對其本國所起的作用,可以說,僑民在中國各通商口岸的經商活動,促進了本國的貿易發展,使大批的本國工業製成品傾銷到中國的市場上來。但是,當利益發生矛盾時,他們卻無力對抗本國的壟斷財團和國際形勢的影響。德璀琳在開平煤礦上的如意算盤落空和漢納根在一戰中失去井陘煤礦,都說明:僑民是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工具,而不是最大和最根本的受益者。
本書並不是一部傳記,因為這需要有兩位傳主全面、連續的資料,比如檔案、日記和通信等。而德璀琳、漢納根作為李鴻章的幕僚,更多時候、更多活動是在幕後秘密地進行,這使研究者很難從政府所保管的檔案中得到詳實有用的資訊;加之,兩人的活動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德璀琳的宅邸又曾在義和團運動中被燒毀,大批珍貴資料付之一炬。其後代手中現存有一些一九○○年以後朝廷賜給的器物、勳章和一些股票、幾份文件等,只有漢納根的後代保存有一批漢納根在華期間與其家人的通信,從中可以找到二人部分活動的線索。
本書作者除了利用天津市檔案館有關德璀琳任職海關稅務司期間的工作檔案之外,還在近代天津博物館的大力支持下,多次赴海外與德璀琳後代進行聯繫,搜集到他們所保存的珍貴的私人信函和照片等。這使本書有可能釐清德璀琳、漢納根二人在中國一生的事業發展和主要活動,勾勒出他們的性格特徵,分析和評價他們對自強運動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給予他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應有的地位。在此,謹對近代天津博物館致以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