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桓溢

起點

嚴格說起來，那一天，我其實只是路過。
記得當時，我剛剛陪姊姊逛完一中街。她手上拎著一小袋衣服，我拿著一杯飲料，小口小口啜飲。鮮甜的茶湯自舌根滑過我的喉嚨，我瞇起眼睛，感覺午後的陽光非常溫暖。
我們從漫漫的人潮中鑽出，走至游泳池對面的公車站牌，正好目睹要搭的那班公車接上最後一位乘客，關上車門，斜斜駛離我們。
「我們乾脆用走的回去好了。」姊姊思索了一會後說：「好嗎？就當作是運動。」
說完之後她小小聲地補了一句，反正累的時候再攔公車就好。
我點點頭，開心但矜持地跟在姊姊後面。
晚冬的風吹拂著姊姊的髮絲。說起來，這應是她與媽媽離家之後，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們安靜地穿行在公園邊旁蔥鬱的樹木之間，姊姊突然開口，問我最近學校過得怎麼樣，課業都還好嗎。我說還好。
見姊姊似乎在想著其他事情，我忍不住又開口，說我模擬考PR99，沒意外的話應該可以考上一中吧。
「是喔。」她回過神來，溫柔地向我笑了一笑，「看來我弟成績也很厲害嘛。」
那個「也」聽起來有些刺耳。但確實，從小都是第一志願中第一名的她，一直是我的榜樣與想要超越的目標。她讀女中，我就覺得自己也應該要讀一中；她唸臺大中文系，我傳郵件要她把系上開的經典書單寄給我。
雖然，我仍然讀不太懂《百年孤寂》、《戀人絮語》與《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這些書為什麼能夠被選入第一志願的書單裡，為什麼姊姊談起它們時，眼神總在發亮。
但我告訴姊姊，總有一天我「也」會考上一中，考上臺大，然後去國外讀研究所。
姊姊沒有回話。我們走過總是堵車的干城。在建國市場前的騎樓底下，光被擋在路的內邊，姊姊突然告訴我，她不讀研究所了。
我嚇了一跳。她沒有停下腳步，只是沒事一樣，說她下個月就要訂婚了。對方是一個大她近一輪的調酒師，在許多家餐廳跟酒吧兼職，「是一個很溫柔的人。」她笑著說。我站在車來人往的街口，感覺耳朵轟轟作響。
「大學剛畢業就結婚也太早了吧，」我好不容易擠出幾個字，感覺自己的舌頭在上下排牙齒之間胡亂打轉，「妳之前不是才說要繼續讀書的嗎？為什麼不等唸完碩士之後再結婚？」我憑什麼跟姊姊談她的人生選擇呢？但我還是忍不住說了。就好像那些話語憑藉著自己的意志，從我腳底、脊椎、後背一路延伸向舌尖，朝著姊姊薄薄的的影子噴灑。媽知道嗎？妳有告訴爸嗎？我搬出自己最討厭的大人，彷彿期待他們的憤怒與不諒解，能多少讓姊姊停下腳步。
但她只是搖搖頭。對面的五金街，幾個打赤膊的男人，吆喝著將材料一箱箱搬進昏暗的店家。其實有誰在意爸或媽怎麼想呢？我們都心知肚明，爸媽早在協議離婚伊時，或者更久以前，他們便已經無法再勻出更多心力或耐性，來應付他們自身以外的事情了。
何況，她畢竟是姊姊啊，她可是──兩個家族裡，第一個考上國立大學、甚且是第一志願的人。她知道的事情，看見的世界，要比我們都深厚、寬遠得多了。她選擇的人生一定是對的。至少，我們沒有誰可以證明她有什麼錯。我不行，爸和媽也不行。
我只能靜默地看著，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加正確的姊姊，站在火車站的對面，指著不遠處，金沙大樓那突出如火炬的「飛碟」旋轉餐廳，用一種不知是幸福，抑或是悲傷的口吻對我說，我未來的姊夫現在正在那裡。
「你要不要見他？」姊姊問我。我盯著姊姊半迎著光，半被陰影遮罩的臉，以及她所指向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我隱約見到那棟樓的上方，逸散出一絲一絲的黑煙，彷彿什麼東西正在煮沸。
我把原本要說的話吞了回去。我說好。
於是我們繼續往前走。經過荒廢的戲院，經過諾貝爾書城。站牌前，一群人挨擠著另一群人，等待著遲到的客運出現。候車的地磚上，抹著一塊又一塊彷彿永遠清洗不掉的污漬。我低頭看著那些痕跡，停了下來。
姊姊跟著停下了腳步。她站在我的旁邊，雙手扠在外套口袋裡，緩緩開口，說其實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因為──
突然一陣驚呼蓋過了姊姊的聲音。客運站裡等候的乘客們紛紛走至馬路上，指著姊姊剛剛指過的大樓。
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不確定是哪一層，建築物瘋狂嘔出黑煙。連綿不絕的煙像奶泡，很快淹沒過「飛碟」，在天空盤踞為一片汪洋。四面八方傳來警車與消防車刺耳的笛聲。
怎麼了，我嘟囔著。還沒來得及反應，姊姊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往金沙大樓的方向疾走。她緊抿著嘴唇，脖子冒起一顆顆細小的汗珠，在太陽的映射下宛若珠鍊。
我們走到高樓底下。愈來愈多人哭叫著從裡面跑出。很快趕至現場的警察和義消大聲驅離圍觀的人群。空中開始不斷落下玻璃碎片與燒碎的灰燼。姊姊重複撥打並等待著電話，我拉著她到路的對側躲避。原本排隊等著載客的計程車司機，都打開車門走了出來。他們伸長了脖頸，困惑地注視著他們習以為常的建築物。
「弟，」姊姊叫了我一聲，放下了手機。我趕緊安慰她沒事的，妳看消防車都到了，裡面的人也都陸續逃出來了。但她好像沒聽見我的話語，只是仰著頭問我，「你看得到頂樓嗎？」
雖然早已知道答案，我仍順從地抬起頭。大樓中段以上的部分早已經全部被濃煙淹沒了，只有當東西穿過煙霧、墜落到地面上的時候，才能夠看清楚它是一片玻璃、一個容器的碎片或者一片瓦礫。
看不到。我搖搖頭提醒姊姊：以這個大樓的高度來說，我們所在位置的角度是不可能看見頂樓的，就算沒有煙也一樣。她嗯了一聲，然後突然，從她的口袋裡響起歡快的爵士樂。
她深吸一口氣，鎮定地接起手機，問：你還好嗎？
我當然聽不見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只記得姊姊用像在訂位或者詢問一件物品的名字，那樣節制的語調說話。她的手緊扣著手機的兩側，睫毛微微顫動。連搬離家時都沒掉一滴眼淚的姊姊，此刻似乎正用盡她所有的力氣，在抑止著什麼東西流出。
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我笨拙地模仿影劇裡安慰的動作，拍了拍姊姊被汗溽濕的背。但她只是輕輕把我的手格開。
我聽不見他的聲音。她說。
訊號斷斷續續。姊姊掛斷手機又撥，撥了又再切斷。我看著陸續逃出的人，他們護住頭部、矮著身子，又哭又叫地跑著出來。有些人仍然止不住地發抖，有些人加入圍觀的群眾，回頭觀望自己剛剛離開的建築物；也有些人只是平和地走到人行道上，像沒事一樣離開了現場。
雲梯車到不了起火的樓層。消防員揹起裝備，一個接著一個衝入燃燒的大樓裡。我被不斷擴散的濃煙燻得流淚，一邊咳嗽一邊拉著姊姊，退至了高架橋邊。
煙罩攏高樓隱隱報出火光。我不由自主地跟著人群發出驚呼。但姐姐只是對著手機，一字一句將聲響集中在針尖，「我們就站在大樓下面，就在路口這邊。」
然後她把手機拿遠，告訴我，他們已經逃到頂樓天台等候救援了。「很快就會沒事的。」她說。我點點頭。她又自顧自地重複了一次。會沒事的。
你看，你看得見嗎？她舉起手，對著誰也望不見的頂樓用力搖擺。遠遠看過去，倒像是在開心地跳舞一樣。
我瞇起雙眼，聚精會神地看。在風把煙幕稍稍吹散的片刻，我彷彿真的看見了，模糊的身影倚在「飛碟」上頭的欄杆旁。
但後來想想，那很可能只是我不小心把事後、新聞上看見的畫面，與記憶中的印象疊層起來而已。畢竟當時，站在那幾乎所有人都駐足、仰頭觀奇的路口，應該是不可能看到等候救援的人，在一百多米高的屋頂，拿著他們的衣服揮舞的。
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升機從陰霾的天際邊緩緩飛來，在濃煙中不斷盤旋。我隱約能夠看見救援的繩鉤在氣流中來回擺盪。我告訴姊姊，沒事了。但她只是出神地望著那一團無焰的火，直到圍觀的人群慢慢散去，歡快的爵士樂再次響起，她才如夢初醒般，稍稍鬆開她緊握的拳掌。
救難直升機已經把人載到水湳的空勤基地了。她放下手機。弟你要陪我一起去嗎？我說當然。
要跟爸說聲嗎？我遲疑了一下才問。姊姊搖了搖頭，說沒關係，反正他也幫不上什麼忙。

我們坐上計程車。車上放著關於火災的廣播，司機一邊聽一邊對著敞開的玻璃窗外碎唸。那模樣看起來簡直就像爸。我撇開頭問姊姊，我未來的姊夫還好嗎，她勉強露出了笑容，說應該沒什麼事，他是一個在什麼情況下都能保持冷靜的人。
去水湳的路程很長，我們安靜地端坐在位子上。突然姊姊開口，說：「你知道嗎，當年我跟媽搬進舅舅在臺北的公寓之後，有段時間我每天都想著要回家。」
我詫異地看著姊姊。
「我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姊姊繼續說，「沒有打工幫媽分擔生活費，不會煮菜，整天拚了命地讀書，卻仍然不是頂尖的那一群。」
「嗯。」我點了點頭，一時間竟不知道要如何回應。
「後來我認識一個人，他住在我們家隔壁，是個非常熱愛迪斯可音樂的DJ。你聽過迪斯可嗎？那是一種曾經非常流行的音樂，只是現在已經沒什麼人在聽了。」
「明明已經沒什麼人在聽迪斯可了，但他還是那麼熱切地向我介紹那些音樂。」姊姊頓了一頓，說：「然後我發現自己深深被他熱愛某件事物的樣子所吸引。我喜歡上他，我想要跟他一起過上那種，不用在乎錢、考試或者家人的自由生活。」
那有什麼好吸引人的？我問姊姊。但她沒有理睬我。她只是繼續講：「但後來我發現，我不過是把自己的空虛，投射到那個人的身上而已。我根本不真正喜歡那些音樂，也沒有什麼必須實現的夢想可以期待。」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終於接受自己其實是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沒什麼所謂的人。我沒有什麼必須完成的，所以也不覺得我必須堅持什麼。」姊姊盯著我的眼睛，嘴唇微微翕動，像是在斟酌著接下來要說的話。
「我知道，」我小心翼翼地接下她的話，「我不會這樣的。」那是什麼意思呢？事後想起來，我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回應什麼。我只是以為姊姊正替我感到擔憂──也或許她真的非常擔憂我──所以覺得自己必須給予她一些信心。我希望她明白，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辜負他們對我的期待。
然而姊姊只是緩緩將視線移向窗外，嘆了口氣。陽光一節一節地拂過她的耳鬢。剩下的路程我們兩人都沒有再說話。

車停靠在偏遠的十字路口。我們在軍人的引導下走進空勤基地，接待室裡坐著的大多數倖存者們──我想，用這個詞應該不至於太過誇大，因為他們的臉上都深刻著活下的疲憊──看起來都和姊姊差不多年紀。空勤隊員們送來麵包、巧克力與熱開水，有人邊吃邊哭，有些人眼神黯淡地咀嚼著。姊姊安靜地走向倚在門柱旁的男人，兩人用力地握住彼此的手。
我站在門邊。沒有任何人過來詢問我，或懷疑我的身分。我看著我將來的姊夫，看著記者拿起攝影機，卻被管制現場的隊員制止。我輕輕轉過頭去，與一名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少年四目相對。他放下手邊的麵包，嘴唇顫抖，像是要跟我說些什麼。但最後還是閉上了嘴巴，只是用鳥受驚一般的眼神盯著我。他的右後方坐著一對中年夫妻，丈夫身上的西裝沾滿了灰塵，領帶且狼狽地耷掛在褲子後邊的口袋，卻仍然努力地安撫著妻子。
不知道為什麼，在那樣一個將倖存者從死亡重新渡引至生命的時刻，我注意到的盡是這些細瑣的人事。我發現，在看似靜謐的接待室內，其實所有人都在重複著一些無意義的動作。他們在房間的四處或坐或站，手腳抖動，嘴鼻開闔，彷彿意識飄離，僅饋下身體自顧自地隨著時間搏跳。
所有我看見的細節，皆無一疏漏地縫進了我的記憶。我從此再也不能忘記那些臉。我不能忘記，那個房間的氣味，低微的呼吸聲與逐漸沉暗眾人表情的陰影。多年後我回憶起這次火災，總有種錯覺，彷彿自己是先目睹了這一幕，大樓才著火，煙才不情不願地遮蔽整個天空，讓高樓天台成為城市裡懸浮的孤島。
有時我甚至會以為我才是那個親身歷經生離死別的人。不是姊姊，也不是姊夫，而是我，被那一場火所徹底攫獲了。
那場火災幾乎成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雖然這樣說有些悲哀，我往後的人生，再沒有如那天一般，迎面撞上歷史的時刻了。即使後來躬逢幾場重要的社會運動，我也只是在外圍走了幾圈，便搭車回到了租屋處。我沒有參與過什麼我這一代人應該參與的記憶。我只是在所有應該清醒的時候發呆，想著其他清醒的人們，究竟都在忙碌些什麼。
我還是考上了第一志願，並完成了姊姊未能完成的路，讀了文學研究所。在沒有什麼人關注或看好的情況下，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點火》。當時我的想法非常單純，僅僅是想將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二○○五年的那一場火，以虛構的形式述說它、扭曲它，進而放下它。
書裡有些故事純憑想像，有些則是從訪談與實際資料改動而成。我花了一些時間，憑著一點運氣，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幾個當年曾被救難直升機援救過的人。那是一場悲劇，一場災難，但已經是時候向前走了。他們都這麼說。有些事情其實已經過去了，我想他們的意思是，在十多年後書寫一本關於這麼一場火災的小說，對除了我之外的人，其實沒有任何一點意義。
刻舟求劍。事實上，改變的不僅僅是人，燃燒後的金沙大樓，也不再是過去那個在夜晚的城市上空，旋轉發光的飛行船了。興許是出於安全考量，又或許是因為牽連上了幽靈船的都市傳說，進駐的商家、補習班與辦公室紛紛從大樓遷出，人潮銳減，金沙遂在各種意義上成為了一座空城，一個臺中舊城區發展的縮影。業者不堪虧損，建築物被法拍，以低價買入的建設公司，將其改名為「神鑑大樓」，計畫改建成高級酒店；著名的頂樓旋轉層，則將搖身變為總統級豪華景觀套房。沒想到整建工程才開工不久就發生意外，高樓鷹架遭強風吹垮，砸落地面；好不容易裝修完畢，卻遇上全球大疫，只好宣布暫緩營業。
細究大樓歷史，從「金沙百貨」風光登場伊始，即因舊城區商圈沒落、九二一地震等因素迅速蕭條，風水師信誓旦旦地說，都是因為建築物頂部的造型太像一把火炬，才使這棟高樓命運如此坎坷。
也許，那架停落在樓頂的「飛碟」，是真的很難再亮起燈光，以每小時一圈的轉速，旋繞整座城市了。每當念及此處，我便忍不住想起火災那天，離開水湳空勤基地之後，我跟著姊姊與姊夫一起在路邊等車。當時，我還不確定姊夫是否真的將要成為我的姊夫，所以一直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他，只好保持緘默。我們三個人站在沒有什麼人車經過的路口，誰都沒有說話，只有風不斷刮過臉頰。倒是他先開口了。他用被煙燻染過的眼睛看著我，說你好我叫林可成。我遲疑地回了聲你好，也告訴了他我的名字。
他說，反正車還沒來，不如我跟你們說個故事吧。
他深黑的瞳孔亮起了一點星芒。那是一個關於火的故事。姊夫的聲音像一口巨大的鐘，搖晃我的耳朵，震動我的夢境。後來每當別人問起我，為什麼開始寫作，我都會告訴他，那是因為十五歲的時候我遇上了一場火。那是一場燒了很久、很久的火，至今仍然沒有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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