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波莫蘭契夫

（摘自〈第四部：軟事實〉）

早在二○一一年，Google一位擁有人工智慧博士學位的工程師紀堯姆．夏斯洛（Guillaume Chaslot），發現YouTube的設計方式意謂著它會向人們推送愈來愈多同類內容，製造並強化單一觀點──而那個觀點未必有事實基礎。因此，只要你看了一個不準確、甚至完全都是假訊息的影片，演算法就會繼續向你推送類似的內容。YouTube不想充當裁判辨別真假，只希望它的演算法可以判別什麼內容值得推廣。結果不實內容常被大幅放大。夏斯洛向主管提出了可能的解決辦法：能不能向人們提供更多元的內容？他被告知這不是「重點所在」。YouTube首要關心的是增加人們的觀看時間。他對這種定義欲望的方式感到可怕：純粹取決於盯著螢幕的時間──與BBC那種貴族式的「公共服務」精神相去甚遠。而且夏斯洛告訴我，這很容易被操控：只要有資源僱用大量的人觀看某些影片，並針對特定主題製作大量內容，就能推廣那些影片。找許多YouTube頻道協作，也是讓內容獲得「推薦」的好辦法。他認為，這正是俄羅斯官方的RT廣播電台能擁有數量如此可觀YouTube頻道的原因。

威尼斯大學的華特．夸特羅喬奇（Walter Quattrociocchi）博士在一項關於「假訊息時代之情緒動態」的研究中，分析了四年間臉書各社團的五千四百萬則回文，發現一場討論持續時間愈長，人們的言論就變得愈極端。他的結論是：「回聲室（echo chamber）內的認知模式趨向兩極化。」夸特羅喬奇認為，這顯示了社群媒體的情緒結構。我們上網是為了得到由按讚和轉發帶來的情緒提振。社群媒體是一種小型的自戀引擎，永遠無法真正得到滿足，驅動著我們採取更激進的立場以獲得更多關注。故事是否準確根本無所謂，更遑論公正：你不是在一個有中立受眾的公共空間裡想辦法贏得一場論辯；你只是想從氣味相投的人身上盡量得到更多關注。夸特羅喬奇得出結論：「社群動態誘發扭曲。」這是一個可悲的循環：社群媒體驅動更極端的行為，極端行為又導致需要更聳動的內容，或是赤裸裸的謊言。而「假新聞」正是社群媒體設計的病徵。

這之中還潛伏著更陰險的東西。冷戰早期，伊果在文章裡把盡可能實踐個人主義奉為一種抵抗壓迫的方式。另一位流亡的蘇聯詩人，一九七二年移民海外的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他在一九八四年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畢業典禮演講中，把這一點說得最好：「對抗邪惡最可靠的防衛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思維的原創、怪誕，甚至──如果你願意的話──乖戾。也就是某種無法偽造、仿製、模仿的東西。」

在冷戰中，「極端個人主義」跟「接收與傳遞準確資訊的奮戰」相互交纏，而「言論自由」則與「藝術性自我表達的自由」密切相關，這兩者都受到審查事實和「怪誕」的政體所壓制。如今，社群媒體為某種的極端個人主義創造了無限的空間。盡情表達自我吧！但它的架構卻把人推離了事實。

另一層扭曲是，這種自我表達立刻就被轉成資料：特定詞語的使用頻率、發文的時間及如何反映我們的為人、行蹤和語言──一切都被交給了特定的力量，讓他們用我們甚至未必能察覺到的宣傳和廣告來影響我們。但如果你試圖在資料仲介那裡找到自己的資料足跡，希望找到真實自我的倒影，你也會大失所望。你找到的只會是一些破碎的資訊片段（關於健康的一點，關於購物的一點），一些可以為了各種短期目的以不同方式拼湊堆疊的粗糙情報，一些小小的、代表衝動和習慣的扭動曲線，只要觸發它們震動幾秒，就能讓你去買某個東西，或是投票給某個人。社群媒體，小小的自戀機器，有史以來最輕易把自己拱上虛榮神壇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率將我們打散的機制。

極端個人主義有它自己的危險，這在伊果早期的作品中已見端倪。重讀那些故事，我才注意到那個印象主義的自溺敘事者頻繁被巧妙地動搖、瓦解。而到了最後你才發現，他們早已深陷在自我之中，對周圍的事渾然不覺，徹底鬆開與現實的紐帶。

我們為何處在「後事實」

社群媒體技術，加上把所有資訊視為戰爭一環、公正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觀，共同促進了事實的神聖性瓦解。但我愈思考這個議題，就愈覺得我提問的方式錯了。與其追問事實為何不再重要，我應該先弄清楚，它們在政治言論中究竟為何曾經重要，以及為何在冷戰時的兩個超級大國都看到如此相似的手法？

畢竟，事實並非總是最令人愉快的東西；它們可以是提醒，就像我當年從史騰老師那裡發現的一樣，提醒我們各自的位置與局限、失敗，以及最終的死亡。甩去它們的重量，對沉悶的現實吼出響亮的「滾蛋」，有種青春期般的快感。而普丁和川普帶來的，正是從束縛之中解放的快感。

事實雖然會令人不快，它們依然有用。如果你要在現實世界建立什麼，那肯定需要它們。好比造一座橋，不會存在什麼後真相時刻。你必須用事實說明你在建立什麼、它如何運作、它為何不會倒塌。在政治上，你也必須用事實說明你在追求某種理性的進步理念：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我們如何證明我們在實現它，這是它如何改善你的生活。換句話說，對事實的需求，建立在「有憑有據的未來」這個信念之上。

冷戰時期，雙方一開始是在論辯哪個制度──民主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能為世界帶來更美好的未來。要證明你在實現這個未來，唯一的方法是提供證據。共產主義儘管有各種扭曲和殘酷，原意仍是成為終極的科學啟蒙計畫。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它是一場騙局，但它關係到一套基於馬列主義理論的蘇聯經濟增長典範，而馬列主義的客觀歷史發展規律，據稱正按照理論所預言的方式進行。因此，藉由揭露共產主義如何說謊、傳播準確的資訊，或是拿事實質問其領導人，都能夠揭穿蘇聯的真面目。

冷戰結束後，政治理念和未來的願景都只剩一種：「自由」的勝利所促成的全球化──自由市場、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政治自由。在民主國家裡，政黨仍必須證明自己比對手更能管理進步的過程，但這更像是技術官僚的程序，而非新理念的交鋒。

那個未來願景破碎的時刻俯拾即是。以「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為名入侵伊拉克，動搖了政治自由是歷史必然的觀念。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雕像在巴格達被推倒那一刻，令人想到東歐的列寧銅像倒下，兩者的視覺意象有如說著同一個偉大故事的蒙太奇，暗示著歷史的對應。偉大的冷戰異議人士，包含哈維爾在內，都用著近乎當年對抗獨裁的措辭支持這場戰爭。而推翻海珊的行動領袖，也引用對抗蘇聯統治的奮戰，將此定位成一段連貫歷史的篇章。

「雷根總統說過，蘇聯暴政的時代正在過去，自由的勢頭不可阻遏。」小布希總統在二○○三年宣布道，接著把冷戰的戰役與他對美國入侵後中東局勢的願景連結了起來，「伊拉克民主將會成功，那個成功將會送出消息，從大馬士革到德黑蘭，告訴世人自由可以是每個國家的未來。」

結果，那場入侵帶來了內戰與數十萬人的死亡。那些詞語和意象在東柏林和布拉格被賦予了強大的意義，在巴格達失去了那份意義。

但我們仍生活在一個有著未來理念的世界，至少還有一個不斷擴大的全球化經濟願景。然後二○○八年金融海嘯襲來。自由市場能帶來「免於匱乏的自由」的概念變得可笑；歐洲精心呵護的市場能免於巨大經濟衝擊的夢想也一起破滅。那個以冷戰為框架、關於普世未來的舊觀念，也從多數人心中消散。而在其他地方，從墨西哥城到馬尼拉，它們早已逐漸溶解，像一塊舊肥皂在水裡碎成糊爛的碎片。

但如果需要事實的前提，是你有一個意欲實現的具體未來願景，那麼當那個未來消失，事實還有什麼意義？如果事實說著你的孩子會比你更窮，那你怎會想要它們？你又為何應該信任那些提供事實的媒體、學者、智庫、政治家？

於是，那大張旗鼓拒絕事實的、認可胡說八道之樂的、徹底掙脫連貫性與沉悶現實、縱情於混亂的政客，變得有吸引力了。那麼多美國人會投票給川普這樣毫不在乎道理、釋放無數自相矛盾的訊息、始終無法凝聚出任何穩定意義的人，部分的原因就在於選民感到自己在有憑有據的遠大未來中沒有股份。川普的不一致本身就是快感所在。將你感受到的一切瘋狂都宣洩出來，沒關係。川普帶來的快感，就在於是他認可了胡說八道的享樂，也認可了純粹情緒（往往是憤怒）的享樂，完全不需要任何道理。

許多新型的政治行為者同時也是懷舊主義者（nostalgist），這不是巧合。普丁的網軍兜售著恢復俄羅斯帝國與蘇維埃聯邦的大夢；川普在推特上說他將「讓美國再次偉大」；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媒體夢想著恢復古時偉大的幻象。

「二十世紀起於烏托邦，終以懷舊。二十一世紀的特徵不是追尋新的事物，而是各種懷舊的增殖。」俄裔美國語言學家施維拉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寫道，她把懷舊視為一條逃脫理性有序時間的路。她對比了兩種類型的懷舊。一種是她認為健康的，她稱為「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審視過去那些往往充滿諷刺的個人故事，想要梳理出過去與現在的分別以規畫未來。另一種有害的類型，她稱之為「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以「偏執的決心」嘗試重建失落的家園，自詡為「真理與傳統」，沉溺宏大的符號。「（這種懷舊）放棄了批判性思考，換取情感的依附……不加反思的懷舊能夠孕育出怪物。」

「修復型」懷舊已從莫斯科蔓延到布達佩斯，再到華盛頓特區。兜售這些幻想、編造的過去之人，最不需要的東西就是事實。

但如果在美國和西歐，這還只呈現為幾次離譜的選舉，那麼在其他事實失去效力的政治裡，後果就致命多了。


（摘自〈第五部：彈出式人民〉）
彈出式民粹
「現在所有政治都是創造認同」──一個公關顧問這麼告訴我，當時我們坐在墨西哥城一間酒吧的露臺上，露臺被濃密的樹蔭遮蔽，彷彿已是夜晚，但頭頂上方的天空卻藍得像是庫拉索酒（curaçao）。他向我解釋，階級和意識形態這些舊概念都已經死了。他現在操盤選舉時，必須把分散的、各自獨立的利益，聯合在一個新的「人民」概念之下。

他穿著細條紋襯衫，頭髮往後面梳，看起來像個雅痞。「民粹主義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策略，」他引用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的埃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的話，這兩位最早提出「民粹主義做為策略」的概念，然而他們的本意是推進一種新型社會主義。他鍾愛的理論家令我訝異──畢竟他看起來不像個社會主義者。他告訴我他個人偏左派，但只要有錢賺，任何人他都願意合作。

社群媒體的本質就鼓勵「民粹主義策略」。我們試著從公關顧問的角度來看看。社群媒體上的人們被組織進截然不同的利益中：動物權利和醫院、槍枝和園藝、移民和育兒和現代藝術。有一些可能明顯是政治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私人的。你的目標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觸這些不同的群體，把你想要的投票行為與他們最在乎的東西連在一起。

這種精準投放的手法（一群選民不一定要知道其他群體的存在），需要某個夠大、夠空泛的身分認同來聯合這一切不同的群體，某種夠廣泛的東西讓選民可以自我投射──比如「人民」或「多數」這樣的類別。如此創造出來的「民粹主義」，並不是「人民」在一場偉大團結浪潮中匯聚的標誌，而是「人民」比以往更破碎、幾乎不再是做為國家民族存在的結果。當人們的共通點比以往更少，你必須重新想像一個新版的「人民」。

在這個邏輯裡，事實變得次要了。畢竟，你並非試圖在一個有中立受眾的公共空間裡，贏得一場以證據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論辯；你的目標是用一道語文之牆把你的受眾封起來。這跟「中間路線」正好相反，在那條路上你必須把所有人聚在一個大帳篷下，抹平彼此的分歧。而在這條路上，不同的群體甚至不需要見面。事實上，他們不見面也許更好：如果一方把另一方當成敵人怎麼辦？
為了鞏固這個即興的身分認同，你需要一個敵人：「非人民」。最好也盡量讓它保持抽象，讓任何人都能想像自己的版本：「建制派」可以，「菁英」、「沼澤」也行得通。遺憾的是，墨西哥那位公關顧問承認，這可能會變得很卑劣。以美國為例。川普的總統競選策略針對自由市場主義者、堅持美國傳統的人、「反菁英派」、工人階級──這還沒算進社群媒體上被設為目標的眾多微群體。一些社群媒體廣告甚至沒有提到川普本人、避免展示這位真人秀明星，而是聚焦於溫情的訊息，跟他平常的毒舌格格不入。但不同於希拉蕊陣營，競選團隊成功把這些不同的群體統統聯合進一種對「沼澤」和外來者的籠統憤怒。

或者來看看義大利，五星運動 從一系列代表完全不同訴求的臉書網誌起家，針對不同受眾，從生態到移民，從道路坑洞到外交政策。這一切的過錯，都透過他們那個混亂、頂著捲髮、滿口髒話，從喜劇演員變成政治人物的領袖畢普．格里洛那股瘋狂能量，歸咎於「建制派」。

然後還有英國。我過去以為英國人不一樣：如果世界上有人知道自己是誰，那就是他們，一支被階級、口音、學校、郵遞區號、郡縣、政黨和運動隊伍界定得如此精確的民族，使得像我這樣的移民有時很難知道如何融入。但有些東西已經變了。有種不確定的氣息潛伏在一切之下。
 

（摘自〈第四部：軟事實〉）

早在二○一一年，Google一位擁有人工智慧博士學位的工程師紀堯姆．夏斯洛（Guillaume Chaslot），發現YouTube的設計方式意謂著它會向人們推送愈來愈多同類內容，製造並強化單一觀點──而那個觀點未必有事實基礎。因此，只要你看了一個不準確、甚至完全都是假訊息的影片，演算法就會繼續向你推送類似的內容。YouTube不想充當裁判辨別真假，只希望它的演算法可以判別什麼內容值得推廣。結果不實內容常被大幅放大。夏斯洛向主管提出了可能的解決辦法：能不能向人們提供更多元的內容？他被告知這不是「重點所在...

自從我父母因為追求閱讀、寫作、聆聽自己選擇的內容、說出自己想說的話這些基本權利，而遭到KGB追捕，已經過了四十年。如今，他們盼望的世界，一個審查制度像柏林圍牆一樣倒塌的世界，似乎已近了許多：我們生活在學術界所謂「資訊豐裕」（information abundance）的時代。但二十世紀那些爭取權利與自由的戰鬥，是奠基在「手握真相與資訊的公民，對抗掌握審查與祕密警察的政權」這種想像上的，而這種想像已經徹底瓦解了。我們現在擁有的資訊遠多過以往，但它帶來的不全是我們所期待的好處。

更多資訊本應意謂著更有力量反抗權貴，但這也讓權貴有新的手段鎮壓異議、讓人噤聲。更多資訊本應意謂著更理性的辯論，但我們似乎比以往更缺乏商議的能耐。更多資訊本應代表著跨越國界的互相理解，但這也讓更巧妙的新型態衝突與顛覆可以實現。我們生活在一個大眾說服術（mass persuasion）橫行無阻的世界，操縱手段持續演進倍增，這個世界充滿了隱藏式廣告 、心理戰、駭客攻擊、機器人、軟事實、深度偽造、假新聞、ISIS、普丁、網路巨魔（troll）、川普……

在我父親被拘留和審訊的四十年過後，我發現自己正追隨著父母漫漫長途中最模糊的印痕，卻絲毫沒有他們的勇氣、風險或確信。寫這些文字之際，我正在倫敦一所大學的研究中心裡主持一個計畫，研究新型態的影響力作戰（influence campaign），也就是人們通常姑且稱為「宣傳」（propaganda）的東西（但考慮到現在的經濟動盪，等你讀到本書時，情況或許已有所不同）。不過對於「宣傳」一詞的詮釋實在充滿爭議、四分五裂，有人定義為欺騙，有人定義為「資訊擴散」（propagation）這個中性活動。所以我乾脆不用。

我還要補充一點，我不是學者，這也不是一本學術著作。我是一個已經淡出這一行的電視製作人；雖然我還會寫文章、偶爾主持廣播節目，但現在看著我以前身處的媒體世界，我常常充滿懷疑，有時對我們所造成的一切感到惶恐。在研究中，我接觸到了推特革命者和快閃式民粹主義者（pop-up populists）、巨魔和精靈 、幻想「行為改變」（behavioural change）的人，還有資訊戰郎中、伊斯蘭聖戰迷弟（jihadi fanboys）、認同主義者（Identitarians）、後設政治政客（meta-politicians）、真相警察（truth cops）和機器人牧夫（bot herders）。然後我把學到的一切帶回辦公室暫居的那座六角水泥塔，整理煞有介事的「結論與建議」，塞進格式工整的報告和PowerPoint簡報，診斷並提出補救之道，對象是滔天而來的不實資訊、「假新聞」、「資訊戰」與「對資訊發動的戰爭」（war on information）。

然而我又補救了什麼？我的報告裡那些整潔的分項符號，預設真的有一個連貫的系統可以修正，預設將幾條技術性建議用於新資訊技術便能解決一切。然而問題比這深得多了。我平常的工作有時需要報告我的研究發現，而那些聽我報告的人物，總散發著一種駭人的迷失，讓人感到這個在冷戰衝突裡鑄就的自由民主秩序已經日漸衰落。政客不再知道自己的黨代表什麼；官僚不再知道權力在哪裡；億萬富翁的基金會在倡導一個他們自己也已無法清晰定義的「開放社會」。「民主」、「自由」、「歐洲」、「西方」，這些曾顯得意義豐滿的詞彙，這些過去幾代人願意為之犧牲的字眼，都已經被生活給拋下，我手裡的東西如同空洞的外殼，最後一絲溫度與光亮正在流失；又像是已經忘記密碼的電腦檔案，再也打不開。

我們用來描述自身的語言，無論「左」、「右」還是「自由」與「保守」，已經近乎失去意義。受到波及的不只是衝突和選舉。我看著我認識了一輩子的人在社群媒體上離我愈發遙遠，轉發著來源聞所未聞的陰謀論；網路的暗流撕裂整個家庭，彷彿我們從來沒有真的認識彼此，彷彿演算法比我們更了解自己，彷彿我們正在成為自己資料的子集合（subset），彷彿那些資料正以特有的邏輯重整我們的關係與身分──或者，也許是為了利益某個我們根本看不見的人。過去的媒體擁有宏偉的容器──收音機的真空管、電視機的陰極射線管、書脊、報紙印刷機，那些曾經容納並掌控身分與意義的器物，它們掌控著我們是誰、我們如何對話、我們如何向孩子解釋這個世界、我們如何訴說過去、我們如何定義新聞和意見、諷刺與嚴肅、是與非、真與假、實與虛──但如今，這些容器已然破裂、碎散，舊有的關係模式毀壞了：什麼跟什麼有關？誰跟誰說話？怎麼說話？所有的比例被放大、縮小、扭曲，我們被丟入消除方向的螺旋打轉，在那裡詞語喪失了共通的意義。我在敖德薩、馬尼拉、墨西哥城、紐澤西都聽過同樣的話：「資訊太多了，錯誤資訊太多了，什麼都太多了，我已不知道什麼是真的。」我也常常聽到人說：「我感覺世界在我腳下移動。」我自己有時也會想：「我感覺一切我以為堅實的，如今都在動搖、流動。」

本書將會探索那片廢墟，搜尋其中還能打撈出什麼閃光的理智碎片，從網路陰暗角落被巨魔摧殘的受害者開始，然後是那些讓我們社會有意義的故事如何被爭來奪去，最終試著釐清我們如何定義自己。

第一部將從菲律賓一路前往芬蘭灣，我們將在那學習用新的資訊工具瓦解人們，那些工具比KGB昔日所用的更為隱微。

第二部將從西巴爾幹走往拉丁美洲和歐盟，我們將在那裡學習瓦解整個抵抗運動及其神話體系的新方法。

第三部將探索一個國家如何幾乎兵不血刃，就摧毀另一個國家，學習模糊戰爭與和平、「國內」與「國際」的界線──而其中最危險的元素，或許正是「資訊戰」這個概念本身。

第四部將探索人們對事實政治（factual politics）的需求，如何依賴某種特定的進步觀與未來觀，以及那種未來觀的崩塌如何使大規模殺戮和虐待變得更加現實。

第五部我將論證，在這片動盪之中，政治成為爭奪身分建構的鬥爭。從宗教極端主義者到彈出式民粹分子，人人都想創造新版本的「人民」，就連英國這樣身分認同似乎一向固定的國家也不例外。

第六部我將尋找未來——在中國，在車尼夫契（Chernivtsi）。

在整本書中，我將四處旅行，有時談到不同的地方，但也不一定。那些描繪大洲、國家和海洋的地理和政治地圖，那些伴隨我長大的地圖，重要性可能不如描繪資訊流的新地圖。這些「網路地圖」（network maps）是由資料科學家生成的。他們稱這個過程為「浮現」（surfacing）。首先，人們選取一個關鍵詞、一條訊息、一個敘事，投向不斷擴張的世界資料池。然後，資料科學家再「浮現」那些推動這些關鍵詞、敘事和訊息，或是與之互動的人、媒體機構、社群帳號、機器人、巨魔和半機器人（cyborg） 。

這些網路地圖突顯出我們的地理觀有多過時。它們看起來像是毛黴的菌落，又像遠方銀河的照片，連接成意想不到的星座，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影響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俄羅斯駭客在支持德國極右翼政黨的動漫迷因旁刊登杜拜妓女的廣告。一個「有根的世界主義者」（rooted cosmopolitan） 在蘇格蘭的家裡，引導暴動中的社運人士躲避伊斯坦堡的警察。iPhone連結後面潛伏著ISIS的宣傳……

俄羅斯帶著它的社群部隊，在這些地圖上徘徊。不是因為他們還有著冷戰時期那種移天動地的力量，而是因為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特別擅長鑽這個新時代中的漏洞，或者至少很擅長讓所有人討論他們有多擅長，而這或許才是最重要的把戲。我之後會解釋，這並不是完全的偶然事件：正是因為輸了冷戰，俄羅斯操縱輿論、操控媒體的人，比那個如今只剩「西方」這個稱號的地方裡的任何人，都更快適應了這個新世界。二○○一年至二○一○年間，我曾住在莫斯科，近距離目睹同樣的管控手法和同樣的病態輿論，而這些後來都在世界各地生了根。

但這本書在穿越資訊流、跨越網路和國家的同時，也在回顧過去，回顧我父母的故事，回顧冷戰。這並非家族回憶錄，我關注的是我家族的故事，和這些主題交會的地方。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看清過去的理想如何在當下瓦解，以及還能從中汲取什麼真正存在的東西。當一切都在打轉，我的本能竟是回望過去中尋找連結，想要找到一條思考未來的路徑。

但當我研究並寫下這些家族史的段落，有另一件事令我深為震撼：我們私底下的想法、創作的衝動和自我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比自己更大的資訊力量塑造的。我在大學裡螺旋形的圖書館瀏覽群書時，印象最深刻的一點，就是人必須超越「新聞」與「政治」，考察詩歌、學校、官僚語言和休閒活動，才能體會法國哲學家雅克．埃呂爾 所謂「態度之形成」。這個過程在我自己的家族中有時格外清晰，因為我們生命中的波折與斷裂，使得那些資訊力量的始末，就像浩大的天候系統一樣，更容易看見。

自從我父母因為追求閱讀、寫作、聆聽自己選擇的內容、說出自己想說的話這些基本權利，而遭到KGB追捕，已經過了四十年。如今，他們盼望的世界，一個審查制度像柏林圍牆一樣倒塌的世界，似乎已近了許多：我們生活在學術界所謂「資訊豐裕」（information abundance）的時代。但二十世紀那些爭取權利與自由的戰鬥，是奠基在「手握真相與資訊的公民，對抗掌握審查與祕密警察的政權」這種想像上的，而這種想像已經徹底瓦解了。我們現在擁有的資訊遠多過以往，但它帶來的不全是我們所期待的好處。

更多資訊本應意謂著更有力量反抗權貴，但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