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力恆

導　論：蔣竹山，〈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當代歷史學研究的幾種新取向〉
 
第一部：感覺史／情感史／閱讀史／新文化史
涂豐恩，〈感覺的歷史：理論與實踐〉
王晴佳，〈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
張仲民，〈問題與反思：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
 
第二部：思想史／概念史／性別史／歷史記憶
傅　揚，〈思想史與歷史研究：英語世界的若干新趨勢〉
陳建守，〈作為方法的概念：英語世界概念史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衣若蘭，〈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
潘宗億，〈歷史記憶研究的理論、實踐與展望〉
 
第三部：全球史／跨國史
蔣竹山，〈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晚近歐美史學研究中的「全球轉向」〉
吳翎君，〈「跨國史」研究新趨勢與跨國企業研究〉
 
第四部：科學史／醫療史／食物史
洪廣冀，〈科技研究中的地理轉向及其在地理學中的迴響〉
皮國立，〈新史學之再維新：中國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7）〉
郭忠豪，〈品饌新味道：英文學界關於「中國食物」的研究與討論〉
 
第五部分：數位人文／新史料與歷史研究
林敬智，〈地理資訊系統（GIS）在史學研究中的應用〉
徐力恆、王　濤，〈數位人文：跨界與爭鳴〉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評介與現況〉
 
作者群簡介
 

導論（節錄）

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當代歷史學研究的幾種新取向／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2015年5月，在科技部人社中心的推動下，我和黃寬重及呂妙芬教授，聯合執行了「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2010-2014）」。這個計畫主要在延續科技部（國科會）於2005年所進行的「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針對近五年臺灣歷史學門的熱門研究課題與重要研究趨勢進行分析，以供科技部與國內學界參考。

　　這項計畫最初構想是擬在2005年既有的研究調查基礎上，針對歷史學門各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進行分析。計畫將針對國內與國外歷史學門的最新研究方向展開調查，礙於時間，我們先以近五年的國內研究成果為主。這項計畫的調查方向，國內分為科技部歷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四所頂尖大學人社中心研究成果、熱門研究社群、學會發展、專書及期刊的調查；國外則分為國際會議重要議題、期刊研究綜述的蒐集、大型國際計畫調查。

　　一、十個趨勢

　　經過上述調查，我們提出十個熱門及前瞻議題供學界參考：

　　（一）情感的歷史

　　情感史的開展將歷史研究的重點首次從理性轉到感性（愛情、憤怒、激情、嫉妒等）的層面，有學者認為這代表「歷史研究的一個嶄新方向」。舉例而言，性別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史家對愛情和婚姻的研究興趣，成為情感史的一個重點。當今史家更關心的是如何在各個單一的文化中，將情感的種種表現「深度描寫」，找出其中的文化含義，而不是居高臨下、品頭論足。更有學者注意「情感的團體」，探討人們在家庭、教會、學校和單位等場合的情感表現差異。

　　有關情感史的研究，可參考《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情感的歷史研究」的紙上論壇（2012/11）。學界關注的課題有心理疼痛、抑制疼痛的阿斯匹靈與情感、近代生產的產育之痛。有的學者則以跨學科的方式討論如何透過物質文化來理解情感史，例如紡織品、肥皂或繪畫，這部分可以參考2013年舉辦的國際研討會「Emotional Objects: Touching Emotions in Europe 1600-1900」（情感之物：歐洲的情感接觸，1600-1900）。此外，戰爭與情感也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透過愛、悲傷、憎恨與恐懼等情感，探討與戰爭的修辭、經驗與記憶的連繫。

　　此外，可以探討的重點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電影與藝術中的情感再現、情感與記憶、情感與資本主義市場、身體與空間中的情感。這部分可以參考蓋伊（Peter Gay）的19世紀資產階級的五卷本研究，特別是《感官的教育》這一冊。研究者也可從情感延伸至感覺的文化史，例如嗅覺、味覺與聽覺的感官歷史，可參照法國史家柯班（Alain Corbin）氣味的文化史名著《臭味與香氣》（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最新一本可參考的著作是《情感學習：百年來，經典文學如何引導孩子認識感覺、學習情緒》（貓頭鷹，2018）。本書探討的重點為，從19到20世紀，這些來自德、美、英、荷、法等國家，共100多本暢銷兒童文學與30本教養手冊，如何傳遞情感的意義，引導兒童學習情緒。

　　在中國史方面，已有學者開始從歷史角度，描述一個以情感為中心的都市群體，如何從1930年代的媒體事件中獲得巨大的道德力量。為什麼「情」在30年代中國的公眾的形成中發揮作用？情感、家庭美德及性愛等私人領域，在國族、城市公眾、現代公義理念、性別化的主體建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不只在近代，有關情的討論可上溯傳統帝制時期中國，例如明清帝國崇尚貞節，通過四處為節婦立牌坊、撰寫傳記、封賞家屬鄉親的方式，來紀念和弘揚婦女的貞節美德。而朝廷也通過對忠臣孝子的獎賞，有效地表明男性為孝而引起的悲傷和哀悼之情，被認定是可敬的情感形式。因而，在某些情境下，倫理情感比法律更具有道德優越性。例如有學者探討晚期帝制中國時，朝廷在處理血親復仇案件時，將孝行當作是豁免殺人罪的依據。

　　（二）閱讀、書籍與出版文化

　　閱讀史與出版文化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強調閱讀的「接受」。閱讀史的界定一方面與寫作史區隔，另一方面又與過去的書籍史（書籍商業史、書刊檢查史）相比較。學者們注重研究讀者的角色，探討閱讀習慣的變化及印刷的「文化用途」。有的學者則探討個別讀者對文本的反應，也有通過宗教審判所審訊的回答來進行研究。甚至探討閱讀行為的改變，像是十八世紀的「閱讀革命」。

　　研究者可以關注書籍史家較少探討的出版活動與書籍文化層面及其時代（圖書出版與銷售活動），旅行指南的書寫及出版與旅遊文化的關聯性，甚至關注性別、閱讀與出版的關聯。像是2015年亞洲研究學會（AAS）的李文森獎，頒給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何予明（Yuming He）教授。得獎著作是《家與世界：在16至17世紀的雕版印刷物中編輯「皇明」》（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該書討論的是晚明的書籍與出版文化。此外，除了印刷文化，傳統中國在印刷術出現前的寫本文化，亦可思考閱讀與書籍的關係。

　　（三）文化相遇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是近來成長快速的研究主題之一。「相遇」（encounter）一詞的意涵，指的是一種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間的接觸，以及意識性與隨機性的跨文化互動。研究課題和以往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關係史的視角不同，重點在區域、文化邊界與文化交往，以及文化碰撞中產生的誤解。此外，我們也看到學者有時會用「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來置換。

　　這個課題有兩個重點，一是「他者」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強調歐洲對他者的建構，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針對歐洲人的自我建構所形塑。因此，我們會發現，中西文化接觸的研究中，並非單純地由歐洲中心轉向地區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獲致平衡觀點的結果，強勢的地區文化該如何處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論。學者認為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西文化相遇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從西方歷史學方法論轉向文化史的取徑來理解。這方面的課題有：圖像與跨文化交流、人物流動、中國與周邊國家、海洋史、貿易與知識交流、知識與帝國、博物學與物質文化。

　　（四）歷史記憶

　　法國史家諾哈（Pierre Nora）曾說記憶研究不是要復原或建構歷史，也不是回憶過去的歷史，而是關於過去的現在記憶，只殘存在一些「場所」中，他稱為「記憶所繫之處」。如何透過「歷史與記憶」的課題來書寫歷史成為當代史家關注的焦點。在法國史的例子中，我們可以見到「七月十四日」、《馬賽曲》、「自由、平等、博愛」、聖女貞德、艾菲爾鐵塔、環法自行車賽及「普魯斯特之追憶似水年華」等課題。記憶不僅是思念消逝的往昔，還是對自身主體的確認。怎樣記憶？怎樣忘卻？記憶從一個個體傳遞到另一個個體，如此不斷擴散與互動，使得記憶由個體變集體。在此意義上，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稱個人記憶就是集體記憶。

　　研究者可以透過儀式、紀念物、紀念碑、博物館、紀念館、墓葬、公園、博覽會、戰爭之旅等主題，研究如何透過地景或空間來記憶過去。此外，戰爭與記憶也是記憶研究的重點，可以探討民眾如何透過重要的政治與軍事物品或個人的傳記與日記，來記憶與見證戰爭的公與私領域。例如二戰的重慶大轟炸、殖民體制下臺灣的空襲記憶、內戰，或者是歷史上有關戰爭與屠殺的課題（納粹、亞美尼亞、非洲及伊拉克種族屠殺等）。此外，也可以從記憶與文化資產、記憶與日常生活、記憶與創傷等角度探討歷史記憶的課題。

　　（五）全球史視野

　　近來史學界繼「文化轉向」之後，掀起一波對全球史的關注，有學者形容為史學界的「全球轉向」（global turn）。全球史的視野提供史家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相關課題有：分流、合流、跨文化貿易、物種傳播與交流、文化碰撞、帝國主義與殖民、移民與離散社群、疾病與傳染、環境變遷等。全球史的研究取向並未否認民族國家的重要。相反地，它強調透過探索跨越邊界滲透至國家結構的行動者與活動，全球史跨越了國家、地方及區域。然而，全球史或全球轉向不應該只是提供給學者們一種更廣的歷史研究視野，還必須提供一種更好的研究視野。雖然全球史在研究課題上是跨國的，但國家研究不該被拋棄，國家史值得根據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影響民族國家進行再探。

　　全球史不意味著就是要以全球為研究單位，而是該思考如何在既有的研究課題中，帶入全球視野。在研究方法上，可以採取以下幾種模式，例如：1.描述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各種類型的「交往網絡」；2.論述產生於某個地區的發明創造，如何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反應；3.探討不同人群相遇之後，文化影響的相互性；4.探究「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係；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範圍的專題比較。在研究課題上，也可以就以下幾個子題來思考。例如帝國、國際關係、跨國組織、物的流通、公司、人權、離散社群、個人、技術、戰爭、海洋史、性別與種族。

　　儘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們，全球史取向對於史學的衝擊或許會過於誇大。無論我們如何思考民族國家過往的道德，或者其未來的可行性，無疑地，民族國家仍然代表一種重要的社會及政治組織的歷史形式。總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時，我們不用把民族國家史的敘事棄之不顧。雖然民族國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歷史的最常見分析單位，但仍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全球取向可以提供給國家史研究者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視民族國家只是一種特定歷史。

　　1979年，英國史家史東（Lawrence Stone）發表〈敘事的復興〉一文揭示微觀史學與敘事史學的回歸，近來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仿效史東的方式，也寫了一篇〈長時段的回歸〉，暗喻大歷史與全球史時代的到來。阿米蒂奇認為，歷史學家是眾所周知的流浪者，相對於其他學科，他們更樂於左右轉彎。在過去50年間，美國內外的史學界出現過好幾波歷史轉向。剛開始的變化是社會轉向：「自下而上」的審視歷史，遠離菁英的歷史，並轉向普通人、平民、被邊緣化或被壓迫者的經歷。在這之後有了語言學轉向，又可稱為文化轉向或文化史的復興。最近的一波則是康拉德《全球史的再思考》所探討之超越國別史的變化，像是跨國轉向、帝國轉向以及全球轉向。在阿米蒂奇看來，不管你是支持還是懷疑，不可否認地，「轉向」這一語彙包含了思想的進步。作為一位世界公民，我們不僅要跳脫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將自身的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待，更要多加接觸全球史著作，以了解世界歷史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