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之路──追索母親輾轉遷移的歷程
信世昌(國立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碩士學程教授。生於台北,祖籍哈爾濱市賓縣,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學系統科技博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專攻國際華語教學、網路遠距教學。喜好海外旅遊、古蹟探索與跨文化交流。)
上一代經歷過許多戰亂與顛沛流離,卻往往只輕描淡寫告訴子女一些梗概,很少提到細節,而我母親也是一樣。
她成長於南京市,經歷過南京大屠殺,也經歷過抗戰期間的南京生活,因國共內戰而輾轉到廣州、香港,再來到台灣,在台灣居住了七十餘年,但她在家很少述說年輕時在家鄉的經歷和輾轉來台的細節。當母親開始逐漸失智時,我才開始覺得要趕緊多問一些她的人生經歷,並且特地採訪相關的親友來釐清一些線索,有好幾回趁著去大陸和香港時順便探訪母親以前待過的地點,也上網查詢相關的資料,這像是一個抽絲剝繭的解謎過程,其中不斷發現一些難以言喻的機緣與巧合。
母親出生於一九二○年,原姓毛,名冬琴,她說因為是冬月所生(即農曆十一月),而她的姊姊名桂琴,可知是桂月所生(農曆八月),還有一位哥哥及三位弟弟,總共六個兄弟姊妹。由於她來台時誤報了陽曆日期,因此家人並未留意她確切的生日,後來母親因失智也無從問起,但隱約記得她之前偶爾提到真正的生日是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誕辰日期同一天,都是十一月十二日,只不過她的是農曆,這個說法讓我得以查出一九二○年農曆十一月十二日的陽曆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一日。
母親全家住在南京城西的老府橋,老府橋不是橋,而是一條街的名字(一九五○年與北端的施家巷合併稱為施府橋),離水西門不遠,母親提到這個住處的門牌是老府橋四十八號與五十號,是兩戶占地頗大的五進堂屋,每一進都是兩側有廂房,中間是穿堂,每進之間都有個天井,母親家住在第二進的一間廂房,這個大院的房東是徐家帳房,大院除了徐家自己住以外,也把一些廂房租給外人,都是長租客,所以共有十幾家鄰居,相處極熟,凡事都互相幫忙。
毛家真正的老家在南京以南的江寧縣秣陵鎮,就在現今的南京祿口機場一帶,毛家是大戶,所以當時還有毛家祠堂。母親說老南京人多聚集在城南和城西一帶,但也都是周邊四鄉八鎮遷進來的,因為清末太平天國的戰爭時期南京死傷慘重,後來所謂的老南京人其實也都是外來的。
半工半讀的求學之路
母親年少那個時代新式教育才剛開始,新式學堂取代了私塾,母親提到當時念的小學就在家附近,稱為「益智小學」,是一所基督教會辦的學校,學校裡有教堂,牧師就是校長。
那個年代小學分為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初小四年,高小兩年,初小算是義務教育,因此學費便宜,但之後兩年的高小就要收比較貴的學費了。
當時一般人多是讀到初小畢業,繼續升學的比例不高,更何況是女性,因此外祖母就不讓母親繼續升學了,母親卻堅持非念不可,但自己又沒錢,於是直接去央求校長希望在學校打雜做事以抵免學費,母親還記得校長是潘繼塵牧師,潘牧師就答應了,之後母親就開始週末或放學後待在教會和學校幫忙,一做多年,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她說還曾帶著小學生去中山陵參觀。潘牧師是位教育家,隔了近八十年我母親還記得他的名字,心裡一定是很感激的。
為了找尋老府橋和這所小學,我上網查詢再比對各種地圖,還找到一九二九年由美國拍攝的一張很細緻的南京空照圖,發現照片上的老府橋整條街雖然房舍密布,但只有一個五進的大院,想必就是那戶了,但整個區早已重建而不留痕跡了。
另外也查到那所小學的零星的資料,得知是基督教所辦,原稱福音堂,由教堂、益智小學和其他附屬建築組成,在德國商人也是南京安全區的發起人之一的拉貝(John Rabe)所寫的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日記《拉貝日記》(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記載的雙塘教堂難民營所在地,是屬於美國長老會傳教團的財產。這個學校後來改為南京第十九中學,又改名文樞中學,地點在現今的南京市秦淮區仙鶴街,但比對多年來的Google衛星照片,教堂等老建築於近年已被拆除,十分可惜。
我後來特別去這一帶母親的生活區探訪,在施府橋、貓魚市、來鳳街和雙塘路等街區徘徊張望許久,只能憑空想像當年的街景。
說來也巧,我當時開始搜尋這個小學的資料時,不知怎麼就進入了一個名為「西祠胡同」的網站,上面有大批南京人在回憶南京的過往,瀏覽網站時在眾多的帖子上看到一個主題為一九三一年的小學畢業證書,我想年代相近就跟帖詢問是否有人聽過這所益智小學,其實並不抱以希望,過了半年多居然有一位老先生回應,說是那所小學的校友,也告知了一些相關細節,還畫了學校平面圖。
很不可思議的是,又過了一陣子,有一位年輕的徐姓姑娘也聯繫說她的外曾祖父就是那個教堂的潘牧師,想多了解他的事,於是幾位在茫茫人海中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居然在茫茫「網」海中相遇,而開始討論八十年前一個已不存在的教會小學之人物與往事,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因緣。
居家南京
我對於母親在南京的家居生活很是好奇,在母親的記憶中就是家裡很窮,外祖父每個月的薪水大約是三十多塊錢,拿到薪水後第一件事就是買米,先把全家一個月所需的米都一次買齊,全家就安心了,至少這一個月不會挨餓。
南京板鴨是當地名產,我以為她們一定天天吃,沒想到她說平常哪裡有得吃,每天就是在附近的菜園買些蘿蔔青菜,比較便宜,每餐就一、兩樣青菜或豆腐,沒有肉類,逢年過節才可以買些肉,但也不是切塊吃,都只能切成肉絲和青菜一起炒。
雖說南京的板鴨和鹽水鴨很有名,但當時一般老百姓可能吃不起。在台北家中母親長年掌廚,餐桌從沒出現過鴨肉,可見母親無此飲食習慣。
至於生活用水是從哪裡來?母親說當時沒有自來水,住的大院有一口井,一、二十戶一起共用,但是飲水則是向附近的「老虎灶」買水(街上有大鍋爐煮水販賣的店家)。至於廚房是所有鄰居共用,大院裡面有一間廚房,有幾個灶,各家自己去燒菜做飯,吃飯時各家就把飯桌放在中間的穿堂上吃。
我問到那麼浴室和廁所是怎樣的?母親說根本沒浴室,男人還可以去澡堂,女人就只能燒些水在屋內擦擦洗洗而已。也沒有廁所,家家戶戶屋內有木製的便桶,天天有人推著車子挨家挨戶來收水肥,是南京當年的一景。家中也有很多盆子,都是一套套的,有人結婚就會送新婚夫婦一套盆子。這其實就是當時平民百姓的生活了,對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實在很難想像。
母親時常提起一些老南京的老典故,即使一百歲了都還會背一些關於南京的韻文:「裡十三,外十八,一根門栓往外插。」這是指南京城以前有內城和外城的城門數量。也會念一首詩:「三山聚寶連通濟,洪武朝陽定太平。神策金川與小東,儀鳳清涼到石城。」這是把一些南京城門名字串起來的詩句(此詩原出於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後來似乎有幾個版本,城門略有不同)。
老南京的城牆又高又厚,有一首描寫南京的老歌〈鍾山春〉裡有一句「龍蟠虎踞石頭城」,母親很喜歡這首歌,我查了南京老地圖,發現老府橋離城牆不遠,問她城牆上得去嗎?她說那一段城牆邊很荒涼,牆外就是亂葬崗,老百姓家中若有嬰兒死了就往城牆外一丟,只有中秋節時老百姓會上城牆賞月,平常沒事是不會上城牆的。
母親還提到「十一月十五文德橋看半邊月」,是指農曆十一月十五日那晚,月亮正中,南京老百姓會擠到夫子廟前的文德橋上俯看秦淮河中的月亮,橋邊每側只能各看到半個月亮,母親笑著說這其實怎麼可能,就只是一種習俗。
南京大屠殺
靜好的歲月到了一九三七年,母親那年十七歲,抗戰爆發,大災難降臨了南京。
當年八月,在上海一帶的淞滬會戰爆發,日本軍機已常常飛臨南京轟炸,外祖母一聽到空襲警報聲就全身不由自主地發抖,因此全家就暫避到南京南邊的鄉下—祿口,母親說當地鄉下太窮了,老百姓根本買不起做菜的油,廚房通常就掛著一塊肥肉,炒菜時就拿肥肉往鍋裡抹一下就算是有些油水了。
屋外的水塘一側有人在洗米,另一側可能就有人在刷馬桶,她實在受不了,也住不慣,於是獨自一人走回南京,祿口距南京約三十公里,母親回憶是一大清早出發,走到南京中華門時已天黑,一個人推開幾道虛掩的城門,穿過中華門陰暗的甕城,她也不怕。當時沒想到,過沒幾個月迎來的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當時在日本軍隊即將攻占南京時,南京城內的歐美僑民為保護平民免遭戰火而成立了「南京安全區」。由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進行管理,在南京大屠殺慘案期間,庇護了難民區內約二十五萬中國難民。
母親說十二月初日軍攻打南京之前,南京守備司令唐生智就已開始把老百姓趕入安全區,區內的難民收容所其實不只一處,有幾十個,大多是外國人和教會成立的,母親居然還和鄰居走訪了幾處難民營,後來挑選了條件較好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入住不多久,日軍破城而入,母親很深刻地記得,在難民營圍牆上親眼見到衛戍司令部前面居然還有兩個國軍衛兵直挺挺地站崗並沒撤走,日軍直接騎馬衝過去就當場刺死了。
金陵女大的難民營就是著名的美國修女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中文名魏華群,人稱華小姐)所維持的,魏特琳以無比的勇氣和毅力與日軍周旋將近三年,保護了上萬婦孺的人身安全,至今被南京人感念不已,在網路上和一些書籍中都可查到那些細節。而母親對她印象深刻,在年紀很大時都還記得這位華小姐。
在金陵女大,她和多位鄰居住在一間小教室裡,住了好幾個月。當問到三餐怎麼辦?她說大家都帶了食物和米,也帶了爐子,就在教室裡升火煮飯。雖然是安全區,但日軍仍常常進入抓人,有一次日軍強行進入搜查,母親身形矮小縮在牆角,日軍看到只覺得是個小孩,也沒注意就離開了。
我後來特意仔細翻閱了《魏特琳日記》及《拉貝日記》等書籍資料,揣摩母親在難民營中的生活點滴,後來去南京時也去參訪了金陵女大的原址—現今的南京師範大學,漫步在校園中,看到紀念魏特琳的雕像,也見到幾棟早期的房舍,心想不知母親當年是住在哪一間?
大屠殺後的一、兩個月,日軍規定老百姓要出來領良民證,母親在排隊時忽然遇見了外祖父,只隔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外祖父的頭髮就全白了,原來外祖父並不知道母親的下落,心急如焚,就天天站在領良民證的地方碰運氣等待,終於就見著了。
之後回到家發現傢俱都被偷了,只得再買。據母親回憶,那一陣子走在路上都會跨著屍體走路,因為被屠殺的死屍還未處理乾淨。
人在戰亂中能否活著往往靠生死一線的機緣,當時日軍搜查全城,鄰居徐家有和母親同齡的男子被日軍認為可能是國軍而拖出去要殺,他的弟弟鑽過去在地上寫了兄弟二字,並對日軍作手勢指著他哥哥和自己,日軍看懂了才將之釋放。
母親說後來社會慢慢平靜下來,汪偽政府成立,老百姓仍各過各的日子,直到八年後迎來了抗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