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
影響後世最巨的長篇金文
◆歷史源流
毛公鼎,西周著名青銅器,成形於西周宣王時期(西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年),清代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岐山,原鼎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銘文共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為周代青銅器銘文中少見的長篇,也是至今為止所見最長的一篇金文。清道人李瑞清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秦篆近隸,漢篆實分,故篆舍周末由。而盂鼎之直質,克鼎之寬博,散盤之英驁,齊侯之變化,若佩琚鳴玉,穆雍趨蹌,則斷推此鼎矣。」可見《毛公鼎》在書法史上的地位。
從藝術風格上看,《毛公鼎》與同時期誕生的《散氏盤》十分迥異。在許多典籍文獻或書法賞評中,常常會把這兩篇金文放在一起討論,這其中自然有諸多可比之處:
一、產生的時代背景相似:這兩篇金文都誕生在西周中晚期。自周昭王到周幽王,是周人書風確立、成熟、發展和表現方式多樣化時期,這個時期的金文「點畫中帶有突兀性的肥筆逐漸消失,點畫兩端和中段也日益勻整,顯得線條勻淨,字體結構日趨方整勻落,章法秩序也日益明朗,字距行距清晰。這種規整、和諧、靜穆的書風,表現了周人禮法秩序的完善和確立,當然也是書體演變向線條變化發展的結果」。《散氏盤》和《毛公鼎》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二、製作方式相似:都是依形而制,即根據物件的具體形狀(如圓形、方形、橢圓形)而擺布所刻內容。《散氏盤》就是鑄於盤內底部上的方形銘文,《毛公鼎》也是依鼎而制,刻於兩壁內部,呈兩條環狀分布。
三、銘文字數都較多:《散氏盤》十九行,三百五十字;《毛公鼎》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
四、藝術性較高:這兩篇金文無論從線條(都從團塊向線條轉變)的表現力、單字構成方式、成熟完整的章法、還是藝術格調和對後世的影響上看,都具備其他金文所不可替代的地位。
◆藝術風格
當然,今天用藝術分析的眼光重新審視這兩篇經典,更多的還是二者的不同之處,也正是這些不同點,才使它們能在眾多的金文中耀眼奪目,為後世楷模。主要從筆法和結構上看。
「《散氏盤》點畫不講平整,處處震盪波動。橫畫皆呈斜勢,或者左高右低,或者左低右高,排疊橫畫走勢多變、活潑生動;相並豎畫多有長短之別,其收筆亦有高低變化,筆畫相接穿插自然,方圓並用,早期金文線條相接的或方、或圓的團塊面貌,幾乎消失殆盡。其結構一反典型大篆的縱向取勢而多扁平,往橫向發展。整個字的重心點往往移到下部,即交叉線條多在下部集結,這種結構無疑給搖曳多姿的藝術風貌平添幾許古拙憨厚。」而《毛公鼎》呢?筆法嚴謹,體勢勁健,線條凝練拙樸,極富理性色彩、井然有序的縱向取勢和章法排布,是《毛公鼎》給後人的最明顯感覺。這種藝術效果的形成有其內在原因,像是政治因素或禮法的制約。
《毛公鼎》的內容為周宣王為整肅紀綱、中興王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厝安國定邦、輔佐朝廷,並賜酒食玉帛等,以示寵倖之記載。如此情境下誕生的作品勢必帶有莊嚴靜穆的色彩,充滿著嚴謹和秩序。如果從書法發展史的角度分析,這種嚴謹和秩序是另外一種規律或規定,也許有其存在的理論。這只要把與此之前產生的一些金文作比較,就可發現。如周成王時期(約西元前一○四二~前一○二一年)的《何尊》、《令彝》等,這些金文無論從單字結構(隨意性大於規律性),還是行間布局(錯落穿插大於理性秩序)等上,都能看出文字發展,從殷商甲骨的天然奇崛,走向兩周金文整飭有序的趨勢。《毛公鼎》從字形上看大小統一,沒有突兀的伸長或收縮,底部齊整,在縱向取勢的同時,顯出平整溫婉的氛圍,動盪欹側不多出現,鬱鬱廟堂之氣。這種從無序到有序,從粗率到精確的發展軌跡,與書法史上的許多地方都相暗合。
◆臨摹要點
臨習《毛公鼎》時,既要注意其作為大篆的共性之處,如大篆的書寫方式、大篆的線條表徵、大篆的構成樣式、大篆的章法等等,又要分清它本身的區別與其他金文的獨特風格。
一、牢牢把握其風格特點
從李瑞清的評價中我們可知《毛公鼎》的藝術價值,每件經典的藝術品之所以能夠流芳百世,就是因為其鮮明的藝術特色,即它有自己的風格,我們從筆法、結構、章法、意境等方面分析。
筆法嫺熟穩健:《毛公鼎》時代已經顯示出成熟的大篆筆法,雖然其生動性不及《散氏盤》,但就嫺熟穩健、筆法圓融方面,還是可與《散氏盤》比肩的。在臨習時要多方面看到《毛公鼎》用筆的精緻、細膩,不可粗率。
結構縱向取勢:此鼎因為材料的限制,明顯看出左右方向受到控制,上下舒展輕收,字勢以縱向發展為主。
章法依形而制:這也是材質方面的原因,不過實際練習時沒有必要也寫成環狀,這一特質作為書法欣賞時的要點即可,但在通臨《毛公鼎》時,其強烈的秩序感還是要表達出來。
意境遒美靜穆:因為此鼎誕生有其特定的時代因素,用筆樸素平實,線條流暢通達,氣質端莊靜穆,有廟堂之氣。
二、避免偏頗
主要是出在技法處理的「平」上。《毛公鼎》的端莊合度多來自線條的平實和結構的穩重,但切不可因其平,而忽視行筆過程中的提按變化。事實上在《毛公鼎》中有時就會出現肥碩之筆,這無疑給平整的氣氛增加了節奏。另外,其字形結構也並非千篇一律,有時在大小長短上也存在鮮明對比,一個字的長度要超過有些字的兩倍、三倍之多也時有發生。
《蘭亭序》
天下第一行書
◆歷史源流
行書誕生至今,一直是各種書體中最受書家和世人喜愛的體勢,這皆由於行書與生俱來的一些特質而成,例如比楷書流便,比草書易讀,上手也不難,有著巨大的親和力和民俗意識,所以歷久不衰。時至今日,行書也是書法創作中數量比例最大的一體。
行書自東漢中後期,在日常隸書俗寫體的簡化、草寫(草隸)過程中,逐漸演變成一種獨立的書體。敦煌出土的《永和二年(西元一三七年)簡》、西安出土的《永壽二年(西元一五六年)朱書陶瓶》、亳州出土的《延熹七年(西元一六四年)磚刻》等是行書的早期雛形。這時的行書與成熟的二王行書相比,還有相當明顯的距離。這種差別主要表現在體勢上還殘留著舊有隸書的書寫習慣,如捺角的波挑,用筆上不太連貫,點畫之間沒有強烈的呼應,線條組織也顯得鬆散,不緊湊等。
相傳行書為東漢劉德升(劉為漢桓帝、漢靈帝時期書家)所創,這不太合乎邏輯,因為一樁歷史事件,一人之力無法完成,合理的說法應該是,劉在大眾創造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規範而已。從漢魏至東晉初年這一階段是行書的逐漸普及和成熟期,此時出現了一批有名有姓的行書書家,如漢末魏初的鍾繇、胡昭(二人皆學於劉德升)等。樓蘭殘紙(如《濟呈白報殘紙》、《正月廿四日殘紙》、《九月十一日殘紙》)真實地反映了西晉行書的基本面貌。
從書法本體上看,此時的行書隸意尚存,書風簡樸,在書寫節奏上,對比要素不多,但與東晉成熟的行書比較,已差距較小。到了東晉,行書最終成熟,形制已基本定型。王羲之一變漢魏質樸的書風,融古納今,創造出妍美流便新書體,走出後人津津樂道「神韻蕭散」的晉人書風;其子獻之,繼承父親書藝,敢於創新,另闢蹊徑,與其父將行書推向嶄新的高度。後人稱之二王。二王在行書發展史、甚至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皆具備無可比擬的地位。在行書的筆法、結構、章法構成、行氣節奏等書寫元素的探索上,二王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從此之後,行書大大發展,但多從二王中來,直至清代碑學之興起。而這就是後世所謂的帖學派系,王羲之可謂帖學派系之祖也。
帖派大家中,智永、虞世南、陸柬之、蔡襄、趙孟頫等繼承其平正一路;王獻之、李邕、米芾、王鐸等繼承其欹側一路。千百年來,帖學書法一直散發出迷人的魅力,雖然客觀上受到碑學的衝擊,但在審美、取法多元的當代,隨著書法教育、研究的深入開展,其可持續發展之趨勢愈來愈清晰。歷史總會適時地矯正事物發展的正確方向。
王羲之在書法上所作的貢獻除了理學上的意義外,其大量的行書作品(幾乎皆為摹本)也為後世的取法帶來便利。其中,《蘭亭序》代表了行書技法的最高理想。
《蘭亭序》是東晉永和九年(西元三五三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為蘭亭雅集所撰寫的一篇序文。是日也,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到山陰蘭亭(今浙江紹興)行「修禊」之禮,以除晦氣。大家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優雅環境中,暢敘幽情,飲酒作詩二十六首,眾人公推王羲之為此次雅集作序。書聖乘著酒興,用鼠須筆在蠶繭紙上一揮而就,一件千古傑作就在不經意之間誕生了。《蘭亭序》不光是書法史上的傑作,也是文學史上的一篇美文,作品的藝術格調和文學意境相得益彰,歷代書家莫不頂禮膜拜。
◆藝術風格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獲得帝王的極大肯定,如南朝梁武帝蕭衍。梁武帝本人貴為一國之君,其政治、軍事才能,在南朝諸帝中堪稱翹楚,功績地位不在另三位開國皇帝之下,但他更是一個多才多藝學識廣博的學者,長於文學、善樂律,尤精書法。從小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少時習周孔,弱冠窮六經」,為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奠定堅實的基礎,史書稱其「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他認為王羲之書法「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見《古今書人優劣評》)。
再一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在為《晉書.王羲之傳》寫的一篇贊辭中,歷數各家書法之短,惟獨盛讚王羲之,謂:「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見《王羲之傳論》)在中國古代,一位君王親自為書家作撰述,甚為罕見,而經過皇帝的大力提倡,王羲之書法漸漸成為書法之正宗,也就成就了有唐一代的尊王書風,這對後世書法的發展帶來極大影響。從另外一層意義上看,也使得書法審美的視野趨於狹隘。
當然,書論家的評述似乎更理性一些,如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孫過庭《書譜》:「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勵,而風規自遠。」李嗣真《書後品》:「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岩廊宏敞,簪裾肅穆。……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入月懷。」
《蘭亭序》真跡作為王氏家族的傳家之寶,到唐代王羲之七世孫智永的弟子辯才手裡時,被酷愛羲之書法的唐太宗「騙」到手。太宗遂命當時的摹書高手如韓政道、馮承素、趙模、諸葛貞等人,用雙鉤填廓的方法勾摹數本,以賜近臣,於是才有《蘭亭》摹本散落人間,真跡則被太宗殉葬昭陵,天下第一的行書傑作就這樣在人間消失了。後世所傳的《蘭亭序》為虞世南、褚遂良臨本,馮承素摹本,刻本有「定武本」(相傳據歐陽詢的臨本所刻),其中馮承素摹本勾摹細緻,牽絲連帶歷歷在目,最接近原作,所以名聲甚旺,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
《蘭亭序》,又名《蘭亭集序》、《禊序》、《禊帖》。全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馮承素摹本為紙本,由兩幅楮紙拼接而成,質地光潔精細,因卷首有唐中宗李顯神龍年號小印,故稱「神龍本」,縱二四.五公分,橫六九.九公分。
◆臨摹要點
《蘭亭序》的高度藝術性,表現在:
一、筆法
起筆、行筆、收筆等三段均作精細處理,無絲毫懈怠:所以,作為行書教學的範本,《蘭亭序》歷來具有特殊的意義。只是其過於精熟的牽絲映帶、嫵媚的體勢,若取法不當,則容易趨向流俗罷了,但對於訓練筆性的靈活度還是有其正面意義。
用筆靈活多變:中鋒、側鋒交替使用,藏露結合,運筆過程跌宕起伏,開合較大,線形多變。「曲線」作為《蘭亭序》中的基本筆法,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作品的用筆方法直接決定風格的大致導向」。《蘭亭序》的用筆上有兩個明顯的特徵:「一是筆畫的跳蕩,另一個是線形的多變。因此,強調提按動作的明確性與準確性,成為臨摹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標誌,平拖與直畫是絕對與之南轅北轍的。」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地道出用筆上力度節奏(跳蕩起伏)及曲線(不可平拖與直鋪)在臨摹中,實乃占據重中之重的地位。
筆勢上處處隱含無窮的生機活力:在臨寫時要注意,除了顧及線條完整刻畫的同時,還要聯想到筆勢的走向,使其活而不死。
二、結構
貌似平正,在細微之處卻極盡變化之能事:更加強調欹側取勢,不求對稱的形式美而強調揖讓的內在呼應,不求均勻的穩定而強調對比的視覺衝擊,這是後世趙孟頫類在取法上所忽略的地方,也恰恰反映出王羲之行書「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自由之神趣也。另外還有一些細節,如:
形體大小穿插:通篇看來字形都被有效控制在一個合適的「度」內,但又能在自然之中求變化,而這種變化講究的不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巨大反差,而是一切看似皆在不經意間。這需要筆墨技巧和深厚的功力,也需要超然的天賦和蕭散的個性,王羲之所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在此得以體現。黃庭堅《山谷論書》云:「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複可以常理拒之。」
字法多變:同字異形在《蘭亭序》中是其構字多樣化之一絕。世人常舉文中二十「之」字、七個「不」字、五個「懷」字、三個「盛」字之多樣造形,無一雷同。
三、行氣章法
開創了行書布局的新格局,對後世影響較大。
縱有行、橫無列,上齊下不齊的整體構成:這種布局依然是目前行書創作中取法之大多數。
行軸線的巧妙連貫:透過上下字之間的大小錯落、穿插,字間距的疏密變化等要素的運用,使行氣流暢,字字成趣。包世臣《藝舟雙輯》謂:
「《蘭亭序》神理在『似奇還正、若斷還連』八字。」在行行之間也講究疏密的空間對比,此作前四行間距疏鬆,從第四行到第十六行稍緊,為過渡,從十六行到二十八行較為緊密,這種空間節奏的變化,也反映出作者在創作時的心理變化狀態。透過這些構成使其整體布局顯得平正中有跌宕,整齊中有變化,渾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