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齡的少年時代
(一)自幼聰穎 博覽群書
房玄齡出生於西元五七九年,正是中原諸國再次統一的前夕。五八一年,楊堅廢北周靜帝,自立為帝,國號隋,建元開皇,是為隋文帝。房玄齡出生後不久,便遇上了這場改朝換代的變動。其父房彥謙在北齊末任齊州治中,齊亡後即隱居不仕,直到隋開皇七年(西元五八七年),才因齊州刺史韋藝推薦,入朝為官。據此可知,房玄齡少時是居住在故鄉齊州的,因而齊州大地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底蘊和齊州房氏家族的家學、家風,深深地滋養著他。隋取代北周,是一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所以對地方的震動不大。雖然楊堅初攝政時,北周重臣、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反楊,一時多有州郡響應;尉遲迥的姪子尉遲勤時任青州總管,也發兵五萬支持尉遲迥。而青州與齊州毗鄰,齊州士民難免會受到牽累,但不久尉遲迥、尉遲勤就兵敗而死,叛亂驟起驟滅,齊州幸運地躲過了刀兵之災。而齊州房氏又是數代簪纓之族,根基深固,所以房玄齡在少年時期的生活應該是富裕而平靜的。他聰明靈敏,在父親的影響和督導下,勤奮讀書,年紀稍長就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胸懷寬廣,志向遠大。
房氏家學除了文學、經史修養外,還講究文武兼修、技能培養。顏之推曾對當時的文武兼修有過詳細論述: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鑑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愧耳。
因此,所謂的文武兼修,其中的「武」道,並不單指軍事才能,它其實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程功節費之術,二是運籌帷幄之術。在文武兼修中,要突出一種才能,以其他才能為輔助。房氏中人正是如此施為,形成了家族中文武兼修的家學傳統。房氏對其子弟「程功節費」之術的培養,主要是培養其具體技能,如書法、律令、財經等技能,依託家族文化環境,以言傳身教、耳聞目睹為教導方式,從而使房氏子弟兼具財經與計算能力。到了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由於人才缺乏,一時找不出合適的人選,時任尚書左僕射的房玄齡決定自領「度支郎中」的職責。這是後話。
(二)少年壯志 豪情滿懷
玄齡少年時,齊州發生過一些與當朝天子有關的重要事件,曾轟動一時。
隋文帝楊堅的母親是濟南人,為了紀念母親,楊堅在齊州大興佛事,在千佛山造像,重修神通寺。而當時的山東水旱頻仍,民生疲敝,百姓日子本來就很艱難,經過這場折騰,更是困苦不堪了。
這些事情,在年輕的房玄齡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對隋文帝的作為多有不滿。十六七歲時,他曾跟著父親到過京師,當時朝野上下表面上是一片歌舞昇平、安居樂業的景象,許多人以為大隋王朝根基牢固,國祚必定長久。不過,房玄齡由於耳聞目睹了許多事件,對此已大不以為然,而是有著與眾不同的見解。
隋文帝是位苛察多疑之主,對臣僚皆不信任,事必躬親,勞神苦行,朝事無論巨細,皆由他一人決斷。這樣,君臣之間充滿猜忌氣氛,臣下侍臣,如履薄冰,終日戰戰兢兢,沒有一人勇於直言諫奏。
房玄齡當時雖然年紀很輕,卻已顯示出早熟的智慧和見識,對隋王朝潛藏的危機有著清醒的認知。有一次,他迴避左右,單獨對父親說:「隋帝本來就沒有什麼功德,只是一味地蒙蔽欺騙百姓,從不為後代子孫長久考慮。他又不能恰當地處置和幾個兒子的關係,致使嫡庶名分混淆,相互之間明爭暗鬥。這幾個兒子,又都奢侈荒縱,終究會自相殘殺,不能夠保全家國。如今雖然表面上太平無事,但動亂喪亡不久就會發生的。」
聽了兒子的話,房彥謙非常驚異,連連擺手說:「小孩子家,不許亂說!」但心中卻深以為然,暗暗稱奇,為兒子的深邃眼光和獨到見解感到驕傲。後來,房彥謙曾對摯友李少通表達了這種觀點,李少通當時並不贊同。不久,到了文帝仁壽(西元六〇一至六〇四年)、煬帝大業(西元六〇五至六一七年)年間,房玄齡的預言被一一驗證了。這證明年少的房玄齡對時局的判斷具有前瞻性。
不過,房玄齡對隋王朝時局的研判是深藏於內心、與至親密談的,在現實的生活中,他還需要洞察天下大勢,順應體制、屈就威權,去尋求生存、發展和實現遠大抱負的路徑。
(三)州舉進士 惜別故里
科舉制度是歷史上透過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它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代,廢除於清朝末年,歷時一千三百多年,對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科舉制度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
隋開皇七年(西元五八七年),文帝頒布詔令,命各州每年貢舉三人入朝候選,工匠商人不得入內。貢舉之士要參加考試,考試由吏部尚書或侍郎主持,內容主要是策論方略;要進行口試和筆試,分甲、乙、丙三等錄取。又設秀才、明經兩科,以文辭優長者為秀才,明習經書者為明經。時人以秀才為最榮,選拔又十分嚴格,文帝一朝,中秀才者只有杜正玄一人。《隋書・文學・杜正玄傳》載:「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到了開皇十八年(西元五九八年),文帝下詔特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命京官五品以上者及各州總管、刺史舉薦人才。這次選拔官員由吏部主持,以吏部尚書為主,以吏部侍郎為副,堅持「先德行後文才」的標準,史稱這次選拔的人才「最為稱職」。自此以後,六品以下的官員選任,皆歸於吏部決定,漢以來沿行已久的由地方長官徵辟屬官的規則基本上停止了,中央政府收回了選任用人權。房玄齡時年十八歲,考中進士,告別故鄉,踏上實現人生理想與抱負的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