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拉夫默．拉維茲 -FindBook 找書網

第一章哈爾科夫和盧比揚卡監獄
Kharkov and the Lubyanka

　　一個陰暗寒冷的十一月天，早上九點，一陣鑰匙喀拉聲撥動了我在盧比揚卡監獄牢房外的沉重的鎖頭。兩名肩膀厚實的守衛看似有所企圖地踏步進來。我正在房內繞著圈子漫步，左手拉著配給褲頭上方，一個象徵囚犯的姿態——精明的俄羅斯士官供給囚犯的基本穿著中，並不包含鈕釦甚至串繩，似乎是認為如此一來，囚犯只要忙著拉高褲子，就如同身體有嚴重缺陷一般地無力計謀逃跑。我一聽見開門聲就停下了踱步，正好停在離門最遠的牆邊。一名守衛停在門口，另一名向前邁開兩三步：「過來啊！」他說著，「別站著不動！」

　　今天對我而言——剛好十二個月前，我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十九日，於平斯克（Pinsk）被拘捕——是個重要的日子。我正前往蘇聯最高法院，準備接受審判。此時此刻於莫斯科，我的雙腿搖晃不穩，夾在兩個守衛之間，穿過盧比揚卡迴盪著回聲的走道；我深覺自己如同身分被剝奪的男人，飲食失調，極度寂寞，試著讓些微抵抗的火花，存留在此潮濕監獄裡所瀰漫著的對我毫無隱瞞的厭惡和懷疑之中。約莫一年前，在平斯克的家裡，母親為我籌劃的歸來宴會中，走來了幾名俄羅斯維安人員。當時我是波蘭騎兵連的拉維茲少尉，二十四歲，穿著剪裁合身的制服、插著鞭繩的綁腿軍褲與發亮的軍靴，顯得既纖瘦又幹練；而我現在的慘樣都多虧了內務人民委員部（蘇聯秘密警察）的拷問官在明斯克和哈爾科夫時，所加諸於我的野蠻舉止和毫無專業道德的所為。沒有一個囚犯忘得了哈爾科夫，藉由痛楚、骯髒和貶低，他們試著讓一個人類因折磨而變成低聲哀嚎的野獸。

　　我們彎過走道的最後一個轉角，冷冽的空氣迎面撲來，繼續下了幾格階梯，來到一個鵝卵石鋪成的庭園。我匆忙拉了一下褲頭，又跨前幾步趕上了兩名守衛；而他們從離開我的牢房後，尚未開過口。我們在庭園的另一頭，一座沉重的門前停下腳步。其中一人後退一步，扯了一下我鬆垮沒扣好的襯衣，門打開時，他們向前一步，接著將我推向另外兩名制服筆挺的士兵，他們用雙手快速搜遍我全身以防暗藏的武器。終究是沒有人開口。我隨即被引向房裡的另一扇門，一陣秘密暗號，門突然敞開，我被推了進去。門裡幽暗凹陷的空間被簾布遮擋著，門在我身後關上。兩名士兵，又是新面孔，警戒地出現在我身後。

　　房間很寬敞，並且有一種令人愉悅的溫暖。牆壁潔白，不知是經由油漆粉刷或是石灰水的清洗；將房間一分為二的是一張矮凳型的巨大桌子，我所處的這邊，僅只放置小體積的傢俱，其他空間都留給我和兩名守衛。桌子的另一邊排站了約十五個人，其中十位穿著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藍色制服，其他則穿著平日的衣裝。他們看起來輕鬆自在，聊天談笑，手足舞蹈，還抽著菸。沒有人有興趣瞥我一眼……

　　大約過了十分鐘，我穿著只有鞋孔卻無鞋帶的帆布鞋的雙腳，浮躁不安地擺動，一邊踏在擦得發亮的木質拼花地板，一邊思索自己出現在此，是否只是個誤會。一定是有人闖了禍，我暗想，我完全不應該出現在這裡。突然一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上尉看向我們的方向，吩咐兩名守衛輕鬆一點，然後我聽見他們的軍靴放鬆甩動的砰然作聲。

　　我試著讓自己不會顯得坐立難安，同時環顧著四周。我很驚訝地發現，經過幾個月的疲憊乏味，我初次些微享受到這突如其來的新經驗，每個東西都是如此乾淨，四處環繞著一種不拘小節而形成的舒適氣息。幾乎像跟監牢大牆外的世界接觸一般。士兵們持續在房間裡外進出，和桌子後面的人群聊天說笑，手肘隨意散放在華麗的紅絨料桌布上。有人問到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少校，什麼時候放假，到處都是問候彼此家人的熱切寒喧。有一個男人，一身完美無暇的西式深灰西裝，看起來像是一名成功的外交官，每個人似乎都有話對他說。他們喊他米沙。我當時對他印象深刻。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

桌子另一邊的牆上，正對著我的是一枚以某種石灰鑄造的蘇聯勳章，點綴了豐富的色彩，徽章兩側是俄羅斯歷任領導的肖像，而史達林相片裡嚴峻的臉龐正俯視著他們。這時我已能鎮定地流露出對所處環境的好奇。沒有人來打擾我，我將抓緊褲頭的左手換成右手，我注意到有三個入口處被簾布遮蓋，長桌上有一支電話，巨型桌的中心放著一個老式的實心黃銅筆座，形狀是船錨和兩支交叉的船槳，以及一個玻璃製的墨水池，皆矗立在大理石或條紋大理岩的基底。

從入內至今，長桌對面的日常談話聲持續越過桌子朝我流洩而來。而我，在過去一年還沒聽過有人對我說一個仁慈的字眼，牢裡嚴格執行的靜默規矩，使我沉淪於越來越孤立沮喪的深淵，因此我幾乎覺得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我身著骯髒、鬆垮、兩片式的破爛囚犯服，站立在眼前這些心情愉悅、衣裝講究的俄羅斯軍官前，卻也絲毫沒有不協調感。

十個月前，身為過份驕傲的波蘭騎兵連軍官，正是俄羅斯人在明斯克第一個攻擊的目標。他們的策略就是在我接受首次拷問之前，殘酷無情地命令我當眾脫衣。俄羅斯士官們懶洋洋地圍成一圈，笑著看我被迫脫下上尉制服，質地柔軟的襯衫、軍靴、襪子和內衣褲，我站在他們面前，尊嚴一掃而空，極度無地自容。無論前方還有多少邪惡等著降臨，我恐懼地感到這才是一個開始而已，他們的目光打量著我，譏笑我，最終轉身離去，之後過了很久，才丟給我囚褲和魯巴須卡（Rubashka），一種俄羅斯式短襯衫。緊抓住這條該死的、可憎的囚褲之餘，我的目光緊盯住折磨我的士官。那時我第一次聽見隨之而來的各種問題，也成為我未來牢獄生活的核心。

姓名？年齡？出生日期？出生地點？雙親姓名？他們的國籍？父親的職稱？母親的娘家姓？她的國籍……永遠一樣的問題模式，起初都有固定順序，按照拷問官手中所揮舞的文件編排著。第一回的拷問還算非常愉快，他們給我咖啡，刻意忽略我只能空出一隻手來拿杯子所造成的尷尬氣氛。其中一人遞給我一根香菸，又帶著友善的歉意轉回身，明顯理解到我無法單手點菸，替我將菸點上。

接著其他的問題來了。危險的問題。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當時你在哪裡？在波蘭軍隊裡，調動人員準備攻打西邊的德軍，我當時如是答道。

但是，他們會接，你對波蘭東部非常了解，你的家人住在平斯克，就在接近俄羅斯國境的波蘭邊際，不是嗎？對於你這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應該很容易跨越國界吧，不是嗎？

　　我小心翼翼地否認，封鎖了我腦海裡關於年輕時某次出遊，來到俄羅斯國境內一個村莊的記憶。審問的速度慢慢加快了，兩名士官輪流朝我丟出問題，一長串俄羅斯邊境村莊的名字。你知道這個地方，還是那個地方？你一定見過這個男人！我們知道你見過他！我們的共產黨地下集會跟蹤過你，你見過的人我們都很清楚！我們知道你跟他們交換什麼訊息。你是不是替「迪沃杰卡（Dwojka）」（軍事情報處）工作？

你的俄語說得很流暢？——是的，我媽媽是俄羅斯人。

她教你俄語？——是的，當我還小的時候。

迪沃杰卡應該很高興有個波蘭士官能說俄語，可以當他們的間諜吧？——不，我是騎兵連的士官，我在西部打仗，不是東部。

情勢開始逆轉了。首次審問是以一種和藹可親、「我們都是好兄弟」的態度進行。一份文件放到我眼前，一隻筆握到我手裡。「這裡，」一個微笑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少校說：「就是你剛才針對問卷所給的答案。只要簽個名，我們就不會再煩你了。」我沒有簽。我表示我無法簽一份我並不清楚內容的文件。少校微笑，聳了聳肩膀：「你會簽的，你知道——有一天你會簽的。你今天不打算簽，我為你感到遺憾。非常、非常遺憾。」

他當時應該就是想到「哈爾科夫」。

就這樣，介於斯拉夫默．拉維茲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士官們之間的意志戰役揭開了序幕。我很早就知道他們並未確切掌握對我不利的資訊，他們只知道我的軍隊檔案，以及從我在平斯克的家庭背景，尋找蛛絲馬跡。對我的指控只因為他們一口咬定所有中高階級，且住在俄羅斯邊境的教育份子，必然就是間諜，也絕對是暗地集結力量，預備抵抗俄羅斯解放運動的不良分子。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提過的地方，也不認識他們要我指認為共犯的人。雖然有幾次，因為身體和靈魂的折磨苦痛，我很想乾脆承認他們提到的陌生人是舊識……然而我從來沒有。在我腦海裡，甚至靈魂深處的底端，我都清楚如此不實的承認，攸關生死。

哈爾科夫的巨石堡壘監獄，在一九四○年四月對我打開它陰森猙獰的大門。只經歷了在明斯克的審問，我對於哈爾科夫的恐怖審判毫無防備。在哈爾科夫，有一名鼎鼎大名、綽號「公牛」（The Bull）的天才內務人民委員部少校，在監獄裡呼風喚雨。他重約十五噸，一頭暴烈、濃密的紅髮，毛髮甚至延伸到前胸和肥大的手背。他的身體既長且充滿力量，另有兩條短小粗壯的雙腿以及又長又重的雙臂，臉頰上紅光滿面。他把身為首席審判官的工作看得極為認真，對於不屈服的囚犯帶著徹頭徹尾地憎恨。他當然同樣憎恨我。而我，即使到現在，心中一直都願意絲毫不感愧疚地殺死他，那將會是無止盡的快樂。

　　即使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公牛也必定算是一個要角。他主持審問會議的姿態像是知名的外科醫生，總是在不斷更換、成群圍觀的資淺士官面前，耍弄手藝技巧，如同聚集在一起觀摩精采的手術的醫學院學生。他的審問手段可謂卑鄙而精明。要瓦解較難屈服的囚犯，首先從「克須卡」（Kishka）開始。克須卡是一間如煙囪大小的單人牢房，位置比外頭走道低了一英尺。牢房裡，囚犯只能站著，牆壁向內圓弧狀突出如同石料棺材，頭頂二十吋位置，光線從一個窄小、幾乎看不到的窗口漫射而出，只有當囚犯需要出牢房與公牛會面的時候，門才會打開。我們站著排泄，而且站在自己的排泄物裡。克須卡從沒打掃過，我在哈爾科夫時就住在其中一個牢房長達六個月。和公牛會面之前，我會先被帶到「盥洗室」，一個附有汲水桶的小房間，除此之外空無一物，我只能脫掉衣服，用汲水桶裡的冷水潑濕，再搓揉踩踏這些衣服，擰乾後穿回身上，自然風乾。

　　拷問的問題總是不變。問題來自同一捆文件，已經跟隨我飄流過一所又一所監獄。但公牛比任何人更加迫切要拿到我的簽名，某日，在幾個小時不間歇的吼叫與威脅後，他突然拔出他的手槍，雙眼併發怒氣，脖子上的血管爆張，槍頂著我的太陽穴。他渾身顫抖近三十秒，而我閉上眼睛等待著。他忽然向後一站，舉起手槍後座，朝我右下巴狠命一擊，我右側的牙齒應聲斷裂。隔天，我的臉浮腫，嘴巴內側還因撕裂傷流血時，又遇見他了。他在微笑，他身邊一小票崇拜者，饒富興致地欣賞他在我臉上留下的手工藝術。「你的臉看起來很不對稱。」他說。他又舉起手槍後座打我左邊的臉，這回我吐出更多牙齒殘骸。「這可以讓你的臉平衡一點。」他說。

　　有一次，他們剃掉我頭頂的一搓頭髮，接下來四十八小時的審問，我挺直背脊坐在椅子最前端，而俄羅斯士官則輪流盡他們的職責，重複輕敲我頭頂被剃光的部位，很精確地每兩秒一次，同一時刻，公牛繼續朝我嘶吼著各種問題，怒目睨視，偶爾幾句特別明顯的玩笑話，試著誘騙我簽署那份受咀咒的文件……

　　隨後我便會被送回克須卡，回到黏膩、噁心的惡臭裡，度過無數小時難熬的半夢半醒。克須卡的名字取得很傳神，這個字代表「大腸」或「內臟」。每當我有時間思考，通常是疲累的膝蓋彎曲太久，必須伸展筋骨時，我腦海裡也只有公牛的影子。他完全佔領了我的生活。然而也有一兩次，值班守衛經過時會塞給我一根香菸，這是我在哈爾科夫少數接收到的人性關懷。對此我幾乎是感激得熱淚盈眶。

很多時候，我相信自己會一輩子被困在此處。公牛似乎準備好和我永遠纏鬥下去。我的眼睛因為長期接受強烈弧光燈的照射，時常蓄滿淚液，我的背被綑在一張窄凳，使我必須雙眼直視強光，他則在半昏暗的燈光聚焦外一再繞圈，漫無止境的拷問和侮辱，將我放逐到最底層的地獄。他源源不絕的精力和野蠻強橫的氣力含有某種病態的特質，如果我的雙目疲倦不堪掙扎地閉上，他就用小棍子狠命撐開它。滴水詭計是他其中一個專長，一個容器準確擺置在矮凳正上方，裡面的冰水規律穩定地滴在我頭頂的相同位置，直達一小時以上。

　　白天和夜晚對我毫無意義。公牛只要興起就派我過去，可能是大半夜，清晨破曉或任何時刻。對於他每回新的整人把戲，我總懷有一種呆滯的好奇心，守衛會帶我穿過走道，打開拷問房的門後，再把我推進去。有時公牛會偕同幾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實習士官在房裡等我，他們會組成小型的巷道隊形，每三個人站一側，主腦則站在離他們背後幾步遠。我必須在他們之間穿梭才能來到公牛面前。沒人開口說話，突然我耳朵上方遭到猛烈摑擊，沉靜地從一側換至另一側，他們既冷酷又效率十足地把我毒打一頓。一旦跌倒，他們就踢我雙腳，待時間告一段落，而我被擊倒在地，公牛會走上前朝著我的肋骨，給予最後致命的一腳。其他士兵再次把我拖到同一張椅子前端，繼續進行拷問，同一份文件在我眼前揮動，一支筆塞在我手裡……

　　有時我會對公牛說：「讓我讀文件的內容。你不能要我簽一份我沒讀過的東西。」但他從來不讓我讀。他肥厚的手指會指著我該簽名的地方：「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這裡簽名，我就不會煩你了。」

　　「來根菸？」有一次他這麼對我說。他點了一根給自己，一根給我。突然間安靜地走向我，將我的菸頭對準我的手背，非常用力地按熄。那一次，我已經挺坐在椅子最前端好一陣子，如同以往的審問，直到背部肌肉和雙腿陷入了極度痛苦的抽筋。他走到我的身後，趁我忙著摩擦手背的燙傷，一腳踢翻我身下的椅子，讓我猛然摔在石頭地板上。

　　我待在哈爾科夫的後期，一項新穎的娛樂誕生了，那即是公牛常拿出來炫耀、得意洋洋的哥薩克小刀。他就著我的胸膛試用過小刀精細的鋼鐵材質和鋒利的刀刃；在我身上留有數個傷疤，象徵他不容置疑的用刀技巧和熟練度。

　　有一回只有他獨自在房裡等我。他很安靜，並不復見平日下流的侮辱言語。當他開口，平時粗啞刺耳的聲音也聽起來低沉冷靜。他開口後，我忽然理解他是在哀求我簽那份文件。他的態度幾乎是難堪的，我差點以為他要哽咽了。在我腦海裡，我不斷對自己說：「不、不要現在，你這隻肥豬。不要現在，尤其你之前對我的折磨……」我不敢讓自己貿然回應。我搖搖頭。他立刻又不停咒罵我，充滿暴力的辭彙和緊繃的情緒，徹底的卑鄙無恥。

　　一個男人因為飲食失調和生理虐待，變得越來越虛弱，還能忍受多久公牛的辱罵？關於忍耐的極限，我發現自己從未花時間深入思考過投降這個選項，我腦海中一小塊堅毅不拔的部分，緊緊抓住一個不可以被動搖的信念：投降等於送死。當時我還很想活下去——而且我還那麼年輕——我因此緊守住最後的、最極限的意志力抵抗他們，推開文件，深知紙上的幾撇筆畫也許就會賜給我一張死亡證書。

　　某回他們帶我去審判房之前，先餵我一些魚乾，之後那個夜晚顯得特別漫長。我可以清楚記得許多拷問的過程，唯獨被餵魚乾那次，那夜我的腦袋暈眩，流口水，雙眼無法聚焦，甚至有幾次差點從椅子上摔下。我似乎並不擔心身體不由自主的反應和顫抖，而每當我想開口，舌頭就黏稠在嘴裡無法動彈。我依稀記得文件和筆被塞進我懷裡，然而，就像一個歡樂的醉漢經歷整晚狂歡後的感受，我對那夜審問之後發生的事完全空白。

　　隔天早晨等我終於清醒，我從牢房的牆邊抬起臉，忽然聞到一種陌生且奇異的味道。昏暗燈光下，我的嘴靠著整晚的牆，留下一片寬大、微綠色的汙漬。當下我嚇壞了，我愣在原地，心頭沉甸甸掛著真實存在的龐大壓迫感，就像所有宿醉的爸爸們清醒後的感覺。他們對你下藥，我一再告訴自己，他們用魚對你下藥，你跟他們說了什麼？我不認為我會簽了那張該死的文件，但我也記不得。我又病又低落，還非常擔憂。

　　不久後我就被轉送到莫斯科和盧比揚卡。離開時，守衛還微笑地和我閒聊。那是之前平斯克的特色，現在換哈爾科夫，之後是莫斯科。守衛表現得像是對我的離去感到高興，他們自在地跟我聊天，甚至開點玩笑，也許這是他們傳達之前無法顯露的同情的方式。

　　盧比揚卡監獄的情況稍微簡單一些。我倔強頑固的名聲，明顯讓我高人一階，因為我一抵達就被送到克須卡，但這間克須卡比較乾淨，我在裡面所待的時間也比較短。

　　盧比揚卡的審問團隊，仍然試著以他們的特殊方法說服我。這可能屬於某種大城市的驕傲作祟，嘗試要比先前的鄉下男孩更成功地說服我。他們問相同的問題，重複要求我簽名，但他們只有一項折磨把戲，可能會讓公牛嫉妒。

　　他們將我綑綁在一張我現在已經很熟悉的「手術檯」上，雙腳僵硬地在桌子外緣拉開，我的雙臂在桌子上方伸展，雙手分別遭到綑綁。我的背在桌尾拱起如在箭弦，一旦他們拉緊綑綁的皮帶，疼痛感就會灼熱地蔓延全身，但這只不過像帶著牙疼爬上牙醫師的診療椅般的預備動作罷了，真正的手術還沒開始。桌子上面懸掛著一只小汽鍋和搭配的噴嘴，汽鍋裡裝著滾燙的柏油。首先是必經的要求、引誘我簽名，保證我一簽就能立即被釋放並回到牢房。但我覺得如果我當真在那一刻就同意簽名，他們肯定會非常失望。第一滴柏油落下來的時候，簡直像地獄酷刑。柏油野蠻地灼燒我的手背，皮膚燙傷後的皺褶和青紫痕，還會存有好一陣子的灼熱溫度。第一滴柏油是最可怕的，那是痛楚的高峰；之後的疼痛就漸趨微弱。我費盡心力保持抵抗的意識和意志力。他們嘲笑我在拷問後會很慶幸還有左手可以簽名，而我證明他們全錯了。我可是在先前那間冷酷無情的學校裡，學到了堅忍不拔。

　　柏油折磨是最後一次嚴重的施暴。我只在盧比揚卡停留約兩個星期，接著便被送往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識到的所謂蘇聯最高法院的「正義」。

第二章審問和宣判
Trial and Sentence

　　最高法院裡熱烈的嗡嗡交談，突然之間歸於沉寂。米沙，一身雪白的衣領和襯衫，配上優雅的灰色絲質領帶，在全場滿是身著制服和一般實用取向的俄羅斯平民衣著之間，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他明快地說道：「好了，我想我們就開始吧！」我已經站在原地約半小時了，這是第一次法院的成員抬眼注意我，身後的守衛跺腳就立定位置，幾疊文件在全場傳遞。

　　長桌的中間主位現在坐著一名聲音沉靜，滿頭白髮，約六十歲的俄羅斯人。他穿著傳統的長夾克，鈕扣扣到下巴的短上衣，衣服是黑的，頸部和手腕處裝飾十字形針跡縫製的綠色和紅色刺繡。他的兩側立著兩位內務人民委員部士官，深藍的制服，衣領上別著紅色勳章，紅色帽帶繫在軍方用的尖頂帽上。米沙坐在我左側的桌子尾端。關於他，我瞭解到，是檢察官主席。法院準備開庭前，他冷酷地打量我，我猛力拉一下褲頭，雙眼盯著主席頭頂上的一個定點。

　　在主席和兩側的士官交頭接耳後，他開始會議流程。我心底已經摸熟開場的第一步棋。名字？年齡？生日？出生地點？雙親的姓名？他們的國籍？父親的職位？母親的娘家姓？他逐字念出眼前冗長的紀錄，而我敢肯定文件上必定也附帶了答案，從我自明斯克被逮捕直到抵達莫斯科之間，每一次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士官的交集，我已經煩不勝煩地重複回答過這些問話。如果試圖藉著重複問話而期盼我可能臨時改變答案，他們的心理學伎倆也太過青澀了……我後來經常以完全相同的字眼回答其中許多問題，因為我已經不用思考了。回答變成習慣，一種反射動作。一成不變的問題，一成不變的答案…

　　他們將指控罪刑讀給我聽。主席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控訴書上，文件密密麻麻地佈滿地方和人名、被懷疑的波蘭「反動份子」的名字，幾個日期指控我在某些期間從事特殊間諜行為反抗蘇聯……他們涵蓋的領域超乎想像的透徹，我到今天還很驚訝，他們竟然沒查到我還是青少年時，為了尋覓危險和冒險，曾經真的橫跨波蘭和俄羅斯的國界。對我的指控毫無事實基礎可言，我感到些許稱心如意，深信如果連配備專門齊全的俄羅斯監獄拷問房都無法折磨我至承認不存在的罪刑，相較之下既愉悅又文明的法院裡，他們更不可能替我胡亂冠上罪名。

　　審問持續進行之下，我發覺自己不情願地敬佩起俄羅斯士官屹立不搖追尋目標的意志。我體驗過那種意志力，也是我最難以忘懷的噩夢。如今，沐浴在白晝的光亮中，從扭曲變形、恐懼填滿、充滿挫折和痛苦的監獄走道探出頭，我察覺噩夢還在延續。判決書可能會以一段短文結尾——你，斯拉夫默．拉維茲，身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波蘭人，同時為反俄羅斯之波蘭軍隊的士官，你的家又在俄羅斯國界邊，因此你毫無疑問的是一個波蘭間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的公敵。我只等著法院嚴峻的質問：「你何必還浪費時間辯駁？」

　　我身後的守衛在兩小時後換班。我發覺護衛隊每兩小時換班是審問會議的固定流程。我繼續回答主席的問題，他們沒有為難我，因為他們的預備開場一向漫長且公式化。我當時還沒意識到該再三思索，認清一閃即逝的危險警訊，避開一些小心翼翼設置的圈套。儘管眼前的文件必然在多處註名我會說流利的俄文，主席依舊一絲不苟地再次詢問：「你懂而且會說俄羅斯話？」之後所有的流程都使用俄文，大部分的審問也帶著一絲奇特的不信任感，普遍俄羅斯人似乎對會說他們語言的人都保有相同感受。暗藏的疑點在於，沒有一個外國人不想當間諜，還會學俄文。

　　我當時就在擬定我的計畫。我決定不反抗法庭對我比較有利，我大方承認無可否認的事實，我會辯駁明顯不實的指控，且向庭上要求允許解釋。他們讓我發表很多言論。我同意這一點，那點只承認一小部份，否認大部分指控，大部分的時間都熱切地解釋。法庭的氣氛充滿敵意，但隱約流露出對我的戰略的興趣。主席的問題皆死板苛刻，我不奢望能改變官方的態度，但至少我認為我不會因焦慮急切地想和庭上合作而讓處境更惡化。

　　不拘禮節的審問流程讓我印象深刻。法院的成員不停歇地吞雲吐霧。我察覺進出的訪客，從我等待開庭至審訊開始還沒停過。法庭後台持續傳來咕噥的說話聲，長桌上的男人交換幾句話，互相微笑，手臂友善信任地放在對方肩膀上。我邊和庭上解釋，邊觀察週遭嶄新的景象和聲音，如同身處劇院，我試圖依照各個角色的外貌評估他們的重要性和份量。

　　身份最令人迷惑的是一名特色顯著，穿著制服的男人，身材高挑且白髮蒼蒼，審判已進行約三小時，他才緩步穿過其中一扇簾布門。主席的問題只問一半，身側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士官，隨即以肘輕推主席，頭朝門的方向稍微傾斜。新露面的男人手還扶著簾布，正四處環顧法院，他的眼光掃過我，停留在我身後的守衛一會，又晃到法官席位。主席趕忙跳起身來，所有士官們也慌忙地站直身子，到處是沉重的椅子向後推的刺耳刮地聲。他有一副緊張的神情，這位氣質奇特的訪客，踏著急促的不穩步伐走向笑容滿面的主席。他走過長桌，所經之處皆傳來禮貌的招呼，我依稀聽到重複的聲音喊他：「上校同志。」主席熱情地和上校同志握手，上校同志也隨意聽著主席的幾點報告，接著他轉過身，朝優雅的米沙點頭微笑，隨即站在他剛進來那扇門旁的牆邊。

　　上校同志做了個手勢，法院成員紛紛重新坐下。審問又開始了。新訪客流露出極度無聊的神色，眼神移到天花板，思緒明顯沉浸在比審判一個無足輕重的波蘭人還重要的事。十分鐘之後，他安靜地順著來時的門悄悄離去。

　　下午約兩點鐘，主席將位子讓給一名較年輕的男人後離席，想必是去用午餐。長桌上的士官們也換人了。這種形式的法庭顯然不需要保有連貫性。只要讀過審判書的都能接手，給主席休息的時間。代理主席帶來先前較年長男人所缺乏的效率氣氛。他的審問比較快速，我沒有太多時間思考，但他並非不友善，審訊剛開始他就出乎我意料地遞給我一根菸，其中並沒有詭計，一個士官把煙傳遞給我還幫我點燃。我深吸一口菸，感覺真好，那天結束之前，他們又給了我一根。一天得到兩根菸，我想也許是個好兆頭。

　　上校同志在下午的會議又一次探頭進來。他在長桌邊走動，拿起文件又放下，緊張地和兩三位高層官員低聲交談，又悄悄離開。審問持續進行。

　　我身後守衛第二回換班，表示又過了兩個小時。米沙現在提出較從容不迫的交叉審問。某些時刻他會微笑，我回答問題時也帶著極大的配合度，我深覺這個改變真好，能和一個似乎從文明國家帶回體面西服，以及公義態度的男人交鋒。

　　他們問起我妻子時，我甚至感受到些微的同情氣息。那個故事很簡短。我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五號、軍隊休假的四十八小時之間，在平斯克娶了薇拉。婚禮饗宴時我正在餐桌前，母親前來告知有找我的電話，她遞來一張電報，上頭命令我立即回到部隊。我打包行囊，說再見的時候，薇拉哭了，她輕撫我的頭髮和臉頰，淚水成串流過臉龐。我離開了，大部分參加婚禮的客人，還不知道我走了。兩星期後我申請核准，讓她來阿薩洛夫（ozharov）陪伴我。她待了四至五天，我每天能見她三小時，那幾個小時輝煌美妙，我們幾乎可以擊退鎮日沉重籠罩我們和波蘭的毀滅陰影。這就是我和薇拉唯一擁有的婚姻生活。我在西部攻打德軍後，俄軍從東部介入，我便回到平斯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行動非常迅速；我尚未跟薇拉打過招呼，回答她第一個急迫的問題，他們就走進來逮捕我。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下午過了一半，我已經站在法庭前足足超過四個小時，代理主席問我是否想來杯咖啡。我回答：「好的，謝謝。」也是此時我拿到第二根香菸。咖啡簡直太棒了——滾燙、濃郁、香甜。當我喝飽抽足——因為我只有笨拙的一隻手，只能先享用咖啡，再來一根香菸——在桌尾的米沙對面一名魁梧的文官，提出幾個問題。這個人，我揣測，是我的辯護律師。他對於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表現得怒氣沖沖，我都能感受到他對我幾乎無法控制的輕蔑。整場審判他都沒參與太多，他的介入當然也從未提升我的地位。他，頂多算是一個心不甘情不願的擁護者。

　　這天的流程突然在下午四點結束。長桌中心兩位之間的其中一名士官和代理主席悄聲說了幾句，一名士官高喊立定，身後的守衛隨即帶著我，背轉過身踏步回到牢房。食物被送來，而我坐下思索今天的遭遇。我總結我的審判必定是結束了，現在只等法院正式宣告我的刑罰。我不覺得今天的表現很糟糕，我甚至懷抱一絲希望，刑罰也許會很輕。那夜我睡得非常安穩，是我這幾個月來最寧靜安詳的一覺。

　　隔天早晨七點，衛兵來到我的門前。外頭薄霧瀰漫，我穿越鋪著大卵石的中庭前往法庭，因為潮濕的寒氣穿透衣服而發抖。依照慣例，我在正門口被搜身，接著我又被推過簾布後的門，回到我面對長桌的位置。

　　但是屋內的氣氛和昨天大不相同，法官席的成員全部帶著起床氣的臭臉，已經在位置上等我。昨天的揶揄玩笑，盡數消失無蹤，蘇聯最高法院對我展現它的冷漠和公式化。法官席的成員和昨天最後一批人一樣，較年輕的代理主席在中間，兩位內務人民委員部顧問在他左右。要來了，我心裡暗想，他們要宣佈我的判決了。我挺起胸膛等待，法庭的紳士們瞪著我瞧。

　　文件快速傳遞後，審判重新開始，代理主席匆匆丟出幾個問題。姓名？……年齡？……出生地點？……一模一樣的審問模式。彷如我之前絲毫沒有見過這白牆環繞的法庭，昨天彷彿不曾發生。不同於昨日，今日的審問強制要求以問答方式進行，我昨天的回答像被輕易地抖落肩頭，大手一揮就從紀錄上抹去。前半個小時我都在和大浪襲捲般的沮喪搏鬥，我感到悲慘徹底，委靡不振得幾乎崩潰。我心酸苦澀地告訴自己，我是如何無可救藥又愚蠢無知，竟然會欺騙自己，相信他們會輕易放我走。我先前放鬆的情緒又必須起來作戰，也因為我讓自己卸下防衛，重新振作變得難上加難。在場的人與明斯克及哈爾柯夫的人都是俄羅斯人，都源由於相同的憤恨，同心在前線作戰，行步在一條道路上。

　　他們對我大吼，打斷聽到一半的回答，重槌桌子連沉甸甸的墨水臺都彈跳起來又倒回去。波蘭間諜、波蘭叛徒、波蘭混蛋、波蘭法西斯黨……侮辱謾罵隨著審問的問題一起拋向我。

　　一個宛若煥然一新、神經緊繃的米沙起身繼續審問。他站著打量我的同時，法院有那麼一刻也陷入死沉的寂靜，主席椅後方站了三位我先前沒見過的年輕文官，每個人都拿著一本小筆記。他們有所期望似地看著主席檢察官。我記得當時自己回想起了公牛和他的一夥學徒。

　　「現在呢，拉維茲，你這個狗娘養的波蘭人，」他說道，「我們已經受夠迎合你的愚蠢了。你心裡明白你是個齷齪的間諜，就從實招來吧！」

「我知道的都說了，」我回答，「我沒什麼好說的，我沒有隱藏事實！」

非常戲劇化的是，米沙從桌子後方走出來，步伐穩重地跨了十步停在我面前。「你，」他說，「是個專業的騙徒。」隨即，極為故作姿態的，他舉起整隻手臂朝我的臉摑下去，一次、兩次、三次、四次……我的頭還在左右搖晃，他又加了一句：「但我會讓你說出實話。」他忽然轉身，邁步走回他長桌的位置。主席椅後方的年輕觀察員，飛快地在他們的小筆記本裡做紀錄。

　　我站在原地渾身發抖，憎恨他和所有的俄羅斯人，包括他們的過往和所代表的一切。整整十五分鐘，我關上耳朵拒聽猛烈攻擊的侮辱和審問，同時閉緊雙唇，不回答任何問題。我的臉頰因挨打而灼熱泛紅，嘴裡有一道割痕開始流血，我還能嚐到血絲的鹹味。最終我開口了，我很清楚必須對抗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我在米沙提到三個名字時，選好時機打破了沉默；三個名字對我都很陌生，皆為他宣稱自首的抗俄間諜，且都親眼目睹我狡詐的行為。

　　「你何不把他們帶來跟我對質？」我發問。「是的、也許我們會，也許我們會的……」米沙回答。但我從未正面見過任何「證人」，根本沒有控訴我的案件，除了，也許就只因為我是波蘭人，這個事實似乎已足以嚴重冒犯到俄羅斯人。

　　我無法記得所有的審問內容，但我記得很清楚米沙的檢察官技巧。他老練地率先引導我記起熟知的地點和人物，讓我預測下一個可能的問題，心裡有了半成形的答案。突然之間，審問步調毫無改變之下，他夾雜提起了另一個城市，另一個人名，我一旦面對新的問題停頓半拍，米沙就會勝利地狂吼：「看吧，你這隻波蘭狗，這問題讓你說不出謊了吧！那就是你交接間諜報告的地點！」我只要重複聲明我不認識他提出的人或地方，謾罵和指控就會連珠炮彈而來。

一天前，我還保有尊嚴且友善待人的時候，我曾談起和父親一起到普利佩特沼澤獵鴨的快樂時光。今天，米沙利用這件往事借題發揮，憤慨激昂地撻伐我擁有刺探和破壞傾向的個性。普利佩特上方就是俄羅斯，而米沙也不打算讓我或庭上忘記這個事實。昨天我才稍微誇耀自己使用獵槍的高超本領，今天我就不光是最可鄙的間諜，還成為了受過專業訓練的潛力刺客，受僱於波蘭軍隊情報局的槍手。如此的誣衊持續發生。

　　那是一場瘋狂的審判，由一群瘋子主持，最後審判演變成耐力考驗，一方是虛弱、飢腸轆轆、受虐的波蘭人，一方是勢力強大、時間揮霍的國家機器……進法庭之前，我都沒吃過東西，整天漫長的審判間也沒有供給食物；而審判直到半夜才結束。我站在法庭上十七個小時，沒有香菸，或咖啡，米沙偶爾會過來揍我或甩我巴掌，特別當我要跪倒在地，或猛點頭像要站著打起瞌睡的時候……

所有在法庭裡的人，包含米沙，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休息，由其他人接手審判，法庭內的組成成員持續改變。下午期間主席會進來幾小時，讓代理主席休息。守衛每兩小時規律換班。只有我站在原地，喉嚨乾渴，身體疲倦搖晃，呆滯地思索今天何時會結束。

我蹣跚跌回牢房時，還是沒有食物的供應。隔日早晨七點，我又被領回法庭，還是沒有食物，我也還是飢腸轆轆、全身痠痛、極度疲倦。我依然又撐過另一場蘇聯的正義法庭所主辦的瘋狂馬拉松審判。他們為什麼這麼做？我反覆問自己，為什麼浪費那麼多時間在一名波蘭人身上？為何不直接判刑了事？對我而言，我也可以乾脆承認所有被指控的罪名，但我還不想死，這至少是我對生命的奮鬥。

他們沒有讓我崩潰。他們甚至重新施行在哈爾科夫的花招，不再讓搖搖欲墜的我站著，而是要我坐在椅子最前端幾個小時。雖然痛苦，但至少我可以轉換姿勢讓膝蓋不再彎曲發抖。

　　第四天已是審判的尾聲，法庭好像比以往任何時刻還要多人。我猜測他們是過去幾天代理主要成員的士官，現在都想最後一次扮演先前的角色。這回的氣氛和第一天相去不遠，主席回到他慣常的位置，飛快翻閱著眼前一疊文件，每個人都在說話，米沙正和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上尉笑著聊天。

　　初步審判依老規矩進行，我再一次確認身分。我疲倦、患病且還沒進食。他們又問了幾個問題，我都機械化地回答，而問題都直接了當，沒有陷阱。

　　主席接著問我，可否給法庭一個簽名樣本。我遲疑了，他則澄清我不用簽署任何文件。有人拿了一張小紙片走向前，大小只夠簽我的名字。我將紙片放到手掌裡，有人開口：「我們只想看你怎麼簽名的。」我握住對方伸過來的鉛筆簽了名。主席瞄了一眼紙片，傳給兩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男人，三個人低聲交頭接耳了幾分鐘。主席看著我，右手舉起紙片，揉成紙團後扔掉。

　　主席舉起一份文件，一名法庭士官接過並拿到我面前。「那是你的簽名嗎？」主席問道。我湊近文件仔細的看了約一分鐘，主席耐心等候著。那是我的簽名。歪扭且痕跡很輕，但不可否認是我的簽名。哈爾科夫，我心想，是在哈爾科夫的那一晚。

　　「那是你的簽名嗎？」主席重複。

　　「是的，」我說，「但我不記得自己簽過，也不代表我承認文件的內容。」

　　「那份文件，」他繼續說，「全是控訴你的罪行。」

　　「我很清楚，」我回答，「但從來沒人讓我讀，我是在未知的情況下簽的。」

　　「儘管如此，那是你的簽名吧？」

　　「那是我的簽名，但我不記得簽過。」

　　一陣低語的商議從長桌上忽高忽低地傳來。主席站起身，法庭裡的人也站起身。他逐一詳細地讀出控訴。他宣佈法庭裁決我觸動間諜罪和密謀反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人民。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宣告，而我只在等待最後的審判。這一刻終於來了。

　　「因此你將被處決二十五年強制苦勞。」

　　「這個嘛，」主席右邊身著藍制服的少校接口：「應該能給你充沛的時間，重整你因驚嚇所失去的記憶。」

　　我站立了一會，雙眼瞪視著桌面。我捕捉到米沙的眼神，那個優雅、體面的米沙。他微笑，笑裡不帶敵意。他的微笑很友善，像是一個步上前和你握手的男人，幾乎像是在鼓勵我，讚揚我演出的一場秀。一名守衛過來拉扯我的上衣示意我轉身時，他還在微笑。我穿越了門前的簾布，回到自己的牢房。

　　食物終於拿來了，以囚犯標準而言份量很充足，還配上飲料。守衛又開始對我說話了。我感覺多日以來的沉重飄離了身體，於是漸漸睡著了。

第三章從牢獄到運牛火車
From Prison to Gattle Truck
　　
　　隔天即有跡象顯示，牢房長官已立即接收到我身份上的改變，從偵查和審判中的囚犯，變成已判刑的囚犯。我因為充足的配給食物而回復精力——早上七點有咖啡和慣常的一百克黑裸麥麵包，傍晚則是另外一百克的麵包，配上一碗湯，而湯只是滾水和燙過的蕪菁，未添加鹽巴或其他調味料，但至少是令人愉快的飲食變化。

　　我也得到獎勵，洗了被逮捕後的第一次澡。兩位衛兵護送我到距離我的牢房約二十尺遠的洗滌間，和先前我去過的不同，牆上有兩個水龍頭而非一個。我脫下魯巴須卡，踏出我的褲子和帆布鞋，站在一個通往石頭地板的淺槽裡，我轉動右側水龍頭，熱水如泉湧般噴出，雖沒有毛巾或肥皂，仍足以堪稱為一種奢華享受。我向前跳，身體抵著水龍頭，讓熱水從頭到腳流遍，拼命擦洗直到我的蒼白肌膚泛起粉紅光澤。

　　兩位衛兵，一名武裝著未扣上槍套的納金牌（Nagan）手槍，另一名拿著卡賓槍，懶洋洋地靠在門的兩側，看著我滑稽的舉動。其中一名開口：「你會沒事啦，要離開這裡了。」「什麼時候？」我趕忙問，「去哪？」兩位衛兵都忽視了我的問題。我繼續洗澡，試圖洗得越慢越好，接著我關上水龍頭，以甩掉身上的水。我用軍服上衣輕拭身體，最後將衣褲打溼，搓揉掉牢房內沾上的髒污，直到形成一道黑污流進槽裡的排水孔。擰乾衣褲，抖一抖後穿回身上，熱蒸氣仍不停從衣褲上散發。「你看起來是乾淨的乖男孩了，」拿著卡賓槍的衛兵說，「我們走吧！」

　　回到牢房，他們給我一根香菸。其中一名衛兵捲菸，點燃後放在地板上。他向後移動，我則上前撿起香菸。每回拿煙總會遵循此常規的程序，沒有衛兵會直接把菸遞來，如果我還沒抽菸就熄滅了，他們會丟一支火柴在地板，而用過的火柴會被撿到牢房外。許多死板的安全措施都有明顯的預防意圖，但我從來不理解如此大費周章只為傳遞一根香菸，而且還是身處於盧比揚卡正中心的監獄，並在兩名全副武裝的男人的監督之下？

　　在這裡，除了囚犯身上令人絕望的穿備，根本無以計劃逃亡的這個事實之外，安全規定也從未改變過，必定有兩名守衛護送囚犯離開或返回牢房，囚犯出牢房前，守衛會分別站在門的兩側就定位，待囚犯走到兩人中間，停在他們面前一步之距。守衛會下指令，經典的例子如下：「你接下來走過左邊的長廊，到底右轉繼續走，直到我說停為止，全程都要維持在走廊的中間。」指令通常以背誦一首警示意味濃厚的打油詩做結尾：「踏向右邊，踏向左邊企圖逃亡。」

　　我在拘留期間應該聽過這個短詩幾百次了。所有守衛都會哼，所有囚犯都聽過。俄羅斯人花了很多心血向囚犯解釋該確切前往的方向，囚犯也深信只要向右或向左有一點偏差，就表示行進在背後兩步遠的衛兵會立即以卡賓槍或手槍賜死。在盧比揚卡監獄，此預防方針似乎是過度誇張到了離譜的地步。然而，後來當上千名俘虜從俄羅斯的一端移送到另一端，讓逃跑這件事變得有機可乘時，從俄羅斯人的角度來說，這項警告聽起來就合理多了。

　　判刑之後的第四天早晨，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中尉來到我的牢房。「你會讀俄語嗎？」他問。「會。」我回答。他遞給我一疊文件，我發現是一份遷移許可。顯然連被判刑的人都需要許可證以遷移居住地點，即使可能只是轉換到不同監獄。士官遞來一支筆，我在文件簽名，他把文件塞到口袋裡就離開了。

　　一九四○年十一月中的午後薄暮裡，我最後一次離開盧比揚卡的牢房。我齊步跨進監獄中庭。雪片正輕緩飄落，寒氣銳利逼人，讓我忍不住倒吸一口氣。庭園附近有數間小型建築物，一邊的盡頭是巨大的正門，緊鄰著兩間紅磚蓋成的倉庫。我被領到其中一間門前，還遞給我一包褐色紙袋。給我包裹的男人說：「給你上路準備的。」他微笑。

　　我站立在庭園，一手拉著我的褲頭，另一手緊抓紙袋，我可以感覺自己因寒氣和興奮之情而渾身發抖。有一抹強烈的自由氣味，我告訴自己，「老兄、這是跟監獄告別啊！無論他們要帶你去哪裡，都不會是另一所臭氣熏天的監獄了。」我心底浮現隱約的欣喜。不管前頭有什麼未來，我已經在這呼吸清新、乾淨、涼爽的空氣，知道我要去別的地方——不是一間監獄換過一間，不是一次審判接過一次，而是迎接一個新生命，工作的機會，再次使用雙手，和別人相識交流…

　　我注視著其他的囚犯同夥，現在也小批地被護送到庭園，他們一一抵達，我感覺心在胸膛裡劇烈跳動。我目不轉睛地望著他們，他們也用一樣的神情注視我和周圍的人。我們都在尋找熟識的面孔，我心底突然有一陣詭異的感受，發現彼此如此地難以辨識。我們皆以全套囚犯制服偽裝，蓄長髮留濃鬍——我幾近一年沒有剪髮剃鬍，但我倒是沒想過其他人的待遇會和我相同。我們被趕進中庭時，約有一百五十個男人全跟我一樣拉著自己的褲頭，一百五十個失落的靈魂穿上一樣的悲慘戲服，出現在魔鬼舉辦的上流化妝舞會，每個人都一手抓褐色紙袋，另一手提褲頭。我的嘴角抽搐，差點大笑出聲。忽然間一股哽咽的自憐情緒席捲了我，悲嘆他們竟然把我們當成傻瓜來玩弄……

　　這是我和其他囚犯的首次邂逅。在哈爾科夫和盧比揚卡時，我聽過聲音，我聽過人被槍斃，男人發瘋時慘絕人寰的嘶吼；我聽過牢房裡牆的另一頭傳來刮磨輕敲的聲響，似有人想藉此與我溝通。但我從來不被允許和這些不幸的人們見面，孤立隔離是監獄待遇的一部分，在我身上完全得以看見。

　　光是召集我們、對照文件點名和數人頭就花了幾乎兩小時。期間我們被強迫在雪中蹲下——又是一條安全規定。兩隊武裝士兵持續監視我們。我們被指示站起身並進入五台帆布罩頂的軍隊卡車裡時，天色已轉昏暗。其中一台載滿軍人的卡車是領頭的護衛隊，其餘則跟隨在後。顛簸和劇烈搖晃之中，車子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前進，約十哩才猛踩剎車，於是我們全體向前跌成一團。護衛隊停車了。

　　在先前短暫、顛簸的車程，我可以感受到緊繃、沸騰的興奮環繞我。與其他男人再次共處一室是既遙遠又震撼的經驗，感受彼此肩膀的碰撞，手肘抵柱肋骨的尖銳刺痛；再次憶起一群擁擠的男人所散發的氣味，聽見他們喊著口音濃厚夾帶方言的波蘭語，但一般情況下所預期的交談洪流卻沒發生。我們後來發現要耗費不少功夫，才能回復與人對話的習慣。起初緩慢的進展，先從大喊出一些小問題以及短促回應開始。

　　卡車停下的地方是一條鐵路支線上的小車站，我預估離莫斯科約五哩之遙。後來有人宣稱知道這個地方，說出地名且表示是散佈的住宅郊區，為富裕的俄羅斯士官們偏好的居住地點。我跳下卡車時，看到遠方的房舍燈火，彼此都有相當的距離，也許符合住宅區的理論；但周遭沒有任何平民百姓的蹤跡，囚犯和士兵似乎是唯一存在的人。靠近鐵路邊有一長列運牛火車，通常可容納八隻馬或牛的欄位，每邊四隻，尾巴和臀部抵在前面而頭向內對著中間一個狹窄、介於兩扇車門的通道，每列火車尾端都有蒸汽火車頭。

　　裝載囚犯的速度進行得很快。囚犯的名字被喊到後，步向火車的門前，兩名士兵就把他拉上車。火車內，另兩名士兵推擠囚犯到牆邊，逐漸朝中心填滿空間，直到士兵自己只離車門幾吋。當人不再上車之後，我所處的火車車廂內就有六十個人擠在一起動彈不得，所有的牛車配備都被移除，除了為了安全鞍具而架設的牢固鐵環，還有四個有鐵槓的通風口，都從外以栓牢的鐵板遮蓋定位。

　　兩名制服繫著特殊臂章的士兵，探入我們的門裡，大喊：「我們是急救人員。如果旅程中感到不適，來喊我們，我們會幫你。」當靠近門邊的囚犯，像是瓶口要爆發的軟木塞，即將因後方推擠而跌下車時，車門又被甩上且從外頭閂緊。在沉悶的黑暗中，有人嘲笑起所謂的急救人員：「我們要怎麼引起他們的注意？打電話給他們嗎？」事實上，身處這列車廂裡的人，從未見過這些戴臂章的專家，展現過他們的急救技巧，或許這也不過是眾多諷刺的俄羅斯體制裡的其中之一。

　　我被硬塞在車廂的某個邊緣，紙袋還夾在腋下，兩隻手臂被壓在身體兩側。我根本不可能坐下，如果想提起一隻手，還需要隔壁男人的配合，請他靠往旁邊的人，硬擠出我所需要的空間。有位不知名的朋友建議我打開紙袋、吃點食物，以免等下可能被偷走。我藉著觸覺和嗅覺探索紙袋——結果是一次收獲豐富的奢華體驗。袋內有一條特製的橢圓形麵包，約九吋長五吋寬，以及兩尾品質極佳、俄羅斯人稱為「塔倫（Taran）」的魚乾，另有一盎司的「柯瑞詩克（Korozhki）」，那是菸草葉脈製成的粗劣菸草和一張用來捲菸草的薄報紙（後來發現上頭日期是一九八三年）。我吃了一半麵包和一尾魚，其餘的放在褐色紙袋並塞進我的上衣內。

　　直到火車啟動之後，談話才開始漫流。許多聲音在推測我們即將要去的地方。有些人恐懼著我們最終可能淪落到新地島（Novaya Zemlya），巴倫支海中最荒寂偏僻的島嶼；或是到西伯利亞（Siberia）東部的勘察加半島（Kamchatka）鹽礦區……後來每個人都贊同目的地應該是西伯利亞。

　　車門關上時，離開前的其中一項指令是——不可以喧嘩。但是當列車笨重地加快速度，車輪開始發出逐漸響亮的摩擦行進聲，我們也開始放大音量，有人會大喊：「誰從利維夫（Lvov）來的？」車廂另一頭會傳來回應：「我從那附近來的！」然而企圖想維持的談話，總在人聲騷動中無疾而終。到處有喊聲尋找這個軍團或那個軍團的人，隨即喊聲就會平息，人們則又開始滿懷希望能吸引眼前鄰居的注意。這個場合帶給我的刺激感還是存在，但我無法參與大家自由自在的問答，我總要花些時間才能融入。背抵著冰冷的列車牆，聽著大家的對話，但我依然緊抱自己的思緒，還不願開口或尋覓朋友。然而，儘管如此我很高興能成為團體的一部份，因為那讓我知道自己不再是孤單一人。

　　不久我察覺自己正在詢問那些靠近我的人是否知道平斯克，左邊傳來一個熱切的聲音：「是、我知道平斯克。」我們試驗對方的了解度，說出我們知道的人名、街名和鄰近環繞的村落，但他所認識的平斯克和我的不同，我們找不出共同點。嘗試過的努力消逝了，我對他不知道我所認識的人事物感到失望、惱怒，我想他又試圖想延續話題，但我已無心回應了。起初我本來就不很熱衷，現在我則些微後悔自己開啟了話題。

　　第一晚火車停了好幾次，每一站都有幾百人從卡車下來，被塞進列車的聲音。車廂內占據有利位置，緊靠長月台那側的人找到木板隙縫，藉著兩座火車頭的探照燈投射下來的亮光，觀察室外動靜，再將所見所聞報告給其他人。

　　東向旅程的第一段，很快就演變成一場噩夢。我們從第一天晚上，到隔天一整日，都被鎖在車廂內。當然，這裡連最簡陋的盥洗室都沒有，我們只能站著解放，依舊動彈不得，車廂內氣味汙濁，空氣惡臭。每回火車停在號誌燈前，車廂內的人便會喊叫著要求食物和水，守衛則會跑到火車旁用長槍底座槌打車廂兩側，示意大家安靜，保證車門馬上就會打開。靠在列車牆邊的囚犯，因外頭的刺骨寒風受盡折磨，但即使車廂中間的人願意換位置，大家也無法移動。在火車上的第一餐經過了十二小時之後，我的手悄悄鑽入上衣裡，緩慢地吃光剩下的麵包和魚乾。

　　我們這批最先進入車廂的人已經被鎖了二十四小時，此時火車終於停在鐵路支線上一處荒蕪地段，車廂門也拉開了。外頭已是晚午，我們視野所及只有波浪起伏、大雪覆蓋的郊野，鐵路邊和散佈在遠方的樹叢堆。有些同伴因為長途旅行身體僵硬，需要攙扶才能下車。我們伸懶腰，打呵欠，摩擦痠痛的四肢以回復血液循環。我腳踝上被手榴彈炸開的傷口開始撕裂，盧比揚卡的士官在我右手背留下的柏油傷痕也已經浮腫酸疼。有些前任士兵的傷勢比我更嚴重，我只能暗地敬佩他們的勇氣，而所謂的「俄羅斯急救人員」連一顆能減輕他們痛苦的阿斯匹靈都沒有……

　　一陣冷冽刺骨的東風，朝著火車呼嘯而來。雪已經停了，風卻似乎顯得更為寒冷。俄羅斯士兵早已有計謀地聚集在火車空曠那一側的淺弧角落，還有巡邏兵駐守在容易忽略的位置。

　　第一個指令是安全措施。他們指示我們在列車前蹲下，再配發我們熟悉的黑麵包塊，而配給的水嘗起來則有蒸氣和機油味。之後，我們被允許在仔細規定的範圍內走動，也同意依要求派幾個人到遠一點的野地，撿拾樹枝以清理車廂——條件是大家都必須理解「踏向右邊，踏向左邊」依然會被以企圖逃跑的罪名對待。冷風穿透我們輕薄的衣服，每個人都很樂意自願清理車廂，他們在車廂裡清掃一會，再跳下車大口呼吸新鮮空氣。靠在車門邊小憩時，我注意到拿來鎖車門的鐵條，還在最後加上一圈鐵線和鉛封，不只是鎖起來，我想，還死死地封住了。真是終極版的徹底防禦。

　　後來旅程的模式就逐漸明朗了。主要的計畫是在夜裡偷偷摸摸地帶我們穿過沉睡的鄉鎮，白天再讓列車停在荒野的鐵路支線上，延遲的號誌燈和綿延不絕、有人居住的鄉城代表路程表會拖延至隔日的白天。這些情況下，幾近恐慌的情緒會在士兵和列車工作人員之間蔓延。我經常揣測俄羅斯平民站在月台時會怎麼想，看到一長列運牛車內發出咕噥的低語聲，在早晨的鐵路表沒有紀錄的時間裡，半停半遲緩地行經眼前。

　　第一個星期近尾聲之時，我們六十個人已經整理出粗略的公共守則，輪值系統首先成形，讓每個人輪流享受車廂中間緊密擁塞的人體溫暖。每個人也輪流體驗列車牆邊刺骨麻木的寒冷。天氣逐漸轉為嚴寒，車牆周圍的位置令人生畏。這當然也代表，身處最佳觀察位置，車廂側面木板夾縫邊的人也要輪流換位置，聲音開朗響亮的人一眼瞧向夾縫外的樹林、一邊報告，常能有效紓解旅程的無趣。

　　關在這個暗黑的旅行箱裡，很難清楚分辨旅途的確切路線。從每個人提供其不連貫的觀察報告來看，我統整出一個看法——我們一定已經穿過幾個頗為必要的繞道路線，持續朝西俄羅斯前進。這麼做可能迫於交通狀況，以及到定點交接囚犯的護衛車隊。然而到了第二個星期中旬，當我們接近烏拉（Urals），第三個火車頭連結至列車後，我們身處西伯利亞鐵路的事實突然明朗了，而目的地毫無疑問地會是在傳說中某個浩瀚無邊的地方。

　　我們的列車在夜裡噹啷穿越大部分的城鄉和鐵路交叉路口。我們總是藉著車輪穿越一連串定點時突然停歇的行駛節奏，以及其他火車和轉軌機器的嘈雜聲，知道何時經過了交叉路口。有一個突發事件鮮明地釘在我的腦海裡，尤其當時是白天，我其中一眼剛好對著列車邊某個縫口較大的裂洞，火車已經行駛了快兩個星期，這次恰巧是其中一個特殊情況，路上好些耽擱導致破曉時我們尚未抵達預定的躲藏地點。我們在一個交叉路口，一個空曠的地方，遠處的城市引人注意是只因為所有的建築物似乎都以紅磚建蓋而成。我們的火車謹慎猶疑地前進，時速大概才十哩，忽然車身猛烈剎車、停了下來，車身震顫搖晃，過了一分鐘左右，火車又開始晃動。此時我看到旁邊緩慢靠近的，是另一列和我們一樣的火車，駛在平行的軌道上。

　　我大喊出聲，其他處於有利觀察位置的同伴也大喊起來：「一列和我們一樣的火車，」我說，「窗戶沒有蓋住，有人在裡面。」我們的車停住了，而另一台早已經停在原地。「女人、女人！有女人在裡面！還有小孩！」我分辨不清是我的聲音亦是別人在傳遞這個訊息。我想我們都對著彼此大聲呼喊，車廂裡像是如臨地獄般混亂，中間的人一股腦擠向車廂邊緣，而負責觀察的人則被壓得平貼在木牆上。但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這額外的不適，那些女人看起來很震驚，她們只能看到列車窗口大塊的木板。我們車廂的吵鬧聲逐漸演變成劇烈的喧鬧嘶吼，有人尖叫：「她們是波蘭女人，她們是我們的女人！」所有人聽到都要發了狂似的。我無從判斷她們是波蘭人，拉脫維亞人或愛沙尼亞人，即使她們有開口說話，也因為一群人的嘶喊吵鬧而無法聽見。

　　俄羅斯士兵心煩意亂地從他們的列車跑向每一個車廂，猛槌廂門命令我們安靜，但是一切都徒勞無功，整列火車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我只能想像領隊的火車頭機師，如何被下令趕快發車，不要管號誌燈了。那一次我們停了約七八分鐘，列車又開始啟動時，不知道妻子和家人流落何方的男人開始嗚咽啜泣。這次事件擾人心神的影響持續了好幾天。那是整趟鐵路旅程最糟糕的一次經驗。

　　還有一個諷刺的插曲。我們終於抵達那天計畫停靠、隱密偏僻的鐵路支線後，俄羅斯火車司令官——身材高挑、口音標準——分批指示我們未來在列車中轉時，應遵守的沉默規定。他帶著嚴肅的告誡意味歪歪頭，告訴我們：「你們的問題就在於，你們一點文化都沒有。」他非常認真，至少我這麼認為，只要他有場合警告我們任何相關規定，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提起我們的文化缺失。

　　我們開始辨認出每一個人，這和姓名無關，姓名並不重要，每個人記得的是不同人的性格和特徵。有人是帶頭的、籌劃的，他們自動承擔某種指揮權並定下規矩，確保越多人存活越好。有些人和我一樣，是下定決心不要死的，也有些人在起初被趕進這些旅行棺材箱時，屬於他們的希望星火就已幾乎被輾碎了，當他們站在溫暖的車廂中間時，長夜裡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無聲無息。他們就站著死了，而我們要等車門在白晝的晨光中拉開才知道。他們沒有墳墓，土地像鐵一般堅硬，完全無法挖掘。他們被帶走，雪堆埋在屍體上，名字從官方文件上被劃除。至少有八具，僵直硬梆梆的屍體，從我們這節車廂被抬出去。

　　我最欣賞的人是扮演丑角的。他們常常在最黑暗的時刻拯救大家。我們車廂裡約有四、五名這樣的人。他們什麼都拿來開玩笑，他們經常嘲諷死亡，並夾雜了男人會用的粗俗辛辣的道地髒話。他們就是壓抑不住，沒人能讓他們住嘴。我感激他們給的回憶，模仿火車司令官、俄羅斯守衛、所有關於俄羅斯的一切，讓我們捧腹大笑不可抑止。

　　在有人開始猜測在西伯利亞東部的金礦工作的可能性時，其中一名丑角宣佈了他的逃亡計劃。他是一個強壯、矮小、粗壯的男人，留著一臉引人注目的黑濃鬍子。「各位，」他宣告：「我會和著黑麵包吞下一大口金沙，拼死命地逃到堪察加半島，越過日本。我會拉出俄羅斯金子，然後繼續過幸福快樂的日子。」我們為了他話語中的荒謬而笑，笑得又久又大聲，沒有約束，像是瀕臨絕望的人會有的笑聲。

　　每當目睹俄羅斯士官剝除那些可憐屍體身上的褲子和上衣，再鏟雪掩埋他們，丑角們的幽默就會帶有一抹苦澀、僵硬的尖銳。「反正，」有一個人說：「國父史達林先生只在這個可憐的渾蛋待在蘇聯的期間才借他衣服。他下段旅程就不需要衣服了，和他進來的時候一樣…」

　　男人，因惡運而連結，談起話來益發無所顧忌。結果並不總是衍生同志情感，而是大家的神經都很緊繃，只需要一個錯誤話題就能引發暴力相向。政治議題很容易隱藏爆發引線，我聽過兩個男人爭論著波蘭外交官貝克，在一連串德軍入侵波蘭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帶著幾乎抑止不住的盛怒，他們的爭吵一觸擊發；忽然其中一人脫口而出，以「叛徒」形容貝克。傾刻間，他們憤怒得尖聲吼叫，看不出來任何連結的情感。周圍的人喊著要他倆「不要鬧了」，而他們虛弱掙扎地想抬手亂抓，徒勞無功地膝蓋和雙腳並用，最後用牙齒攻擊對方。不知怎麼，圍觀群眾撲過去把他們分開了。一個人的耳垂幾乎被咬掉了，另一個人的臉頰上有深刻的齒印。挫敗的眼淚滾下他們的面頰。過了一陣子，他們不時以口形默示威脅恐嚇。之後他們便安靜下來，淡忘了整件事。

　　有一回夜裡，火車停駛而周遭一片寧靜。大多數人都在打盹，處於那種長途旅行半睡半醒的狀態，突然一個聲音傳出來，夢境般的悠悠語調，稍微有別於一般的正常對話。人們被喚醒了，換個姿勢，儘管並不是很甘願，仍然開始聆聽……

　　「我的妻子，」那個聲音說道，「是滿嬌小的女人，一個快樂的小女人。我們相處融洽，她是個很棒的廚師，她媽媽也是做那一行的，你知道的，一切都是母親教給女兒的。為了我的生日，我這個老婆啊……她知道我瘋狂愛她所烤的蛋糕……」

　　聲音持續低語下去，喉音嘶啞但每一個字都緩慢且清晰。我們被迷住了，細聽另一個男人清醒的夢境。他形容得既準確又動人。我們的腦海跟隨著陶碗裡各種材料混合的蛋糕，敲破的雞蛋，輕柔攪拌，精確份量的麵粉和發粉，還有即將完成前加入的蜜餞、葡萄乾，香濃的杏仁糖衣點綴的蛋糕宛如藝術品。「這可是，」這個男人說，「一個最美麗、稀有、完美的蛋糕，這可是我妻子為我烤的蛋糕。它的香味像是從天堂飄來的。」

　　忽然之間，另一個聲音嚎叫起來——是的、那是嚎叫聲，把我們都嚇了一跳，像是被灌了冰水一般從夢中猛然驚醒過來。「停、停止！看在耶穌的份上，停下來！」其他聲音紛紛加入：「你想讓大家都發瘋嗎？閉嘴、你這該死的笨蛋！」談述著蛋糕的男人不再開口了，後來幾日我都渴望著那該死的完美蛋糕，只是我已經記不得蛋糕嚐起來的味道了……

第四章三千哩路
Three Thousand Miles by Train

　　隨著似乎永無止盡的旅程進入第三個星期，火車已經身在西伯利亞的西部，每個人都有用之不竭的時間拿來思考。我們早已喪失對火車站名的興趣，每一間都懸掛著白漆塗製、突顯偉大的史達林半身像。火車停靠的地方看起來都一樣，一望無際的荒蕪悽涼，白雪覆蓋的野外有時樹木茂盛，有時則否。它們的差異只在於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寒冷。我們越向東行，氣溫越下降，不只一次，當我們湧出車廂，正面迎接風聲尖銳、積雪吋高的東北方時，那一刻我們對於擠回半留餘溫的車廂就一點怨言都沒有。

　　我們開始搜集關於彼此的片段訊息。我發覺整列車廂內沒有人的苦力刑罰輕於十年，屬於我的二十五年判刑算是十分正常，還有人被判得更久。大約一半人的罪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在波蘭軍隊服役過。他們聊天，就像世上所有士兵一樣，聊他們的經驗、服役過的地方、所屬的軍團和他們的朋友，這也讓我回憶起過去，且判斷起目前的處境。我並沒有特別想要回憶波蘭，但也沒有其他的事好做，或許回味過往的自由無拘也是一種逃離現實的方法。

　　那是從一名小猶太人讓我開啟了回憶的。他丟給我一個古怪的難題——對一個猶太人而言，是一個最為古怪的難題了。當時德軍穿越西邊，而俄軍在東邊，這個矮小的男人變賣了他在畢羅優斯都克（Beloyostok）的一間小店，買了鑽石。他在濟拉多夫（Zyrardow）——一個靠近華沙的紡織中心——有親戚，還有一個製鞋的朋友替他做了一雙暗藏機關的靴子，以便放置鑽石。所以，他已經準備好要逃離波蘭了。他要去哪裡呢？為什麼，他竟然要去德國？因為，他解釋，他不信任俄國人。但是，我爭辯，德國人會把你殺死的，他們憎恨猶太人。「也許吧，也許吧，」他回答：「至少不信任俄國人這點，我是對了。看看我現在的處境吧！」或許他沒機會碰過德國人，對他來說還比較好。俄國人逮到他試圖穿越國界，也就表示幾乎是二話不說就判刑十年，試圖逃離要解放你的人，可謂是非常嚴重的反社會行為。

　　波蘭軍隊抵抗德軍崩解之後，我回到平斯克，我差不多算是選擇投入俄軍的手掌。如果變成納粹的戰俘，我的遭遇會比較好嗎？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因故回想起擁擠、絕望的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幾個星期，德軍的坦克和波蘭騎兵連枉費精神的奮戰，兵荒馬亂的景象，以及注定會死的軍隊所展現的驚人勇氣。

　　我原先於一九三七年被徵召，當時我正為了拿到建築師和勘測員的證書，就讀於華沙的瓦威爾畢瑞和羅特瓦達（Wawelberea and Rotwanda）科技學校。後來在布雷斯特的步兵訓練學校服役十二個月。七個月後，他們詢問是否有人自願受訓成為騎兵連的偵查兵，我騎馬技術一向不錯，就把握這個機會報名。到了年底，我獲得最高階的軍少官階。回到學校，一九三八年通過期末考，並於同年回到部隊，來到鄰近俄羅斯和烏克蘭國界的沃倫省，參加為期六個月的軍事演練。我成為一名陸軍少尉，回家時，體格健壯、膚色古銅，很以自己為傲。我替母親管理在平斯克的房地產生意。母親是我們家族裡聰明且講求實際的元素，我父親認為房地產生意的用途，在於提供他資本好追求興趣——風景畫彩繪。房子裡擺滿他的油畫，但每一幅他都不願意出售，即使買家曾經嘗試與他接洽，他同樣不捨割愛。

　　我跟隨召喚從事房地產生意只有幾個月。一九三九年三月一號，上級發佈「非正式調動」的指令召集我，六個月之後的八月三十一號，在二十四歲生日的前夕，我正坐著閱讀妻子和母親寫來的信，並準備要拆開她們寄來的包裹。一個傳令員騎馬馳進我們紮營在阿薩洛夫的騎兵連，宣佈德軍已經出動了。這代表戰爭開始了。

　　我實際服役的時間只有約三個星期，但有好幾個星期都被軍隊移動和突發事件塞得滿滿的。我再一次憶起，即使目前身處劇烈搖晃的俄羅斯鐵路列車裡，我腦海中存留對過往日子的印象。我記得我帶著馬閃躲尋覓掩護，而德軍的俯衝轟炸機斯圖卡高喊著他們砲轟路面的使命；路被封鎖，受驚嚇的馬兒讓拖拉在後的波蘭炮兵身陷敵方的槍砲射程裡，我們經常被砲轟，但似乎沒人確定德軍的所在位置。接近庫特諾（Kutno）的地方，我們發現波蘭騎兵連的主力，幾近一萬匹軍馬和騎兵；他們要撤退到莫德蘭（Modlan）的路徑，都被佔盡優勢、極具耐心的德軍封鎖。

　　這個時刻，至少有某種心口一致的指令。上級自始至終都要我們突破重圍，橫越在我們和德軍之間的，是一片約有一哩半深的樹林。從部隊到部隊，喇叭吹響起前進號，我們就出發了。第一波摔下馬的人就再也起不來了，馬兒尖叫著跌在地上，後面的騎士則必須跳躍過他們。突破掩護時，我看到馬匹被插在支撐刺鐵絲網的木樁上，內臟也被挖空插在鐵網。波蘭騎兵連的衝鋒陷陣近似瘋狂，同時感染了騎兵和馬匹，忿怒、壓力和連續不斷的刺激驅使，只有最殘暴集中的大量火力才能阻止他們。站起身來投降的德軍一個個被掃殺了，衝刺中的騎兵連沒有精神羈押戰俘。

　　俯衝轟炸機持續騷擾之餘，我們穿越被封鎖的道路，回到華沙；我們被告知首都的防禦工事要進行改組。步兵爬上部隊裡無人坐騎的馬，跟我們一起回來——甚至馬背上還有一個波蘭水兵隨著零散的隊伍進入華沙市郊。但我們找不到防禦改組的位置，後來我們運載軍事總部的儲備物資，從布拉葛（Praga）跨越維斯瓦河（Vastula），來到華沙軍隊少年訓練學校（Warsaw cadet school）時，聽聞在華沙的皮爾斯特路（Warsaw-Piastov road）的外郊，有一支改組過的防禦軍隊。我套上馬鞍，拿了些糧食就離開了，我立即被軍隊接納，成為八名騎兵連偵查員的指揮官。

　　因為如此，我目睹了可能是近代戰爭中，最後一場的騎兵連突擊。我們把馬匹留在樹林外面，給四名偵查員看管；接著緩慢地爬到一座被幾叢矮樹覆蓋的小丘，剛好可以清楚俯瞰皮爾特斯路的要點，而距我們四百公尺的地方，截斷為四條交叉口。有一棟粉刷的很漂亮的旅館，矗立在主要道路和其中一條分叉路的轉角，現在已經無人居住，但外頭的桌上還是撐著一把五顏六色的大傘。忽然我們看到兩個德國偵查員，小心翼翼地偵探主要道路兩側，其中一名還經過了我們和軍馬之間。我們大氣不敢喘地屏息以待，雙眼直視前方兩哩處清晰可見的主要道路。

　　不久後，我們就知道搜索隊現身的原因了。距離不遠處，大搖大擺的身影，步槍斜背在肩膀的是一排德國士兵，身後跟著大概半打騎在馬背上的軍官。緊隨著的是一團步兵和一些馬車上的槍砲。這個軍團距離交叉路還剩半哩時，我聽見身後傳來馬蹄奔跑聲。從樹林現身衝到路上的是一百五十名裝備齊全的波蘭騎兵連——我事後得知他們是第十二槍騎兵團，波蘭的輕型騎兵。

　　騎兵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排列隊形，一股作氣、吼聲四起地衝向路面，刺刀在陽光下閃耀，行步中的德軍對於發生什麼事根本尚無頭緒，敵軍甚至還沒能開槍反抗，馬匹即猛衝擊潰了整個軍團。受到驚嚇的馬匹豎起身子，所運載的兵砲傾斜滑過路面，有些波蘭騎兵為了閃躲砲口而摔下馬背，造成傷亡。他們再次重組隊形，衝回現場以完成屠殺，之後他們跑向其中一條路口，突擊就結束了。我們悄聲離開並找到我們的馬，騎回營隊報告。那天的日期不是九月十五號就是十六號。華沙不久後很快便投降了。

　　矮小的猶太店長提出的難題根本無須解答，我心中暗自決定。德軍還是俄軍？一九三九年，跟我相同處境的波蘭人並沒有選擇的餘地。這列火車上還有很多人跟我一樣，以為攻打納粹也許是得到蘇聯慈悲對待的免死金牌。

　　令人不適的煩悶日子拖曳著腳步前進。我們在麻木的悲慘中打瞌睡，拷問的惡夢糾纏在心頭，直到我們再次清醒，瞭解到還是身在這列糟糕的火車上，車輪發出難以忍受的刺耳聲，似乎沒有停止的一天。我們談論起妻子和家人，有些男人會鉅細靡遺地描述他們的孩子。我們抱怨俄國人，詛咒希特勒和他的德國人。依偎著度過極寒的氣候時，我們也一起經歷長時間沒有人開口的時光。有時我們被鎖了三十六個小時未被釋放，也是此時，同伴會向我哀嘆這一切的悲戚挫敗，一邊咒罵導致我們受盡侮辱的幕後黑手。

　　但我們還在移動，始終不曾停止。有人死掉，名字被劃掉，但六十個，甚至更多運牛車廂拼湊的長蛇，持續吞噬著驚人的里程數。俄羅斯的廣闊令人瞠目結舌，我們一度抵達且認出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那是位居要津的西伯利亞中心；從離開起點莫斯科後，我們已行駛一千八百哩，而列車還在前行。我們朝東以幾近直線的路徑行進兩千哩，緩慢地穿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迎面的是放置在戶外、堆積成山的穀粒，外觀敗壞且遍冒綠芽，因為沒有足夠的勞力或運輸工具能移動它們。真是個大地方啊，我從木板間縫的窺伺小孔向外觀察，巨型的穀倉和紅磚建築坐落四方，這類型的地點通常會和繁榮的鐵路交叉口連結。

　　越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後大約八哩遠，我們停在一處鐵路岔線，寂靜無聲且杳無人煙。一列步伐輕快、穿著保暖的敲輪員，揮舞著他們的鐵槌走向一長列的車廂。這些敲輪員一定是所有鐵路工作者裡面最殷勤周到的。他們不放過長途旅行任何一個機會，一旦火車到站，時常要敲敲車輪以檢查車輪狀況，顯然他們的角色也是最為重要的；火車如果在綿延無盡、白雪覆蓋、城鄉之間的野地裡故障，將會是個大災難。這回他們察覺某些列車有損壞，於是從早晨剛過、直到黃昏的數個小時，我們待在戶外，試著讓血液循環流通，而他們從鐵路旁的幾間磚屋取得需要的材料，持續進行列車修復。目前為止，我們的處境有了一個微小的改善。模仿一個不知名小角色的天才想法，我們以嫩枝做成褲子的緊縮帶，穿過放腰帶的地方。現在我們的雙手都有空了，我們終於可以拼命搥打手臂以驅除寒意。

　　已經進入第三週，有些人認為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可能就是終點了。然而，到了黃昏，我們又被送入車箱，鎖上，封起車門。車輪運轉起來，砰聲作響地回到以往的節奏。旅程還有六個晚上；整整六天，某些天還得待在外頭，跺著腳以維持生命。然後，神奇地，從起點至今過了一個月，三千哩路，我們抵達火車旅程的終點。那個地方是伊爾庫次克（Irkutsk），靠近廣大的貝加爾湖（Baikal Lake）最南端的頂點。士兵們走下火車移開封印，拿開鐵鎖打開車門，並說：「全部出來，旅行結束了！」

　　我們踉蹌地跌出來，跌入尖聲呼吼、急促狂亂的風以及零下的氣溫，讓我們倒抽一大口氣。才過幾分鐘，我們的耳朵已變冰涼，鼻子轉紫紅而眼睛湧出淚液。我們顫抖著，大家都一樣無法控制。那天只是十二月的第二週，西伯利亞已經和寒冬緊密結合了。我們身上還是只穿著一件褲子，帆布鞋和薄布衫。士兵輪番檢查每個車廂，確保裡頭已經清空，有些人基於痙攣或更嚴重的症狀，必須被人抬下車，有些人散亂地閒晃，維持秩序的喊叫響起，又在每一列隊伍前重複指令。於是我們排成一條冗長、凌亂的縱隊——大約有四千個囚犯聚集成群，前頭、後面和旁側都有士兵守衛。我們搖晃著腳步，頭抵著強風，膝蓋以下的褲子都被雪浸濕，雪塊泥濘則因前方囚犯的步伐而四處飛濺。

　　我們橫跨鄉間行走了五哩，遠離鐵軌的蹤影和聲音。和俄軍所有折磨人的事業一樣，我們休息的地方沒有避風處，完全不適合萎靡的旅人。在一處佔地寬闊、冷風颼颼的馬鈴薯田，我們停止前進並解散隊伍，廣闊無際，觸目可及的每個方位，都看不到一棟建築物。田野被兩呎厚的初雪覆蓋，幾輛燒材用的集體農場3卡車停在一旁，還有一台可動式野戰餐車，但面對龐大的囚犯人數顯得極為不足。狂風齜牙裂嘴撲來，我感覺似乎是赤身裸體地被攻擊著。大家站在雪裡，茫然無助地彼此對望，所有流下的淚水卻都不是因為刺骨的寒風……

　　漫無目的地站著並未持續太久。當下最急切需要的是想辦法挨過令人癱瘓的狂風。我身旁的一群人開始堆挖雪塊，蓋成防風牆，這個主意迅速地蔓延開，很快地，眾人狂熱地築成雪堆圍成的小柵欄。大家用麻木的手指頭在如石頭般僵硬的黑泥地上又挖又扒，直到工程結束，便各自蜷縮在避風牆後方。

　　鐵網之外，離田野邊緣約¬¬四分之一哩的地方，是一片樹林。那位運輸司令官，傳揚蘇聯文化的使徒，於白晝降臨時現身走動，某個隊伍的發言人便詢問他，我們可否到林裡拾材，好遮蓋冰凍的地面。他同意了。囚犯們已經自動依照分別的車廂組成小型社群。每個團隊都有一些自願者，在士兵的陪同下，來回樹林好幾次，回來時懷抱滿手臂的小嫩枝和樹枝，並小心翼翼鋪在地上。如此一來，大家就能在堆積的白雪之下伸展四肢，躲過強風的猛烈攻勢。即使如此，我們瑟縮在一起的姿勢只能算是勉強過得去。食物以小份量發放，每個人每天大概有一磅的麵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餐車設法幫每個人弄到一天兩杯以冒煙的錫鐵罐盛裝的無糖咖啡。

　　我們在馬鈴薯田停留了三天，期間有更多包含了幾百名囚犯的隊伍也加入我們，有一些是芬蘭人，他們自始至終都很好辨識，總是以堅強的種族陣容相互聚集。隊伍集合完成後，田野裡共有約莫五千名囚犯，大家都在猜測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擔心受怕的揣測即將面臨的未來。幾個事件就能證明我們心底最糟糕的恐懼。

　　首先是軍營的跟隨者，從俄羅斯西邊的監獄一直到馬鈴薯田，虱子都定居在我們身上，如今造成嚴重的傷亡。之前從我們身上尋到溫暖的藏匿地點，現在曝露在狂風的反覆撲擊下，它們自然掉落或輕易即被拔除，死去了。我們沒有為它們哀悼，以我們的體能狀態也不算是個好主人，如果它們能撐到在田野的第三天，可能還能飽餐一頓——那一天可真是值得紀念。載著使用木材為燃料的天然氣發電引擎的集體農場卡車，在第三天開進田野，士兵在旁邊跑來繞去。我們感覺到不尋常的事情即將發生，但即便在充滿希望的夢境裡，我們也絕對猜不到，訊息像是打在水面的漣漪，從最靠近卡車的人口裡散佈出來：「衣服！新衣服！」

　　沒想到真的是新衣服。分配衣裝花了好幾個小時，但最後每個人都拿自己輕薄的魯巴須卡，交換俄羅斯頂級的冬衣和服菲卡（Fufaika），那是一種長至大腿、鈕扣一路至喉嚨部位、內襯木棉的俄羅斯夾克。夾克之外還搭配一條同是內襯木棉的冬褲和一雙結實牢固、橡膠黏製的帆布靴子，在腳踝上方幾吋以鞋帶紮緊。但是俄方並沒意圖給大家一雙完全合腳的鞋，幸運的人找得到合適尺寸，找不到的人，只能拿過小或過大的靴子和有相反尺碼問題的人交換，而我是其中一個幸運兒，我的配給恰好合適。

　　我們先前的上衣和褲子全被謹慎地收集起來。大夥兒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臉龐上都散發起光芒。他們倉促、笨拙地試穿嶄新漂亮的夾克，彼此叫嚷，到處誇耀。而我們親愛的老朋友丑角們，自來到馬鈴薯田就顯得異常沉默，提供了一場模特兒時裝秀，大手放臀部，濃鬍在風中飛揚，如同牽強附會的老生常談，世間萬事和人生經驗都是相對的。外在的正常標準看到的是，我們依然悲慘地以加厚衣裝度過西伯利亞的冬天，但服菲卡帶來的額外暖意卻是意外的愉悅感受。

　　馬鈴薯田的第四天，冬裝配發終於完成，士兵提供兩塊亞麻布，根據他們解釋是讓我們包裹靴子裡的腳。和我同車廂的某些同伴知道這種「襪子」，以及最適當的纏繞技巧，不能太緊，要裹住腳以避免凍瘡。

　　整批護衛隊，大約有六十輛火力武裝的卡車開進籬笆，每輛都有軍事駕駛，隨車陪同一名士兵充當駕駛的助手。這些都是從集體農場徵調的重型車輛，在附近行駛幾百哩，車身側邊油漆上各自的集體農場名稱。在駕駛艙後座，載乘了高大、圓柱型的天然氣發電機，燃料是八吋高的樺樹條和白蠟樹枝，即是俄語的丘爾其（Churki）。這片樹林，森林繁密覆蓋的西伯利亞，足以構成便宜且成效大的替代品，取代珍貴的汽油，解決俄羅斯眾多交通和運輸的問題之一。夾附在卡車側邊的托架上是分門別類的鐵鍬和鋤頭，車上裝載的東西皆無遮雨棚保護，除了看起來頗為怪異的天然氣發電機，卡車就像一般西方的工業用三噸貨車。

　　我們觀望著卡車們顛簸搖晃地向前駛去的同時，指令開始傳佈於空氣中，我們明瞭旅程的最後一個階段展開了。對於很多人而言，這也將是他們在地球上所能擁有的旅程中的最後階段了。

第一章哈爾科夫和盧比揚卡監獄Kharkov and the Lubyanka　　一個陰暗寒冷的十一月天，早上九點，一陣鑰匙喀拉聲撥動了我在盧比揚卡監獄牢房外的沉重的鎖頭。兩名肩膀厚實的守衛看似有所企圖地踏步進來。我正在房內繞著圈子漫步，左手拉著配給褲頭上方，一個象徵囚犯的姿態——精明的俄羅斯士官供給囚犯的基本穿著中，並不包含鈕釦甚至串繩，似乎是認為如此一來，囚犯只要忙著拉高褲子，就如同身體有嚴重缺陷一般地無力計謀逃跑。我一聽見開門聲就停下了踱步，正好停在離門最遠的牆邊。一名守衛停在門口，另一名向前邁開兩三步：「過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