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四個連環論述串接，認定公共服務傳媒的功能，是善用科技，有效服務人民的資訊、娛樂及教育等需求，同時能壯大並提升我國的民主品質，以及與大陸的文化交流。
兩岸關係不是僅有統一與獨立，目前現狀並不理想，也無法永遠維持，台灣必須提出新的方案，雙方研議出都能接受的政治安排。兩岸協商，有待彼此以同理心理解歷史與當代的大陸與台灣，並實事求是理解美國。
大陸自詡實行市場社會主義，這個理念雖符合人類所需，但尚未理想實踐，本書亦探討市場社會主義體制，在傳媒經濟的風貌下如何展現。
「台灣觀點」，並非僭越或妄稱代表台灣，而是認為這些事實與意見，或能符合兩岸需要，也希望能貢獻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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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 (電子書)的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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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 686 | 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馮建三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3-28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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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
電子是一種帶有負電的次原子粒子，通常標記為 e − {\displaystyle e^{-}\,\!} 。電子是第一代輕子，以重力、電磁力和弱核力與其它粒子交互作用。輕子是構成物質的基本粒子之一，無法被分解為更小的粒子。電子帶有1/2自旋，是一種費米子，根據包立不相容原理，任何兩個電子都不能處於同樣的量子態。電子的反粒子是正子，其質量、自旋、帶電量大小都與電子相同，但是電量正負性與電子相反。電子與正子會因碰撞而互相湮滅，並在這過程中，生成一對以上的光子。 由電子與中子、質子所組成的原子，是物質的基本單位。相對於中子和質子所組成的原子核，電子的質量顯得極小。質子的質量大約是電子質量的1836倍。當原子的電子數與質子數不等時，則該原子會帶電；稱該帶電原子為離子。帶正電的離子叫陽離子，其電子數小於質子數；帶負電的離子叫陰離子，其電子數大於質子數。若物體的電子數不等於質子數，導致正負電量不平衡時，則稱該物體帶靜電。當正負電量平衡時，稱物體的電性為電中性。靜電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用途，例如，靜電油漆系統能夠將瓷漆或聚氨酯漆，均勻地噴灑於物品表面。
電子與質子之間的庫侖力能促使電子被束縛於原子內部，因此為束縛電子。兩個以上的原子，會交換或分享它們的束縛電子，這是化學鍵的主要成因。當電子不再被束縛於原子內部，而能夠自由移動於原子以外的空間時，則稱此電子為自由電子。多個自由電子共同移動所產生的淨流動現象稱為電流。在許多物理現象裏，像電傳導、磁性或熱傳導，電子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移動的電子會產生磁場，也會被外磁場偏轉。呈加速度運動的電子會產生電磁輻射。
根據大霹靂理論，宇宙現存的電子大部份都是生成於大霹靂事件。但也有一小部份是因為放射性物質的β衰變或高能量碰撞而生成的。例如，當宇宙線進入大氣層時遇到的碰撞。在另一方面，許多電子會因為與正子相碰撞而互相湮滅，或者，會在恆星內部製造新原子核的恆星核合成過程中被吸收。
在實驗室裏，像四極離子阱一類的精密尖端儀器，可以長時間束縛電子，以供觀察和測量。大型托卡馬克設施，像國際熱核融合實驗反應爐，利用磁場來約束住高熱電漿中的電子和離子，藉以實現受控核融合。無線電望遠鏡可以用來偵測外太空的電子電漿。
電子被廣泛應用於電子束焊接、陰極射線管、電子顯微鏡、放射線治療、雷射和粒子加速器等領域。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學士、碩士，英國Leicester大學博士，任教政大逾三十年。主編《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新聞學研究》與《傳播、文化與政治》十四載。（合）著《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等八本，（合）譯《傳媒‧市場與民主》等十八本。
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學士、碩士，英國Leicester大學博士，任教政大逾三十年。主編《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新聞學研究》與《傳播、文化與政治》十四載。（合）著《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等八本，（合）譯《傳媒‧市場與民主》等十八本。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公共服務媒介的錢、人與問責：多重模式，兼論中國傳媒改革
前言
誕生背景
財政來源：政府撥款、執照費與廣告
公廣人：組織規模及垂直整合
問責公廣：資訊透明、受眾參與、公信力與收視率（質）
中國傳媒改革
結語
第二章 公共服務媒介、共和民主論與「假新聞」
前言：私有化止步
PSM實踐「共和民主論」
「假新聞」扭曲「自由多元論」
結語：燈火通明中
第三章 辨識「中國因素」，還原新聞自由：建構台灣傳媒的出路
前言
國家的矛盾屬性與轉變：從政治雙重性到納入市場想像
資本的分裂與算計：三類五種，心思不同
人民行動的效應：未曾預期與順勢爭取
還原新聞自由，積極轉化「中國因素」
結語：擴大公共傳媒管理壟斷與零散
後記與前瞻
第四章 分析台灣主要報紙的兩岸新聞與言論：聚焦在《聯合報》，1951-2019前言：何以研究《聯合報》
獨派說《聯合報》是統派報紙
官方的兩岸政策在《聯合報》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與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李登輝的《國家統一綱領》
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
馬英九與九二共識
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只有統獨嗎？《聯合報》的第三種觀點
兩岸關係的「情理法勢」
結語
後記與前瞻
第五章 傳播與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歐媒介的經濟分析
前言
廣告：中國媒介變革的動力
報紙：一報十一禁到報業集團
電視：有限競爭到中央台模式
電影：從國內行政分割到國際競爭
結語
《論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傳媒
後記與前瞻
附錄：中國媒介競爭力的增加對台灣媒介的意義
第六章 不同的殖民與墾殖、關注新冷戰、前瞻兩岸關係
前言：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道歉
漢人墾殖與荷蘭殖民：三個歷史差異
漢人原住民觀因通商而靠攏西方
日本殖民台灣、歷史記憶與遺忘
美國的「邊疆擴張神話」及其海外運作
美國的內政與「新冷戰」的出現
美國對抗專政的「善意」
台灣需要理解美國的「善意」
台灣共好兩岸的意志論
結語：大陸可以示範近悅遠來
第七章 進入學界，進而研究中國傳媒的歷程與回顧
進入學術界
研究中國傳媒之旅
個人的回顧 社會的軌跡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公共服務媒介的錢、人與問責：多重模式，兼論中國傳媒改革
前言
誕生背景
財政來源：政府撥款、執照費與廣告
公廣人：組織規模及垂直整合
問責公廣：資訊透明、受眾參與、公信力與收視率（質）
中國傳媒改革
結語
第二章 公共服務媒介、共和民主論與「假新聞」
前言：私有化止步
PSM實踐「共和民主論」
「假新聞」扭曲「自由多元論」
結語：燈火通明中
第三章 辨識「中國因素」，還原新聞自由：建構台灣傳媒的出路
前言
國家的矛盾屬性與轉變：從政治雙重性到納入市場想像
資本的分裂與算計：三類五種，心思不同
人民行動的效應：未曾預期與順勢爭取
還原新聞自由，積極轉化「中國因素」
結語：擴大公共傳媒管理壟斷與零散
後記與前瞻
第四章 分析台灣主要報紙的兩岸新聞與言論：聚焦在《聯合報》，1951-2019前言：何以研究《聯合報》
獨派說《聯合報》是統派報紙
官方的兩岸政策在《聯合報》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與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李登輝的《國家統一綱領》
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
馬英九與九二共識
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只有統獨嗎？《聯合報》的第三種觀點
兩岸關係的「情理法勢」
結語
後記與前瞻
第五章 傳播與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歐媒介的經濟分析
前言
廣告：中國媒介變革的動力
報紙：一報十一禁到報業集團
電視：有限競爭到中央台模式
電影：從國內行政分割到國際競爭
結語
《論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傳媒
後記與前瞻
附錄：中國媒介競爭力的增加對台灣媒介的意義
第六章 不同的殖民與墾殖、關注新冷戰、前瞻兩岸關係
前言：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道歉
漢人墾殖與荷蘭殖民：三個歷史差異
漢人原住民觀因通商而靠攏西方
日本殖民台灣、歷史記憶與遺忘
美國的「邊疆擴張神話」及其海外運作
美國的內政與「新冷戰」的出現
美國對抗專政的「善意」
台灣需要理解美國的「善意」
台灣共好兩岸的意志論
結語：大陸可以示範近悅遠來
第七章 進入學界，進而研究中國傳媒的歷程與回顧
進入學術界
研究中國傳媒之旅
個人的回顧 社會的軌跡
參考書目
序
自序(節錄)
「新聞」一詞，最早可能是出現在唐朝。兩岸具有「現代新聞」意義的連動，最早可能起於1870年代。
根據溫禎文的考查，上海《申報》在創刊那一年底，報導前一年（1871）發生在八瑤灣（今日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的船難事件，登陸的琉球人有五十餘位遇害。《申報》刊登該則新聞的同時，另有按語，指這是否事實，「未可知也」。這個按語引來讀者質疑報社，「不敢保證其真實性」，顯見沒有查證。當時，《申報》想要從官方探知真偽，「難如登天」。過了一年多，原本與日本無關的屏東海難，成為東瀛覬覦台灣領土的口實。當時，明治維新啟動不久，日本的「征韓」派失勢，「征台論」取而代之，日人利用美國人李仙得「番地無主」的謬論，執意派兵入台。這時已是1874年4月，《申報》記者於是來台，並在報頭說明，這次派遣專人赴台，是要藉機宣告自己的「新聞最為詳盡」。
依照此說，「採訪記者」（特派員）在中國出現的較早（甚至也許是第一個）例子，起因於後來演變為日本首次發兵侵台的「牡丹社事件」。
兩岸新聞業的發達，相去千年，但民間新聞得以後來居上的原因，基本相通。
新聞史學者朱傳譽曾有專書，指出在官辦的邸報之外，宋朝已經另有民辦的「小報」。業主出資聘請專人，向接近皇帝或其他「消息靈通人士」打探，「小報的每一條消息，都是靠採訪而得……小報有了專任的記者」，如「內探」就「相當於今日跑總統府的記者」。這些小報的內容有兩大特徵，頗能牟利。
一是「人情喜新而好奇」，尤其是在外患入侵，民眾想要知道時局政情之際，就會有小報「打破官方新聞限禁，迎合與滿足民眾需求」；雖有外患，宋朝與先前的唐朝不同，宋朝已是「夜禁鬆弛……到處商鋪……夜生活豐富……遷徙自由」。二是小報以誇張不實或聳動說法，作為廣為招來的手段，舉凡宮廷祕辛或名人八卦，不是口語謠言，而是白紙黑字，就在小報版面刊登，甚至出現假造詔書，抨擊在朝擔任宰相前後17年的「蔡京……公行狡詐，行跡諂諛，內外不仁，上下無檢」。
小報為了牟利而衝擊權威，朝廷自然採取多方手段，試圖禁止其發行。看小報被抓流放五百里，有人告發看小報，賞以銀兩。但殺頭生意還是有人做，小報屢禁不絕，存在長達兩百多年。唐朝的「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的「新聞」，並無貶義。但是，最慢至南宋1236年，已有著作指小報的內容多有「洩漏之禁」。報人只好「隱」小報之名，轉而「號之曰新聞」；至此，「新聞」二字等同於「小報」刊登的內容。這個時候，「新聞」的中性乃至正面形象，形同受累而成為貶抑之詞。
宋朝之後，華人社會的這類報刊，略可比擬但也不可同日而語的，包括1950年代初，創刊在台北市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從1960年代中後期起，以渲染「社會新聞」逐漸使官營報紙失去主導地位。從1970年代開始，它們大放異彩二十餘年。在這個階段，我國從1970至1989年，年均經濟成長率逼近10%。兩報在1980年代初由美國稽核組織背書，相繼聲稱發行量達百萬，直到上世紀中後期、乃至本世紀初，兩報仍執言論之牛耳。陳飛寶教授來台訪談取得之資料，指兩報集團的海內外員工最高曾有六千與四千多人，即便兩個數字難以核實而可能需要打個折扣，規模仍很驚人。李金銓教授在本世紀初受訪，認為戒嚴年代的我國，《自立晚報》之外，位居主流的兩報迄至1990年代的二十餘年間，「開闢論壇、專欄灌輸民主價值」，對台灣有「莫大貢獻」。
電視在解嚴前的新聞表現，比較乏善可陳，儘管台、中與華視（三台）派駐海外的特派員與地方記者人數，如果比較現在的24小時新聞台，可能還是比大多數頻道，來得多些。我國約有十個全天候電視新聞頻道，電視記者的總人數雖多，分配到的資源卻少了很多；南韓與英國人口及電視的收入，數倍於我國，但南韓24小時新聞頻道僅一個，英國是兩或三個。這就使得我們的電視記者，若要施展所長，並不容易，即便記者仍在努力，讓人想起一百餘年前，韋伯（Max Weber）所說：「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按：記者）階層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就此理解，中視董事長鄭淑敏1999年在報紙刊登的付費評論，令人讀之心有不忍。她控訴，「商業競爭已經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每日節目收視排行……使已經惡劣的電視生態雪上加霜……令所有的電視人變成『蛋白質』（笨蛋：相信節目排行榜有意義，白癡：去附和追逐節目排行榜的爛規則，神經質：成天為節目排行榜雞飛狗跳）的行徑。」
往後，電視新聞的激烈競爭以及名嘴現象，並未減弱，反而加強。這是因為，電視新聞資源分散在前，記者的工作條件已經無法合理，其後，又隨著影音科技平台／社交媒介（如谷歌與臉書……）的出現，廣告主更是「移情別戀」，傳統媒介收入銳減，記者的處境雪上加霜。從2010至2020年，我國GDP增加超過四成，但上百電視頻道的廣告收入，從261億減少至176億；報業更驚人，由120億陡降為14億，兩報的路線與品質分道揚鑣，新興的第三家報紙旗幟鮮明。曾有《看》雜誌在這段期間調查，發現七家新聞頻道及四家無線台的新聞時段，「三器」新聞的比例平均高達43.4%，亦即記者的消息來源或取材對象，將近一半來自「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與「街口監視器」。電視新聞使用三器，也許無法全免，但比例如此之高，違背專業的要求；唯一沒有出現三器的電視新聞，是遲至1998年才在我國誕生的公共電視。
公視不使用或較少使用三器新聞，主要原因，來自公視的成立宗旨，以及隨之而來的制度支持，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公視相對必須、也能夠提供相對合理的「資源」，缺此，新聞記者的專業難有棲身空間。這個專業內涵，取決於「公共服務」的實踐，不是、無法也不應該如同醫師、律師等等專業，不宜通過政府或公會的檢測，核可其專業資格。實踐的成果不是檢驗信念的唯一標準，但最重要的標準，包括實踐的成果。
據此，提供資源讓記者專業得以發揮的較大空間，應該就是「公視」。或者，既然技術的變化天翻地覆，在手機、互聯網、串流與AI的年代，公視更準確的名稱，會是「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這個專業表現於我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有一共同指標，亦即PSM提供的新聞，由於儘量恪守平衡而不偏倚的報導原則、理解新聞自由的真諦就在接納異端而不能只是鞏固同溫層，PSM在各國都得到較高的信任。當然，「此地不是佛國，不是滿街聖人」，這是很不完美的世界與傳播環境，PSM的報導與評論仍有性別、國家或民族、階級等等面向的偏差，遇有戰爭爆發，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誤。惟若能給予總體評價，瑕不掩瑜的形容，也許不算離譜。
因此，已有國際組織，認定PSM是矯正「假新聞、不實資訊」的一帖良方；PSM愈是壯大，也就愈是能夠舒緩不實資訊對人心與民主的騷擾。始自2016年底，隨著美國總統大選，不實資訊的問題從美國往外溢散。至2017年3月，已有四個國際組織就此提出建言，題名是〈表意自由、假新聞、不實資訊與宣傳的聯合宣言〉；他們是聯合國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傳媒自由代表、「美洲國家組織」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以及「非洲人權委員會」的表意自由與近用資訊特別報告人。四個組織聯袂呼籲，表示公權力所當採取的六項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國家應該確保強大、獨立與資源充分的公共服務媒介之存在，PSM有其清楚的職掌，就在服務所有公共利益，就在設定與維持高標準的新聞事業。」如果存在大規模的PSM，並且使其成為市場領導者，又有法規的要求，則私人產權並且以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電視頻道，同樣也必須服膺公共服務的角色。此時，民間商業傳媒既是依法，同時也尚有財政能力，必須、也可以遵循新聞務求平衡與不偏倚的準繩。在歐洲若干國家，公共產權且不取廣告的PSM角色重要，它們是影音新聞的主要供應者，並且也能主導市場；在這個前提之下，不少歐洲國家也有法律規範，要求「私有且播放廣告」的廣電，也要符合PSM的要求。雖然，歐洲的這個體制無法高枕無憂，是經常枕戈待旦，隨時都在警戒，務求維持這個空間於不墜，而最好是還能擴大。
「新聞」一詞，最早可能是出現在唐朝。兩岸具有「現代新聞」意義的連動，最早可能起於1870年代。
根據溫禎文的考查，上海《申報》在創刊那一年底，報導前一年（1871）發生在八瑤灣（今日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的船難事件，登陸的琉球人有五十餘位遇害。《申報》刊登該則新聞的同時，另有按語，指這是否事實，「未可知也」。這個按語引來讀者質疑報社，「不敢保證其真實性」，顯見沒有查證。當時，《申報》想要從官方探知真偽，「難如登天」。過了一年多，原本與日本無關的屏東海難，成為東瀛覬覦台灣領土的口實。當時，明治維新啟動不久，日本的「征韓」派失勢，「征台論」取而代之，日人利用美國人李仙得「番地無主」的謬論，執意派兵入台。這時已是1874年4月，《申報》記者於是來台，並在報頭說明，這次派遣專人赴台，是要藉機宣告自己的「新聞最為詳盡」。
依照此說，「採訪記者」（特派員）在中國出現的較早（甚至也許是第一個）例子，起因於後來演變為日本首次發兵侵台的「牡丹社事件」。
兩岸新聞業的發達，相去千年，但民間新聞得以後來居上的原因，基本相通。
新聞史學者朱傳譽曾有專書，指出在官辦的邸報之外，宋朝已經另有民辦的「小報」。業主出資聘請專人，向接近皇帝或其他「消息靈通人士」打探，「小報的每一條消息，都是靠採訪而得……小報有了專任的記者」，如「內探」就「相當於今日跑總統府的記者」。這些小報的內容有兩大特徵，頗能牟利。
一是「人情喜新而好奇」，尤其是在外患入侵，民眾想要知道時局政情之際，就會有小報「打破官方新聞限禁，迎合與滿足民眾需求」；雖有外患，宋朝與先前的唐朝不同，宋朝已是「夜禁鬆弛……到處商鋪……夜生活豐富……遷徙自由」。二是小報以誇張不實或聳動說法，作為廣為招來的手段，舉凡宮廷祕辛或名人八卦，不是口語謠言，而是白紙黑字，就在小報版面刊登，甚至出現假造詔書，抨擊在朝擔任宰相前後17年的「蔡京……公行狡詐，行跡諂諛，內外不仁，上下無檢」。
小報為了牟利而衝擊權威，朝廷自然採取多方手段，試圖禁止其發行。看小報被抓流放五百里，有人告發看小報，賞以銀兩。但殺頭生意還是有人做，小報屢禁不絕，存在長達兩百多年。唐朝的「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的「新聞」，並無貶義。但是，最慢至南宋1236年，已有著作指小報的內容多有「洩漏之禁」。報人只好「隱」小報之名，轉而「號之曰新聞」；至此，「新聞」二字等同於「小報」刊登的內容。這個時候，「新聞」的中性乃至正面形象，形同受累而成為貶抑之詞。
宋朝之後，華人社會的這類報刊，略可比擬但也不可同日而語的，包括1950年代初，創刊在台北市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從1960年代中後期起，以渲染「社會新聞」逐漸使官營報紙失去主導地位。從1970年代開始，它們大放異彩二十餘年。在這個階段，我國從1970至1989年，年均經濟成長率逼近10%。兩報在1980年代初由美國稽核組織背書，相繼聲稱發行量達百萬，直到上世紀中後期、乃至本世紀初，兩報仍執言論之牛耳。陳飛寶教授來台訪談取得之資料，指兩報集團的海內外員工最高曾有六千與四千多人，即便兩個數字難以核實而可能需要打個折扣，規模仍很驚人。李金銓教授在本世紀初受訪，認為戒嚴年代的我國，《自立晚報》之外，位居主流的兩報迄至1990年代的二十餘年間，「開闢論壇、專欄灌輸民主價值」，對台灣有「莫大貢獻」。
電視在解嚴前的新聞表現，比較乏善可陳，儘管台、中與華視（三台）派駐海外的特派員與地方記者人數，如果比較現在的24小時新聞台，可能還是比大多數頻道，來得多些。我國約有十個全天候電視新聞頻道，電視記者的總人數雖多，分配到的資源卻少了很多；南韓與英國人口及電視的收入，數倍於我國，但南韓24小時新聞頻道僅一個，英國是兩或三個。這就使得我們的電視記者，若要施展所長，並不容易，即便記者仍在努力，讓人想起一百餘年前，韋伯（Max Weber）所說：「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按：記者）階層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就此理解，中視董事長鄭淑敏1999年在報紙刊登的付費評論，令人讀之心有不忍。她控訴，「商業競爭已經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每日節目收視排行……使已經惡劣的電視生態雪上加霜……令所有的電視人變成『蛋白質』（笨蛋：相信節目排行榜有意義，白癡：去附和追逐節目排行榜的爛規則，神經質：成天為節目排行榜雞飛狗跳）的行徑。」
往後，電視新聞的激烈競爭以及名嘴現象，並未減弱，反而加強。這是因為，電視新聞資源分散在前，記者的工作條件已經無法合理，其後，又隨著影音科技平台／社交媒介（如谷歌與臉書……）的出現，廣告主更是「移情別戀」，傳統媒介收入銳減，記者的處境雪上加霜。從2010至2020年，我國GDP增加超過四成，但上百電視頻道的廣告收入，從261億減少至176億；報業更驚人，由120億陡降為14億，兩報的路線與品質分道揚鑣，新興的第三家報紙旗幟鮮明。曾有《看》雜誌在這段期間調查，發現七家新聞頻道及四家無線台的新聞時段，「三器」新聞的比例平均高達43.4%，亦即記者的消息來源或取材對象，將近一半來自「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與「街口監視器」。電視新聞使用三器，也許無法全免，但比例如此之高，違背專業的要求；唯一沒有出現三器的電視新聞，是遲至1998年才在我國誕生的公共電視。
公視不使用或較少使用三器新聞，主要原因，來自公視的成立宗旨，以及隨之而來的制度支持，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公視相對必須、也能夠提供相對合理的「資源」，缺此，新聞記者的專業難有棲身空間。這個專業內涵，取決於「公共服務」的實踐，不是、無法也不應該如同醫師、律師等等專業，不宜通過政府或公會的檢測，核可其專業資格。實踐的成果不是檢驗信念的唯一標準，但最重要的標準，包括實踐的成果。
據此，提供資源讓記者專業得以發揮的較大空間，應該就是「公視」。或者，既然技術的變化天翻地覆，在手機、互聯網、串流與AI的年代，公視更準確的名稱，會是「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這個專業表現於我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有一共同指標，亦即PSM提供的新聞，由於儘量恪守平衡而不偏倚的報導原則、理解新聞自由的真諦就在接納異端而不能只是鞏固同溫層，PSM在各國都得到較高的信任。當然，「此地不是佛國，不是滿街聖人」，這是很不完美的世界與傳播環境，PSM的報導與評論仍有性別、國家或民族、階級等等面向的偏差，遇有戰爭爆發，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誤。惟若能給予總體評價，瑕不掩瑜的形容，也許不算離譜。
因此，已有國際組織，認定PSM是矯正「假新聞、不實資訊」的一帖良方；PSM愈是壯大，也就愈是能夠舒緩不實資訊對人心與民主的騷擾。始自2016年底，隨著美國總統大選，不實資訊的問題從美國往外溢散。至2017年3月，已有四個國際組織就此提出建言，題名是〈表意自由、假新聞、不實資訊與宣傳的聯合宣言〉；他們是聯合國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傳媒自由代表、「美洲國家組織」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以及「非洲人權委員會」的表意自由與近用資訊特別報告人。四個組織聯袂呼籲，表示公權力所當採取的六項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國家應該確保強大、獨立與資源充分的公共服務媒介之存在，PSM有其清楚的職掌，就在服務所有公共利益，就在設定與維持高標準的新聞事業。」如果存在大規模的PSM，並且使其成為市場領導者，又有法規的要求，則私人產權並且以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電視頻道，同樣也必須服膺公共服務的角色。此時，民間商業傳媒既是依法，同時也尚有財政能力，必須、也可以遵循新聞務求平衡與不偏倚的準繩。在歐洲若干國家，公共產權且不取廣告的PSM角色重要，它們是影音新聞的主要供應者，並且也能主導市場；在這個前提之下，不少歐洲國家也有法律規範，要求「私有且播放廣告」的廣電，也要符合PSM的要求。雖然，歐洲的這個體制無法高枕無憂，是經常枕戈待旦，隨時都在警戒，務求維持這個空間於不墜，而最好是還能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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