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裕 編

引言：道阻且長，拋書引玉
曾繁裕

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邊上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序言中，王德威曾為夏志清早期的傳統文學史書寫方式辯解，指他「所從事的是文學典律的重新定義」，不免難容於「多元論及邊緣論大行其道的年代」， 這大概按照當今廣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場域（又或王德威劃定的華文文學研究場域）而言，意指學術潮流正從編寫有中心傾向的宏觀文學史，轉向探究前人較少涉足的方面，因此，用今日眼光看夏志清的治學方法，或有不合時宜之感。值得留意的是，宏大的研究場域中，存在無數正待「重新定義」的邊緣，形成一個恍如悖論的循環，一方面，香港新詩研究之類的小場域或許因被中心擠壓而「能容於世」，但另一方面，當這類小場域試圖邁入中心或成為多元中的要素時，為其正典化的研究者又可能面對夏志清的尷尬處境。更複雜的是，場域內部包含無限層次的邊緣，從按範疇來排列的鏈序：華文／中國文學→香港文學→香港新詩→香港個別詩人，可見每個層次皆包含相對主流和相對次流，即華文／中國文學的邊緣課題的討論熱度，可能比不上香港個別詩人，而香港個別詩人之間的討論度，也有差異，比如兼具學者身份的也斯（1949—2013）享有遠多於其他同代詩人的學術關注，獲區仲桃以專著《東西之間：梁秉鈞的中間詩學論》（2020）評述，又有張雅雯、王家琪、翁文嫻等學者深入研究， 反之，戴天（1935—2021）、蔡炎培（1935—2021）、崑南（1935— ）、關夢南（1946— ）、飲江（1949— ）、葉輝（1952— ）等，皆鮮見學術論文專門探究。

雖然主流與次流之分，涉及主觀評斷，而二元對立的分界亦不準確，但可見的客觀事實是，上述香港詩人不會僅因處於學術關注之外，而獲注視，倒需要研究者的主動立論來確認地位。深入而言，香港詩人進入學術視野之難，或因處於黃萬華所謂的「文學政治性的在野狀態」，引伸而言，「中原心態」（不論「中原」是否指中國大陸）與「被／後殖民狀態」使香港文學即使擁有中西之間或之外的主體性，也難以脫離內地、台灣以及英國／西方的解讀範式，以至本地學者必需循此方式自我解讀（近於「東方化」與「自我東方化」的邏輯，容易落入「香港化」與「自我香港化」的誤區），如此，缺乏政治解讀潛能的作者與作品只能「在野」。當然，「在野」不代表不重要，裏面存在「價值尚待發掘」與「無用之用」兩種可能。這一認識，對開展香港詩人研究的意義尤深，因為即使論者們無法把所有詩人推進學術視野，至少可理解文學影響與接受的「多元」，除了被正典化、名家推薦、文學獎肯定的一元之外，還可有相對民間、不隨眾、不以納入文學史為目標的「他元」，這「他元」不需向高雅文學或通俗文學歸邊，也不必併入前人建構的香港文學論述譜系，如繼承「感時憂國」傳統的「抒情史學」（詳見於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以及打通港台戰後詩學發展脈絡的「現代主義」（尤見於鄭蕾與劉正忠對葉維廉的研究）之類。按此，本論文集試圖廣納學者、評論者對個別詩人的見解，或如陳國球為準備書寫嚴肅香港文學史而作的文學大系工作，但進路不同，希望眾聲齊鳴繼而集腋成裘，讓一篇篇具學術價值的專論所呈現的個人文學史能招聚後繼者，一同堆疊香港詩學的豐貌。形式上，主要統一參考資料的格式，而不如學術期刊般細至限制以「引言」開局、必須以數字分列小標題、某一字數以上的引文必須另起新段並縮排等，讓各篇自成一體，保留論者的一點個性。

在場域邊緣為邊緣場域發聲

本書的出版有賴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亦幸蒙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黎耀強副總編輯支持，以及張佩兒編輯細心處理各樣繁瑣工作。從緣起而言，早於2022 年，得鄒文律博士邀請，在以飲江為題的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當時雄心壯志，為十五分鐘演講預先寫好二萬字論文，後來幾經輾轉，論文都未獲期刊接受。同時，因對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論的思索漸多，便有感關於香港詩人、以文本分析為核心的論文，難容於着重文獻疏理、跨界聯結與承繼前人基礎的文學研究場域，於是起了申請計劃資助然後出版論文集的想法。

關於場域，布赫迪厄在《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提出以科學方法分析文學的三個層次：第一，「分析文學（等等）場域在權力場域當中所在的位置，以及這個位置隨着時間的變動」；第二，「分析文學（等等）場域的內部結構」；第三，「分析佔據這些位置的人，他們的慣習（habitus）是如何生成的，所謂慣習就是一種由各項秉性所組成的體系」，如此拆解，有助我們理解以論文集形式疏理香港詩人特質的價值。

首先，「文學（等等）」一詞，指涉美術、音樂、電影等個別場域而呼應布赫迪厄想觸文學之類以旁通其他藝術範疇的原意，同時讓人聯想文學場域既獨立又與其他場域扣連，內裏充滿層次與類別而不能整全地概括，無關乎場域大小。必須注意的是，文學場域相較於流行文化場域，不過是小圈子，如賀麥曉（Michel Hockx）提醒讀者，民國時期的新詩與詩論雖對文學發展意義深遠，但當時只藉小型出版物和小規模聚會流傳，大眾多不知情。比諸香港詩人所處的文學場域，與大眾媒體、評論圈和學術界既相連又割裂，而評論場域和學術場域之間的關係也如此，即使是詩壇的活躍分子，也會因無法參與學術界的知識生成機制與改變場域規則，而處於被動位置，情況類近於香港文學學者樊善標就淮遠散文所作的觀察：「十多年來，（……）讀者當然有所增長，但評論文章仍屬寥寥，更不用說進入香港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了」，因此，本論文集正好跨場域地引介部分詩人，拋磚引玉。另外，位置隨時間變動是另一重點。吳萱人曾撰《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1999）一書，詳述二戰後文人南來香港，與本地文人共創文藝風潮的盛況。接着，如馮珍今所言：「七、八十年代，是文學刊物的『流金歲月』，有《盤古》、《秋螢》、《詩風》、《70 年代雙周刊》、《羅盤》、《素葉文學》、《大拇指》、《九份壹》詩刊、《八方文藝叢刊》等。可惜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愈來愈商業化的社會，令創作的園地急劇地收縮。」但關夢南卻又指：「自九五年開始，香港詩壇又逐漸地呈現生氣，《呼吸》、《我們》詩刊的出現，各大專院校的詩社，網上與詩有關的網站湧現，大大小小的，不下二、三十個。」姑勿論香港詩壇是否一直維持榮景，但香港詩的學術研究卻偏向沉寂，而一些零星的籠統概述似乎未能帶動具傳承意義的研究，如按中國大陸學者趙稀方分析，1970 年代後可分為「西西、也斯等人的《大拇指》—《素葉文學》派」（偏向民間、現代）、「余光中、黃國彬、胡燕青等人的《詩風》─《詩網絡》派」（偏向學院、古典）和「延續左翼文學的《海洋文藝》派」（偏向寫實），然而，許多文社內、外的詩人都不在這分類系統中，若強化此種論述，或會窄化香港詩壇的面貌。另一方面，不屬學者的詩人的回應力度有限，如關夢南與葉輝只能藉排除非本土文人的詩作於合編的《香港新詩選讀》來保存合符己意的民間詩學想像。故此，因時制宜地隨着詩壇發展記錄以及不斷激發、翻新論述有其必要。最後，從場域內部結構與個人秉性而言，詩壇條件與個人的文學生成意願密切相關，香港藝術發展局於1995 年成立，並開放資助申請，構成許多詩人結集的契機，如關夢南在回應為何寫詩三十多年才結集時表示：「我想原因有幾個，第一個是經濟因素，十幾年前，出一本詩集起碼要一萬二。如果真有這樣一筆錢的話，多數會用在家庭方面，用來出版詩集是太奢侈了。也不是只有我有這樣的想法，其他寫詩的人如馬若、阿藍等的情況也類似。如果沒有藝術發展局的資助鼓勵，要出一本詩集是比較困難的。」相較之下，九十後作家如韓棋疇、嚴瀚欽、李顥謙、施勁超、盧真瑜、孔銘隆、石堯丹近年藉政府資助，分別出版詩集《誤認晨曦》（2021）、《夢或者無明》（2022）、《碎與拍打之間》（2022）、《行走的姿態》（2023）、《入不退地》（2024）、《海石敲響潮音》（2024）和《極樂海》（2025），則早得多。同理，在學術場域方面，不利發表的限制嚴重影響個人研究意欲，在當今的場域規則下，尤其香港，學者實難為本地文學發聲，一則華文文學發表場域以中國大陸和台灣為中心，研究對象亦然；二則，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前系主任馬嶽所言，大學因政府設定、影響撥款的指標，已「強迫院系不停做『世界領先』的研究，再壓到去個別學者」，香港新詩在缺乏學術資本積澱（如經年的研究脈絡、登上頂級期刊的學術論文、具分量的學術專著、大型研究計劃）的前提下，不利於「有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而即使本計劃獲藝術發展局資助，得以書籍形式集結成果，也有更內在的、影響個人決定的因素，比如在香港的大學績效計算中，論文集的價值不如期刊論文，尤其以中文出版，無論一篇文章還是整本書，均意義不大，所以是次先於「既濟未濟：香港早期詩人研討會」演說、後於本集撰文者，皆可謂「逆規則」地共構具「無用之用」的香港新詩發展史，如香港新詩創作的先行者，為無聲而立聲。

迎向無解之難

本研究計劃原擬以「香港早期詩人」為研究對象，源於研究飲江時發現他與同輩詩人大多獲評論但缺乏學術關注，想到以「老一輩」為名，似乎有點抽象，便以「早期」概之。

在計劃獲批後、邀請學者參與的過程中，可算深刻體會到相關研究者的稀缺，而願意參與者意欲研究的詩人差異很大，早至劉火子（1911—1990），晚至王良和（1963—），以致「早期詩人」之名引起時人譏諷，實在無可奈何。想起鄒文律為香港青年作家立論的專著，也曾因「後九七」而引起定義與代表性的疑問，便覺這種非如此不可的文學正典化常因必須劃定範圍與範圍必不準確的矛盾而吃力不討好，一方面，捍衛與反駁或因觀點與角度的差異而無謂，另一方面，此等學術勞動實屬多做多錯，不做不錯，把勞動焦點移向更曲高和寡的期刊領域，可預期的爭議將更少而可交換的權力資本將更多。然而，在人工智能使人愈趨數據化、工具化、功利化的世代，順勢而為似乎只讓人化作電瞬間流過而凝聚與消散的光影，還不如在它們仍未能生成所有文字搭配之先，容我們向香港新詩的實驗者、先行者致敬。

方法上，雖出於對場域的思考，但無意細緻地考究香港詩人權力的組成與流動方式（如布赫迪厄在寫於1984 年的《學術人》中，運用社會科學技術，羅列並統計研究對象的性別、學歷、家庭狀況、所處地域、出版物、獲獎情況等方面），倒着意於發掘個別詩人的獨特詩學與詩法。原本理念是帶有普及意識的，希望每篇論文都能讓讀者對被研究的詩人有整全認識，但後來發現或許出於學術訓練，撰文者的切入視角都較專精，細思後，這對於不以整全史觀對抗宏大文學史為目的之初始嘗試，並無不可。按此，謹願讀者自行在不同論述風格中尋味。隨附選詩，讓大家可立時細味原著的佳美。

諸篇中，涉及較早期詩人的有鄒芷茵寫劉火子與鄭政恆寫楊際光（1925／1926—2001）的論文，前者細析今人難以想像的早期咖啡館文化及其地方與素材價值，托出摩登的詩人前輩形象，而後者則從何其芳的影響牽引出詩人對純粹的、為詩而詩的詩的追求。值得補充的是，在尋求刊詩版權的過程中（於此順便感謝各論者的共同努力），我於臉書聯絡到協助楊際光再版《雨天集》的張永修，他說：「楊際光先生已經過世，他妻子當年已住老人院，不問世事，他唯一的孩子在更早之前自殺身亡，已無後人。他的詩若能再次跟世人相見，應是好事，楊先生想是會高興的。你們就用吧。」聞訊，令人唏噓不已。

關於「晚一輩」的詩人，黃丞楓從語言實驗與效果方面詳探蔡炎培的三及第詩法，當中考慮聲音於詩在文字之上的表述意義，深刻獨到；鄒文律則在分析鍾國強的動植物詩時，注入當今學界流行的生態批評視角，以後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拆解文本；曾詠聰則專論王良和本土詩的生活特質，因「本土」乃香港文學的關鍵詞，讀這論文以理解香港詩的要徵，可謂觸類旁通；而編者則嘗試發掘關夢南詩的平凡肌理所隱藏的紀錄方法，以證平凡之不凡。對於相對地獲得較多研究關注的作家，區仲桃深究較早涉獵抒情傳統的學者詩人也斯早期詩歌的抒情意識與呈現，其疏理與溯源之精細，可見其也斯專家之本色；余文翰則切進西西（1937—2022）較少學者關注的新詩，以明朗化而非晦澀、日常趣味與語言實驗等方面，歸結她與別不同的作詩路徑。

回到主題，香港新詩無論在實踐還是學術方面，即使圓熟，皆仍處於「既濟未濟」的狀態，不從卦象複雜地理解，詩人與論者都在「到」與「未到」之間努力，按流行的後結構話語，抵達只是關閉、拒絕可能性。既然沒有完美、完全的香港新詩研究，只有相對的關注程度，還不如讓大家各持所愛，放聲大論。雖未知這論文集將是撞入湖面的區區一聲微響，化作無限數據中的塵灰，還是燃火的馬車，讓夜化作草料，一把燒起另一把，但願（至少）更多香港人能認識香港新詩，讓詩之舟就在我們足下，承托整座城市的深刻與激情。

引言：道阻且長，拋書引玉
曾繁裕

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邊上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序言中，王德威曾為夏志清早期的傳統文學史書寫方式辯解，指他「所從事的是文學典律的重新定義」，不免難容於「多元論及邊緣論大行其道的年代」， 這大概按照當今廣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場域（又或王德威劃定的華文文學研究場域）而言，意指學術潮流正從編寫有中心傾向的宏觀文學史，轉向探究前人較少涉足的方面，因此，用今日眼光看夏志清的治學方法，或有不合時宜之感。值得留意的是，宏大的研究場域中，存在無數正待「重新定義」的邊緣，形成...

目錄（論文次序按詩人出生年份排列）

引言：道阻且長，拋書引玉 曾繁裕

來自咖啡館的詩意——劉火子的新詩創作與文藝活動（1930－1940 年代） 鄒芷茵

楊際光的純境 鄭政恆

論蔡炎培五六十年代的詩語言轉向——由三及第論說起 黃丞楓

「明朗」的「日常」：細讀西西的詩 余文翰

以無法為有法：論關夢南的紀錄詩學 曾繁裕

麵包突發劇：梁秉鈞早期詩歌的抒情特徵 區仲桃

物種平等與流動生成——鍾國強動植物詩的後人類中心主義視域 鄒文律

「本土詩」的生活面向與意象運用——以王良和詩為例 曾詠聰

論者簡介

新詩選錄

目錄（論文次序按詩人出生年份排列）

引言：道阻且長，拋書引玉 曾繁裕

來自咖啡館的詩意——劉火子的新詩創作與文藝活動（1930－1940 年代） 鄒芷茵

楊際光的純境 鄭政恆

論蔡炎培五六十年代的詩語言轉向——由三及第論說起 黃丞楓

「明朗」的「日常」：細讀西西的詩 余文翰

以無法為有法：論關夢南的紀錄詩學 曾繁裕

麵包突發劇：梁秉鈞早期詩歌的抒情特徵 區仲桃

物種平等與流動生成——鍾國強動植物詩的後人類中心主義視域 鄒文律

「本土詩」的生活面向與意象運用——以王良和詩為例 曾詠聰

論者簡介

新詩選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