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末富芳 -FindBook 找書網

前言

　　我想消滅「育兒懲罰」，我希望日本成為一個對親子友善的國家 ─── 這是我提筆寫下本書的心情。

　　相信有些人看到封面的「育兒懲罰」一詞嚇了一跳，所以拿起本書。日本其實是個對親子非常冷漠嚴厲的國家，可說政策與社會都在懲罰孩童和家長。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本書特意使用「育兒懲罰」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詞彙，思索該如何改變。

　　▍政府如何利用兒童騙選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一篇報導標題寫著〈考慮廢除特例給付　用於解決托育設施不足〉（《產經新聞》）。「特例給付」指的是高所得家庭可領取的兒童津貼。原本每年一人可領六萬，政府打算將這筆財源挪來解決托育設施不足的問題。儘管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菅義偉在國情咨文強調「會嚴正面對少子化問題」，十一天後居然推出這種方針，看來他也完全無心解決問題。

　　在日本，育兒家庭所負擔的社會保險費不但高於長者，也不曾因育兒的貢獻享有充分的兒童津貼或教育免學費等福利。小孩生得愈多，生活愈是艱辛。中高所得階層愈是努力育兒與工作，愈是受到壓迫，日本可說是「育兒懲罰大國」。

　　現在取消高所得家庭的兒童津貼，等同於加深育兒家庭間的分裂，孩童也會因家長的收入遭受歧視，對立與排除意味濃厚。尤其是子女在二〇二一年度升上小三以上年級的家長屬於「落空世代」，他們從孩子年幼時便支付所有學費，經濟負擔愈來愈重。總有一天，政府會連中所得家庭的育兒津貼也一併取消，對親子更加嚴刑峻法，財務省（譯注：相當於臺灣的財政部）以前便提出相同方針。

　　雖然因應少子化，執政黨從二〇二一年四月開始討論「兒童廳」（譯注：現在的「兒童家庭廳」，負責過去由內閣府與厚生勞動省管轄之兒童相關事務），但設立新部門既不加人也不加錢，讓人覺得只是想利用兒童來騙選票，我不禁火冒三丈。五月十八日，我以修正《兒童津貼法》的諮詢專家身分出席參議院內閣委員會，呼籲設立兒童廳的關鍵是確保充分財源以支持育兒家庭。

　　▍低收入育兒家庭是最大受害者

　　「育兒懲罰」不只是中高所得才會遇上的問題。這個詞的英文是Child Penalty，為勞動政策與家庭社會學學者提出，用於批判大環境對低所得家長過於嚴苛，日譯此詞的學者櫻井啟太會在第二章解說其定義。簡單來說，育兒懲罰是指相較於無須育兒的成年人，負責育兒的成年人薪資較低，容易陷入貧困。尤其日本政府對低所得育兒家庭進行的所得再分配可說是到「冷酷」的地步，我將重點彙整如下：

　　￭日本政府的所得再分配政策對低所得階層（尤其是兼顧育兒與工作的低所得家庭）相當不利，與時代潮流逆行。

　　￭針對單親家庭的所得再分配政策特別失敗。

　　￭相較其他先進國家，日本的單親家庭貧窮率格外突出，對單親媽媽分外嚴苛。

　　近年來地方政府與社福團體的調查顯示，低所得階層不僅限單親家庭，雙親家庭也過著嚴峻的生活，例如有些兒童津貼單親家庭領得到、雙親家庭領不到。

　　根據內閣府二〇二〇年九月的「兒童貧困狀況」，一六．九％的育兒家庭曾買不起食物，二〇．九％曾買不起衣服。儘管他們被政府徵收稅金年金，卻連食物衣物都無法滿足，這已經不是依照所得判斷的「相對貧困」，而是陷入食衣住都捉襟見肘的「絕對貧困」。

　　▍半數以上日本人認為「日本不適合生育」

　　大家會想在這樣的國家生兒育女嗎？圖0-1顯示五二％的日本人認為自己國家不適合生育。但對於相同問題，英國的否定比率是二三．八％，法國為二五％，瑞典僅一．四％。

　　繼續這樣下去，無論所得多少，日本只會愈來愈不適合育兒，國民愈來愈不願意生子。

　　▍身為教育學學者，也是一個母親

　　進入正題之前，我想先自我介紹。我的研究領域是教育學，特別是教育費用與教育財政問題。同時，我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二〇一四年，我參與內閣府成立的兒童貧困對策學者專家會議，鑽研兒童貧困政策，提升自己的專業。同時，我身為家長，也深感這個國家對親子是多麼冷淡。看到前述的報導，腦海中浮現「育兒懲罰」一詞，或許是我的內心有個角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我懷孕時遭到同事高聲怒罵，在車站被陌生人踹嬰兒推車。不得已帶著襁褓中的孩子去大學上班時遇到職場霸凌，被要求「不要帶孩子來學校」（這個狀況現在已經改善了）。

　　在金錢上，明明認真繳納稅金、年金等各項社會保險費，換來的卻是昂貴的托育費，也領不到充足的兒童津貼。我與丈夫因為工作分居兩地，還得負起長照責任。孩子還小時，每個月要支付七萬托育費，家計相當窘迫。我要先說明我所任教的日本大學保證教師的薪資水準，但我仍有一段日子過得左支右絀。

　　此外，我生第一胎時恰好換工作，這才知道日本的《勞動基準法》規定剛換工作不得請產假，好險外子可以請產假。原來政府制定勞動法規時完全無視母親可能會換工作，我驚訝得啞口無言。

　　二〇一四年年初，我生了第二胎也沒辦法請育嬰假。同年四月，內閣府成立兒童貧困對策學者專家會議。儘管力量微薄，為了讓與我家孩子出生在同一時代的所有兒童都能獲得幸福，我成為會議委員，全心全意改變這個社會。

　　▍本書概要

　　第一章簡要說明何謂育兒懲罰，並以實際案例解析日本社會對親子多麼冷酷、政策對親子施以何種懲罰，以及導致這些現象的三大政治因素。同時比較其他先進國家，運用學者與公益團體的調查分析，釐清日本如何打擊親子。我也會提出，為何我認為廢除高所得階層兒童津貼的政策，今後可能波及中所得階層。

　　第二章交由把Child Penalty譯為「育兒懲罰」的櫻井啟太，說明其原本與目前的意義。同時提出貧困階層面臨的問題、低所得家長拚命工作仍然飢寒交迫的現況，以及社會救助政策的課題。

　　第三章說明一九六〇年後，社會為何出現育兒是「個人責任」的觀念。家長必須自行負擔所有教育費的「家長負擔潛規則」，加上大眾對「理想兒童」的意識型態，把所有家長逼到絕境，同時提出解決辦法。

　　第四章則是我以教育學者的身分和社會福利學者櫻井啟太對談，從育兒補助政策、兒童貧困對策、勞動與薪資課題、政治內部問題，以及如何讓人民對兒童更加友善等觀點進行討論，提出「育兒紅利」的概念，思考實際做法。

　　第五章彙整消弭育兒懲罰的所需政策、朝野各黨關於兒童廳的政策提案，以及總理與內閣如何為了選票利用兒童。

　　我提筆寫下本書時，強烈希望：育兒懲罰從這個國家消失，日本成為對親子友善的溫馨國家。

【野島剛】推薦序

日本政治的家庭主義加重育兒懲罰

　　岸田文雄總理於今年（二〇一四年）九月卸任，任期間曾推動「異次元少子化對策」，但總理與執政黨幹部對施策內容的發言屢屢偏離輿論民意，導致育兒家庭和年輕人怨聲載道。對策名稱有「異次元」三字，眾人紛紛質疑：「那些人是從異次元來的，所以他們的少子化對策也是脫離現實的異次元政策。」

　　日本自一九八九年生育率降至一．五七以來引發熱議，甚至出現「一．五七衝擊」一詞。一九九二年的《國民生活白皮書》標題為「進入少子化時代 ─── 少子化影響與對策」，少子化一詞因而普及。那時我還是大學生，隱約記得當時的騷動。

　　一九九二年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報社，成為新聞記者。負責地方新聞時，我寫了多篇「某縣知事推出新少子化對策」的報導。從一九八九年至今，已經過了三十多年，日本屢次推出少子化對策，不用多說，完全看不到成效。歐美學者問過我：「為什麼日本政府都不施行少子化政策呢？」據說甚至有學者視日本為反面教材，研究怎麼做才不會淪為日本的田地。

　　日本政府不是什麼也沒做，看不見成效是因為反覆推出臨時抱佛腳的敷衍政策，無法打從根本解決問題。

　　自民黨長老之一的麻生太郎副總裁（執筆時）表示：「少子化最大理由是女性生育年齡愈來愈高。」少子化的確部分起因於女性晚婚，但多數看法都認為並非主因。相較於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日本、韓國等急速少子化的國家共通點是，家事與育兒責任主要由女性承擔、職場環境對家庭毫不友善、女性生產離職後難以重回職場。

　　我認為這些政治家並未打從根本了解年輕世代育兒所感到的孤獨與辛苦，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加上沉重的教育費，甚至無法想像結婚生子的絕望與壓抑。可見國家長期以來將育兒與教育視為家庭與個人責任。

　　在此情況下，出現了本書的關鍵字「育兒懲罰」，原指所得在生子後減少，但「懲罰」之所以日益嚴重，在於育兒中的女性很難以正職身分重返職場。女性因生產離職，等到育兒告一段落後復職，就業率曲線因而呈現M字形，稱為「M字曲線」。安倍總理執政期間強調必須改善女性就業問題，或多或少改變了M字曲線，但部分聲音認為多數育兒女性不過是成為約聘或派遣人員罷了。

　　實際上，女性不是因為工作很忙才不生小孩。女性正職員工的生育率自二〇一〇年開始提升，家庭主婦與女性兼職人員的生育率則逐漸下降。這意味著正職員工享有充分福利以兼顧工作與育兒，但養育幼兒的家庭仍舊缺乏補助。

　　不少日本企業歧視女性，導致女性的薪資、工作、升遷機會都少於男性，母親因而難以穩定就業。換句話說，本書認為「育兒懲罰」的真相在於日本社會習於把育兒與照顧責任強加在母親身上，也不許父親參與育兒，又強迫家長必須全額支付教育費。

　　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屢屢遭人詬病的是，相較於主要已開發國家，缺乏育兒與教育相關的政府補助。根本原因出自政治家認為育兒與教育（以及長照）原本就該由家人自己負責。

　　政治家之所以做如是想，在於反對「夫妻別姓制度」的自民黨長年執政。儘管許多民眾認為夫妻異姓導致家庭四分五裂的想法保守陳腐，自民黨內仍不少黨員支持夫妻同姓，已故前總理安倍晉三便是此一勢力的代表。安倍前總理支持保護臺灣安全，呼籲「臺灣有事，日本有事」，深受臺灣人歡迎，但臺灣人卻鮮少注意到他的政治思想其實與臺灣的進步價值觀大相逕庭。

　　安倍前總理等人的派閥至今仍認為家庭分工應該是「男主外，女主內」。此類家庭主義的代表例子是兒童津貼的排富條款。兒童津貼至今深受政權與經濟狀況左右，屢次擴大或縮小，害得育兒家庭提心吊膽。兒童所得到的補助因出生年度而異，實在太奇怪了。

　　自民黨黨綱明白表示不會推動社會主義類型的政策，以免讓所得再分配削弱國民獨立自主的意志。儘管民主黨重視育兒補助，但其推出的育兒政策遭到安倍前總理批評：「從家庭手中奪走育兒責任，導致育兒國家化、社會化。」

　　過去少子化對策從未見效，在於討論觀點完全無視女性與兒童的真正需求。各種調查結果都顯示，現代日本年輕人因為無法承擔育兒與教育費而放棄生子，甚至認為結婚也是難以實現的夢想。

　　一九八九年，約聘與派遣人員比率為一九．一％，到了二〇二一年則是三六．七％，增加了一倍之多。少子化主因是，僱用傾向多為約聘與派遣，導致人民不婚，許多專家皆指出不先解決年輕世代對經濟與未來的不安，少子化對策看不到成效。

　　我所指導的學生就讀中等程度的大學，多半來自關東地區的「鄉下」，包含埼玉縣、千葉縣、茨城縣。由於父母收入不足，很多學生都得每天打工來賺取生活費或零用錢。接觸這些學生令我深感日本社會貧富差距明顯。他們對結婚生子通常趨向保守，並不深切期盼，因為明白自己要是有了孩子只會吃苦。育兒懲罰之於他們是一道現實的高牆，懷抱著「是誰把社會搞成這樣？」的無名怨憤（ressentiment）與相對剝奪感，忍受著日益沉重的育兒懲罰，在恐懼之中度日。

【張念慈】推薦序

為什麼育兒從甜蜜的負荷變成一種懲罰？

　　全球生育率持續下探，臺灣二〇二三年生育率僅〇．八七人，成為僅次於韓國，全球第二低的國家。很多人不解：「不是有育兒津貼嗎？為什麼現代人都不生小孩？」我剛結婚的時候，長輩們也不斷勸我：「生下來，我們幫妳養。」「小孩多可愛啊，多生幾個吧！」

　　當了媽之後我才發現，原來「生」是最簡單的，「養」有難度但還可應付，但育兒過程絕不僅僅於此，如何「陪伴」與「教育」才是真正的煎熬。孩子長大了，要為他挑選適合的幼兒園與安親班、回到家要陪寫作業、孩子鬧脾氣時要鼓勵自己正向教養，還必須搞懂複雜多元的升學制度，更要隨時關注孩子的身心靈健康。

　　而最可怕的大魔王，是育兒過程中在工作上承受的各種歧視、從此之後只為了育兒而存在的人生，以及愈努力愈無力的挫折感。工作回到家近乎晚上六、七點，孩子的課後安置勢必得找安親班、才藝班。為了籌措費用，必須努力在職場求表現，但愈是勤奮工作，和孩子的相處時間愈少。

　　當年，我是公司裡唯一「敢」在當主管時懷孕的人。面對職場有意無意地貼標籤：「當媽媽後絕不可能全心工作」、「妳要照顧小孩，可能做不來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只能更投入工作，幾乎天天應酬加班、不敢休育嬰假，根本無暇照顧孩子。後來我換了工作，讓自己準時上下班、避免假日加班，努力成為外界認為的好媽媽。但當孩子表現不如期待，又得承受外界「都是因為妳沒教好」的苛責。

　　我身為職業婦女已是如此，家庭主婦的處境更嚴苛。很多朋友明明為了孩子犧牲夢想和人生，但只要一切不如預期，就會招來指責：「明明妳只要把孩子照顧好就好，妳連一件事都做不好！」

　　我老公雖然願意付出時間陪伴孩子，但因為男性角色承擔的壓力，讓他更難在職場開口：「我要陪小孩，所以今天不能加班／無法出差／必須請假。」

　　為什麼育兒變成一種懲罰？不是說好是甜蜜的負擔嗎？願意生兒育女的人，明明為國家社會的未來貢獻許多，為何卻在職場、社會受到壓迫？

　　本書從日本社會觀察，提煉出「育兒懲罰」的定義：養育兒女的家長遭遇薪資和工作環境的不公對待，尤其是女性因為性別歧視、社會期待，成為被「懲罰」的主要對象。

　　社會愈是倡導「育兒是家長的責任」，抨擊「家庭教育能力低落」的家長「沒能力幹麼生」，幸災樂禍地說「所以現在大家都不婚不生」時，我們就愈無法看見育兒懲罰背後的真相。那個真相就是：想營造友善育兒的環境，政府必須提供育兒家庭必要的幫助與可負擔的人工生殖治療、社會必須給予願意養兒育女的家庭支持、職場必須改善產假和育兒假等政策、世代間必須互相包容。政治、社會、人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這本書適合身為父母的你從中找到安慰和共鳴、適合正在糾結生與不生的你來理解，也適合覺得生小孩無用、小孩好討厭的你來認識背後真相。愈多人理解育兒懲罰，愈有機會消滅育兒懲罰。

　　期待有一天，育兒不再是懲罰或負擔，我們都可以甜蜜育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