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釗

李文釗博士的《國家、市場與多中心》以中國政府改革為主題，試圖提出改革變遷和邏輯演進的解釋性框架，即“國家、市場與多中心”分析框架。這一框架主要由政府模型、政府變遷理論和公共治理理論組成。《國家、市場與多中心》的核心觀點是，中國政府改革遵循了從國家邏輯向市場邏輯的轉變。當今中國正處于一個關鍵的轉型時期，無論是國家邏輯，還是市場邏輯都不是很好的指導中國政府改革的理論邏輯，基于自主治理的多中心邏輯或許能夠成為替代性選擇。

導論
中國政府改革的時代
國家、市場與多中心
本書框架結構和內容
中國政府改革走向何方？
第一章 尋找中國政府改革的理論邏輯
一 政府改革的實踐、理論與政策研究
二 國外政府改革研究的文獻回顧
三 國內政府改革研究的文獻回顧
四 中國政府改革研究的復雜性、挑戰和機遇
五 國家、市場與多中心︰一個中國政府改革的解釋性框架
六 從理論到實踐︰中國政府改革研究的未來展望
結論
第二章 政府模型︰組織、權力與秩序
一 政治學中的“科斯問題”
二 作為組織的政府︰權力、契約和倫理的網絡
三 政府的規模與範圍︰保護性國家、生產性國家與掠奪性國家
四 政府的層級與結構︰等級制、契約制和網絡制
五 政府運行機制︰官僚制行政、民主行政與倫理行政
六 結構轉型、秩序演進與政府變遷
結論
第三章 治理模型︰人類認知、決策與公共治理
一 人類行為理論與公共治理
二 科學、理性與官僚制治理
三 不確定性、有限理性與自主治理
四 復雜性對人類公共治理能力的持續挑戰
五 基于自主治理的公共治理何以可能？
結論
第四章 理解中國政府改革︰基本邏輯與發展趨勢
一 中國政府改革的實踐
二 中國政府改革的基本邏輯
三 中國政府改革的基本經驗
四 中國政府改革的基本挑戰
五 中國政府改革的未來走向
結論
第五章 中國公共組織協調與合作的演進與變遷
一 合作的演進與理論邏輯
二 反思公共組織協調與合作的等級制邏輯
三 公共組織協調與合作︰一個制度模型
四 中國的實踐︰兩種模型的交替演進
五 未來之路︰政策意蘊與制度改革
結論
第六章 事業單位改革、多組織制度安排與中國社會事業體制建構
一 中國事業單位改革研究的進展與述評
二 方法論反思與本體論框架建構
三 中國社會事業體制和中國事業單位診斷︰現狀、問題與成因
四 中國社會事業體制和事業單位改革︰基本建議
結論
第七章 公共服務的需求與供給︰以北京市S區為例
一 研究設計
二 結果與分析
三 八類公共服務的需求狀況分析
四 討論與發現
五 結論與建議
第八章 多中心的環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山西環保新政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一 環境保護的“傳統智慧”︰國家邏輯和市場邏輯
二 超越國家與市場︰多中心的環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
三 多中心環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山西環保新政的實踐與探索
四 超越山西︰山西環保新政對中國環境治理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五超越環保︰山西環保新政對政府改革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結論
第九章 集體行動、制度變遷與公共精神的培育——貴州省習水縣趕場坡村組自治的個案研究
一 村民自治︰從個人發展到公共治理
二 村民自治和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
三 趕場坡的村組自治︰村民自治的探索
四 村民自治的脆弱性、挑戰與可持續
結論
第十章 走向社會自治︰作為組織基礎的民辦非企業
一 中國發展的未來之路︰從民營企業到民辦非企業
二 民辦非企業的發展︰公共精神培育與社會秩序轉型
三 解開公共的困境︰建構民辦非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
四 走向社會自治︰民辦非企業發展的制度意蘊
結論
附錄1 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調查問卷
附錄2 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問卷調查抽樣方案
參考文獻
後記

政府改革，也稱行政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公共管理學界共同的話題，這一話題令人興奮，也令人困惑。從為什麼需要政府、政府應當具備的職能，到政府通過何種組織形式實現這些職能，如何才能有效地實現這些職能等，都是解釋政府改革需要回答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方法解讀這一難題，形成了不同的學派。正因為如此，有學者稱之為公共管理學界“永恆的話題”。

從古今中外的發展歷程看，無論是何種學派，都是沿著兩條線索在探究這個問題，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線索，二是由于發展所帶來的對政府管理體制變革要求的線索。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人類社會發展歷程沒有脫離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到後工業社會（有人稱信息化社會，亦有人稱全球化社會）的進程。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社會形態在發生變化，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文化和價值觀念都會發生變化。有趣的是，雖然人類社會整個進程方向相同，但是，備國的發展方式卻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說，各有各的“發展特色”。這些特色體現在不同發展模式的選擇上。凡成功者，都是扎根于自己的國情，選擇了正確的發展方向，這其中，政府管理體制也是國家發展模式中的一部分。選擇了適應發展階段和文化特色的政府管理體制，其發展就會快速平穩，反之，就會動蕩反復。當然，我們所說的選擇，並不是依靠某位“英明”的個人（或者某一集團）的理性決策，而是一個國家知識階層和精英階層對發展模式形成共識的過程。

正是由于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的，因此，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其政府管理體制就需要隨著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所變革，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體制變革和政府改革，它是在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下的政府改革。考察歷史，我們會發現，政府改革的力度在不同時期是不同的。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看，在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往往也是最快的時期。許多歐洲國家，正是在這一階段完成了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以及從封建君主制到現代民主制的轉變。對于某一個國家來講，政府變革的速率在不同階段也大不相同。如果一個國家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其政府管理體制的變革速度和力度往往很大。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處于發展中的穩定期，往往政府改革的力度不大，速度不快。

從20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處于社會的快速發展和變革中，趕超型的發展戰略就是要加快我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對發展模式進行了長期的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中國發展模式的選擇，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管理體制，就成為我國在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我國公共管理學界義不容辭的任務。

如何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管理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管理體制轉變，如何轉變政府職能，如何界定和協調政府各部門的職責，如何劃分和界定中央與地方政府權責，如何發揮非營利組織（事業單位）和公民在解決公共事務中的作用等問題，都是我國政府改革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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