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正吉 -FindBook 找書網

＊以下節錄自本書〈緒論〉／李曉東

　　島根縣立大學東北亞地域研究（NEAR）中心作為日本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的地域研究實施計劃「東北亞區域研究」的研究基地之一，從2016年開始了以「東北亞近代空間的形成與影響」為主題的共同研究項目。本書是此項研究的最終成果論集。
　　推進本研究的NEAR中心是在2000年島根縣立大學建校時設立的。大學從一開始就將東北亞研究作為大學的辦學特色。自設立以來，本中心一貫追求「東北亞學」的創建。關於這個理念，本中心的創建者、也是島根縣立大學第一代校長宇野重昭指出：「東北亞學的思想核心，在於超越由西方創造的『亞洲』概念，再從世界性的視角重新把握亞洲的諸問題，並以這種開放的世界性視角從亞洲方面促使西歐的改變。在此基礎上，在與改變了的歐美間的相互激發的關係中重新審視世界史課題，以此來探索解決亞洲以及東北亞地區的『難題』的可能性」。這個理念在本項目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關於這五年的研究進程的介紹，將放在本書最後的「研究歷程」中，在緒論中筆者將基於自身的理解並結合迄今為止共同研究過程中的討論，在闡述本研究的目標、特徵和意義後，概觀各論文的內容，確認本書的意義。

一、通過「接觸空間（Contact Zone）」來研究把握東北亞的「近代」
（一）論述東北亞的意義
　　如果說「歷史是過去與現在間的無盡對話」（E. H. 卡爾），生活在現在的我們從各自不同的問題意識出發，從過去時空裡的無數事實中選取對我們有益的事物來進行「對話」，是十分自然的做法。
　　迄今為止，以「東北亞」為框架的研究其實並不少。例如以國家為主角，對該地區中有關安全保障、環境、資源等相關國際政治問題的研究；在意識到接壤性或此地區的比鄰關係的基礎上，在東北亞的框架中尋找地方（Local）經濟發展機會的研究；還有批判性地看待狹隘民族主義，以超越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又作國民國家）界限為目標，提倡建立「東北亞共同之家」等共同體的研究，等等。因此，東北亞作為研究對象，由於論者問題意識的不同，其範圍能夠任意地伸縮。這個框架既能夠包含到太平洋對岸的美國，又能限定於中、日、韓三國及相鄰的國家與地區，此外，還可以成為地方振興的戰略。同樣以「東北亞」為框架的本書，在問題意識上亦有不少相同之處。
　　另一方面，與迄今為止的關於東北亞研究相比，本書的特徵有以下三點：（1）以「東北亞的『近代』」為中心，特別從歷史、思想、文化的視點進行探討；（2）在研究對象中，重視蒙古與俄羅斯／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3）將東北亞看作一個網絡，以取代由國界等各種界限區隔而成的東北亞，同時特別關注發生在各種「接觸空間」中的接觸、碰撞以及所產生的變化。以下筆者將圍繞此三點特徵來闡明這個共同研究的目標。
　　首先是歷史、思想、文化的視點。東北亞地區因西方「近代」的東漸，最終不可迴避地迎來了「近代」，在此之前，這個空間裡包含了蒙古、俄羅斯／蘇聯、中華以及日本等多樣的「帝國」的興亡，具有悠久而獨特的歷史，它不但擁有歐洲基督教世界所不能相比的宗教多樣性，還是一個多種文化相互作用的熔爐。這個充滿多樣性的空間在近代以後，雖然被近代國家系統所替代並均一化，但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各種問題。因此，只有通過追溯到近代以前，在歷史的文脈中重新把握東北亞的歷史、思想、文化，考察東北亞的多樣性和與西方「近代」所發生的相互碰撞，才能夠重新「發現」在近代國家的均一化過程中被忽略掉的、東北亞所具有的獨特性。同時，我們還將在「近代」化這個不可迴避的過程中，重新發現擁有多樣特徵的東北亞的「近代」，它們或在外觀上呈現了「近代」的外形，但是實際上內部卻有著與「近代」異質的內涵；或者即使可被稱作是「近代」，實際上已是被不同程度地再詮釋了的「近代」。
　　其次，重視蒙古和俄羅斯／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的第二個特徵，可以使東北亞區域研究避免往往容易陷入的偏向性。
　　所謂區域研究，例如在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發展起來的Area Studies被運用於國家戰略之中，具有政策性、實用性的特點，研究立場也往往是西方中心主義。以中國研究為例，所謂「衝擊－反應」模式以及「近代化」論長時期左右著學術界。這樣的視角終於在1980年代，遭到了「中國中心觀」（保羅‧柯文）和「作為方法的中國」（溝口雄三）等重視內發性因素立場的批判。這些新的方法成為針對東方主義的有力批判。但另一方面，「中國」這個內發性的立場，存在著容易陷入僅將視野限定在以漢字、儒學等為象徵的「中華」傳統的陷阱。的確，在中華的內部，由於中華的「可變」（華夷互變之可能）性和中華圈因地區間的差異，包括「反中華」在內，中華內部亦充滿了多樣性。政治和思想文化意義上的「中華」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是各種對立、以及文化上相互激發和變化的過程。例如，在思考東亞儒教的特徵時，不能排除元朝的蒙古文化要素，還需瞭解儒教在內、外各區域的「本土化（Nativization）」的過程中充滿了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在與西方的「近代」的接觸中更增加了其複雜性。但是，無論是「中華」還是與「中華」對立並意欲取而代之意義上的「反中華」，還都是「中華」框架下的思考方式，而與「中華」的邏輯完全不同的「非中華」的卻容易被忽視。例如，當我們談論宋、元、明的歷史時，不能忽視不同於江南社會經驗的遼、金統治下的北方社會的經驗；研究清朝的政治統治時，不僅要談科舉，還需要談「八旗」。這些都是象徵了「非中華」因素重要性的典型事例。
　　與此相反，近年來作為「中華」框架的反命題，被稱為「新清朝史」的研究動向頗受矚目，有關研究重視清朝的「滿洲性格（Manchuness）」，從以蒙古為代表的「內陸亞洲」的立場出發，描繪出清朝「非中華」的一面（如Mark Elliott、Evelyn Sakakida Rawski等等）。圍繞中華與「非中華」，特別是在中美兩國的學者之間引起了爭論。這樣的視角對修正傳統上偏重「中華」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義。但另一方面，在不能從民族主義意識中獲得完全自由的背景下，研究立場上的對立無法完全限定在學術領域內，爭論往往難以擺脫某些政治因素的影響。
　　在瞭解上述區域研究的傾向的前提下，本研究重視蒙古和俄羅斯等區域「非中華」因素的同時，注重包括地理空間和思想空間的「接觸空間」──例如作為可視的接觸空間的驛站、武漢等「條約港」、大連等近代都市空間、對馬與濟州、琉球／沖繩等島嶼，以及不可視的空間的統治理念、概念和思想的接觸與碰撞、制度、條約、教科書、留學等的相互影響與作用──將東北亞視作各種關係和連鎖所構成的網絡，以這一視角取代用國界等排他性的界線劃分出來的地區的視角。這是本研究的第三個重要特徵。
　　因為將東北亞視為一個網絡，我們特別注視其中的接觸空間中的相互激發與演變過程，對本研究而言，近代國家體制的框架已不再是討論的預設前提，至少在我們的意識中，與以西方的「近代」為基準的東方主義是相對立的。不僅如此，存在於近代以前的東北亞的「華夷」秩序也將被相對化。具體地講，除了「朝貢」、「冊封」等中華邏輯及支持這一邏輯的儒學理念以外，例如從蒙古和西藏的角度觀察中華王朝，就會注意到其中存在著的與「華夷」觀相異的邏輯。並且，從近代國家的立場來想像歷史上的「中國」這一視角也將被解構。本研究正是在力圖擺脫所謂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解構往往被視為正統的「傳統」的中華中心主義的基礎上，重新對東北亞進行探討的。

（二）「近代」給東北亞帶來的影響
　　提起「近代」，在作為其源頭的西方也擁有著多種多樣的形態。但是，之所以統稱之為西方「近代」，是因為它與「非西方」形成了對照。反觀「近代」東漸之前的非西方地區的東北亞，除了具有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多樣性以外，歷史上眾多力量的角逐和不同的帝國統治的歷史不斷重繪這個地區的地圖，正因如此，過往並沒有「東北亞」這一統稱。因此，在此意義上，如同硬幣的正反面一樣，思考東北亞這個充滿多樣性的非西方地區的「近代」時，西方「近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參考。
　　這裡西方「近代」可以從廣義上來把握。首先，從物質方面來說，使近代西方人自身也因為無法適應巨變而為之感到「狼狽」（福澤諭吉）的蒸汽機、電信、印刷等近代物質文明帶來了近代的全球化。而思想和文化方面，「近代」在理念上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代表；在制度上的象徵則是近代立憲制度，同時，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運動和制度也同樣是「近代」。不僅如此，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東北亞而言也是講述「近代」時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因素。
　　關於東北亞的「近代」，迄今為止已從各種角度被討論，但是無論是「近代化」論還是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內發性發展」論，以及「文化觸變」論等等，儘管論者的立場各不相同，但同樣都是以西方的「近代」為前提的。
　　充滿多樣性的東北亞的「近代」也存在著多樣的形態。但是本書的研究並不僅僅滿足於展示東北亞「近代」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力圖深入紛繁複雜的東北亞各個地區的「近代」──它們或是主動，或是被動甚至是被強加的「近代」──的各自的特徵，並對其意義進行考察。
　　既然西方的近代是思考東北亞「近代」時不可或缺的參照，那麼首先思考西方「近代」的東漸給東北亞帶來何種影響應是十分有意義的。東漸至東北亞的西方「近代」可以說給這個地區帶來了如下幾方面的影響：「排他性的領域性」、「近代國家的均一性」、「近代性」和「強迫觀念之形成」。
　　我們先討論一下有關「排他性的領域性」。
　　在東北亞地區，即使是在主要由農耕為生而過著定居型生活的人們構成的「中華帝國」，它雖然有著「朝貢」、「冊封」這種鬆散的統治和從屬關係，但在「普天之下」這種一元性的「天下」世界觀中，「王土」中的邊界是曖昧的。更何況對蒙古這樣的游牧民族以及以海洋為生活基礎的人們來說，讓他們自身倍感不自由的排他性界限的意識應是不存在的。
　　與此相對，近代國家的最大特徵是設置了排他性的界線，領域內的人民構成了國民，獨立的民族國家擁有排他性的主權。西歐「近代」的東漸，大大地改變了東北亞地區原有的基於「無為之治」的鬆散的統治關係和不具有明確分界線的世界，以及居住在那裡的人們的意識。兩者之間意識的落差和偏離，成為了引起許多對立與紛爭的原因。
　　首先，條約將明確的排他性界限帶入了以往曖昧的領域性中，在「外壓」中開始形成了向心性的國家認同，為了免受外來的干涉和入侵，創立一個自主自立、具有排他性主權的近代國家成為至上課題。對各個地區的政治體來說，雖然「外壓」絕不是始於近代西方列強，但是抵抗外壓，追求自主、自立的行為以創建近代國家的形式出現是前所未有的。並且，社會進化論為其提供了科學根據。對於多數人們而言，為在適者生存的競爭世界中「競存」，對建立排他性國家而實現「富強」成為強者的目標的追求，已由進化論證明了它的科學性與正確性。
　　因此，例如具有「多個面孔」的清帝國統治理念的多樣性與靈活性維持了兩百多年的和平，在20世紀初也不得不開始了「仿行憲政」以成為一元性的近代國家。在東北亞的一部分地區，近代以來創建近代國家的趨勢直到現在還在持續。在國民的形成尚處於建設中的東北亞地區，領土問題延續至今，超越「一國史（National History）」的門檻依舊很高。
　　第二個需要探討的是「近代國家的均一性」。近代國家擁有排他性主權，對內以確保領土的完整和創造出均一的國民。近代以來，東北亞地區各國不論願意與否，都不得不將建設近代國家視為至上課題，進入了創造「想像的共同體」的過程。
　　但是，要把鬆散、多元化共存的文化嵌入到一元性民族國家框架中，必然會產生很多問題。
　　首先，由於接壤地區對近代國家的各種「想像」會出現重合的部分，發生在國家邊緣部的國家的對立會作為領土問題表現出來。同時，性質不同的多元的文化被強硬地塞入到近代國家的框架中，導向均一化的過程，但在此過程中產生的齟齬沒能避免強制與壓迫的出現。這種現象在對外的殖民地統治和對內的國家建設這二者的過程中都無可避免。另一方面，從對內的角度看，在理念上的目標是基於One Nation-One State的理念來形成同質均一的國民（Nation），但實際的統合過程中必須建設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它導致了同一民族被阻隔在國境的兩邊；在國內產生了少數民族問題，這個不安的火種至今依舊是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所面臨的難題。自古以來，例如清朝雖然以多樣的統治理念維持了統治的安定性，但在近代國家原理的剛性面前，已失去了這種靈活性的餘地。越是以這種剛性來推進近代國家建設，為防止國內的不安定與分裂的危機，其結果就必然越是要強調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第三個是西方的「近代」所帶來的近代性。西歐工業革命之原動力的鐵路、電信、以及近代武器、軍艦等可視性的「西力衝擊」給東北亞的政治、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已經無需贅言。由於近代的全球化，譬如英國飲茶習慣的大眾化作為鴉片戰爭的遠因，成為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發生地殼變動的契機；西伯利亞鐵路的鋪設使東北亞地區政治力學發生變化，被視為影響日俄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前所未有的規模與密度的貿易管道所構成的經濟網絡，以及由人的移動而形成的人的網絡在經受國際和國內政治狀況衝擊下跨越國境，形成了全球化。另外還有無形的，例如自由、平等的近代理念、立憲政治等近代制度以及自由貿易等等，在歐洲歷時數百年時間形成的近代文化共時性地流入東北亞。在東北亞各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具有多樣形態的「近代」被接受，這些思想理念的滲透與相互作用，在各地區形成了近代以來的新傳統。
　　另一方面，作為接受外來因素的一方，從接受衝擊而被動地接受「近代」到主動擁抱「近代」，東北亞人的反應各不相同，但這一過程卻是一樣充滿了糾葛的。在接受西方近代的過程中，各個地區的人們根據各自面對的問題、以各自的傳統思想、文化為基礎對「近代」進行了「再詮釋」。雖然這個過程包含了「誤解」與「歪曲」的一面，卻更意味著各地區的人民為構築各自的「近代」而進行的摸索，其再詮釋的意義值得探求。
　　再有，東北亞在接受「近代」過程中產生的時間差，更使這個過程具有多重性的特點。例如，在日本受到西方近代文化與思想薰陶的中國啟蒙思想家梁啟超的著作在朝鮮得到廣泛閱讀，就是這個特點的典型例子。它反映了東北亞內部的思想的交流與連鎖。
　　第四點是西方近代所帶來的強迫性。如上所述，近代東北亞的知識人站在接受西方近代的最前列。但是，儘管他們是自主地擁抱西方的「近代」，同時又不得不受到精神上的創傷。這是因為，知識人主張引進西方文明的重要性，就是承認自身與西方相比處於落後狀態而需要「文明」化，這就意味著他們要積極地接受「文明‧半開化‧野蠻」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判斷觀念。在這種認識下，實現「富強」，躋身「一等國」成為當時東北亞知識人的強迫觀念。不僅如此，在國家內部，來自這個強迫觀念的壓抑使民族國家內部的「中心－周邊」、「內地－外地」等構造不斷衍生。例如，處於「邊緣」的沖繩人民為了成為近代國民，不得不在自身心中也植入了積極向民族國家「同化」的觀念。
　　如上所述，西方「近代」所具備的排他領域性、均一性、近代性與壓抑／強迫性對東北亞地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本共同研究主要從理念、制度、交流等角度切入，深入探討這種往往帶著衝突（Conflict）性質的接觸（Contact）。
　　毋庸置疑，我們的研究絕不會止於西方的「近代」給東北亞帶來了什麼。正如近代西方中心主義式的「文化進化」論在殖民地行政中遭到了挫折顯露出其缺陷，而正是以這種在西方「外部」的殖民地統治的失敗經驗為契機，使西方內部出現了否定自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同樣，我們期待對西方外部的東北亞的「近代」進行的考察和研究，能成為對西方「近代」的反問，促使對既有「近代」的反省並成為從更普遍的視角研究「近代」這個「未竟工程」的新始點。

（三）網絡與「接觸空間」
　　在本研究中，我們把東北亞視為網絡，而非一個被用界線儼然劃分的地區。特別是將它作為各種力量的緊張和相互作用、異質文化相互混合的網絡交結點，我們將其作為「接觸空間（Contact Zone）」來把握。
　　作為網絡的東北亞形象，筆者認為可以藉助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的研究來理解。斯波認為宋朝以後伴隨「商業革命」產生的中國社會的變化起源於「市（場）」的發達，而非「村落」。對斯波而言，施堅雅提出的「原基市場町（Standard Marketing Town）」才是構成中國社會的基礎單位。「市」是物品的流通、人的移動與交流等各種各樣的關係交織而成的場所。中國社會則是由無數個這樣的結點的「市」交織而成的網絡。這種理解方式與以往的以「家‧村‧鄉‧國‧天下」為單位來理解中國的方法相比，通過重視關係性與交流性的側面，更能逼近各種各樣的主體相互作用的實際狀態，因而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中國社會的動態。
　　上述對中國社會的理解方式，在思考東北亞時值得參考。即如果將「市」這個結點擴大看作為異文化間的接觸空間，將東北亞理解為由人、物、訊息、觀念、思想等的交接點，即由接觸空間織合而成的網絡，而非以往的國家、王朝等政治體，便會浮現出一個與以往面貌不同的東北亞形象。
　　同時，將網絡狀的東北亞中的每一個接觸空間放在「近代」的背景下思考時，可以將其分為有形的地理空間，和思想、精神方面的交流空間這兩個層面進行思考。
　　首先，地理意義上的接觸空間─或亦可稱之為「接壤地區」──若將其與「近代」聯繫起來，其特徵可以大致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多個因素相互交錯、相互作用的混合性與複雜性；（2）邊緣性與邊境性。就（1）而言，例如有歷史上成為人們移動中轉地的蒙古「驛站」；「鎖國」時代成為對外窗口的廣東和長崎；還有華夷秩序下具有「兩屬」特徵的琉球、對馬，多種文化混雜的原滿洲地區，還有作為「條約港」發展為近代都市的上海、武漢，等等。就（2）而言，有成為民族國家邊緣部的、例如沖繩、對馬、濟州、薩哈林等地。
　　本來，東北亞作為網絡或有疏密之分，對邊界並不重視。但在近代化的過程中，由於劃分了排他性的界線，在民族國家內部產生了「中心－邊緣」的構造。近代國家明確地將「內」與「外」區分開來，對內追求等質性，對外追求排他性。它規定了近代化這一大方向，而在近代國家內部被編為邊緣的地區，同時也被植入到了受壓迫和被犧牲的結構之中。其中，藉助接觸空間所具有的混合性在近代化潮流中發展起來的城市和地區固然不少，相對於此，在民族國家的統合過程中，處於民族國家的邊緣部的許多地區失去了原有的特性與自律性。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各個接觸空間的命運出現了明暗之分。
　　本書以各種接觸空間為中心，不僅考察近代化這一宏大敘述「光」的部分，更會留意在「光」的照射下所產生的「影」的部分。
其次，「接觸空間」還是一個思想、精神上的空間。
　　在接受「西力衝擊（Western Impact）」時，東北亞地區的人們為了尋求自主與自立，將創立近代國家作為首要課題並追求近代化。比如在近代中國，梁啟超在他的《新史學》中批評道，中國以往「認歷史為朝廷所專有物」，即便是《資治通鑒》，也僅僅是供君主之用。他主張史學乃是「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梁啟超提倡民族主義，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在優勝劣敗的世界中自立，寫下「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而發起「史界革命」，提倡構築稱之為「新史學」的一國史（National History）。
　　這樣，西方文明所孕育出的近代理念和「文明的精神」在被作為普世性「公理」為東北亞的人們接受的同時，也被看作為了生存的唯一選擇。也就是說，在東北亞地區開展的近代啟蒙思想宣導中，時刻伴隨著「不近代化就會滅亡」的強迫概念。
　　不僅如此，如何使新導入的近代價值觀在各個地區被接受和生根也是一個難題。這是因為，不光要找到與舊有觀念的妥協點，而且，被認為是具有「普遍」性的近代價值觀在被接受的過程中，由於文化的異質性，在各個地區都存在著不可翻譯性、誤讀和再詮釋的現象。價值觀的相互碰撞和相互激發，為東北亞地區的近代「空間」帶來了複雜的面貌。而且，在各個地區中的「東」與「西」相互作用的近代性空間並不是孤立的，東北亞地區的思想空間是一個相互連鎖，並相互影響的多層性空間。
　　另一方面，直接影響東北亞近代空間形成的西方「近代」本身也是多樣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為東北亞的人們呈現了「近代」的多面性，這些思想同時在各個地區的文化背景下被接受和重新詮釋。另外，為了對抗西方的「近代」，還產生了例如朝鮮的「東學」這種自生性的近代。
　　最後，還有一個導致東北亞的近代化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因素，那就是這個地區的近代化時間差問題。無論是近代化得以順利進行的國家還是遭受挫折的國家，或是沒能獲得實行近代化的環境和條件的國家和地區，以及在國家內部被「遺忘」被邊緣化的地區等等，由於各地區內外的環境以及政治力學，使這個地區的近代化過程呈現出相當複雜的狀況。加之，殖民地化──不光是來自西方的殖民地化，成功實現近代化的日本也開始加入獲取殖民地的行列──進一步拉大了這個地區的近代化的時間差。在這一點上，例如民主化問題依然是當今東北亞的課題就是鮮明的例證。
　　綜上所述，可視的近代化與思想上的近代化，無論是積極的還是被動的；無論是作為理想的還是作為生存戰略的，對於受到「西力衝擊」的東北亞地區而言都成為不可避免的追求目標。但是，如果用「衝擊－反應」這樣的單向解釋，那只不過是僅僅反映了東方主義的視角。與此相反，本研究將東北亞地區近代空間的形成過程看作是一個文化上的交錯與「觸變」──接觸與變化──的過程。為了理解這些交錯與「觸變」的特徵，我們不但要重視近代化這一歷史表面舞臺上的宏大敘述，更須聚焦地理上的、思想上的接觸空間進行考察。

（…中略…）

　　此外，2016年成立的本研究基地的成員有島根縣立大學的井上厚史教授（至2017年度為基地負責人）、井上治教授、石田徹副教授、山本健三教授、前田しほ助教（至2017年度）、李正吉助教（2018年度開始）、李曉東（2017年開始為基地負責人），以及本研究的合作機關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劉建輝教授與松田利彥教授、東北大學的岡洋樹教授、早稻田大學的柳澤明教授、琉球大學的波平恒男名譽教授、筑波大學的Eduard Baryshev助教等共計十二名成員，還有中國東北師範大學的韓東育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的王中忱教授、內蒙古大學的娜荷芽副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黃克武特聘研究員、首爾大學的張寅性教授等五名海外合作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得到了眾多海內外學者的協助，進行了充實的研究活動。在此對每一位為本研究項目做出貢獻的人士表示感謝。其中，特別是岡洋樹教授和柳澤明教授，他們從研究的計劃階段就參與研究的主題和方向的討論。另外，劉建輝教授、韓東育教授、波平恒男名譽教授、張寅性教授、黃克武特聘研究員、李熙玉教授（成均館大學）不僅參與共同研究並做報告及擔任評論，還在共同舉辦研討會、出版研究成果等方面給予了大力的支援。最後，還要致敬本書的每一位譯者為本書論文的翻譯付出的艱辛工作，還有我的同事孟達來準教授和本研究基地的同事們也參與了相關論文的校閲工作。在此對以上各位學者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的內容及特徵／李曉東
（節錄自本書〈緒論〉其中一節）

　　本書共收錄24篇論文，執筆陣容由東北亞各個地區、多個研究領域的活躍在第一線的學者組成。雖然論文數量不少，但毫無疑問還不足以充分呈現出「東北亞」多樣的歷史文化整體形象。即使這樣，本書的作者共同圍繞「東北亞」這個主題，聚焦於「接觸空間」裡的各種「接觸‧碰撞」（Contact），還是成功地將東北亞的「近代」特徵展現出來了。特別是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同一或相關問題的考察，利於讀者對問題進行立體的理解和把握，引發新的思考。可以說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當然，由於作者研究對象的時代、地區以及研究領域分佈廣泛，研究的方法與觀點也不盡一樣，因此將它們歸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絕非易事。在這裡，我們將本論集分成（1）從胚胎期到近代前夜的東北亞、（2）對「近代」的接受、重組與再詮釋、（3）「接觸」（Contact）的「光」與「影」三個部分。以下，筆者將通過概觀各論文的內容，來確認本論集的意義。

（一）從胚胎期到近代前夜的東北亞
　　首先，飯山知保和岡洋樹的論文通過揭示元朝與清朝具有多層性和靈活性的統治構造，為我們展現了西方「近代」東漸以前的東北亞的多樣性及其特徵。
　　飯山知保的論文相對於以往的、以中國的「江南」社會為中心來思考宋、元、明的斷代史的視點，提出應重視12-14世紀的「華北」社會，考察了蒙古帝國這個「非中國王朝」的統治為這個地區帶來的影響與遺產。作者具體考察了蒙元時期蒙古統治下的華北社會所運用的官員起用方法。蒙古時代的統治除了「州縣官衙」外，還運用了「諸色戶計的管轄機構」和「投下‧位下」等三種統治主體，可謂是「多層次的統治體制」。尤其是後二者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意向影響，可獨自免除服役和授予官位。正因為這種具有自律性權益的蒙古王侯的存在，與他們的關係（「根腳」）成為獲得官位的關鍵。作者認為，通過庇護者的提拔而得到晉陞（「僥倖」）的方法「可以說是當時官界的捷徑」。由於庇護關係會因庇護主的死亡或失勢而消失，因此是不安定的，這使得金元‧元明等朝代更替的時期，華北地方社會權貴階層的興亡交替十分激烈。它與江南社會在整個宋、元、明具有一定連續性的特徵形成了鮮明對照。作者指出，不能輕視華北社會的蒙古因素而無條件地將江南社會的看法適用於華北，要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地區性差異。不僅如此，還有必要解構近代國家的先入之見，在東北亞這一更廣闊的視野中對「中國史」進行相對化的反思。
　　接下來的岡洋樹的論文首先指出了近代國家統治的均質化不允許多樣性的共存，將特定的「本民族」歷史特權化，而把其他部分當作「他者」將其邊緣化的事實。對此，作者以蒙古為例，考察了「多面孔的帝國」清朝是如何使多文化主體的歷史認識得以並存的方法。清統治下的蒙古，分為由作為八旗一部分的「旗人」構成的「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後者是蒙古統治氏族屬下的各個群體。統治氏族的權威是由皇帝授予的「王公台吉」爵位來保障的。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王公台吉的譜系（即「根源」）的記載是與護法王的譜系和氏族的王統的譜系相接續的。同時，比這些更受到重視的是記載了王公對清朝所作功績的王公傳記的記述。這樣，滿洲為了統合服屬的各個蒙古王族的群體，同時接受了蒙古的權威的源泉成吉思汗以來的王族血統與信奉藏傳佛教的護法王的歷史認識，用汗以及護法王的身份將蒙古成功包攝到了清朝的統治體制之內。作者指出，這種多面孔帝國的巧妙統治方式在近代以後，由於被納入單一民族的脈絡之中導致種種困難，這才是真正應該關注的問題。
　　對於以上岡氏論文中指出的清的「多面孔性」，以下圍繞涅爾琴斯克（尼布楚）條約中的「蒙古要素」進行分析的S. 楚倫的論文、對漠北蒙古的驛站進行考察的中村篤志的論文，和從清國統治者的滿族的角度思考「大中華」思想的韓東育的論文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楚倫的論文將俄清間締結的涅爾琴斯克條約尤其視為「蒙古」問題，明確了條約簽訂前的蒙俄、清俄關係以及蒙古內部的狀況。從1670年代起，俄羅斯意欲統治阿穆爾河流域，而清國為了保護故地和屬民，要求俄羅斯禁止建築要塞並歸還屬民，終於包圍了阿爾巴津（雅克薩）並呼籲蒙古的土謝圖汗等人介入事件。土謝圖汗此時正面臨著與葛爾丹‧博碩克圖和札薩克圖汗對立的危機，同時也與逼近色楞格河和烏金河流域的俄羅斯因先住民的管轄問題而對立。當時正與土耳其和韃靼處於戰爭狀態的俄羅斯為了和平解決東方局勢，派遣了特使戈洛文。戈洛文為了與清朝交涉並且不讓土謝圖汗站在清朝一方，在與蒙古方面圍繞著屬民問題進行爭論的同時，反覆協商。同時，他還希望土謝圖汗及哲布尊丹巴成為涅爾琴斯克條約交涉的中間人。最終，戈洛文利用蒙古內部的紛爭，通過行使武力使眾多的蒙古貴族服從後，為了締結條約而進入涅爾琴斯克。如上所述，在涅爾琴斯克條約締結的背後，「蒙古」因素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中村篤志的論文以清朝統治下的漠北蒙古「喀喇沁驛站」為例，對作為「接壤地區」的驛站的意義進行了考察。在清朝的「封禁」和「盟旗制」制度下，雖然人們的移動受到限制，但由於喀喇沁人口總數的3%-4%長期都在所屬旗外服差役，為此產生了人口的流動。其中三到四成的差役承擔的是清朝為強化統治而設置的驛站任務。驛站是當時維持人們移動和交流的重要存在，驛站周圍設置了寺院和商店，是喇嘛和商人常駐的廣域交流場所。喀喇沁驛站佔有40-50里的廣闊面積，負責管理的是內蒙古各部的士兵，同時也有被徵集的大量喀爾喀兵丁在當地從事輔助業務。雖然喀喇沁群體屬於少數派，又因擔當驛站管理工作的中心部分而處於優越的地位，但他們與喀爾喀社會處於共居與合作的相互關係。本土化了的喀喇沁群體在清朝崩潰和漠北蒙古宣佈獨立時，提出了歸順蒙古的請求。雖然隨著1930年代驛站的消失，使喀喇沁群體也退出了歷史的表面舞臺，但實際上直到現在他們還仍然生活在驛站故地周圍，保持著群體性。就這樣，帝國在創造了邊界的同時，也將各地區連接起來。這種現象給人與物的流動帶來了活力，使邊境變得曖昧。而這個變化又會為當地帶來更為豐富的多樣性和流動性。
　　與以上「蒙古」視角的各研究相對，韓東育的論文則將目光投向清朝的「中華」思想。論文針對記錄了清朝雍正皇帝與反清儒教知識人曾靜之間圍繞「華夷」爭論的《大義覺迷錄》，和清末最後一位皇帝宣佈退位的詔書《清帝遜位詔書》兩個文本，通過詳細的文本分析，闡明了貫穿於兩文中的「中華大義」理論。因為清的統治者並非漢民族，所以需要論證自己的統治正當性和法理上的根據。作者認為，雍正在反駁曾靜時，正是運用了中華的思想，認為「華夷」應以天理人倫為基準；皇帝必須是有德者；中華要以「大一統」為大義；「華」與「夷」之別不能與君臣之禮分割；並且，在「天下一家」的思想下，不應強調「華夷」的界限，雍正通過這些主張駁倒了曾靜。作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雍正帝和曾靜實際上處於儒教中兩種華夷觀的延伸上，即曾靜承襲的是被極端化了的孔子的「華夷之辨」的理念，而雍正的主張則是「天下一體」的孟子理念之延伸。作者認為，雍正的邏輯和理念為《清帝遜位詔書》所繼承，清帝堅持了「大一統」的理念，遵循「天命人心」的邏輯，自願退位，維護了「五族共和」的中華大義。
　　另一方面，如果將目光轉向「中華」內部，除了上述韓東育的論文以外，澤井啟一的論文和井上厚史的論文也表明，作為東北亞眾多傳統之一的「中華」內部，以儒學為中心的「中華」傳統也是多樣的。
　　首先，澤井啟一的論文以儒學中的「心學」為題材，從儒學「本土化」（「大眾化」、Nativization）的觀點出發，論述了東亞共通傳統中的差異性。這裡的「心學」是廣義上的，它是為了克服創建了「理氣論」的朱子學中存在的修養方法的問題而誕生的。與朱子學提倡的正確學習儒學經典的方法相對，在中國，經由重視「心之修養」的陸九淵等，最終形成了陽明心學。陽明學認為「理」是先天內在於人心中的「良知」，提倡通過「事上磨練」，即通過日常的各種行為來直覺地把握「理」的方法。它的流行促使了儒學的大眾化。在朝鮮，李滉創建的「性理學」雖然被認為是對朱子學的發展，但同樣是對「心之修養」抱有強烈的關注，與陽明學的方法相對，李滉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堅持實踐各種「禮」的方法。接著，李洱又修正了李滉的主張。他重視現實中的實踐，通過對朱子學修養論的再解釋使其適合於朝鮮社會，實現心學在朝鮮的本土化。而日本則同時從中國和朝鮮接受了心學，山崎闇齋將其與神道結合，又有中江藤樹關注王學左派等等，形成了帶有宗教信仰性和精神上修養方法的形態。心學這一「儒學實踐」在東亞本土化過程中，在各個地區都形成了各自的「慣習（Habitus）」，也給各地區的近代化過程中帶來了差異性。
　　其次，井上厚史的論文將朝鮮近代國家形成的歷史追溯到18世紀，論述了朝鮮依據傳統思想來構想其獨特的國家及其特徵。作者通過解讀正祖的文章，認為正祖在文本中並非要表明體現儒教政治思想的近代性的「君民一致、萬民平等」的「民國」理念，認為正祖的文章是在宣言「確立以王為中心的絕對主義政治體制」的文本。同時還指出，對於大量出現在朝鮮王朝時代歷代君主文本中的「民國」一詞，一些研究將之解釋為「民之國」或「民即國」，以此試圖將其理解為「國民國家」性的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應將「民國」分為「民」和「國」來理解，在被稱為「蕩平君主」的英祖和正祖的文本中頻繁出現的「民國」，意味著重視「民與國的利益」，這不僅僅是英祖和正祖，也是朝鮮王朝時代多數知識人常使用的「愛民」思想。朝鮮王朝正是以「愛民」和「民國」所象徵的「儒教式撫民政策」來運作政權的。作者主張，與西方國民國家不同的朝鮮的國家構想，可以從這種「來自元朝經高麗王朝後為朝鮮王朝所繼承」的「愛民」思想中發現其獨特的特徵。
　　除了上述「蒙古」和「中華」視點之外，接下來還有劉建輝的論文聚焦原滿洲地區，以清朝到近代的滿洲的生態、移民、鐵路為中心，對「滿洲國」之「近代」誕生的前提條件進行了考察。首先，清朝為了限制人們移動實施「封禁」政策，並利用「柳條邊」進行了行政區分，為了禁止外來人口流入又在其周圍半徑達數百公里的範圍內營設了眾多狩獵場兼旗兵的軍事訓練場──「圍場」，為滿洲留下了廣闊的未開墾土地和豐富的森林、草原資源。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朝政府為了增加稅收和保護國土，解除了「封禁」並採取了「移民實邊」，推進滿洲地區的移民政策。這個政策在中華民國成立後被繼承了下來，其結果使得1930年的滿洲人口達到了三千萬人以上。不僅如此，鐵路等基礎設施也得到了完善。不光是俄羅斯和滿鐵，清朝政府和民國政府也進行了包括貸款在內的大量鐵路建設投資，到1924年為止鐵路總長達到了六千公里，並且在沿線誕生了都市群。除此以外，到1909年為止滿洲地區還擁有二十五個開放港口。如上所述，滿洲的近代絕不是在「滿洲國」時代忽然出現的，而是建立在至今為止未被重視的、滿洲的豐富遺產上的。
　　以上的諸研究展示了西方近代「東漸」之前的東北亞豐富而獨特的傳統。金、元時代的「華北」（中國北方）社會，需要將其放在包括蒙古在內的東北亞地區內進行考察，這一主張指出了帶有排他性界線的近代國家這一成見的局限性，在這個意義上，是對「中國」概念的解構。而在之後的清朝的統治中可以看到，一方面，被稱為「中華」的帝國持有將「天下」納入視野的「大中華」理念，它與狹隘的漢民族為中心的「小中華」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清朝通過巧妙運用成吉思汗以來的王族血統與信奉藏傳佛教的護法王、甚至是西方的條約體系等多種多樣的統治理念，將蒙藏等非漢地區與人包攝於其中並維持了其統治的安定。正因為具有這種靈活性，清朝才得以將不同的文化成功地進行了統合。而且，即使是「中華」本身，其內部也包含著多樣的特性。在以朱子學為中心的相同儒學傳統背景下，根據不同地區的儒學實踐，產生了各自不同的「慣習」（Habitus），形成了「愛民」等各具地區特色的統治理念。東北亞最終先後進入了近代化的進程，東北亞各地區的各自的傳統與在歷史中形成的諸前提是思考東北亞「近代」不可或缺的出發點。

（二）對「近代」的接受、重組與再詮釋
　　東北亞相繼進入近代化過程後，開始了制度和體制上的重組，在與東漸而來的外來文明、文化的接觸中，由於外來的世界觀、理念、邏輯與各地區的本土思想發生了衝突，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種種混亂與摩擦。在這個過程中，各地區都呈現出各自不同的對「近代」的接受方式。
　　首先，石田徹的論文和柳澤明的論文以條約為背景，細緻地描述了東西方不同邏輯交錯的實際狀況。
　　石田的論文以幕末、明治初期的對馬為舞臺，以原始史料為基礎再現了外國船隻到港和出航的幾個事例，通過對這些事例的分析，考察了西方的「近代」給日朝之間傳統的「通信」、「交鄰」關係帶來的影響。對馬是日本與朝鮮半島之間的外交和「藩屏」的最前線，直接參與交流的藩士們在與朝鮮的外交現場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他們在對馬和釜山的草梁倭館負責接待到達對馬的外國船隻和前往朝鮮船隻的相應工作。在安政年間五國條約（1858）簽訂後，幕府和明治政府不得不以近代西方的規則來對應西方各國，而此時的朝鮮正處於對西方採取攘夷態度的緊張狀態中，藩士們為使「萬端穩順」而煞費苦心。對馬藩士們敏感地察覺到了條約體制的邏輯與「通信」體制傳統邏輯間的差異，考慮到重視傳統交流方式的朝鮮，他們成功地向政府（幕府‧長崎奉行所）提出建議，即在告知朝鮮「日本已與西方各國締結條約」的事實之前，暫緩蒸汽船往來於朝鮮，並阻止到港的外國人上岸及自由行動，這使相關事態得以穩妥解決。但是其後的「赫塔號到港事件」（1870）中，由於藩士們的外交經驗未能得到運用，這一德國軍艦問題最終成了導致日朝關係惡化的肇因之一。
　　柳澤明的論文以18世紀初和19世紀中葉的事例探討了俄清外交中的「溝通隔閡」問題，通過外交文本的考證對其意義進行了考察。18世紀初，俄國（涅爾琴斯克的長官）與清之間的外交文件是由旗人阿爾巴津人擔任俄語與滿語間的翻譯的，但是在翻譯過程中，由於連續發生單純的錯譯和對錯譯的敷衍行為，結果，包括基本事實在內，俄語原文與滿文翻譯之間都出現了巨大的分歧，致使清俄雙方產生認識偏差，無法進行正常的交涉。到了19世紀中葉簽訂璦琿條約時，擔任談判翻譯的是俄國人，條約的條文包括滿語文本在內都為俄方所制。同樣，北京條約的俄漢翻譯也完全由俄方擔任。這樣，俄方利用語言能力上的優勢，操控了俄漢翻譯的過程，在翻譯過程中有意將俄語原文的表達進行扭曲或模糊化，甚至將清方重視的內容故意在俄方文件中省略，使俄方能夠得到有利於己方的解釋。而清朝方面卻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驗證條約文本間的差異，結果，俄方利用語言能力的優勢在涉及近代主權的談判中獲得了實質上的單邊權利。
　　隨著「西方衝擊」的深入，接下來值得注目的是，東北亞各國為了保持獨立與自主，無一例外地將建設近代國家作為建立或重組政治體的目標。茂木敏夫的論文探討了近現代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支撐「中國式秩序」的理念，論述了不同意義的重組過程中的變化及其意義。井上治的論文和黃克武的論文分別考察了蒙古和中國在追求近代國家過程中、知識人圍繞民族、歷史等問題的思考和努力。
　　首先，茂木敏夫的論文考察了支撐傳統「中國式秩序」之理念的各個特徵，探討了它們在近現代是如何變換形式而延續下來的。作者將中國秩序的理念歸納為「人格高尚者之統治」、「無為之治」、「均質的整體」、「禮的媒介性」、「德治的政治文化」、「中國／非中國的二元化」等，特別是針對其中的「均質的整體」這一特徵，作者指出，傳統儒家的「萬物一體」的理念認為人在根本上是具有同一性的，這種追求內在完美的傳統內含近現代的思想統制的因素。擁有以上理念的傳統秩序在19世紀經歷了採取近代形式卻以傳統理念來加以說明的「帶引號的『近代』重組」後，又在20世紀以西方為範本進行了自主的近代性重組。在這個過程中，原來以「無為之治」而「在結果上實現了多樣性的共存」的現象，在經歷了近代一元化過程後，處於共存狀態的中國／非中國被重組為近代國家；在「均質整體」的思維下，「君子的內心及於他人內心」的邏輯很容易地與思想統制相連，並被強化。作者將20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定位在與傳統的關係上，同時強烈批判了當下輕易地向過去的傳統靠攏的缺乏批判精神的態度。
　　井上治的論文通過對後貝加爾地區出身的布里亞特知識人扎木察拉諾（1881-1942）主要著作的分析，考察獨立的「新生蒙古國家」的構想和構建「蒙古一國史」中圍繞「近代空間形成」的思考。青年時期曾於聖彼德堡學習西方「近代」的扎木察拉諾，通過實地調查，加深了對俄羅斯帝國在故鄉阿嘎草原實施殖民統治的實際認識。1911年，扎木察拉諾遷移到了辛亥革命後宣布獨立的博碩克圖汗政權下的蒙古，在那裡親身體驗了蒙古從獨立到降級為自治的外交挫折。在動蕩的政治狀況影響下，扎木察拉諾構想了君主主權的「擁有保障人權的近代憲法的議會制君主立憲國」，後來又參加了以蘇聯憲法為範本的制定憲法的工作。但是，從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他的最大目標首先是創造一個自立於周邊大國的獨立的近代主權國家。這個獨立國家是從古代延續下來的、由具有共同特徵的國民所組成的共同體。扎木察拉諾在「蒙古民族原初的地理空間」中，描繪了起源於匈奴在內的歷史上最古老的北方民族─「蒙古民族」所組建的共同體，展望一個能夠與歐洲列強相並肩的強大近代國家。
　　黃克武的論文則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考證了China Proper這一西方造詞是如何被日本翻譯為「中國本部」後，又在中國得到流行的歷史過程。論文通過對語言翻譯、傳播和意義變遷的考察，描繪了繼承清朝版圖的中國在近代國家建設中自我認同的形成過程。China Proper原本是西方人為了理解清朝而創造的詞彙，譯詞所使用的「本部」，是與傳統的「（行）省」相對應的概念，與以往華夷秩序下的「藩部」有所區別。此詞在1870年被翻譯成日語後不久，出現了認為中國只是「中國本部」，除此之外的例如滿蒙等地區不屬於中國的言論。中國本部的概念於1890年代傳入中國後，清末的種族革命論也在「本部十八省」的範圍內主張漢民族的建國。中華民國建國後，特別是1930年代隨著日本侵略的加深，在中華民族意識增強的氛圍中，「中國本部」被作為將日本的侵略正當化的概念而受到了譴責。不僅如此，顧頡剛與費孝通針對此詞的批判展開了論爭，並以此為契機，圍繞中國國家的建設提出了在中國是應該重視泯除民族邊界強調一元統一，還是應該重視以多民族性為前提的「多元一體」的當前課題。
　　此外，東北亞對西方「近代」的接納，不僅僅意味著共時性地引進在西方的歷時性的概念。接納不可能是單純的調換（replacement），因此各地區「近代」的倡導者立足於各地區的思想、文化傳統，為了解決他們各自面臨的各種課題，從自己的問題意識出發對「近代」進行了主體性的理解和「再詮釋」。張寅性的論文、李曉東的論文和山本健三的論文分別以俞吉濬和福澤諭吉、梁啟超和穗積陳重、申采浩和克魯泡特金為例，闡明東北亞知識人對蘇格蘭啟蒙思想、近代自然法思想、無政府主義的接納及其特徵。李正吉的論文則將韓國民主主義的形成過程追溯到朝鮮末期進行了考察。
　　張寅性的論文考察了近代韓國啟蒙知識人俞吉濬通過福澤諭吉的譯著，接受以伯頓為代表的蘇格蘭啟蒙思想的過程。作者將俞吉濬的《西遊見聞》和俞吉濬參考的福澤諭吉《西洋事情外編》（這是對伯頓《經濟學教本》的部分譯作）為中心，將文本進行了比較分析，明確了近代東亞啟蒙思想中「思想連鎖」的特徵。作者認為，與正確地傳達了伯頓所述觀點的福澤相對，俞吉濬在其著作中，在儒學觀念的基礎上對蘇格蘭的啟蒙思想進行了再解釋。例如，俞吉濬使用「開化」來代替「文明」，創造了與「天稟」──「文明階段」說中認為人類在社會中擁有自我改善能力，能夠自然地從野蠻進步到文明──形成對照的「人稟」概念，主張「開化」必須是「以學問教誨人們道理，以法律保護人的權利」的「人稟」問題。此外，俞吉濬還將福澤對right的譯語「通義」一詞放在儒學的語境中，將其解釋為「理所當然的正理」，目的是為了制約自由的放縱。除此之外，與福澤把社會＝「人間之交際」分成國內社會和國際秩序兩個層次看待的做法相對，俞吉濬將社會稱為「人世」，把「公道」和「正理」作為國內和國際交往皆適用的普遍原理。
　　李曉東的論文以穗積陳重和梁啟超為例，對明治日本和清末中國在繼承近代西方法律過程中的思想連鎖進行了考察研究。清末中國的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在儒學中「發現」類似於西方自然法的思維，是受到穗積陳重的論文〈禮與法〉（1906年）的啟發的。陳重在明治舊民法典的爭論中，從西方的歷史法學立場批判了對舊民法典有很大影響的自然法論，但不久，他意識到西方歷史法學內存在著的自然法思想因素，示意如果將中國傳統法背後存在的儒家的「德」、「禮」理解為正義的理念，就可嫁接到西方的近代自然法上。從陳重的論文中得到啟發的梁啟超從法理學的角度討論了禮與法的關係，在管子的思想中找到禮與法結合的理想，之後又寫就《管子傳》。考察了梁啟超主張的日本法學家田中耕太郎曾指出，儒家之禮與法家之法的結合與調和，在法與道德、自然法與實定法等法律哲學的問題中起到架橋的作用。由此可見，知識人雖然積極地接受西方的「近代」，但並非一味地西化，而是在思想的碰撞中為架起「近代」與本國傳統之間的橋樑而努力。這顯示了東北亞知識人的努力所具有的普遍意義。
　　接下來，山本健三的論文通過對《朝鮮革命宣言》（1932）的作者、朝鮮知識人申采浩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考察，探究申采浩思想中以「克魯泡特金式的協同主義和暴力革命的混合體」為中心的「朝鮮固有的近代性」。在社會進化論對東北亞具有壓倒性影響力的時代，克魯泡特金所主張的「互助和團結才是進步之主要原因的無政府主義」，通過對大杉榮日譯本的重譯被介紹到朝鮮。作者認為，「推崇科學至上主義邏輯和道德上的純粹性」的克魯泡特金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來講，具有超越並克服被理解為弱肉強食的社會進化論所內含的野蠻性和暴力性的邏輯。在被日本吞併的朝鮮，克魯泡特金主義成為了批判將日本殖民地化正當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武器，給予申采浩等知識人很大的勇氣。而且，正因為它是科學的真理，所以是絕不允許妥協的，申采浩提出了用暴力正面對抗帝國主義的暴力革命論。朝鮮的克魯泡特金主義的這種特色與它在日本的發展狀況是不同的。作者認為，申采浩對創造出徹底對抗帝國主義暴力的強有力主體的摸索，正體現了朝鮮接受的無政府主義的獨特性。
　　接下來的李正吉的論文是在歷史中尋找韓國民主主義的淵源，以此說明韓國的民主主義絕不是到戰後才被由「外部」所賦予的。作者將朝鮮末期（1876年至1899年）分成三個層面，以「選舉、分權、人權、平等」等民主主義理念為關鍵詞考察了這些理念在朝鮮末期的發展過程。在第一個層面中，開化思想包含了「選舉、分權」的近代意識，但這些意識僅存於少數知識人之間；在第二個層面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東學「人乃天」思想包含了四民平等和人道主義，在「輔國安民」思想中，人權與平等的意識以與儒學民本思想相結合的形式得到了培養；在第三個層面，創刊於1896年並被廣泛閱讀的《獨立新聞》，以及許多民眾參加的獨立協會主辦的討論會強調了近代「人權與平等」、法制的落實等，這一時期的民主主義理念儘管還保留著其傳統性格而帶有局限性，但它已得到了廣泛的滲透。作者認為，在此過程中培養出來的民主主義意識是絕對不能被忽視的重要歷史資源。回顧朝鮮末期，在清日俄等大國夾縫中堅持追求「近代」的曲折歷史經驗歷經了殖民地統治時代，終在戰後韓國的民主主義發展中得到傳承。
　　從以上的諸論文可看出，條約所象徵的西方「近代」和東北亞地區原有邏輯間的差異和交錯，意味著這個地區原有的「國際」關係的平衡開始出現破綻，也開啟了東北亞各地區全面接受西方「近代」的過程。同時，各地區的知識人又從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出發，思考如何在近代國家的新框架中「創造」國族、一國史，以及在引進西方近代思想、制度的過程中如何保持和定位本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等問題，並分別進行了摸索。這一對西方「近代」的接受過程可以說同時也是對「近代」再詮釋的過程。這樣的探索體現了東北亞近代化的多樣性。

（三）接觸（contact）中的「光」與「影」
　　西方的「近代」當然不僅限於理念、思想、制度。始於西方的工業革命帶來了近代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還產生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這樣的「近代」浪潮湧向東北亞後，接觸與碰撞所帶來的「近代」的影響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出來。光和影總是相伴的，「近代」所產生的「光」和「影」顯然也不可能是以其中一種純粹的形式來表達的。
　　首先，波平恒男的論文、松田利彥的論文、王中忱的論文、Eduard Baryshev的論文對近代的殖民地統治、「中心－周邊」構造所產生的歧視、壓迫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波平的論文從沖繩的近代這一視角出發，對近代日本帝國的特異性和同化主義的問題進行了剖析。首先，作者將從明治政府強制合併琉球到二戰末期的沖繩陸戰的66年間設定為琉球／沖繩的近代，回顧了從作為德川日本的「通信之國」、到被改為「藩屬」、又遭到合併的琉球／沖繩的歷史，闡明了沖繩作為「國內殖民地」的性質。日本帝國與同時代的西歐諸帝國相比，具有「超級國家主義」的性質，形成了以「與天皇的距離」來衡量人和民族價值的歧視結構。作者認為，日本在「處分」琉球後雖然採取內地延長主義政策而推行了同化主義，但是此同化主義是以天皇為頂點，根據與天皇的距離確定等級的歧視性結構，同時還包含著中華主義式的歧視思想。此外，儘管琉球／沖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與日本本土有著顯著的不同，但「基於日本國民精神優越性信念」（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同化主義的強制措施，與英國的「自治主義」型殖民地統治原則形成了鮮明對比，與同屬於「同化主義」類型的法國相比又缺少了「基於自然法的人類觀」（同上）。而這種歧視性結構至今還尚未得到清算，與今日的沖繩問題在根本上是相聯繫的。
　　松田的論文通過對大韓帝國時期的漢城、亦即殖民地時期的京城的自來水建設事業進行考察，探明了朝鮮殖民地統治下歧視結構的實際情況。迄今為止，雖然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生活在殖民地統治下漢城（京城）的日本人與朝鮮人在居住空間上的區隔中的差距，即「雙重構造論」，但是作者認為，這種歧視結構包含無法單純用二分法來認知的歷史和國際關係問題。高宗為了維持大韓帝國的獨立，採取了「勢力均衡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列強間圍繞漢城自來水建設的利權展開了爭奪，結果美國的企業獲得了承包事業的利權。該事業負責建設向整個漢城供水的近代基礎設施，朝鮮居民也是受益者。但是，將韓國淪為保護國後的日本開始搶奪列強在韓國的利權，對自來水事業也採取了高壓態度。合併韓國後，國際辛迪加大韓自來水公司被日本收購。而日本對朝鮮人的自來水需求抱著否定態度。作者詳盡地考察了當時包括總督府管轄下的自來水事業的實際狀況，發現圍繞自來水利用問題，在開展排水管鋪設工程的地區、自來水利用戶數、供水栓問題（包括公設共用栓和專用栓、私設共用栓的使用區別和待遇）等方面，內地人和朝鮮人之間因歧視帶來的差距至少在1910年代呈不斷擴大的趨勢。
　　王中忱的論文分析了活躍於戰前日本製造出來的「蒙疆」的畫家深澤省三在蒙古的活動和作品，並對深澤描繪的「蒙疆」及其意義進行了考察。「蒙疆」是在戰爭背景下形成的，蒙疆政權的統治範圍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區，具有流動性和多層性的特徵。蒙疆對日本而言不單是一個充滿異國風情的空間，也是一個以日軍佔領為背景、由對日合作政權統治的政治空間。在日本畫壇已頗具名聲的深澤於1938年來到這裡，走上了從軍畫家的道路。在與當地權威人士的交流中，深澤與蒙疆政權和軍隊的上層建立了人脈關係。他作為「謀求蒙疆諸民族之融合、親善」的「蒙疆美術家協會」的召集人也十分活躍，在振興當地藝術傳統的同時，他也有意識地參與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根據作者的考察，在深澤蒙疆時期的宣傳性作品中，幾乎所有肖像畫都以政權上層人士和相關人員為題材，缺乏對於下層社會的關注，同時在作品中完全看不到戰爭時期的氣氛。但是代表作之一《蒙古軍民協和之圖》的構圖、以及畫中日本軍人（「軍」）與當地民眾（「民」）之間的視線中所體現出來的偏差和緊張氛圍，表現出了與畫家目的相反的，由畫家直覺意外捕捉到的不協和音調。
　　Eduard Baryshev的論文對俄國革命後的1920年發生在薩哈林州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和日本佔領薩哈林州的過程進行了考察。薩哈林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俄羅斯的遠東戰略要地。該地區發展礦山業，當地有許多中國和朝鮮勞工。俄國革命後，遠東地區各地相繼成立了社會主義政權，游擊隊運動波及到了薩哈林。1920年，佔領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游擊隊對舊「統治階級」居民實施了「紅色恐怖」，並針對日本的出兵，在撤退時採取焦土作戰，大量屠殺反布爾什維克政權支援者和對日合作者，造成數千人犧牲。在此期間，部分中國和朝鮮勞工被動員為傭兵，並參與了屠殺。登陸當地的日本軍在對薩哈林州進行保障佔領方針下施行了軍政。軍政下，日軍無視俄羅斯市民的人權，嚴格限制了他們的生活和移動，沒收了尼古拉耶夫斯克殘留下來的所有可用資源。這對該市來說，是緊接著大屠殺的又一場災難。薩哈林的人們在革命主義恐怖活動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夾縫間，被迫做出重大的犧牲。不僅如此，事件也使日本的軍國主義變得更加強硬、成為激化東北亞局勢的導火線。
　　上述各研究更多聚焦「近代」的衝擊所帶來的「影」的部分，與此相比，森永貴子的論文、趙誠倫的論文和娜荷芽的論文，是對近代革命和殖民主義等政治所帶來的動蕩中，在「接壤地區」裡頑強生活著的人們進行的種種考察。
　　森永貴子的論文以俄羅斯的茶葉貿易為題材，對至今沒有得到充分關注的、俄國人在19世紀中葉後以恰克圖和漢口為中心展開的商業活動及其意義進行了考察。在19世紀初以前，被清朝「廣東貿易系統」排除在外的俄羅斯與清朝之間的貿易是經由恰克圖易貨貿易，其中以毛皮貿易為中心。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清朝的門戶開放和俄羅斯國內茶葉消費量的急漲，恰克圖貿易發生了巨大變化。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事實上俄羅斯超過英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的中國茶葉的消費國。茶葉貿易的活躍，加上易貨貿易需要準備等價商品，刺激了俄羅斯國內纖維製品的生產。不久，易貨貿易被廢止，俄羅斯商人開始直接進入中國市場，以漢口為中心，開始了其他國家未曾開展過的製茶業，並經由恰克圖出口到俄羅斯。同時，因蘇伊士運河的開通，經由敖德薩的海上茶葉貿易路線也被打開。除了擁有海陸航線等廣泛通道，具有多樣的民族性和扎根當地的俄羅斯商人網絡支撐著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的茶葉貿易，它是不受政府的意圖所左右的。相反，俄清間的茶葉貿易終結於兩個帝國的革命爆發之後，政治因素成為阻礙經濟越境的最大原因。
　　接下來趙誠倫的論文力圖擺脫以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觀，從濟州島人們的立場出發，論述了歷史上濟州人形成跨國認同的事實。跨國認同的形成過程，也是濟州人的生活不斷被政治權力所擺佈的歷史。作者指出，濟州在耽羅國時代是自主的政治體制，有著積極與其他地區進行交流的歷史。但朝鮮時代被置於中央集權體制的統治之下後，島民們在長達250年的時間裡被「出陸禁止令」所束縛。到了日本殖民地時代，雖然濟州人民處於從屬地位而受到歧視，另一方面，為了生活卻開始能到東北亞各地自由地務工，以大阪為代表，他們建立了具有強大團結力的在日濟州人社會。實際上，若不論對國家的歸屬意識，從濟州人的生活感受來看，大阪港比首爾更覺親近。濟州人建立了與濟州島緊密相連的網絡，形成了「命運共同體」。並且，戰後「偷渡的一代」與1980年代以後新出國的一代，也同樣可以看作是在這種跨越國境的生活的延長線上的。
　　最後，娜荷芽的論文從教育的角度出發，考察了在中華民國成立後1912-1932年間的軍閥混戰時期，內蒙古的有識之士和精英們為了民族文化的保存和發展，為創立各種文化團體和學校盡心盡力的事實。中華民國成立後，在「五族共和」的理念下，「蒙藏教育」的實施目標被明文化，但在軍閥割據的狀況中，中央和地方政權對蒙古的政策缺乏一貫性，對蒙文化教育政策有許多並未落實。相對於此，與這個時期活躍的蒙古民族運動相平行，以蒙古族知識人為主體的文化活動和教育事業十分興盛，例如，以繼承民族文化和振興整個蒙古地區為宗旨的東蒙書局和蒙古文化促進會，以及東北蒙旗師範學校等組織和學校相繼創建。蒙古族的有識之士們通過學校教育對年輕人進行意識改造，並且通過漢語著作向漢人的有識之士宣揚蒙古民族的立場。此外，由於資金不足而面臨經營困難的很多團體與地方政府進行了交易。蒙古族有識之士們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期展望了該民族的「民族性」。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後來推動民族文化教育活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上述各研究通過考察各種「接觸空間」中的接觸與碰撞現象，剖析了殖民主義、以及近代國家的排他性和意識形態鬥爭中，特別是在被邊緣化的地區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心中刻下的壓抑和創傷，另一方面，也顯現出人們雖然被近代國家的框架所限制，卻運用了原有的東北亞的網絡的各種資源，以本身的邏輯獲得了強有力發展的生活態度。換言之，這些研究展現了西方中心主義無法把握的「近代」的「光」和「影」，立體地呈現了東北亞「近代」形成和展開的過程。
　　這樣，我們在理解東北亞的「近代」的時候，如果能夠從「誰更正確地理解，更接近西方的『近代』、誰更『先進』」這樣的想法中解放出來的話，我們就可以對東北亞各地區對西方「近代」的抵抗、或接納方式和內容多樣性能有更深的理解和體認，筆者確信，這也必將成為反過來重新審視西方「近代」的新的契機。
　　以上概觀了本書收錄的二十四篇論文，當然無法涵蓋每篇論文的所有論點，同時，經由筆者自身的視角和理解所帶來的「過濾」作用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但筆者還是希望以上概觀能成為讀者瞭解各篇論文對東北亞多樣性和獨特性的探討所具有的特色提供線索，便於更多的讀者閱讀本書。　　
　　

緒論／李曉東

〔第一部〕從胚胎期到近代前夜的東北亞
第一章　蒙古與「中國」的接壤地帶：12至14世紀的華北──蒙古帝國的統治與華北社會的變遷／飯山知保
第二章　大清國歷史記述中的蒙古史脈絡／岡洋樹
第三章　涅爾琴斯克條約中的「蒙古」問題：統治與解決／S. 楚倫
第四章　驛站守護人：蒙古國喀喇沁集團的歷史與記憶／中村篤志
第五章　從《大義覺迷錄》到《清帝遜位詔書》／韓東育
第六章　東亞地區多樣性的形成──以「心學」為題材澤井啟一
第七章　朝鮮的近代國家構想：「民國」與「愛民」／井上厚史
第八章　生態、移民、鐵道──滿洲「近代」的形成軌跡／劉建輝

〔第二部〕對「近代」的接受、重組與再詮釋
第九章　對馬與外國船隻──到港與出港／石田徹
第十章　俄清外交交涉中的溝通隔閡──以18世紀初及19世紀中葉的兩個事例為考察對象／柳澤明
第十一章　中國式秩序的理念──其特徵及在近現代的問題化／茂木敏夫
第十二章　扎木察拉諾描繪的蒙古近代空間／井上治
第十三章　辭彙、戰爭與東亞的國族邊界：「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變遷／黃克武
第十四章　俞吉濬的文明社會構想與蘇格蘭啟蒙思想──東亞接受近代思想及其變化的一個形態／張寅性
第十五章　近代中國對法理學的接受與展開──梁啟超對中國「自然法」的「發現」／李曉東
第十六章　朝鮮的「無政府主義式近代」：20世紀初東亞克魯泡特金主義的擴散和《朝鮮革命宣言》／山本健三
第十七章　朝鮮末期的近代空間：民主主義土壤的培育／李正吉

〔第三部〕接觸（contact）的「光」與「影」
第十八章　再考沖繩的近代──關於日本帝國與同化主義的問題／波平恒男
第十九章　大韓帝國時期漢城的自來水管道建設──從其與殖民地都市「京城」的二重構造論的關聯說起／松田利彥
第二十章　繪製「蒙疆」──從軍畫家深澤省三的美術活動與創作／王中忱
第二十一章　近代東北亞的形成與俄羅斯邊疆──1920年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和薩哈林州的保障佔領／Eduard Baryshev
第二十二章　清朝門戶開放後俄國的茶葉貿易──以恰克圖、漢口的流通為例／森永貴子
第二十三章　近代過渡時期濟州島民的移動和跨國認同／趙誠倫
第二十四章　1910-1930年代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動：以東蒙書局、蒙古文化促進會及東北蒙旗師範學校為例／娜荷芽

研究歷程／李正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