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滿

我的旅程，中世紀之旅

一位比我年長二十多歲的友人對我說：「阿部，要不要一起出門旅行？」「好主意，去哪裡呢？」回答的同時，我心中已經浮現出新的旅行輪廓。那並不是一個全新、未知的土地景象。倒也不是去哪裡都行，但只要符合了一定的條件，旅行目的地其實並不需要特別選擇。

像這樣的旅行，我們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腦海裡隨便浮出的幾個例子，第一個想到的是飛驒地區的白川鄉，二月時從網走市走到知床半島上的霧拓洛，十月份的燒尻、天賣等，我們曾經走訪過許多土地。在這些旅行途中，曾經在安倍川內地民宿裡度過一夜，那一次，我在東京車站裡買了一瓶小酒，搭上普通列車，在沼津車站換車後，花了幾個小時到達靜岡。在靜岡市一間熟悉的酒店裡喝到九點多，才動身往安倍川內地的民宿出發。到了民宿，圍坐在圍爐邊，吃了點東西之後，一邊喝一邊聊，一聊就聊到清晨四點多。早上到靜岡城內的咖啡館裡喝杯咖啡，再搭上普通車，沿路一邊喝著啤酒回到東京。

不論是大型的旅行，或是這種一夜之旅，睡眠時間都非常少，回到家都極度困倦疲憊。但是唯有這樣的旅行，日後回想起來，才會感覺「當時玩得真是盡興」。有時旅伴在凌晨十二點前就睡著了，旅行的樂趣也就減了一大半。

雖然我們這種愉快的旅行經驗延續了二十多年，畢竟和一般的旅行比起來多少有點不同。但我從不曾認為這種旅行不妥當，而我們認為旅行的目的，是一個暫時從日常生活抽離後，確認自己以另種形式重新連結在一起的機會。所以住宿地點的選擇，越簡陋越好，樸素的住宿地點是我們的最愛。當我們夜裡抵達音威子府的旅宿時，房間內的榻榻米看起來泛著青色。早上醒來才發現，榻榻米上竟然塗了藍色的漆。像這樣的住宿，即使是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是記憶鮮明。當列車被大雪困住，完全看不見前進路線時，更是旅行興致的最高點。在渚滑車站，列車因暴風雪被迫停駛時，其他乘客都下車後，我們還是留在車廂內，一面欣賞窗外的雪景，一面在車廂內繼續喝我們的賞雪酒。車掌十分擔心，每隔一小時就來向我們報告一次最新狀況，我們甚至想安慰那位車掌先生，要他「不必那麼擔心」。

像這樣的旅行，在被工作綁住的現在，除非是擁有特權身分，否則幾乎不能成行。現在旅行必須事先做好詳細的規劃安排與預約，搭乘合適的新幹線前往，盡量保持輕鬆，並且不發生任何意外，平安地返抵家門，才算是一趟好的、安全的旅行。


但是，旅行原是為了重新洗滌在我們安定的居家生活中所沉澱累積下的種種，它也是一種修行，用來重新確認人與人之間以無形的牽絆所連結起來的關係，不只是在日本，在歐洲，旅行也是一種冒著生命危險的行為。在伊拉斯謨所著的《對話集》中有一篇〈不顧後果的祈願〉，是說在工作上相當成功、各自擁有家庭、生活相當安定的四位市民，於某天傍晚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心情十分愉快。就在他們頗有醉意時，其中一人喊道：「我要到加利西亞的聖地牙哥朝聖去，如果你們夠朋友的話就和我一道去。」之後，另一人也站了起來，喊道：「我可不去聖地牙哥．孔泊思迪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參拜，我要去羅馬。」他們因此鬥起嘴來，僵持不下，另外的兩位朋友只好建議他們兩人，先到加利西亞的聖地牙哥，再轉到羅馬去。後來，行程就這樣決定了，原先勸架的兩位友人也決定同行。一杯葡萄酒在四人之間傳著喝，他們以共飲一杯葡萄酒的行動來代表他們堅定的決心。雖說這是酒過三巡所發生的事，但他們已經共喝一杯酒，發誓要遵守約定。就這樣，四個人開始了他們的朝聖之旅。然而，旅行的結果卻十分悽慘，其中一人死在西班牙，另一人死在義大利，而排除萬難，終於抵達義大利的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不幸在那不勒斯得了重病，只有最後一位在一年後拖著疲憊的身軀及難以辨認的面容回到家鄉。

雖然伊拉斯謨的《對話集》中蘊含著一流的嘲諷及諷刺手法，因此不能只按著字面來解讀。然而這篇短篇故事，則正如歷史學家費夫賀所說：傳達了一個真實的樣貌。自十一世紀末開始，歐洲社會便進入了巨大的轉變期，都市在各地興起，商人及手工業者開始遷至都市中定居。

定居的商人及手工業者各自組成一種名為「兄弟團」的組織，作為交流的場所。兄弟團就像日本的「講」一樣，但在日常生活的聯繫上卻比「講」還要密集，它是一個具備了退休金、社會保障與健康保險雛型的組織。一個城市中有各種兄弟團，它們各自擁有教會專用的祭壇，每個星期日在祭壇前舉行彌撒，為過世的同伴祈求冥福，一年當中還會舉辦多次的宴會，並在祭典時穿著盛裝參加遊行行列。

換句話說，兄弟團可說是透過「死後世界」的媒介，與活在當下的人們相互扶持的組織。伙伴生病時，就在伙伴的床邊照顧，伙伴去世時也一定要全體參加葬禮。同時它也是一個為一起飲酒作樂而形成的組織。

據說兄弟團原是在朝聖途中所形成的組織，在遠離故鄉的旅程中，人們互相幫助，朝著目的地前進而成立的組織。後來，都市形成了，隨著定居者的增加，不能外出朝聖的人也跟著增加，於是，便發展出一種雖然定居在某個定點，但是依舊可以藉著加入兄弟團來參加朝聖的方式。

都市中的商人，以手工業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們平時愉快地參與宴會及祭典，忽然有一天，這些人放棄了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出遠門加入朝聖的行列。 —這樣的例子經常可見。不同於現代的旅行，中世紀時期的朝聖之旅伴隨著很多危險，也不保證能平安返家。然而，即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將前往羅馬或聖地牙哥．孔泊思迪拉的朝聖之旅視為一生的夢想。生活在今日的人或許無法想像「擁有財產並在都市中受眾人尊敬時，丟下一切，將自己的生命交付予朝聖之旅」，但對居住於中世紀城市的人們而言，這卻是每日生活的目標。不能實際參加朝聖之旅的人也會將自己託付給兄弟團，只希望在自己死後，靈魂能夠獲得解救，因為他們不能想像在無法確認人與人之間的無形紐帶下活下去。以這樣的意義來說，中世紀的都市可說是旅行者的臨時居所，但這樣的話，便不禁要讓我們開始重新思考現在的都市是個怎樣的居所？旅行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中世紀星空下

星辰世界所展現出的樣貌在每一個中世紀歐洲人的眼中看來並不盡相同。對像歐雷斯梅的尼可勞斯這樣的人來說，限制中世紀人宇宙觀的「托勒密體系」還需要細細體會，莫賽河（Mosel）畔庫爾斯的尼可勞斯則已看到「地動說」的萌芽。除了這些有名的人物之外，在實際生活中，也有不少人已知道如何將天體運行的測量運用在實際生活中。

十一世紀奧爾良附近某個修道院的守夜人得到以下的指示：

「聖誕節當天，如果看見雙子星在修士館上方，獅子座在聖者禮拜堂上方出現時，就要準備鳴鐘。一月一日，當阿克斯膝蓋處閃耀的星星到達修士館第一、二扇窗之間的高度，也就是說當它橫掛在修士館屋頂尖端時，就要去點燈。」在修道院的生活中，為了確實遵守隨著季節變遷的典禮時間，必須觀察星座的變動。現在，除了生活在船上的人之外，幾乎已經沒有人需要觀測星座來做為每天生活的基準，但在中世紀，星座的世界卻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相較於現代人的生活，中世紀人的日常生活與星辰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但是，一般人和星辰的關係，與修道院和星辰的關係又大不相同。人們相信，世上的事或是人類命運全都是由天體運行來決定，其中尤以黃道十二宮和行星的移動最為重要，而行星的移動方式又比黃道更具影響力，人們會時常注意七顆行星的運轉，就是因為當時的醫學和行星運行有著密切的關連。

一般而言，中世紀人相信這七顆行星決定著人的命運，所以以這種信仰內容為主題的敘述或描寫也十分常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描述中世紀人生活的偉大畫作《家書師匠》（ Hausbuchmeister）為南德渥費葛（ Schloss Wolfegg）家傳的羊皮紙文書，完成於一四八年前右，作者不詳，到目前為止，人們認為作者可能是年輕作家如辜訥瓦或是爾赫如．羅衛齊（ Reuwich,），但至今依然不能證實。《家書》中所描繪的不光是貴族們的優雅生活，也包括農民、小孩及動物，觀賞者很難不受吸引，尤其是對槍砲技術面的描繪之正確性更是值得多加介紹。

首先我們來看看〈土星和他的孩子們〉。土星是最大的行星，但卻也最缺乏品德，寒冷又乾燥，被認為有違人類的本性。這個行星被視為陰險與不道德者之星。在這顆星下出生的孩子，身體彎曲，不論皮膚或頭髮都相當黝黑，沒有鬍鬚，穿著骯髒的衣服，集所有壞事於一身。土星的時辰為壞時辰，主人們也會在那個時辰遭到背叛，土星的時辰不能做任何事情，因為不會有任何好處。土星是每三十年又五天六小時繞行一周。《家書師匠》便將中世紀人們眼中的土星形象做了如第一圖的描繪。

畫面最下方的剝皮工正在剝除死馬的皮，剝皮工屬於賤民中的最低階層，一隻豬正在嗅聞他的臀部。小丘的洞穴裡關著被套上手銬及腳鐐的犯人，魔女正在那裡說著一些不吉利的話。在小丘上可以看到將絞刑而死的屍體施以五馬分屍的人，烏鴉在絞刑台上盤旋，戴著鳥羽裝飾的帽子，身配長劍的劊子手將犯人拉到刑場。一旁的修道士手中拿著十字架為死刑犯作最後的祈禱，在畫面的右邊，農夫將犁掛在馬匹身上，小孩則引導著馬匹前進，貧窮的農夫赤著雙腳，臉上的表情也因痛苦而扭曲。

「那個衰弱、慘白、挨餓受寒的正是我的孩子。粗野又懶惰、善妒、可悲，且形狀怪異的正是我的孩子。命運中注定要在苦難與艱苦中工作的，正是土星的孩子。」


現今存在的中世市民意識──支持歐洲深層的工匠組織

乍一看來不過是些瑣事，但是在歐洲生活的數年中，有幾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記憶所及，一件是在冬天購買暖氣用石油的時候：德國的冬天又長又寒冷。每個家庭在秋天開始時，都會將集中式暖氣用的石油，儲存在地下室的大儲油室。那時我才知道，當時德國家庭暖氣用的石油所抽的稅，比大企業等石油大宗消費者所抽的稅要便宜很多。這種立場完全和我國完全相反，考慮到我國消費者立場，讓人不能不深思這件事的重要性。

另一件是在德國銀行看見的情景。銀行改裝後變成全玻璃外觀的近代式建築，氣派非凡，打開門，裡面坐著兩位接待小姐，她們都是坐在輪椅上工作的殘障人士。兩人完全沒有陰暗不愉快的臉色，開朗的做著接待工作。這讓我想起日本銀行的接待人員，我為自己對如此稀鬆平常的事吃驚，覺得很不好意思。

接下來讓我想起的是德國的夏天。每天送郵件來的郵差先生有一個月的時間沒露臉，心想或許退休了吧，還是……，然而到了八月底，他曬得黑亮亮的出現了，他說他到馬洛卡島（Mallorca）度假去了。休假是每個人的權利，每個人一定會行使。醫生也有一個月休假。當時日本人像馬車的馬一樣工作不休假，正好成為熱門話題。當然，也許你可以說，在德國有外國勞工代替其工作。但是，在日本，要休假一個月，還是很難想像的事。

在市區中心車子亂鳴喇叭會被罰款，下雪時，如果沒把家門前的積雪清乾淨，造成行人滑倒受傷的話，屋主必須負擔所有醫療等相關費用，這些例子也是十分常見。進了餐廳，衣帽架旁寫著，本店對掛於此之衣帽不負任何責任。也就是說若帽子被偷走，不付任何賠償之意。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掛這個告示牌，是可以請求該店賠償的。自然公園中，面對湖水的位置不允許建造飯店；市中心的廣告必須集中在一個位置；不可任意在牆上或是柱子上張貼海報。還有不光是輪椅，娃娃車也可以直接搭乘公共汽車或是電車，在上下車時乘客們會自動伸手幫忙。

究竟這些和我國完全不同的習慣或規則是如何產生的？身為歐洲史研究者之一，總是想著是否能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這些深記心中的經驗。

這些保護消費者、保護殘障人士、環境制度、公、私責任明確劃分等，正說明了歐洲市民意識的展現。但是，市民意識到底是什麼呢？在日本有時將其視為公德心的同義詞。這種狀況下，多被解讀為壓抑「自我」，為了鄰居或城鎮，甚至為國家盡力的意思。壓抑「自我」所從事的行為可以期待多大的效果呢？在歐洲的市民意識中，真的是努力壓抑「自我」的結果嗎？並不是這樣的。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先追溯市民意識的源流。

歐洲的市民意識的萌芽要追溯至哪一個時代，關於這一點有幾個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在中世紀時期成立的城市中，市民意識誕生的原型成為後來的基礎，在十八、九世紀，轉變為近代的市民意識吧。因此，應該先由中世都市市民意識的萌芽開始觀察。

中世紀時期的城市市民，比聖職人員、貴族、農民等身分都還要晚出現，於十二、三世紀才產生。約莫同時，德國各地開始有都市形成。這個轉機來自於所謂的「商業復興」，蓬勃發展的通商，在主要通商地沿路，匯聚了來自遠地的商隊，舉辦市集，這些地點最後成為商人的定居地。這些商人為了市集舉辦權，和土地領主抗爭、抵抗或是妥協之後，終於獲得獨自生活空間。這正是中世紀都市的出發點，其中，商人首先握有指導權，而確立了都市法的誕生。當都市法在獲得皇帝或領主的承認之後，市民的身分就此全新地出現。


所謂市民意識，就是在中世紀都市空間中培養的生活意識表現。為了防範外敵而建築的市城牆更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市民生活在高牆包圍的狹窄空間中，是圈內人，必須有和圈外人明顯區隔的意識。因為有外圍的世界，理所當然的互相培養起夥伴意識的人們，視外圍為否定的媒介，才能相對於外圍，形成圈內的秩序。

還有城市內部，存在著大量沒有市民權，不能加入工匠組織、公會（Zunft; guild）的下層居民，而這也成為維持組織及公會內秩序的媒介。歐洲的市民意識就是將城外世界與下層居民視為否定媒介下成立的。像這樣建立的人際關係，首先是採取同業團體的形式，從這個同業團體內部及團體相互的協定、慣例及習慣中，我們看到了市民意識的萌芽。

市民意識在之後的十八、九世紀，昇華為國民意識的過程中，已經把樸素生活意識當作中世紀都市的同業團體中形成的日常生活規範，並有退後成為私領域的傾向。但是開頭說明過的例子，原本是中世都市的市民生活規範，依此規範培養出的習慣在十八、九世紀以後變成一般化，有時也視為是以法律規範的文化，光就這一點來看，直到今日，歐洲人仍然將中世紀平民的生活規範當成日常生活基礎。

中世紀都市的市民生活，再怎麼說還是以同業團體為重心。它可大致區分為商人的同業團體，即商人公會，和手工業同業的團體，即手工業公會。不論哪一種，都更細分為遠距中間商及零售商店的商人，麵包店、肉店、木匠、馬具匠等數十種同業組織。同業組織的原則是排除所有類型的競爭，避免強者支配弱者、資本豐富者支配資本貧乏者的狀況發生。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他們有了共同購買原料或是訂定販賣價格、規定店舖數量等嚴格規定。這些同業組織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勞動公會並不相同，在都市中以相同職業為生的男女老幼都包含在組織內。例如父親為木匠，其全家人都要加入木匠工業公會，公會成員的父親如果死亡時，死者的妻子要在一年內繼承其木匠的職業，並在這一年內，和同為木匠的人再婚，繼續家業。

若公會成員的孩子出生、結婚、生病或是死亡，全部都由同業公會照顧，重要的節日也相約一起上教會，在自己捐款完成的祭壇前，一起祈禱。公會也有自己的酒店，公會成員原則上都在那裡飲酒作樂，婚禮等宴會也都在此地舉行。工匠公會最主要是個必須一起用餐飲酒，一同歌唱的團體。近代人對一同飲酒用餐的狀況，常常有輕視之意，但是在中世紀時期，只有同一工業團體的人，會在固定時間聚集一同進餐、飲酒；在工業公會中的規律、約定，也形成人際之間的倫理。

大約是十年幾前吧。我和歐洲各國的年輕研究者，一同乘坐巴士在德國境內旅行，行程約兩個星期。在某個城鎮的餐廳中，我和希臘的哲學學者、土耳其的物理學者、斯拉夫的語言學者等人同坐一桌。土耳其的學者因為回教的戒律不能吃豬肉，為了找沒有使用豬肉的餐點花了很多的時間，同桌其他三人都吃完了，他才正要開始吃他點的餐。

其他桌的夥伴，已經離開餐廳上了巴士，看到我們這一桌的人，表示催促我們快上車的意思。土耳其的學者因此準備放棄剛開始吃的餐點，希臘的哲學學者說：「我們現在是同桌進餐的夥伴。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一個餐桌共同體，到你吃完為止，我們不會離開這裡，請你慢慢的享用。」這時我自然的感受到，古來的夥伴團體意識到今日依然存在。

這種夥伴意識也自古存在於其他如抽菸者之間。例如，想抽菸卻沒帶火柴的時候，每個人都會說「借一下火可以嗎？」向人借火，道了謝之後，然後就分手。因為火是自古以來，所有人類共同擁有的東西，我們在這種日常生活的小動作中，也可看出古代人際關係的模式還存在於現代生活。

同業公會的成員由出生到埋葬為止都共同分擔，是一種夥伴團體，所以成員的日常生活倫理規定也是由同業組織來決定。也就是說同業組織是中世紀市民生活的終極單位，因此，職業倫理或是人際關係的倫理漸次形成，並且成為日常的生活規範。同業組織如此成為規定市民生活單位，從十二、三世紀以後，一直留存到十九世紀為止，為歐洲的市民生活及市民意識的形成刻下決定性的印記。

這個印記在十九世紀承認營業自由、同業組織解散之後，仍然存在於各地的市民生活中，開頭的幾個例子，在中世紀都市裡的同業組織中，即可看到它的萌芽。

中世都市市民的生活空間很狹隘。都市和被廣大原野或森林包圍的農村不同，居處以牆垣連接，在為防範外敵侵入而建築的高牆城壁包圍中，居住了兩、三萬市民。在中世紀都市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共同防衛及互相扶助的精神，特別是確保糧食及低價供應更是重要。

在中世紀都市中，應該沒有我們今日所指的消費者存在。只要是市民就有其賴以為生的職業技能。也就是說，居民一定是屬於某個同業組織，從事某項職業。肉店的人需要麵包時，也到市場去買。因為市場以外的地方禁止買賣，所有的交易都要在市場上進行。但是這麼一來，在市場買賣時也會有購買競爭的狀況。

換句話說，熏肉業者在買入原料用的肉時，因為沒有如現代的中間商存在，必須在一般市民販賣的市場上購買，鐵匠的妻子或是木匠的妻子也來同一個市場買肉。當有購買競爭的狀況產生時，有「消費者優先」的原則。在這裡的消費者指的是熏肉業者以外的購買者。這個原則已成為市場規則，不論哪一個行業都適用。

熏肉業者買肉，原是為了賣給一般市民，當他和市民競爭時，市民當然有買肉的優先權。所有的市民都有一項維生的職業技能，這個原則被一般承認。就如此文開頭提到的暖氣用石油的稅金上，家庭用的暖氣在一定的限度內，比大企業的營業用石油稅金要便宜很多，此原則的精神應可追溯至中世紀都市的市場規則。

我的旅程，中世紀之旅一位比我年長二十多歲的友人對我說：「阿部，要不要一起出門旅行？」「好主意，去哪裡呢？」回答的同時，我心中已經浮現出新的旅行輪廓。那並不是一個全新、未知的土地景象。倒也不是去哪裡都行，但只要符合了一定的條件，旅行目的地其實並不需要特別選擇。 像這樣的旅行，我們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腦海裡隨便浮出的幾個例子，第一個想到的是飛驒地區的白川鄉，二月時從網走市走到知床半島上的霧拓洛，十月份的燒尻、天賣等，我們曾經走訪過許多土地。在這些旅行途中，曾經在安倍川內地民宿裡度過一夜，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