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導論
自東歐劇變以來,在中國學研究中,學者們對中國現代史的評價產生了明顯的轉變。這種轉變發端於中國開始進行改革的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的幾十年中,所謂“挑戰與回應”模式一直在研究中佔據著領導性地位。此模式的出發點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降因受西方的影響,其傳統價值觀和社會結構開始逐漸解體。就與傳統決裂這一假設而言,中國學研究的看法與一般現代化研究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
長期以來David Apter等理論家始終認為,現代化過程的特徵是個別傳統的逐漸沒落,以及一種具有普遍性、以西方為導向的現代社會之形成與發展。上述看法在20世紀70年代受到另類更強調傳統文化影響的觀點的質疑。由於印度、中國和日本有著較為悠久和完整的文字記載的歷史傳統,而且它們在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時所做出的反應也不盡相同。因此,這類觀點如Samuel Eisenstadt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對印度、中國和日本著墨甚多。這種觀點上的轉變引發了對一些理論構想的討論。按照這些理論構想,傳統主義不再被視為一種受傳統束縛、抵制任何變革的思想態度,而被看作一種有意識將傳統因素融於現代化過程中的努力,努力的目的是要在通往未來的現代社會道路上,協助民族和文化認同之確立以及社會的團結。
Eric Hobsbawm在其有關傳統主義的研究中認為,在過去二百年的社會變革中創新傳統的成分多於承襲傳統的成分。而人們在求索一個“適合的歷史過去”之過程中塑造了“虛構的傳統”。在應對新的挑戰時,這種“虛構的傳統”不但能使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正當化,同時也重新確立了歷史的延續性。本人在此要指出一點,即這種觀點低估了流傳下來的象徵與價值觀念系統的作用。同時,此觀點還以一種不受過去影響、只按照眼前利益來構造傳統的可能性為出發點,而這並不符合事實。
相比之下,Dietmar Rothermund具有多元性的觀點對研究工作來說更有助益。他認為“對傳統的解釋是有意識和有選擇的”也就是說,傳統主義者把過去傳下來的那些不甚有助於確立認同和維持社會團結的因素剔除掉,把有助於上述目標的因素挑選出來,然後乾脆地將之稱為他們所謂的單一傳統。在這個重新解釋的過程中,原先活的、異質的、多樣的傳統被縮減成幾個有限的方面,傳統也就因此而被一致化了。由於個人親身體驗到的傳統具有多元性和不同的利害關係層面,因此自會形成互相抗爭誰能對過去提出具有約束力的解釋和預測將來的傳統主義。在這裡,傳統主義被理解為一種僅部允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