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對的時間，對的事，對的人
「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不為終生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是傳統知識份子用來自我期許、品評人物的一種標準。方公賢齊以大公無私的胸懷、高瞻遠矚的眼界，一生奉獻國家社會的行誼，這兩句話正好可用來做為最貼切的寫照。
一個人對國家社會可做出什麼樣的貢獻，決定於三項因素：當事人的企圖心與使命感、他的能力與智慧，以及大環境提供給他的機緣。從這三項因素的角度看，方公賢齊是個有福氣的幸運者。
另外，看一個人一生的成就，就要看他為當時的社會解決了什麼問題？造就了什麼改變？對任何人來說，這其實都是兩個很高的要求標準。
方公賢齊在同輩分的長者當中，頭銜不算顯赫：電信總局局長、交通部次長、工研院院長……，但他一直都位居當時最關鍵的做事位置──也就是說，他始終都是在對的時間，要做對的事情的時候，所出現的那個對的人。說方公是那個對的人，是因為他當時在對的位置上，確確實實地成就了那些對的事，改變了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軌跡。
承繼傳統知識份子血脈
方公出身書香門第的官宦世家，是世居福州、家道殷實的望族。祖父方家澍受「康、梁」影響，思想開通；族中男女一視同仁、從小讀書，婦女們則一律放足；尊翁方聲龢是第一批負笈英國的留學生，甚至還有位名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堂伯方聲洞，方家家風的前衛開明，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家世背景下，加上天資聰敏，後來即使學的是電機工程，但所繼承的仍是傳統知識份子的血脈，所以在前述使命感、能力與機緣三項因素中，前兩項因素可因此確認。
再說方公是個有福之人，更精確地應該說：他是個有福氣的勞碌命。因為他從二十歲大學畢業進入社會開始，就一直表現非常傑出，始終都受到長官們的賞識與倚重，即使到了七十高齡都還繼續施展所長、為國家社會效力。這種經歷其實是一種非常難得的人生機遇。
方公生於一九一二年，一生可分四大階段，除了大學畢業前的成長期以及退休後的安老期外，事業生涯概分為獻身電信事業以及發展電子產業的前、後兩部分。
方公一九三二年從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進入浙江電話局工作，是他近半世紀電信事業生涯的起點。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正式展開，方公負責湖南、廣東、廣西、貴州等省分，從前線到後方的長途電話維護工作，備嘗戰亂顛沛之苦，所幸家眷始終都團聚在一起。
躋身全球電信先進之列
一九四七年來到戰後百廢待舉的台灣，擔任台灣郵電管理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胼手胝足進行電信系統的復員重建工作。
從本書中得知，那時台灣堪用的電話只剩二○○○門。由於日本技術人員已全部撤退，而從大陸派來台灣的工作人員因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又大批返回，加以日據時代不准台灣人當幹部，當時的技術幹部幾近真空狀態。
多虧方公召喚他在大陸培養的子弟兵來台，以及被日本人派去大陸的台籍「東北四傑」返台，一起合作才穩住陣腳；其中還包括經由考試，把全數台籍同仁納為正式人員，使他（她）們獲得與大陸來台工作人員相同的待遇，弭平了潛在的內部衝突。
這些都是不說不知道的當時艱鉅挑戰。在方公領導下，當年的電信先賢們很快就在一九五二年，超越了日據時代電話的總門數；到了一九七五年，全台電話突破百萬用戶記錄，使台灣進入全球的電信先進之林。
三十年電信大功
方公在台灣以電信為重心的三十年事業生涯中，解決無數難題，也成就無數改變。以下是其中的犖犖大者。
一、 郵電分家。電信在郵政機構下兼營，是郵、電兩事業演化過程的一項歷史陳跡，不過，因為彼此的核心業務終究有本質上的基本差異，所以及早分家對郵、電兩方都是一件好事，但這種組織變革必然要克服許多阻力。
二、 推出「先付費、再裝機」的財務策略，一舉突破早年政府預算無法支應電信投資需求的困境。
當時每一門號一萬四千元新台幣的預付裝機費，成為電信總局每年資本支出 的經費來源。這套從日本電信學來的辦法，在當年台灣的資本市場還未出現時，就實質達到相當於今天公開募股來籌集資金的效果，是非常有智慧的策略。
不了解這一背景的人們，往往都聽不懂電信人所說「到今天為止，我們從沒花過納稅人的一分錢來投資電信建設，我們反而每年都有巨額盈餘繳給國庫（公司化後就以稅金形式繳庫）」。
不過，對於性質近於股東身分的電信用戶，他（她）們後來所分享的不是股利，而是相對便宜的通話費（只須支付系統維護費，而不需負擔還本付息的成本)。
三、 以二％年度營收做為每年電信研究的預算，並率先推動與大學的建教合作， 培養專業的電信技術與經營管理人才。這種研發與人才兩方面的制度化投資，都是有遠見的領導者才會看到的問題、也才會去做的決策。
四、 大力推動國際合作，並積極建設聯外的衛星與海纜通路。台灣是海島經濟，再加上外交情勢一向困難，與國際市場接軌與聯網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
方公與國際電信組織建立密切關係，積極引進美國與日本的電信技術，推動海、空國際電信鏈路的建設，避免了台灣在退出聯合國，以及與日、美斷交後，成為國際通訊孤島的危機。
五、 引進數據通訊，為新一代的網路服務奠定基礎。方公決心要在電信總局內建立數據通訊能力的時間點，幾乎與國際發展同步。也因為預先打下了這個基礎，當一九九三年美國的網際網路一開始商用化，電信總局就有能力在當時交通部劉兆玄部長一聲令下後，立即於一九九四年在台灣推出HiNet服務（呂學錦先生是當年銜命推動這一工作的郵電司司長）。
規劃電子產業發展
方公在一九七八年從電信總局局長任上退休，離開電信事業的崗位，但旋即被當時的行政院孫運璿院長聘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不過，在方公電信事業的後期，其實已經開始參與他到工研院後，所推動的台灣電子產業發展的政策規劃工作。
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台灣勞力密集的進口替代產業政策，也面臨必須轉型的壓力。一九六八年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在當年副主委李國鼎先生主導下，成立「電子工業發展小組」，請時任台灣電信管理局局長的方公擔任召集人，規劃電子工業的長期發展計畫。
當時用以聯繫留美高科技華人精英的政策論壇「近代工程技術研討會」，就在方公主持下，持續針對台灣如何發展技術密集產業進行研討，最後形成了以半導體產業做為政策重點的共識。
一九七三年《工研院設置條例》通過，一九七四年經濟部（部長為孫運璿先生）成立「電子工業諮詢小組」仍請時任交通部電信總局局長的方公擔任召集人，他就邀請交大同班的潘文淵等留美電子專家，組成「技術顧問委員會」，具體提出募集一千萬美金的半導體投資計畫，並遴選美國RCA做為取得技術的對象，另也決定在工研院內成立「電子工業研究中心」做為全案的執行單位。
一九七八年方公接任工研院院長後，隔年採取從工研院電子所分拆（spin-off）的方式，籌備設立以民股為主，但政府也入股的聯華電子公司。
一九八二年聯華正式投產，次年該公司生產的電話機半導體零件暢銷全球，創造了該年度每股獲利七元的佳績，並也藉此用事實證明，台灣投資發展半導體產業具有獲利能力，是一項對的政策。
另外，員工分紅制度也在這時試行，對當年吸引海外人才回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方公進一步推動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計畫，並著手籌設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一九八五年，他辭卸工研院院長職務，交棒給張忠謀先生。方公離開工研院後，繼續在資策會擔任副董事長，直到一九九二年離任。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可說是在六○年代後期，以方公所親手點燃的星星火種為起點，經過七○年代的不斷催生與強化，到了八○年代火勢已展露出燎原的潛力，開始逐漸進入收獲成果的階段。
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
台灣的產業結構也就經由這一歷程，完成了從勞力密集朝向技術密集發展的成功轉型──世人把我們的這項成就稱為台灣的經濟奇蹟──方公賢齊則是這一成功背後，名符其實的真正推手。
緬懷方公對台灣電信與半導體產業所做的貢獻，回想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從抗戰勝利篳路藍縷來台接收，結果因為政府內戰失利而留守台灣。
於是，在當年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要技術沒技術的情形下，方公秉持傳統知識份子的使命感，以無比的毅力與智慧，逐一克服困難，一手建立了電信人的優良傳統，並開創出達到國際水準的台灣電信服務基業。
後來，在美援停止、退出聯合國、與日美相繼斷交等國際情勢極端不利的情形下，方公又與當時關切國家出路的國內技術官僚、企業家，以及國外專家們，共同攜手把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完成了向技術密集轉型的發展。而在那一關鍵的時機點上，方公又因緣際會成為規劃與執行這場變革的實際操盤者。
獨步全球的商業模式
如果把視野拉高來看，方公所投注的現代電信與半導體產業，其實都是濫觴於二戰，並在二十世紀九○年代開始匯流，進而形塑人類資訊化社會以及引發網路革命的兩股新興技術浪潮。
在這一全球化的新產業革命過程中，在以方公為代表的一群前輩們引領下，使台灣發揮出遠遠超過它面積與人口規模的全球影響力。
沒有人可以否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生產製造能力，以及當時獨步全球的商業模式，其實是使個人電腦得以循著摩爾定律所預言的軌跡，以一般消費者能夠負擔的成本，在全球市場快速普及的關鍵性力量；而個人電腦的普及，再搭配上寬頻通訊網路的基礎建設，又是後來的網路革命得以發生的主要原因與憑藉。
從本書中得知，方公在閱讀《孫運璿傳》後，曾潸然淚下，心有戚戚焉地說：「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傳記，而是一整代人的傳記。」展讀《方賢齊傳》初稿，我也不禁要說：「方公，您的傳記所記錄與代表的，也同樣是一整代知識份子的事蹟與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義不容辭，當仁不讓
二○一六年二月初，本人剛從行政院公職卸任，呂學錦兄就偕同天下文化編輯同仁攜來《方賢齊傳》的稿子，要我為該書寫序。基於許多理由，我不僅義不容辭，而且當仁不讓，該寫這篇序文。
方公是大家敬佩的工程前輩，又是我向來任教的交大的傑出校友，能為這樣一位長者的傳記寫序，本身就是一件很榮幸的事。何況，本人過去長期任職於交通部，對於這位電信巨人更是早就景仰有加。
記得在二○○○年前擔任交通部常務次長期間，每逢部長換人，我都會自動為方公寫一份簽呈給新部長，建議他可否關照相關部門，不要用不合情理的僵硬宿舍管理法規，去煩擾這位對國家有重大貢獻，但卻兩袖清風的前輩長者。
如果十二年算一輩的話，我與方公整整差了三個輩分，所以自己與方公的事業生涯並沒有直接的交集，但卻因緣巧合而間接銜接，因此我就有些特別的話要說。
不負使命
本人接觸電信始於郭南宏部長時代，當時以交通部主任祕書身分先做了將近三個月的功課後，為他寫了份「電信自由化」政策的宣示性講稿。
到了劉兆玄部長時代，因為要加入WTO必須開放電信市場，所以奉命正式規劃並推動我國電信自由化的政策。當時除了完成電信三法的立法，並督導電信總局依「政企分離」原則，拆分成電信總局與中華電信兩機構外，也把電信市場從加值服務、行動通信開始，一路開放到固網市場。
甚至在二○○○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因為要進行中華電信民營化釋股，引發工會激烈抗爭，董事長陳堯先生辭職，本人還被當時的交通部指派，擔任了兩年半的中華電信董事長職務。
日前展讀方公傳記初稿，發現比方公更早一任的電信總局局長錢公南先生，曾提醒「電信總局應維持電信人的傳統，不可以讓不相干的人插進來」，看後不由觸目驚心，因為我是第一個非傳統電信出身的「不相干」人士，接掌台灣電信事業的人。
不過，經再思之後，覺得可做兩點說明：首先，本人雖不曾在電信事業內部工作過，但因為曾以交通部次長身分，推動過電信自由化政策長達五年以上的時間，所以不能說是個與電信不相干的門外漢。
其次，本人任職中華電信兩年半的故事，在二○○八年被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寫成「亞洲企業轉型再造」的教案，因此事業經營的業績，可說已獲得國際專業的肯定。
希望上述理由可用來交代，本人這個空降到電信事業的外人，應該沒有完全違背前輩們對電信領導人的高度期許。
產業轉型沒有再一個二十年
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時空背景，也都必須時時檢討、與時俱進。在以Wintel為核心的個人電腦國際市場，歷經二十年的引領風騷後，開始出現疲態之際，台灣以四兆元新台幣產值的半導體做為主力的關聯產業結構，也到了必須全面檢討的時刻。
本人任職行政院副院長期間，曾自發地以數個月時間，訪談過許多官產學界先進，也整理過一份不算成熟的分析報告，陳給當時的江宜樺院長參考。
後來本人倉促接任院長，限於任期有限，許多結構性問題已無暇再予展開細究；但對於台灣未來產業轉型所亟需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以及半導體應用面的新領域，包括：物聯網、生產力4.0，乃至生物經濟等，則盡量預留火種，並試著點燃它們。
不過，產業結構的轉型好比無法一蹴而成的大船轉向，必須以棒棒相傳的方式，鍥而不捨地持續推動才能完成。我們當前的課題是：必須盡速形成明確的政策共識，再規劃如何有效運用政府可見之手的策略，去驅動市場無形之手的力量，把產業結構導向我們規劃的政策方向轉型。
方公推動的半導體產業，前後花了二十年時間才看到它在台灣開花結果。希望我國下一波的產業轉型，可用較短的時間達成，因為國際的競爭已使我們不再像從前一樣，還有二十年的時間可以等待。
毛治國
（本文作者為前行政院院長）
序
這次，又是父親為我排憂解難
父親、母親由台赴美與我和文寧同住，度過了溫馨的十五年。
四年前，母親過世，剩下我與父親相依；沒想到，父親在他一○三歲生日前不久的一個清晨，在他的房間臥榻上，沒有病痛，安詳平靜地走了。
父親的一生，行止自然，從來不麻煩別人，連離開都是那麼平靜從容，似乎事先都安排好了一般。
福壽雙全，親朋好友都說這是父親修來的福氣；但對於生者的我們，仍然是無限的眷戀、悲傷不捨，而我不但失去了慈父、良師，更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大支柱。一瞬間，孤伶之感油然生起，想多陪陪父母雙親的機會，再也沒有了。
正在我心裡徘徊於惜別眷惻之際，前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史欽泰及前中華電信董事長呂學錦，提出並啟動為父親寫傳記的浩繁工程，並由呂董事長主導此計畫的籌備及實施，由天下文化承擔撰寫及出版工作。
我由衷感激他們二位對父親多年來情深義重，也感謝中華電信、工研院、資訊工業策進會、交通大學、聯華電子等機構及許多人士的懷舊、贊助及參與。
冥冥之中似有安排
當傳記作者慧玲第一次訪問我時，提出三大要求。
第一，是他們需要父親一九四七年來台灣以前，在大陸工作的資料；第二，是有關父親初到台灣時期的經歷，因父親高壽，他的同輩大多已逝，無法訪談分享；第三，是有沒有父親親自寫的文稿、筆記之類，可反映出他的想法，或與一些重要人物互動的真實紀錄。
雖然有片段父親講述舊事的記憶，但離成書差距甚遠，於是我去翻箱子找父親的手稿，發現父親似乎再一次為大家，特別是我，排憂解難。
在父親的遺物中，我找到了父親與佩璋姑媽、立叔等家人寫過的幾本有關方家人物及家史的短篇故事集。在這幾本家史中居然有一本《雲煙集》，其中幾篇父親寫的舊事，描述抗日戰爭時期他所經歷過的難忘事蹟，特別生動真實。
父親九十大壽那年，電信局為父親賀壽，出版了一本《仁者壽》，裡面蒐集了父親口述的早期台灣電信局事蹟及人物。
另外，又幸運地找出父親寫的《讀孫運璿傳記感言》、《憶費驊兄去世十週年紀念文》、《懷潘文淵文兄二三事》、《紀念竹銘老師》（凌鴻勛，字竹銘）、《懷念陳樹人先生》等等，文字間流露出他對這些共事過的舊人之懷念、感恩，其中也不乏彼此互動的細節。
最讓我驚訝的，是在父親的遺書中，發現一本他批注的《呂氏春秋》文稿。
作者的三大問題，好似在冥冥之中，父親都早有答案，不禁讓我感到父親無微不至的愛，雖時空阻隔，卻仍與我們同在。
這幾個月來，我翻閱了許多舊照片、父親親筆的文稿及墨寶。摸著遺物，讀著父親傳記初稿，勾起無限回憶，從年輕充滿活力的父親，經過事業發展的中年，至享受天倫的晚年，他的音容，一幕幕從我眼前浮過。眼裡的情景被淚水模糊了，但腦海裡的畫面確歷歷清晰。
我萬分欽佩感謝作者陳慧玲、林齊悅及編輯的創意及努力，使這項繁重工程得以迅速而完美地完成，文中詳細又生動地講述了父親一生的理想、貢獻、人格操守，以及他的智慧、幽默、豁達。這本傳記，使父親的一生得以劃下完美的句點，讓後人更了解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歷史之一頁。
方怡鴻
（本文作者為方賢齊獨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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