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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根支柱

藝術與知識的發酵

若無藝術家與知識份子在隊伍的前面帶頭，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進步。

雖然中國的經濟是中國巨大轉變中表現最顯著的一項，但經濟只是已發生的歷史性轉變的一部分，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鄧小平早期曾說：「我們要建設兩個文明，物質文明與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今日中國在藝術與知識方面的活躍奮發，是精神文明勃興的表現。

當我們一想到文藝復興，米開朗基羅、達文西、丁托列多（Ｔintoretto）、莎士比亞、塔索（Torquato Tasso）、古騰堡等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大名，就進入我們腦海中。他們是在科學、社會與政治領域的思想方面，作出巨大轉變的先驅。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思慮，激勵了中國經濟的蛻變。中國藝術家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為其他領域的創造力舖好了道路。藝術反映社會，並強化了一國的特性。

在舊中國，服從具有崇高的價值，而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場的第一個階段，位居下屬的工人階級表現良好。但是那股把中國推進到下一階段（即創造具有特色的中國產品與設計）的力量，將是躍躍欲試、才華橫溢、創意勃發的藝術家與知識份子的精神。

　

中國藝術的延續

在西方世界，不同的時代塑造不同的風格；但中國和西方不同，中國的藝術過去一向具有驚人的延續風格。清朝（第17到20世紀）的風景畫和宋朝（第10到13世紀）的並無太大不同。藝術向來受到對中國歷史的尊重的強烈影響。中國的藝術從來不是在創造新的事物，而是在保持過去的傳統。

共產黨於1949年奪得政權後，在審美觀上有深刻的改變：急劇脫離以前的一切。藝術必須是平易近人、有教育性的，並為廣大民眾傳達共產黨社會的理想。年長藝術家的繪畫常常被批評說，對革命沒有貢獻。

　

　

　

沒有主題的藝術

第一個活躍的地下團體是「無名畫會」。這可以追溯到1959年，當時趙文良和楊雨澍結識於北京熙化美術補習學校（文革之後殘存的少數私立藝術學校）。1973年，一些富有才華的學生下鄉勞改後回到學校，加入了趙文良和楊于書的藝術圈子。1975年，「無名畫會」在張偉的家祕密舉辦了一場展覽，稱為「203大院」。直到1979年，非政治的「無主題」繪畫才公開露面，那時是文化大革命結束的三年後。

1978年12月底，中央委員會確認新領導人的解放思想的方針；再過兩個月，也就是1979年2月，「上海十二人畫展」的展覽在上海揭幕，展出已脫離文化大革命的寫實藝術作品。這是自1949年毛澤東奪得政權以來，第一次由個人藝術家籌畫推出的展覽。

1979年7月，在北京藝術家協會領導幹部李勛（Li Xun，音譯）的支持下，「無名畫會」在北京北海公園舉行了首次正式展覽。「無名」成為正式名稱。兩個月後，另一個前衛團體「星光畫社」舉行了首次自行籌畫的展覽，造成大轟動，結果被公安局強制停止展覽。

藝術家是鄧小平精神文明行列的最前線。

更早一年，即在1978年6月，一家致力推廣現代藝術的雜誌《世界藝術》創刊了。所有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僅僅數年發生的，文革期間藝術自由受到很大打擊。任何領域的非共產黨（Non-communist）藝術皆遭到禁止，正如傳統的平劇從舞台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主題的新戲劇。許多老圖書館遭到摧毀，不受青睞的藝術家被逮捕甚至遭迫害致死。

隨著「開放」的展開，在「精神文明」發展中，早期參與者中最顯著的是藝術家，他們往新方向做出驚天動地的「大躍進」，激起人民對藝術、精神與知識需求的渴望。

1980年代初期，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在靠近天安門廣場之處，占據了一塊地，在那不久之前，學院的教員還在死板地向大約200名學生傳授蘇俄式的寫實藝術呢。如果你在今日走訪這個學院，就會看到33英畝的新校園和4000名以上的學生，他們是從6萬名申請者中遴選的，其中許多人夢想著要追隨學長的腳步：有些校友如今已是百萬富翁。

在人性自我解放的更大過程中，新藝術變得很普遍，展覽的數目增加了，新的藝術雜誌也紛紛創刊。在1985年至1990年之間，有一群千人以上的藝術家，住在沒有畫廊、博物館或任何有系統支持藝術的環境中，懷著空前未見的興致與熱情，領導一個具有根本影響力的藝術運動。這標誌著舊共產政權的藝術一元化的結束，獲得了新自由，並開啟了中國藝術走向國際舞台的一條路。

　

　

　

八五新潮運動

1985年，著名的「八五新潮運動」開始了，幾乎把中國的新藝術制度化了。這不是西方的現代藝術，也不是傳統的中國藝術，而是擁抱全世界，並接納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的一種現代藝術運動。2007／2008年在北京798區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llens Center of Contemporary Art）舉辦了一場壯觀的展覽，以紀念八五新潮運動的出現；這個運動顯然是中國領導人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直接結果。早期的新潮運動呈現出中國在大規模的社會轉型中，最有活力、最有創意的面貌，並扮演前衛的先驅與先知角色。

出生在昆明、目前在北京工作與生活的張曉剛，有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他描述自己對藝術的看法：「藝術應該表達個人的性格。我總覺得，首先，藝術應該是個人化的，惟有如此，才能變成公眾化。」

出生在重慶、目前在昆明工作與生活的毛旭輝，也有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他認為：「藝術把無用的呆滯觀念從人們的心中去除，同時鼓勵人們產生鮮活的觀念。藝術的開放是允許藝術進入生活的各個層面，把人從空洞的理想主義，拉回到現實的人生。藝術給人信心，它沒有給人夢想，但卻是真實的力量，是生命本身的體會。藝術不教導人，它讓人覺醒。」

雖然中國藝術家在探索與實驗中經歷了這一切自由，中國展現的拘謹，就如同西方藝評家與觀眾在西方現代藝術發展初期所展現的那般；雖然早在1978年12月，文化部就發布通告，允許以人體模特兒做為教學和藝術創作之用，但社會不太欣賞裸露的人體的美感。花了十多年時間，人體才被公眾所接受。

　

　

　

機場壁畫的裸體像

著名的「隱藏的裸體」的故事始於1979年，當時正是改革與開放初期，輕工業部委託一群藝術家裝飾北京新機場。40位藝術家參與創作壁畫，主題從民俗文化節到文學典故都有，涵蓋甚廣。這是個重要案子，鄧小平與其他領導人都出席了落成啟用典禮。

袁運生的大型壁畫是對國家標準的一個挑戰，也受到很大爭議。他的「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壁畫，畫的是一絲不掛的傣族女子，在一群穿著衣物的婦女間洗澡。這個意象從前是被視為會污染心靈，而非解放心靈的。大批人群開始蜂擁到機場，張大嘴巴凝視這個裸女。才過一年，當局就判定這幅壁畫是淫穢之作，用木板封住了裸女部分。1990年，清潔工要打掃牆壁時，拿掉了木板，隱藏在下面的裸女得以重見天日，壁畫完整面世。但是不久之後被取下來，據我們所知，後來放在機場的一個餐廳。

我們兩人自從首度一起訪問中國以來，就很注意藝術。我們在2000年開始到訪時，很難找到畫廊。計程車司機絕不會因為他不知道地址，而拒絕載客，但我們並不知道司機不知道地點何在。沿路上他會問同事，多數情況下我們很幸運，最後總能抵達要去的畫廊。有時我們被丟在街角，那不是我們要去之處，由於我們語言不通，而且街頭上會說英語的中國人很少，所以那就像被載到城的另一頭一樣糟糕。我們必須去看的其中一家畫廊尤其難找。我們拿著麗嘉酒店接待員給我們的地址，堅持不找到那家畫廊就不下車，最後發現它藏在一個後院中。我們始終記得這件事，因為他們展示的圖畫中有一幅是張曉剛的作品，定價好幾千美元。我們認為價格太高，於是說我們還要再看看，但不久之後就看到張曉剛的畫作價格一飛沖天。

　

　

　

中國藝術的全球化

中國藝術已經全球化，而且中國很快就成為吸引全球最大藝廊、博物館、收藏家與藝術市場投機客的磁鐵。2008年，全世界作品售價至少百萬美元的藝術家中，中國占了15位。在世的藝術家中，作品最昂貴的，究竟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藝術家？這場競賽已經開始。《2007年藝術市場趨勢》（Art Market Trends 2007）報導，在2006年，全球在世藝術家中，作品拍賣會上最受歡迎的，有五位出生在中國，以現年50歲的張曉剛為首，他的作品在2006年一共售得5680萬美元。

要展現中國正在向個人主義的新時代邁進，再沒有比當代藝術世界更好的櫥窗了。每位藝術家都試圖表現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藝術家和知識份子是最早對「解放思想」作出反應的人，緊追在他們之後的是企業家。

個人獲得的新自由，引發了藝術表現的風起雲湧，而且正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向全世界揮灑。中國正在往成為世界藝術、建築與設計領袖的方向前進，正如美國在20世紀是世界的領袖。

　

　

　

中國設計的崛起

和前衛藝術有密切關聯的是， 21世紀的中國設計文化的驚人活力，此一文化對中國以外的世界也具有強大影響力，正在向其他國家展示它發展文化特性的方式。中國在設計上的卓越進展，是思想解放遇上爆炸性發展的市場經濟的結果。

「設計中國」（Design China）的崛起，是消費者革命碰上了促成創業型設計師崛起的新自由，風雲際會的結果。直到1990年代初期，大多數設計師都是替國企工作，但是隨著消費者世界的到來，國企雇用的設計師開始在官方體系外兼差，這使得具有創業精神的圖案設計師，紛紛兼營自己的設計業務。今日全中國有許多獨立經營的設計工作室，在設計產品、建築或時裝。

在設計市場上引領風騷的是，手機製造商寧波波導公司、大型家電公司海爾，以及電腦巨擘聯想等這類公司，聯想在2006年把設計團隊擴增一倍，成為80人。

想想看，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竟然是聯想集團設計的，似乎很不尋常。聯想集團的創新設計中心總經理姚映佳說，火炬的形狀是由中國傳統的卷軸得到的靈感，而其形狀、質地與技術喚起了奧運精神。「『祥雲』的意象代表中國的傳統，」姚映佳說。他解釋，「我們是以設計個人電腦的同樣流程，來設計火炬。首先，我們探討使用者與我們為他創造的解決方案之間的關聯，檢視大小、重量、特色等因素。接著我們鼓勵聯想設計團隊採取新做法，讓產品既獨特又對顧客有親和力，讓看見的人都會受到吸引，攜帶起來既舒服又輕鬆。以火炬來說，火炬手和觀眾都是我們的『顧客』」。

中國的設計強調的是，進入明日中國又大又新的市場：汽車、網際網路服務、資訊科技和娛樂業。

「設計中國」的另一個評量指標是：2008年，全中國有超過500家設計學院在運作。

中國汽車業發展之初，有許多「借來的箭」。奇瑞汽車執行長尹同耀以最佳的謀略傳統展開事業，用中國的價位獲得德國的品質。當福斯汽車（Volkswagen）把它在德國的研發部門集中起來，並把長期從事中國市場開發的人員轉移到奇瑞汽車時，更多在德國製造的「箭」隨手可得。接下來尹同耀買下了佳景公司大部分的股份，這是中國一家成立不久的汽車設計公司，從雪鐵龍（Cetroen）與東風汽車的合資企業中分到了一些箭。佳景的一位創辦人沈浩杰說：「我的感覺就像是球迷見到了麥可喬丹（Michael Jordon）。」奇瑞取得的三分之二所有權，為團隊增添了20位設計師。此外，尹同耀找來義大利設計公司博通與賓尼法利納（Bertone & Pininfarina），因為他知道中國人最先注意到的就是設計，其次才考慮內在技術的精良。尹同耀也認為，在國際市場上，價格不貴、設計優良的汽車將會很吃香。

　

　

　

中國建築師與建築物

有數百年之久，中國的建築一直沒有重大變化。多數的變化只表現在裝潢的細節上。建築的結構、樓層的數目、尺寸與顏色都必須依照一定的法度，視業主的社會水準而定。

在改革最初一、二十年，幾乎任何新建築都有提升住屋水準的目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消逝，個人與公共水準的要求升高了。不久，上海的浦東、深圳的都市計畫，或是大如紐約的哈爾濱松北區之類的城市規畫，變得遠近馳名，也是中國進步的象徵。

2000年之後，中國的建築師開始登上全球舞台。2006年5月，北京34歲的馬岩松成為中國第一位贏得海外設計競賽大獎的建築師。一個國際性的評審委員會選中馬岩松56層高的旋轉形住宅設計，將建在加拿大密西沙加市（Mississauga）。其中一位評審委員稱之為「夢露大廈」（Marilyn Monroe Building），從此這個名字成為這個大廈的別名。「當時我心中並沒有想到瑪麗蓮夢露或其他女性軀體，」馬岩松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只是想設計出不規則的形狀。」這個訪談可在YouTube上看到。這座「絕對之塔」（Absolute Tower）的500個單位住宅在一天內銷售一空。馬岩松立即設計了一座較小的同型大樓，也是立即售罄。

馬岩松自北京的高中畢業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建築系研習建築，得到碩士學位。2002年，他在紐約的艾森曼（Eisenman）與倫敦的薩哈‧哈蒂（Zaha Hadid）等舉世知名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之後回到北京。他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建築，於2004年成立了MAD（MA Design，馬岩松建築設計事務所的英文縮寫）。接下來那兩年，他拿自己的設計作品參加了一百多項競賽，贏得了其中數項，雖然沒有一案實地建造完成。「絕對之塔」案簽約之後，他的事業隨著那棟建築物高度的上揚而揚升，繼而贏得2006年紐約建築聯盟「青年建築師獎」，並在威尼斯雙年展展出題為「MAD在中國」的設計集錦。

馬岩松贏得加拿大那個設計案後，在本國名聲大噪，目前在中國與海外有20個設計案正在建築中。他的遭遇和導演陳凱歌並無兩樣，陳凱歌是在西方影壇獲得大獎後，才在本國確立名聲地位。馬岩松的烏托邦式設計在中國找不到買家；而全球進展最快速的建築熱潮在中國蓬勃發展時，並沒有受到西方的注意。

馬岩松想要在中國設計更多中式建築物，他在2007年底和英國《金融時報》談到中國的建築熱潮：「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沒有脈絡可尋。」人們談論奧運，但是馬岩松說：「那不是真正的未來。當社會成長太快，太專注於眼前的事物，沒有看到未來時，那是個問題。」他看到太多拙劣的模仿西方的作品，以保守的設計強調成本效益與高樓層，犧牲了新的人才與創意。

他捨棄垂直式、立方體的摩天大廈外觀，想要更有變化、較不僵硬的結構，以便更能反映現代中國的都市問題，例如人口密集與資源

耗竭等。他預見未來的景觀將是由低平、有機、人性化的建築物所組成，最後一點尤其重要。MAD目前聘雇40人，最近在東京成立了一個辦公室，成為中國第一個國際化建築公司。馬岩松已受委託為杜拜設計「世界島」中的「東京島」，他也打算在杜拜開設另一個辦公室。

「我們每天的生活都遇到許多問題與挑戰，而建築應該對這些很敏感，」馬岩松說。他屬於1989年之後的世代，在比較開明的社會價值觀下成長，和之前的人比起來，占有優勢。他覺得好像在為自己國家的建造方式進行徹底變革，這是很自然的。[以上幾乎全部引自Michael Levitin為金融時報所寫的一篇文章。]

　

　

　

海龜返鄉

馬岩松的故事就像其他許多所謂海龜（歸）派的故事。愈來愈多在海外留學或工作的中國人，紛紛被母國的發展機會吸引回國。這些中國人通常被稱為海歸派，甚至有他們自己的聯誼會：「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他們在中國的經濟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我們有許多中國友人是這類海歸派，其中有些人屬於第一代，像是我們在第一章談到的王巍和第七章將談到的吳鷹；其他像是張海花和蒲曉燕則屬於第二代，他們在海外留學、做事，後來才回國。

海歸社群是以男性為主，我們有幸也認識幾位女士。其中一位是海花（英文名為Helen），她的書《像中國人那樣思考》，我們已引用多次，因為我們從中學到很多。我們第一次見到她時，以為她一定是在英國長大的，因為她那口英語完美無瑕。但她其實是在天津出生的；天津是我們在中國的故鄉。她的人生有許多有趣的階段，她談到自己的人生時，提到對所有中國人似乎都很重要的事：「我從小小年紀，就知道當個好學生，就會獲得老師與父母的注意與關愛。我變成一個好學生，但是我的學習多半是為了考試能夠及格。」

在北京大學，她「沉浸在中國頂級學府的獨特氛圍中」。1986年她入學時，學生不但不必支付任何學費或住宿費，還有小額的津貼可領。多年之後，當她已離開中國定居澳洲時，那種「只有取得受尊敬的學位才能得到好工作」的感覺，推動她取得兩個碩士學位：財政學和商學。

海花在1990年初移民澳洲，正是第一波大筆外國資金流進中國時，移民之前她在空軍後勤部門下轄的一家公司有個很好的工作，為了這個工作，她放棄去貝爾通訊公司（Bell Communication）在中國新設的合資企業擔任總經理的私人祕書。海花在大學畢業後曾回到天津待了幾年，為美國在天津設立的第一個代表辦公室工作。海花的女上司會說中國話，是1980年代北京第一個外僑工作者，因為她想要「成為小池塘中的大魚」。

海花受過中國的優良教育，又曾在西方研究所深造，真正是中英雙語流利的人才，加上她有在中國與西方企業界工作的經驗，西方世界提供她美好的未來；別忘了雪梨是個絕佳的居住地。

妳為什麼會回來？我們向她提出這個合乎常理的問題。表面上的原因很簡單。她的丈夫杰夫‧貝克是位澳洲律師，2002年受聘到北京成立律師事務所。法律業成長非常迅速，多家國際法律事務所正在進軍或打算進軍中國市場。所以海花和杰夫搬回她已睽違十年的中國。「逆向的文化衝擊讓我非常畏懼，」海花說：「我以前所走的路，若不是已經消失，就是拓成三倍寬。老舊的傳統街坊胡同，已成為新商業區，生活的步調快得我都不認得了。大家都想做生意賺錢。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以前在北京大學的一個同事，到雪梨時會說：『雪梨是退休的好地點』」。

「在新世紀之初，中國正在經歷更顯著的成長。外國的投資、本國的成長和政府的支持，讓市場持續熱絡，也讓股市在經過低迷的幾年後一飛沖天。但在這種「快速致富」的現象中，也有人因為目光短淺加上對個人與商業品牌的經營不夠了解，而受到傷害。人們投資在商場上與股市中，但對風險沒有足夠的認識。

「許多西方公司與企業來到中國，想要在這個巨大的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但對於在中國卡位做生意的風險與要求，也缺乏了解。中國有句諺語把這種文化落差形容得很妙：同床異夢」。

海花和杰夫是「來自兩個世界的人共享一床」，他們開始研究何以和中國做生意會失敗，以及風險與陷阱在哪裡。這導致他們寫了那本書《像中國人那樣思考》。

住在澳洲的那十年間，海花不知不覺中變得比較像Helen：「幾年前，若是有人問我，我是否喜歡住在北京，我的回答會持保留態度。事實上，我會毫不猶豫地打包回雪梨。但是現在我看中國的眼光完全不同了。這是一個總是在學習、反省、改變的國家。這是孕育最迷人的古代智慧的土地。這是為世世代代、億億萬萬人提供家園的土地。我覺得自己正在不斷學習與改變的旅程中，而在這趟迷人的旅程中，我的祖國中國也在經歷這一切的改變。」

雖然第一代的中國企業家，像是海花的母親，是以他們的經驗與熱忱知名，但他們往往沒有受過任何商業教育。他們送子女到海外學習西方科技、管理理論，以及如何在全世界經營全球生意。

其中之一是朴小燕。王巍早在1985年就離開中國，海花是在1990年離開的，朴小燕則遲至2004年才出國。她的背景不同，似乎非常中國化。她所屬的世代和出國留學的第一代不同，比較少有創造歷史的使命感，他們比較專注在個人的提升與自我實現上。到海外留學對他們來說，比較像是一種重新發現生命意義、再造自我與發揮所有潛能的機會與過程。西方是嶄新的世界，充滿各種可能性。她記得，她的同學花了「無數的時間準備到海外留學的入學考試」。但是小燕在離開中國的那一天就知道，她將來一定會回來。她的事業與生活都在中國，而且在這片土地上她有較多的機會。在美國的旅程只是為了再充電、為了學習，讓她對人生有不同的觀點。她形容出國之前那幾年，是她記憶裡中國最有活力、最躍躍欲動的時期。整個國家都在經歷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劇烈變動。每天都有人成為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週邊每個人都在談論要開創自己的事業，複製外國人的致富神話。那時候的北京就像拓荒時期的美國西部。」

她和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到了美國；從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取得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然後到飛思卡爾半導體公司（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擔任全球銷售與行銷經理。不過雖然美國提供了她很體面的生活，她卻無法追求舊有的夢想或做更大的夢想，所以她決定回到中國。

「當我呼吸到受污染的空氣，」出乎我們意料地她說：「我覺得回到家了。那種強烈的抱負與活力令我興奮。」她在2008年接受聘約出任華索影視數位製作公司總經理，回到中國；華索是索尼電影公司（Sony Pictures，即新力影業公司）與中國電影集團的合資企業，在中國製作電視連續劇、電影與新媒體節目。我們問小燕，中國如何改變了她的觀點，她列出以下七點：

* 整個社會從高速成長中安定下來。遊戲規則已經訂定，競賽場已經舖平。新一代的企業家正在崛起，他們和前一世代企業家不同，受過較多教育，和西方世界的關係也較密切，而且專注於非傳統的產業。

* 現在人們比較注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而且不再只是追求金錢。心靈的平靜在主觀的幸福中扮演重大的角色。這或許是各式各樣的宗教在中國蓬勃興盛的原因。在創造財富的熱潮過後，中國的中產階級若非回到傳統的價值系統中，就是積極尋求新的價值系統。

* 政府正變得更加以服務為導向。如今中國人享有更平等的機會，社會在這方面也日益進步。

* 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化，更有包容力，較不憤世嫉俗，而且和外在世界有較佳的聯繫。幸虧有了網際網路，不同的觀點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被過濾掉。

* 在地公司正在崛起。在我離開中國前，「財星500大」的公司是多數大學生對事業的第一選擇。如今在吸引人才方面，在地公司已變得更有競爭力。

* 在中國，學習是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因為事物的變動極快，而且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現。和中國相比，美國社會是比較成熟與停滯的。

*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變得愈來愈有信心，也對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但是年輕的世代對於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也愈來愈重視。

海歸派仍然屬於少數，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將有愈來愈多的中國人，背著裝滿西方技術與知識的行囊回到中國。

　

　

　

表演藝術的重生

海歸派中有許多人帶回了對西方音樂的熱愛。「音樂教育的危機是在美國，不是在中國，」中國鋼琴演奏家朗朗於2009年4月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說。「也許是反映亞洲的優勢地位，雖然古典音樂在倫敦與紐約似乎快速式微，但在台北與香港，有時聽眾的平均年齡大約只有十歲。在美國，預算赤字意味著他們削減的第一樣東西是音樂與藝術，許多學校再也沒有音樂課程了。沒有課程教學生如何聆聽貝多芬與莫札特。你不能期望從來沒有聽過古典音樂的人，到了30歲會突然開始聽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最重要的捍衛者之一可能是中國，」紐約愛樂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洛林‧馬澤爾（Lorin Maazel）於2008年9月，紐約愛樂在北京成功演出一系列音樂會後說。這個觀點得到倫敦皇家學院（the Royal Academy）校長普萊斯（Curtis Price）的共鳴。「中國人，」馬澤爾說，「已展現他們的熱情與高水準的美感，中國是快速培養古典音樂興趣的溫床。」對古典音樂在中國的未來所做的這類非常正面的觀察，在美國受到廣泛報導。中國多數的省會都在興建新的音樂廳。將會有人在裡面表演，可能是新一代的藝術家，他們會在那裡表演，因為有超過2000萬的年輕人正在學彈鋼琴，有1000萬人在學小提琴。

中國的表演藝術舞台上熱鬧非凡。登上2009年中國舞台的明星與舉世知名公司的名單有一大串。首先是芝加哥交響樂團和首席指揮海丁克（Bernard Haitink ），於2月13與14日在北京國立表演藝術中心演出。如今美國的「五大」交響樂團都曾在北京演出。2007年9月我們曾天真地想要買紐約愛樂公演的票，結果發現早在數月之前，所有演出的所有票種，皆已銷售一空。「維也納的輕觸」，是《中國日報》對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所做報導的標題。維也納的音樂家和印度的指揮祖賓梅塔（Zubin Mehta）與中國的獨奏家朗朗，進行了最佳的國際合作。

2008年，國立表演藝術中心計有661場表演，票房收入超過3億人民幣。整年都有中國中央芭蕾舞團、上海芭蕾舞團、廣州芭蕾舞團叫座舞碼的演出。

表演藝術中心在2009年推出四個新劇目，包括三齣歌劇：《波西米亞人》（La Boheme）、《鄉下女教師》和《西施》，以及一齣話劇《簡愛》（Jane Eyre）。中心的第一個歌劇節從四月中旬開始到六月底結束，一共推出12齣歌劇，包括西方經典《托絲卡》（Tosca）、《杜蘭朵公主》（Turandot）、和《卡門》（Carmen），以及中國原創的《江姐》、和《草原》。《杜蘭朵公主》是張藝謀導演，在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上演，也就是全世界觀看奧運的那個宏偉體育場。

全年無休的話劇演出，包括前衛導演孟京輝的《戀愛的犀牛》。《暗戀桃花源》是1986年在台灣首演的舞台劇，是台灣表演工作坊賴聲川編導的，在中國和世界各地推出後大獲好評。《暗戀桃花源》是一齣不尋常的戲，兩套劇本同時在同一舞台上演出。《暗戀》是一個老人回憶年輕時失去摯愛的現代悲劇；《桃花源》則是一個戴綠帽的男人意外進入桃花源的故事。兩組演出人馬爭奪舞台時，兩個劇本的主題交織而成一齣戲。

林兆華的《哈姆雷特1990》在1990年公演時，購票的人大排長龍。2009年3月，《哈姆雷特》在北京首都劇場全新演出，被譽為中國最具實驗性質的戲劇作品。他的「人人都是哈姆雷特」的概念，運用轉換性格的手法，展現各個角色都有好與壞、誠實與虛假的成分。學生票只售人民幣60元。

對於那些不是很鍾情古典樂與實驗劇的人，還有許多其他表演可觀賞。莎拉布萊曼（Sarah Brightman）和Oasis合唱團，以及北京歌華萊恩公司與兩位甚受喜愛的歌手許巍和王若琳，都來演出了。那是布萊曼在奧運開幕式與中國男高音劉歡合唱「我和你」（You and Me）以來，首度在北京登台。

　

　

　

中國蓬勃的電影業

中國的電影製作起步晚，但是自2002年以來，全國的電影銀幕數目已從1400個增至4000個，幾乎增加了三倍。2008年，前五大賣座電影全部是本土片，包括青年導演寧浩的黑色喜劇《瘋狂大賽車》和明星劉德華與舒琪合演的愛情片《遊龍戲鳳》。

據國家電影局局長童剛說，2008年大約有300位電影製作人生產了406部電影，包括動作片導演吳宇森的《赤壁》和知名導演馮小剛的《非誠勿擾》，票房都破億（人民幣）。「八年前，票房破億的片子就會是賣座冠軍了，」北京新影聯影業公司總經理黃群飛說，但是自2002年以來已有25%的成長，「現在我們一年就有八部這種賣座片。」電影業的票房節節升高，2008年的營收達到破紀錄的43.4億人民幣，比前一年增加了30% 以上。「至於票價，就留給市場決定吧，」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說。「戲院是中國影業中最具市場導向的部分。」

「在中國，平均每50萬人分享一個電影銀幕，在美國是8000人，」電影局局長童剛說。「許多中小型城市連一個戲院都沒有。」

黃群飛關切的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年營收仍然少於好萊塢單一的超級強片，像是《黑暗騎士》等，更別提《鐵達尼號》了。」他說。「不要忘了，我們一年只進口20部外國影片。配額一直受到很大保護。」

　

　

　

鄉村文化

胡錦濤在2007年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宣布似乎不是空言：「我們必須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我們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只要是了解中國的人，對於「中國的鄉村音樂」即將變成賺錢機器，不會感到驚訝。由農民作曲歌唱的〈忘情歌〉與〈清潔工人歌〉據說極受歡迎，那些農民都是吉林汪清縣文學藝術聯盟的成員。這個聯盟的農民創作文學、音樂、書法、繪畫與攝影作品，還有曲藝民俗藝術。2007年，光是在汪清縣就有700萬人參與58個活動。中國的桃莉巴頓（Dolly Parton）可能很快就征服整個市場，主持電視節目、錄製CD，並參加中國民謠大賽。據《吉林日報》報導，為了容納農民，全縣的鄉、鎮和社區都在成立文學藝術聯盟，參加的農民愈來愈多。

*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宮中方士徐福由山東諸城前往日本尋找不老仙丹。他於公元前210年第二度出海後從此沒有音訊。雖然這種仙丹妙藥讓人保持青春的希望很小，諸城在2007年設立了「農村社區兩公里文化圈」來振奮當地居民，讓每個圈子兩公里內的農民可以享用相關設施。諸城縣開始在鄉間地區實現文化建設的構想。

* 《大眾日報》報導，2007年初，諸城已設立170個這種文化社區，服務附近的800個村莊。服務設施中包括一個圖書館、一個新聞中心，一個文化與資訊資源室、一個行政人員，一個兼職文化義工、數個文學與藝術義工。有超過600個歌唱與舞蹈團體，以及藝術團體一共舉行了5000場演出與展覽。《大眾日報》說，這些農村地區文化活動已改變了農民單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習慣。新的文化氣氛已讓他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

* 吉林市是熱門觀光地點。每年冬天千里冰封時節，觀光客前來觀賞松花江沿岸樹上的壯麗霜冰（rime ice）雪景。霜冰是每年一月和二月會出現的自然現象。但是未來吉林可能也會因其文化活動而大大出名。《江城日報》報導，一項大規模的文化講壇於2008年初開放，已經排定50場市民全部免費的演講。主題包括時事、傳統文化、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技與財經。這些演講日益受到歡迎。

* 在雲南省，位於中國西南的昆明市常被稱為「春城」，因為四季如春，目前正在成為最高水準的娛樂地點。據《昆明日報》報導，市政府把文化業的重心放在成為「中國未來的好萊塢」上。據報導，有300億的香港資金將投入建立一個新的電影與媒體中心。這個專案分為四部分：電影和電視、新媒體、教育和服務。

胡錦濤有關「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鼓勵，落在鄉間地區肥沃的土地上。

　

　

　

「文化城市」競賽

* 位於中國東南的江西省省會南昌的一家報紙《南昌日報》，持續報導江西省的文化活動。南昌以景致優美的湖泊、山脈和歷史源遠流長的文化勝景聞名。2008年，南昌為自己設定了另一個目標：成為「文化城市」。他們的「春節」，也就是從農曆元旦到元宵節的傳統中國最重要的節日，連續17天有一連串的17個活動，「內容豐富、形式新穎、供人分享、互動進行」，這些活動包括淡彩藝術展、書法展與畫展，全部都是在鼓勵追求傳統藝術與文化，「促進傳承、創新與南昌的發展」。

* 在非常平坦、地勢低窪的沿海浙江省內，台州市是胡錦濤主席的故鄉。台州向外國取經，在2008年夏天展開了「1%文化計畫」。主要的建設計畫都必須撥出1%的經費，來投資公共雕塑品。結果在公共建築物、幹道與住宅區，都可看到公共雕塑品。

* 較為貧窮、落後的貴州省地處山區，屬於副熱帶、潮濕氣候，省內的綏陽縣金紫村有個農村詩人團體正在崛起。不久前，貴州日報一個記者在綏陽縣風華鎮成立了一本期刊，稱為《風華詩稿》。這個刊物刊登金紫村一些農民的作品，所有作者都是農民，其中有一些是小學生與中學生。2006年，在文化社團主席的提議下，金紫村成立了金城詩詞學會（Jinchen Poetry Institute），為農民提供一個平台。每個月，詩詞愛好者來到新的村辦公室聚會兩天。村中有20多位農民作家，他們出版的64頁、彩色印刷的《風華詩稿》目前發行到各個省分、直轄市與自治區。

* 新疆的伊寧縣為了促進農村文化的興盛並豐富農民的精神與文化生活，縣政府積極羅致農村文化人才；草根的業餘戲劇團隊已成為生活的主要力量，一如《伊犁日報》的報導。農村地區的硬體設施已逐漸改善，而且專業的藝術持續在鄉間演出，但是在伊寧縣把節目送至鄉間時，當地人總是要求由本地人提供他們最佳的表演節目。

* 昔日以出產白酒而非文化活動著稱的江西省樟樹市，正努力把城市文化傳到農村地區，也把農村文化傳到城市地區。這是豐富城市與農村居民的精神與文化生活，建立和諧文化的重要作為。《江西日報》* 報導，已有100萬人民幣投入建設農村與文化設施，提供城市藝術團體在鄉間表演的地點。

所有這些由下而上的在地文化都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支持。胡錦濤讚揚這些雄心壯志：「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我們必須加以支持。」

　

　

　

搖滾現場

「兩年前你在北京看不到這樣熱烈的音樂現場，」陳南2008年在英文《中國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音樂評論中寫道。「中國音樂市場的開放，以及中國與西方國家音樂產業的合作，已把愈來愈多的外國樂團帶到中國」，「吉他中國」的宣傳經理蔣偉這麼說。他是不久前北京「黑暗寧靜」音樂會的主辦人。「但是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他們就站在你的面前。「『星光現場音樂廳』、『中國搖滾第一現場』、『13俱樂部』和『D-22酒吧』等場所，都提供優質的設備，足以和西方國家的媲美，」蔣偉說。「中國有龐大的樂迷。觀賞現場演出，已成為音樂愛好者的一種生活方式。」

「對名氣很大的重金屬樂團來說，在中國搖滾現場演出已經是很尋常的事了。在北京的某個晚上，你可以看到『以淚洗面』（Lacrimosa），『聖約』（Testament）或是『死亡汽油彈』（Napalm Death）這些樂團。也許再過個五、六年，在紐約或倫敦會有很多人有自己最喜愛的中國樂團。」北京本地一家唱片公司「兵馬司」，在2007年底推出的頭三張CD，是北京三個名不見經傳的樂團：Carsick Cars, Snapline和Joyside的專輯。這家公司的創辦人說，「今日的北京就像1960年代的舊金山，當時只有內行人知道那一切有多棒。再過幾年，全世界都會知道了。」

　

　

　

文學世界

第四屆書蟲國際文學節2009年3月在北京舉行，據報導規模比前一年大了25%。書蟲是一家充滿活力的書店，我們第一次造訪書蟲是在2007年，當時北京的朋友海花和杰夫安排了《奈思比的11個未來定見》一書的發表會。書蟲有各式各樣的書，包括在別的中文書店找不到的西方書籍。它並沒有獲得許可，但也沒有受到禁止；恰恰是中國式的。

隨著來自中東、印度、挪威與澳洲者的共襄盛舉，書蟲節愈來愈國際化。著有《飲夢茶館》（The Drink and Dream Teahouse）的英國作家說，中國已重新取得文化影響力，而書蟲節正反映了這一點。「中國正是當紅，比英國來得有趣，」曾在中國與非洲當了七年義工的這位作家說。「我寫中國，因為它很重要。在這裡，攸關利害的東西更多，它比西方更基本、更生鮮（raw）。」書蟲節是我們在北京最喜愛的書店書蟲書店舉辦的，希望我們明年能再參加。

2008年2月初在北京，我們的中國經紀人周愛蘭，介紹我們認識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負責對外出版事務的官員吳偉女士；她在25年前讀過《大趨勢》，很高興《中國大趨勢》即將出版。

中國人有精神上的需求，對這一點我們從來沒有疑問。但是我們也陷入偏見的陷阱中。我們以為吳女士是個官僚，因此在得知她本身也是個作家後頗為訝異。她的成名作是《格薩爾王全傳》；格薩爾是最受敬愛的西藏傳奇英雄。我們現在知道了，格薩爾的史詩故事，是碩果僅存的少數史詩故事，代表古代西藏文化的最高成就。那是個百科全書般的傑作，至今仍有約140位民謠歌手在演唱有千年悠久歷史的歌謠，頌揚無所畏懼的格薩爾王，他是陵國的統治者。在維也納時，我們曾在ＹouTube上聽到一個和尚以古代藏語演唱詩詞。

吳偉（常被稱為吳女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通常我們不會去詢問個人的經歷，但是我們問了她的故事。

吳偉的父親是政府官員，家中她排行最小。她有個快樂童年，受到全家人的寵愛。但是和其他人一樣，文化大革命讓她的人生受到很大斲傷。她的家庭對於政治的觀點並不一致，有些人站在文化大革命那邊，有些則站在另一邊，後者很快就遭到迫害。父母親、兄弟姊妹、親戚，大家都很忙碌。但是對吳偉來說，最痛苦的事是不再能上學讀書，因為她熱愛讀書與閱讀。

接下來那三、四年，只能斷斷續續的學習。在「改造」的那些年，對文學的飢渴並不普遍。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必須在裝配線上或稻田中低頭彎腰工作，而不是在閱讀或寫書。吳偉並不是順從上意的乖乖牌，她和一些朋友設法繼續讀書，他們閱讀中國文學名著甚至西洋經典著作，像是《紅樓夢》、《三國誌》、《西遊記》，甚至還拿到吉恩‧福勒（Gene Fowler）的《第二次握手》（The Second Handshake）的手抄本。

也許對她和朋友來說，如果不是政治立場不正確，就不會那麼有趣了。當時她甚至還有些國字不認得，畢竟中國人掌握的字至少有3000字至5000字。但是無論如何，吳偉讀懂了，這讓她愛上文字，還有個良好的副作用：增長她的字彙，並為她打下良好的文學底子。

在改革之初，教書成為最迫切需要的專業，但是很少有學生表現出有當老師的興趣。當時，在農村、工廠工作或當人民解放軍的軍人，是比較有吸引力的。吳偉是她班上唯一自願要當老師的。但是據她說，不論是建議學生去教書的校方，或是她自己，在做這個選擇時，都不是無私的。校方希望她畢業後回到學校執教，而她則認為教書有最佳機會得以終身與書為伍。

雖然如此，吳偉並沒有一直當老師，她很快就繼續深造，而於1985年自首府大學（Capital University）畢業，得到藝術學位。之後她獲准進入社會科學院。當時她開始進行研究計畫，製作了一個模式，把格薩爾王的史詩故事放進去，總共有超過100萬個詩句，大約1000萬字，分成三大冊，含括了史詩的所有精華。我們寫到這裡時，有美麗插圖的《格薩爾王全傳》正放在我們的桌上。這套書獲得了國家圖書獎。

畢業後，吳偉順理成章簽約為中國藏學出版社工作，負責西藏文化的研究與出版，待了八年。這些年中，她也寫作自己的書，並做翻譯。

從這個工作中，吳偉被調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後來成為副局長。她負責對外出版管理工作，我們因而結識了她。「這麼多年來，」她說，「由於各種原因，中國與外國的溝通上有許多困難。」我們有同感。

這時她交給我們一個大包裹，盒中是一大本金色包裝、10磅重的英文版《中國百科全書》；吳女士擔任總編輯，花了三年時間編成；那書是她給我們的禮物。25年前她所讀過的《大趨勢》中，敘述了美國的蛻變。她很高興得知對於中國也有這樣的分析著述，而她送給我們的百科全書將提供我們重要資料。

我們與吳女士共進晚餐的數天後，再度與她一起用餐，這次還有從上海前來與我們會晤的趙啟中部長。我們與他睽違已有八年，很高興透過吳女士我們得以重聚。趙部長數日之前甫被指派為中國最高諮詢機關：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發言人。談話中我們提到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一如趙部長所說，問題不在於是否要參與全球化，而在於如何參與和如何利用優勢、避免劣勢，以及如何以適當的速度達成。我們都贊同，教育必須是經濟的第一優先要務；具有堅實科學家背景的趙部長說：「具有最佳人才素質的人，才能在科技上居於高位。」

　

　

　

提高創意人才的水準

在2009年春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文化部副部長歐陽堅說，政府將成立三大文化團體，以發展中國的文化財並提升文化產業。

他說，「我們應該在動畫、演藝業與數位文化內容方面，建立第一流的公司。」他宣布，文化部已和合作夥伴協商，在北京與天津成立一個動畫公司，註冊資本為10億人民幣，但產值可能超過100億。「也就是說，」他說：「這家公司可能在三至五年內公開上市。」

* 上海已興建完成108座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提供文化設施、戲劇表演訓練、書籍展覽、電影放映等等非營利文化服務。

* 在中國西部，以培訓卓越畫家著稱的四川美術研究所，在2008年有6萬4000人申請就讀，爭搶1600個名額。

* 2007年12月21日，遼寧出版媒體公司，成為中國本土第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出版企業。

* 吉林大學已開始向全世界招募院長。2008年，有六人角逐生活科學學院與物理學院院長職位。競逐物理院長的兩人中，有一個是住在美國的華人。角逐生活科學院長的其中一個是吉林大學畢業的，在美國工作。《吉林日報》引述吉林大學校長周其鳳的話說：「我們的目標不是要建立一個更大的學校，或吸引更多學生來註冊入學，而是要建立高水準的研究大學，而最重要的是改善教學品質與提升大學的領導力。」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也向世界輸出文化。2009年3月時，在世界81國中有256所孔子研究所和58個孔子教室。這些都是非營利的語言與文化學校。國際漢語推廣中心（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預計，2010年時，全世界的孔子研究所總數將超過500家。

　

　

　

:教育思想已獲解放的鄉民

所有領域都在開放：藝術、文學、建築、企業界、商業設計、電視、雜誌、時裝、農耕和運動。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競技運動被抨擊為「錦標主義」，運動員和知識份子一樣，也被迫把他們的潛力奉獻在稻田中或裝配線上。北京奧運和中國的100面獎牌，讓中國重回世界級水準的錦標主義中。

人才在中國受到很大支持，但是在農村與都市之間仍然有很大落差。2008年3月，中國領導階層發起一項教育運動，開始在各鄉鎮蓋圖書館，以縮減這個落差。不是由上對下發號施令，而是把權責移交給農民，讓他們管理圖書館。每間圖書館都至少有1000本書，30種報紙和100個錄影帶。到2009年底，將有2000個以上的圖書館建造完成。到2015年時，64萬個村莊都會有農民圖書館。在中國，買報紙的現象不像在西方那麼普遍；不買，但是要看。在中國許多城市和村鎮，我們看到人們（大多是男性），在張貼報紙的布告欄前排隊等候閱報。

出版業在1970年代末期開始開放時，對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那真是令人情緒激昂的時刻。中國國際與策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秦曉英說，政府在1978年將先前查禁的35種受歡迎的書以及外文書解禁，這個做法「就像溫暖的春風融化了嚴冬的寒霜，這一令人振奮的消息，讓眾多知識份子長久遭到禁錮的情感獲得了自由。」

所有解禁再版的書籍出現在全國各大書店。秦曉英說，飢渴的讀者湧到書店，看到書架上的中外名著，像是《唐詩選》《宋詞選》《午夜》《駱駝祥子》《儒林外史》《家‧春‧秋》《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九十三年》（Quartre-vingt-treize）、《塊肉餘生錄》（David Copperfield）、《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神曲》（The Devien Comedy）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中國的愛書人總是保有對這些偉大文化作品的尊敬與愛好，這些作品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貼上封建或資本主義的標籤，而被禁止流通。秦曉英說，並沒有很多人知道，是鄧小平積極主張解除禁書之令，以解放人民的思想。

1979年9月，浙江省人民出版社宣布要重新印行《飄》（Gone With the Wind，直譯為「隨風而逝」），這是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所寫的極受歡迎的小說。宣布後不久，十多個省的發行部門，以及全國許多較高等的教育機構，都來要這本書。浙江省人民出版社原本要印10萬本，後來增加到60萬本。不久後第一冊出版，在愛書人面前颳起一場猛烈的學術風暴。「社會主義也會隨風而逝」，是一些報紙刊登的一連串評論文章的要點。但是鄧小平對這本小說的積極態度，讓緊張的情勢平靜下來。他的相關談話立即讓有關這本書的學術辯論戛然而止。

秦曉英說，現今的「這種辯論可能令人覺得無法想像」。教育是經濟進步的關鍵，普世皆同；教育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優先。而提升教育水準的關鍵是什麼？是競爭。

美國有全世界最佳的大學，因為美國各大學彼此競爭。

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美國沒有什麼不同。而且教育上的競爭通常始於私立學校。最初幾步已經邁出去了。鼓勵私人興學的第一條法律於2003年9月1日開始生效。私立學校的發展使得整體教育的供給增加，並改變了僅由政府出資辦學，以滿足公共教育需求的傳統模式。到2007年底，已有9萬5500家各類型與各層級的私立學校，全部註冊人數為2583萬人，包括295所私立高等教育學院與成人學院。

政府已承諾要提供更多教育機會，以期在未來20年提高全面水準。同時，要更加支持「精神文明」。圖書館、博物館、文化財產與豐富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加上新的文化方向，結合成一大片沃土，讓藝術與智識人才得以大大發揮、活躍成長。藝術與知識的發酵，創造了中國在「民族與精神文明」的平衡中，所需要的色彩。

在新中國，界限之中有了開口，大家的企圖心也增加了，所以中國民眾的技能與才華得以盡情發揮。並非所有中國人都是知識份子，也不是個個都有藝術傾向，但是正如我們的朋友王育琨所說，做麵條的人能生產最佳麵條，裝配線工人對整個成品有貢獻。對某些人來說，可以發揮的空間無限大；其他人則只是硜硜自守。

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是最早不受規則與限制所束縛的人，他們打開心智，勇於想像與幻想。創造力獲得釋放時，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永遠都是開路先鋒，由於有了他們，整個國家的水準得以提升。

在1990年代初期，奈思比看到了雄心壯志、藝術天賦與企業家精神可以在多幼小的年齡展現出來，當時他正在參觀孫逸仙夫人在丈夫過世後於北京創辦的實驗學校。那是一班正要升上小一的六歲兒童，25個活潑的孩子，女孩多於男孩，他們唱歌並展示一些作品。到了要說再見時，每個小孩都給奈思比一張小卡片，每張卡片上都有他們自己繪的圖，一朵花、一隻小鳥、一棵樹等等，在中央是小孩的名字。令奈思比很驚訝的是，在卡片背面，是他們的電話號碼；25張小小的名片，展現25個未來藝術家、作家、醫生、政治家與企業家給人的第一印象。

今日中國兒童成長的環境，為他們創造了各式各樣的遠景與選擇，在這樣的環境中，未來的世代能夠培育他們的才華，提升他們對新中國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