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林祖嘉
趨勢大師約翰奈思比博士在出版成名作「大趨勢」二十五年後的今天，終於推出另一本巨著「中國大趨勢」。當天下文化邀請我幫這本書寫導讀時，我立即答應，因為有幾個重要的理由：第一，我可以比別的讀者更早讀到這一本巨著。第二，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尤其是近年來政治、經濟與社會都有結構性的轉變，因此大家都很想知道中國未來會走向何方，當然大家也會很想知道趨勢大師奈思比對於中國的未來的想法是如何。第三，更重要的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經關係十分複雜，中國的發展不但其十三億人口的未來息息相關，而且也會對於台灣的未來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台灣人民對於這一本書自然應該要有更多的認識才對。
奈思比博士認為未來支持中國大陸發展有八根最重要的支柱，且讓我們先一一加以說明。首先，第一個支柱是思想與心靈的解放。從1979年的改革開放開始，過去三十年來，一方面通過快速的國際化，一方面由於教育的普及，中國大陸的政府與人民對於思想的解放的速度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當然，全面政治的解放將會是最後一步。其次，中國正在形成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垂直式民主」。作者認為中國未來的決策是由上而下，但是決策形成的過程中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人民所參與的(即由下而上)，所以是一種所謂的「垂直式民主」。基本上，我同意此一觀點，但是我相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由上而下的重要性仍然會遠高於由下而上的互動，因為中國人尊重法統的觀念根深蒂固的存在在大多數人的心中。第三，圈地畫界讓萬千樹齊成長，即未來中大陸政府仍然會不斷的拿出更多改革開放的方案與措施，讓人民在其中尋找自已的角色與利益。第四，中國的發展模式由中國人自已決定，因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社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進行這麼大幅度的改革，同時又取得如此可觀的成就。因此，中國大陸可能很難去向其他國家學習一整套的作法。雖然中國的領導人很願意向國外學習，但是最終可能還是要由中國社會的特性，來決定中國未來發展的最適途徑。
第五，科技技術與人文藝術的持續成長。要維持一個社會長久的進步，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對於科技技術的重視是不可以避免的。過去三十年，雖然科技技術始終受到中國政府部門的重視，但是文化與藝術卻似乎受到相常程度的忽視。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的快速進步，文化與藝術在中國大陸受到的重視程度已經是前所未有的。未來，文化、藝術、與生活素質必然會是中國大陸社會進步中必然不可缺少的元素。第六，與世界接軌。由於中國人口估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當中國經濟成長開始啟動之後，全世界就會立即受到影響。試想，過去十年來，全球的油價大漲、原物料價格大漲，以及最近金價大漲，那一件與中國的需求無關？此外，在過去短短十年之內，中國外匯存底成長十倍，現在有超過二兆美元的外匯存底，比第二名的日本整整多出一倍，人民幣成為另外一個重要的國際貨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第七，自由與公平的爭議仍將存在：鄧小平「先讓一部分富起來」的自由措施，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此同時，中國人民貧富差距的擴大，也造成社會上相當程度的不安。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對於追求經濟公平的努力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1990年代末期的住房、教育及醫療進行大規模的市場改革之後，大多數人民的社會安全保障突然少了許多，也使得社會公平性愈來愈少。近年來，雖然中國大陸在快速的進行社會安全網的重建工程，但是與快速的經濟成長相比，整個社會安全體系仍然是相對落後許多的。第八，從模仿、創新、到品牌：由於中國本身的市場夠大，因此中國有足夠的能力與誘因去進行自已的自主創新與品牌。手機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由於是一個後進者，中國的電話市場省略了市話，而直接跳到手機市場，然後近年來山寨機的盛行，說明模仿的重要；然而由於市場夠大，因此我們相信自主品牌在中國大陸出現是遲早的事。
除了上述的八個支柱以外，奈思比博士還有幾個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重要觀點，我覺得值得再加以說明：第一，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上是以家庭首社會為主，與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未來中國未必會走向西方社會的政治結構。我相信「具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運作與在其他國家一定是不同的，因為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就是不同。所以，如果一昧的拿西方世界的標準來審視中國，不但是不準確，而且是不適當的，就如同奈思比博士所說：「因為這個問題只有西方人會在意，中國人會有自已的目標與夢想，至於如何去達成，中國人會自已去找到答案。」。
第二，由於中國經濟快速的的發展，再加上龐大的經濟規模，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的政經地位都不斷的提高，未來我們將會一而在、在而三的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面，看到中國的影響力。不論是否喜歡中國，對於中國勢力的掘起，絕對不可以忽視。
第三，由於中國規模很大，經濟、社會與政治又不斷的在變化，因此「許多真象是不止一個」，因此許多大在其得到的有限訊息中去進行解讀。而作者認為每個人的不同觀點固然可以繼續存在，但應該儘可能的以事實做為依據。在現今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的看法南轅北轍之際，奈思比博士的說法正是對我們國人的當頭棒喝。
最後，持平來說，我個人認為在這本書中，奈思比博士對於中國的觀點已經是儘最大努力來維持一個公平的角度。這本書不會如同有些書認為中國會分成七大塊般的不切實際，更不會有像的有些書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般的嘩眾取寵說法。中國大陸不論在經濟、社會與政治各方面都變化的非常快，因此很多的說法與預測通常很快的就可以得到印証，因此對於中國大陸變化趨勢的預測必需要格外的小心。我認為本書的說法是相當中肯，而且其觀點未來被証實的機率應該是相當高的。
八個支柱與一個屋頂
—讀奈思比的「中國大趨勢」
高希均
（一）六十年的經濟崛起
曾以《大趨勢》、《2000年大趨勢》及《亞洲大趨勢》，聞名全球的約翰．奈思比，剛出版了一本新著《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 ）。二十餘年來「大趨勢」已經在西方社會變成一個新詞彙，奈思比被讚譽為當前世界上「具有敏銳觀察力的趨勢專家」。
在現實世界，不論做宏觀的趨勢評估或微觀的數據推測，都有風險。就像氣象預報，對的時候沒有人記得，錯的時候沒人忘記。因此凱因斯就調侃地說過：「我寧可『差不多地』對，而不要『精確地』錯。」歷年來奈思比所提出的「大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導，是很少離譜的。
奈思比從不隱藏他對亞洲的樂觀，甚至偏愛：他也毫不吝嗇地對東方文化加以肯定，甚至表達仰慕。在這本他與妻子桃樂絲首次合著的《中國大趨勢》，又有什麼新發現？
進入討論新書之前，讓我們先對大陸經濟崛起做一番回顧。十年前各方還在爭辯「中國崩潰」（如華裔律師章家敦）與「中國崛起」（如大前研一），但幾乎沒有人預料到三十年來大陸會有這樣快速的持續成長。當今年中共建國六十年之際，經濟上已脫離貧窮，國際上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官方指出，六十年來（1949-2008）：
（1）GDP平均每年以8.1％成長，60年內經濟總量增加77倍。
（2）2008年GDP為3.86兆美元，為美國27.2％，日本的78.6％。
（3）外匯存底1.94兆美元，增加了14000倍。
（4）1978年人均所得190美元，為世界平均水準的十分之一，2008年為2007美元，比率升至32.3％。
（5）在世界209個國家和地區中，每人所得名列130。
即使有這樣驚人的進步，與發達國家比，中國大陸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溫家寶坦率地指出，中國還要不斷努力，才能解決內部「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顯示：經濟起飛後，必須要面對更為棘手的民主與法治、公平與正義等的挑戰。
（二）對大陸經濟的12項看法
評論大陸經濟前景時，不僅涉及經濟上的專業判斷，也涉及到諸多非經濟因素的糾纏。因此，常有相互矛盾與推斷的出現。
在這兩種極端的看法中，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介於樂觀與悲觀之間。在下表中我列舉了十二個看法不同的理由，讀者可自己評比
（三）八大支柱上的屋頂
這本新著的扉頁，二位作者就指明「新社會八大支柱」概念，完全來自他們自己的思維，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奈思比擅長從複雜的資料堆中，找出重要的線索，歸納成為大八個支柱，請參閱林祖嘉教授在導讀中的說明。這是作者對大陸六十年發展正面的與一個概括性的縮影。
當年（1996）就想請他來寫中國大趨勢的領導人江澤民，看了這本新書後，大概會滿意。奈思比用中國素材，美國腦袋，描繪新社會是充滿了追趕、開放、融合的元素；這樣構建的新社會就會逐漸走向和諧、創新、與進步。如果在八根支柱上再加一個兩岸和平，社會和諧、自然共存的屋頂，這會是一個更吸引的架構。
約翰．奈思比是一位偏愛東方文化的世界級觀察者，他以高度的同理心與善意，細膩地使用了大量當地材料，描述了中國新社會的發展軌跡與趨勢。這段話就表達了他的核心思維：「不管在那裡，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美國，而是中國。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已經昂首登上世界大舞台。」（支柱之六）
我常用一個譬喻：一位女性臉龐上出現的黑點，當外國學者從總體指標的望遠鏡裡，所看到的就是「美人痣」，當地居民用生活體驗的顯微鏡裡，所看到的則是「一個疤」。
（四）十個運作特色
細讀八個支柱之後，我想對六十年來（1949—2009）中國新社會，也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個中國式的市場經濟有十個運作特色：
（1）國力弱時發展硬實力，國力強時發展軟實力。
（2）國際地位低時重面子，國際地位高時重裡子。
（3）權力分享可以慢，開放改革不能慢。
（4）民主可以少，穩定不能少。
（5）法治可以少，親民不能少。
（6）清廉可以少，效率不能少。
（7）公平可以少，改善不能少。
（8）「摸著石頭過河」，接著是「與時俱進」。
（9）「先讓一些人富起來」，接著是「和諧社會」。
（10）口頭上人民最大，實質上還是領導最大。
（五）一張照片
每次奈思比新書在台北出版後，總會邀請他與夫人來台演講與聚晤。正如書中所敘述，那是在「天下文化」的安排下，奈思比與當時參選的馬英九在「人文空間」對談，當時他就預測：「台灣下一個領導人，就坐在我旁邊。」
新總統於2008年5月20日就職時，邀請他與夫人從維也納飛來參加就職典禮。當他們二位乘高鐵在從高雄返北途中的商務車廂中，引導去見另一節車廂的馬總統。回到台北他向我說：「與總統談得很高興，但是他坐在經濟車廂接見外賓，想必你們政府一定有龐大的財政赤字！」
他的觀察對了，他的預言又成真了。
自序
一個新制度正在興起
奈思比
許多年來我一直有個遺憾，自覺錯過了此生的一個大好機會。那是在1996年，這個機會來自當時權勢最大的一位人物，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寫書邀約。那是在北京領導重地一個私下會晤的場合，就在毛澤東接見賓客的房間。江澤民提出邀約，是因為我曾撰述《大趨勢》一書（Megatrends ）的緣故。這本書寫於1982年，分析美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變遷，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超過兩年，多數時候是排行榜第一名，在其他許多國家也非常暢銷。《大趨勢》也在中國出版，而且令我大為驚訝的是，據說這本書光是在中國，至少售出了2000萬冊以上，當時盜印很猖獗，是盛行的售書方式。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代剛從大學專校畢業，急切渴望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江主席一見到我，劈頭就說：「你不知道你在中國的名聲有多響亮。」
我走訪北京之前，在台北待了幾天。當時美中關係相當緊張，柯林頓總統為因應中國對著台灣海域發射飛彈，派遣航空母艦前往台灣海峽。美中兩國為了台灣而劍拔弩張，衝突可能一觸即發；所以那次兩小時的會談中，台灣問題如影隨形驅之不散，要不了多久便切入我們談話的主題。我自1967年以後曾多次造訪中國和台灣，目睹許多重大變化。我注意到台灣對全世界展現自我的成果相當不凡；相形之下，中國就顯得太過保留，因而總帶著有志難伸的鬱悶，所以我就說了：「江主席，台灣說的是小故事，但是它說得非常精采。中國有個大故事可以說，但是卻把這個故事講得很糟糕。」
全場靜默。
接著他說：「何不由你來說？我們會給你所有的資源和協助。」
這個提議很令人動心，但我卻礙難接受。當時我分身乏術，而且，總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
十年之後，又出現了同樣的提議，這次是來自中國新興的企業界。那時我正在錄製一個電視節目，和我對談的是企業家王巍，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併購集團，也是中國工商聯併購公會會長。他在紐約讀書就業，並於1992年返國。在節目對話錄製時，我們趁空閒聊，討論中國現況及未來，相談甚歡。王巍告訴我，他1982年就讀了《大趨勢》，這本書對他影響深遠。
幾天之後，我收到他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對於中國的過去和興起，以及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未來發展，已有許多相關著述。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一套分析論述，類似《大趨勢》一書的架構。因為就連中國人自己，也不清楚中國內部發生些什麼，看不出要往哪裡去。何不由你出面找尋，並寫出何謂中國的大趨勢？」
這一回我已經準備就緒。十幾年來頻繁走訪中國（加起來超過上百次）已經深化了我對這個國家與人民的了解；此外，這回我不必單槍匹馬進行。過去十年來我造訪中國皆有內人桃樂絲（Doris）同行。她原本是我著作的德文版發行人， 2000年與我結褵，因為我們發現，兩人的交集不只如此，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我們一同遊歷世界，一同進行研究，對於中國正經歷的演變我們同感振奮。我認識王巍時，她也在場；王巍成了我們的至交、最值得信賴的夥伴，他提供堅定的支持力量，也是本書的催生者。
從我們首次談話到他寫電子郵件給我之後不過數月，我們就與另一位中國夥伴共同創辦了奈思比大趨勢研究所（Naisbitt China Institute）；這是個立場超然的研究機構，獲得天津南開大學與天津財經大學的大力支持（我在這兩家大學任教）。我們致力的目標是，排除西方的觀點與假設，要像中國人那樣檢視中國。我們關注它的缺點，但是不以西方價值觀與標準去評判中國。
首先，我們必須針對中國現況發展盡可能蒐集資訊。我們開始與研究助理密集開會，這些成員是由中國企業家與學術界人士帶領的兩所天津大學學生，包括28名學生與研究生。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正在尋找的是什麼，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只蒐集已發生的事實和事情，不要蒐集計畫和聲明。他們必須習慣的最不尋常的一點是，我們並不構思主題，因為任何主題的構思，都會為研究定出一個方向，而讓我們錯失希望找到的東西、我們所不知的事物，以及會令我們驚訝的事物。對中國人的思維來說，這樣的過程很不尋常。第三個挑戰是要選取媒體報導的文章，加以精簡並譯述，然後納入資料庫。
和我們的團隊共事，並會晤中國其他地方的大學生，真是一大樂事。桃樂絲和我一方面檢視中國在地媒體的報導，一方面遊歷中國，訪問企業家、學術界人士、政壇人士、藝術家、異議人士和外籍人士，謹記在心的目標是，要由內而外來述說中國的故事，不要像近日許多論述中國的書籍那樣，由外而內來看中國。
在那段期間，我們探索中國的大趨勢，深知我們所研究的這個國家正在經歷很複雜的巨大變化，各個地區、各個城市都在以不同的速度，進行不同層級的變化。我們尋找模式，以便在納入一連串的單一事件後能看出個道理來，並建構新中國的圖像，就像1982年我撰寫《大趨勢》時，在美國所做的那樣。
我們所發現的，從規模與重要性來說，都遠遠超乎預期。我們專注觀察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與經濟生活等方面的顯著變化，卻發現這些變化，只是某個我們無法定義的更高層次事物導致的結果。不過有一天下午在北京，我們突然領悟了，還奇怪為什麼先前我們沒有看出來。1982年時，美國是在一個運作良好的既有制度內轉型；而2009年時的中國，卻是在締造一個嶄新的社會與經濟制度，以及一個政治模式，這個模式很可能證明了所謂「歷史的終結」，不過是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另一次佇足。
約翰．奈思比，2009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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