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達‧蓋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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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始增強權力

我們設計Avahan計畫時沒有把性工作者的生活現實列入考量，因為不覺得有必要。我們希望性工作者向客人堅持用保險套，去治療性病，做HIV篩檢――我們以為這就足以告知她們效益，要求她們照做。但是沒用，我們不懂為什麼。我們從未設想什麼事情對她們而言可能比防治HIV重要。

「我們不用你們教導保險套，」她們幾乎大笑著說：「我們比你們更懂保險套。我們需要的是幫忙防範暴力。」

「但那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員工說。性工作者們回答：「呃，那麼你跟我們就沒什麼好說的，因為那才是我們需要的。」

於是我們團隊進行辯論，商討該怎麼辦。有人說：「我們重新檢討方法，不然就放棄計畫。」也有人說：「不行，這樣是偏離任務――我們在這個領域毫無專長，不該插手。」

最後，我們團隊再度會見性工作者，仔細聽她們談她們的生活，她們強調兩件事：第一，防止暴力是她們最迫切的優先事項；第二，畏懼暴力讓她們無法使用保險套。

如果她們堅持用保險套會被顧客毆打；如果她們攜帶保險套也會被警察打，因為這證明了她們賣淫。所以為了避免挨打，她們不會帶保險套。我們終於看出防止暴力與防治HIV的關聯，除非先解決被打、被搶、被強暴的近期威脅，性工作者無法應付死於愛滋病的長期威脅。

所以與其說「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我們改說：「我們想要保護妳們免於暴力。我們可以怎麼做？」

她們說：「今天或明天，我們當中有人就會被警察強暴或毆打，這種事常有，要是我們每次出事時都能聚集十幾個人來搭救，警察就會罷手。」於是我們團隊和性工作者們設立一個系統，如果有人被警察攻擊，她撥打三位數密碼，中央電話會響鈴，十二到十五個女人就一起跑到警察局大叫大吵，而且她們會帶著善心律師和記者一起去。如果十幾個女人同時現身大叫：「我們要求立刻放她出來，否則這事明天就會上新聞！」警方會退讓。他們會說：「我們不知情。很抱歉。」

計畫就是這樣，性工作者們照做了。她們設定速撥網路，觸動警報時，所有人都趕去，效果很好。有位性工作者回報她一年前在警察局曾被毆打強暴，新系統建好之後，她回到同一間警察局，警察居然請她坐下來喝茶。這個計畫的消息一傳開，隔壁城鎮的性工作者也跑來說：「我們也要加入那個暴力防止計畫，不是HIV那個。」不久這個計畫就傳遍了全印度。

這個方法為何如此有效？我們印度辦公室的主管阿修克．亞歷山大直白的說：「每個惡霸男人都怕一大群女人。」

我們以為我們在推行HIV防治計畫，但我們遭遇了更有效、更普遍的東西――女人團結一起，找到自己的聲音，為自己權利發聲的力量。我們開始資助給女性增強權力了。

增強權力從聚集開始――而且集會的場地多麼卑微都不重要。Avahan強化女權的場地是社群中心――通常只是用煤灰磚蓋的單一空間小屋，讓女性見面聊天。記住，這些婦女原本沒地方聚會，如果她們公開集會，警察就會圍捕把她們關起來，所以我們團隊重新設計防止暴力的計畫後，他們還開始租空間鼓勵女士們過來聊聊。社群中心成為她們能得到服務的地方，她們可以拿到保險套，她們可以碰面，她們可以睡覺。她們不能在這裡過夜，但白天很多人會躺在地上休息或讓小孩跑來跑去。在某些地方，團隊會加上美容院或玩桌遊的空間。各處中心成為進步發生的地方，點子都來自於那些女性。

據某位Avahan初期隊員說法，第一所諮詢中心開幕是「我見過最美妙的事」。有五位女士走進來，害怕會被下藥然後偷走腎臟――那是謠言。但她們聽到的歡迎台詞是：「就互相聊聊，喝杯茶然後離開。」增強權力在Avahan就這樣展開――活在社會最邊緣被民眾排斥的人，聚在一起談話喝茶，互相提升。

比爾和我只知道計畫轉為防制暴力，不知道設立社群中心的事，我至今想起來還是想笑。阿修克會到西雅圖與我們碰面並做報告，但我跟比爾直到二○○五年一起去印度時才得知全貌。阿修克向我們簡報，解釋我們即將看到什麼，他開始談到這些社群中心，讓性工作者聚會談話的小空間。我記得簡報之後我問比爾：「你知道我們資助了社群中心嗎？」他說：「不知道，妳知道嗎？」

我們把錢給阿修克，他是個精明商人，所以他設定策略據以行動。他做了所有說過要做的事，還有些他沒提過的事。謝天謝地，因為尷尬的實話是，如果他來基金會向我們提報社群中心的點子，我想我們會否決，我們會認為太偏離我們專注創新然後靠別人散播出去的使命，幫忙發送保險套已經偏離創新者靠別人散播的自我形象一大步了，投入藉著在社群中心培養、提升的權力來防止暴力――這對我們來說太激進了，至少我們在那趟印度行、看到它的價值之前是這樣。

那趟探訪，比爾和我會見一群性工作者。基金會辦公室裡掛著一張那次活動的顯眼照片――比爾和我盤腿坐在地上跟眾人圍成一圈。會談開始時，我問其中一名女士：「請告訴大家妳的經歷。」她把人生故事都告訴我們，然後另一位女士說她如何加入性工作者的行列。接著第三位分享的故事讓全場鴉雀無聲，只剩隱約啜泣：她說她是個母親，有一個女兒，孩子的父親失蹤了，她投入性工作是因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她做了一切犧牲為她女兒創造更好的生活，女兒有很多朋友，學業成績也不錯，不過這位母親總是擔心，等她女兒長大，可能會發現媽媽是怎麼掙錢的。有一天，正如母親恐懼的，她女兒的同學在學校向大家宣布這女生的媽媽是性工作者，朋友們開始不斷惡毒的用最殘忍的方式嘲笑她。幾天後，媽媽回家時發現女兒上吊自殺身亡。

我看了一眼比爾，他哭了，我也是，現場每個人都是――尤其是舊瘡疤被這個故事掀開的女士們。這些女人很痛苦，但她們也充滿同理心，撫慰她們的孤立。藉著聚會與分享經歷，她們得到歸屬感，歸屬感給了她們自我價值感，自我價值感又帶來勇氣讓她們團結一起要求自己的權利。她們不再是外人，她們是局內人。她們有家人也有家。慢慢的，她們開始破除社會強加給被削權者的幻覺：因為她們被剝奪了權利，她們沒有權利；因為沒人肯聽她們的話，她們講的就不對。

布瑞妮．布朗說，勇氣的初始定義是讓我們自己被看見。我想，讓自己被看見的最純粹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我們想要的東西――尤其沒人想要給我們的時候。我面對這種勇氣會陷入沉默，這些女士在彼此的幫助下卻找到了那股勇氣。

Avahan的影響變得遠遠超過第一批女士的成就，故事重點不只在於接納和社群如何強化一批被遺棄者，也在於那些被遺棄者為她們的國家做了什麼。讓我再給大家舉兩個例子。

第一，許多年前，大概是比爾跟我去印度的同時，我們在探索對抗愛滋病的不同方法，我們對一個新可能性超興奮的――治療愛滋病的有效藥物也可能用在預防愛滋病。我們幫忙資助藥物來測試檢驗這個概念，測試結果有驚人的發現：口服預防藥可以把透過性交感染HIV的風險降低超過90％。愛滋病社群最大的希望被實現了，接著卻又破滅。

因為這個方法必須讓健康的人天天服藥，偏偏有風險的群體絕不會這麼做。無論多麼有效，讓大家採行任何的健康新行為都困難得令人洩氣。人們必須願意投入、被告知、又有強烈動機。很遺憾，愛滋病防治人士、金主、政府和衛生人員就是無法讓民眾乖乖服藥。全世界只有兩個群體例外：美國白人男同性戀......還有印度的女性性工作者。

有項研究顯示94％的印度性工作者老實的持續服藥。這種程度的配合在全球衛生史上前所未聞――研究把它歸功於Avahan計畫中婦女創造的堅強網絡。

那是第一個例子，下面還有第二個。二○一一年，英國醫學期刊《刺胳針》刊登一篇文章顯示，Avahan的工作強度跟印度某些人口密集邦的HIV氾濫率較低有關。之後的幾年，也記載性工作者向客戶堅持使用保險套能阻止這種病傳染給更多人。這些被提升權力的女性成為拯救千百萬人命的全國性計畫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在一個沒人願意接觸她們的國家，這些女士互相接觸，在那個接納彼此的小社會中，她們開始發現與恢復她們的尊嚴，尊嚴帶來了要求自身權利的意志，堅持自己的權利，她們就能夠保護自己的生命並且拯救國家免於大災難。

如何開始增強權力

我們設計Avahan計畫時沒有把性工作者的生活現實列入考量，因為不覺得有必要。我們希望性工作者向客人堅持用保險套，去治療性病，做HIV篩檢――我們以為這就足以告知她們效益，要求她們照做。但是沒用，我們不懂為什麼。我們從未設想什麼事情對她們而言可能比防治HIV重要。

「我們不用你們教導保險套，」她們幾乎大笑著說：「我們比你們更懂保險套。我們需要的是幫忙防範暴力。」

「但那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員工說。性工作者們回答：「呃，那麼你跟我們就沒什麼好說的，因為那才是我們需要的。」

於是我們團隊進行...

這股溫柔的力量， 人類需要！

鄭志凱 (矽谷科技創投專家 / 活水社投共同創辦人)

她今年五十五歲，跟世界首富比爾．蓋茲結婚二十五年。二十五年裡，她扮演了三個角色：先是微軟的高階主管，在比爾手下掌管一千七百名員工，婚後只繼續了兩年時間，因懷孕而辭去工作。接著她在家庭裡扮演全職母親，七年間生養三個子女，在家庭中擔任時間警察，全家出門時，不時需要督促比爾丟下手中的書本，趕緊上車。二○○○年開始，比爾將原本以父親為名的基金會改為「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由她和比爾擔任共同董事長，她才逐漸從家庭走向世界，從幕後走向台前。

這本書是梅琳達．蓋茲參與基金會二十多年，走遍地球上最貧窮的黑暗角落，看盡社會最底層的悲慘景況，最後決定走向備受矚目的聚光燈，以女性眼光，寫出她個人的第一本書。

除梅琳達之外，最近幾年還有兩位女性領袖分別出書，都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二○一三年臉書營運長桑德伯格出版《挺身而進》（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鼓勵女性在職場上奮力一搏，不讓鬚眉。二○一八年前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出版《成為這樣的我》（Becoming），述說一位黑奴後代成為白宮女主人的現代神話故事。雖然同是女性觀點，梅琳達卻跳出家庭、職場甚至國家的周界，將關懷投向全世界被貧窮剝奪希望、又被傳統男性文化裝上銬鐐的苦難女性。

這三位女性雖然能力、學歷、經歷樣樣傲人，但在現實生活中仍然扮演輔佐的角色。一位是全球最大社群媒體的二把手，一位是全球第一強國的第一夫人，一位是全球首富的配偶。她們傑出的表現以及高分貝對女性同胞的支持，被女性主義者視為榜樣，但對某些男性沙文主義者而言，這又是一個女性不過是男性一根肋骨的證明。

其實男女戰爭最短兵相接的戰場不在公司，不在政壇，而在家庭。梅琳達十分幸運，比爾生長在父親主張「最傑出的觀念就是女性享有男性所有的權利」的家庭裡，因此雖然貴為全球最大軟體公司的執行者，卻樂意一週兩次接送小孩上下學，有空還自願洗碗。

即便如此，也要等到梅琳達在致力改善全球女性所遭遇的極度不平等待遇多年之後，才真正領悟到：如果女性不能面對自己的恐懼和缺陷，她與比爾的婚姻中如果不能做到夫妻平等，便無法在世界上捍衛性別平等。

於是梅琳達努力克服害羞，拿起麥克風，開始代表基金會發言。二○○六年華倫．巴菲特宣布捐出三百億美金給蓋茲基金會，記者會裡，梅琳達在三人中最能回答基金會的計畫和工作細節。由此她得到一個關鍵性的認知：只有平等的夥伴關係，才是對自己、比爾和基金會最健康的關係。

可是從名義上的平等到實質上的平等還要走很多年。二○一二年比爾開始撰寫基金會的年度報告，標題是「比爾．蓋茲年度報告」，經過梅琳達不斷爭取，二○一三年維持同樣標題，但加入一篇梅琳達具名的文章。二○一四年改名為「蓋茲年度報告」，梅琳達動手寫了三分之一。直到二○一五年，標題才改為「二○一五年蓋茲年度報告——我們對未來的大賭注——比爾與梅琳達．蓋茲。」。這段從「他」的年報進化成「我們」的年報的過程，總共花了四年時間。

梅琳達的女性觀點，不是機械式的男女平等，而是有機式的夥伴關係。她和比爾協議不分割在基金會的責任，兩人都共同參與所有議題。她不強調女性具備若干比男性優越的特質，卻反對社會由男性主宰。她不曾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男性，只是很務實的說：如果女性的力量能夠獲得提升，當今的世界會更好；如果女性的需求能被傾聽，許多社會問題可以獲得改善的契機。

例如許多非洲國家缺乏節育資源，造成婦女多孕多產，因此難以從事營生，家庭經濟無法改善，產後環境惡劣，嬰兒死亡率高，只好不斷懷孕以為補償，結果落入惡性循環的陷阱。

或是印度的童婚習俗。全球每年有一千四百萬未滿十五歲的少女被迫成婚，不乏年幼到只有五歲。她們身心尚未成熟，多半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婚後在家庭裡一無地位 ，懷孕分娩時風險遠比成年婦女為高，一旦健康受損，從此在家中只能遭受豬狗不如的待遇。

還有，貧窮的社會多是農業社會，也是女性最受歧視的傳統社會。因為如此，女性生產力不能得到發揮，女性報酬遠比男性為低，甚至對農作物品種的選擇男女都有差異，以致於農作生產力難以提高。例如稻米，婦女喜歡煮熟不需太長時間、收割時不需彎腰的品種，烹飪和收割都是女性的工作，稻米品種卻是男性的決策，女性的需求，男性可曾顧及？

但閱讀此書時，如果只看到女性主義的訊息，從而擷取女性力量的養分，不免有些可惜。這也是一本談論苦難和救贖之書。擁有者面對匱乏者，應該具備什麼心態？面對資源匱乏，提供資源是否就能解決問題？面對知識匱乏，殖民似的文明可能生根？ 面對苦難，我們可以讓自己心碎嗎？不心碎是否等於冷酷？心碎後，還能產生力量？

面對世間的種種苦難，梅琳達和比爾不免流淚，也因而憤怒，希望正義獲得伸張，惡人受到應有的懲罰。但梅琳達從多年社會運動中得到的領悟是：要引發內心革命，必須要讓自己心碎，沈浸在憤怒下的痛苦。只有接受苦難，受傷才不致於轉為仇恨，或者悲哀抑鬱，終於致禍。也只有在不敵對不喪志的心理之下，才能接納社會裡所有人，協助每一個人成為貢獻者，這樣，社會的變革才能持久。

暢銷書作者葛拉威爾曾經如此點評：五十年後地球上沒人記得喬布斯，沒人記得微軟，但世人還會懷念比爾．蓋茲，敬仰他五十年前所投入的慈善事業。這話看來只說對了一半，讀完梅琳達這本半回憶錄似的女性之書，也許應該修改為：「大家都會懷念比爾，以及和他肩並肩、推動慈善事業的最佳夥伴──梅琳達．蓋茲」。

這股溫柔的力量， 人類需要！

鄭志凱 (矽谷科技創投專家 / 活水社投共同創辦人)

她今年五十五歲，跟世界首富比爾．蓋茲結婚二十五年。二十五年裡，她扮演了三個角色：先是微軟的高階主管，在比爾手下掌管一千七百名員工，婚後只繼續了兩年時間，因懷孕而辭去工作。接著她在家庭裡扮演全職母親，七年間生養三個子女，在家庭中擔任時間警察，全家出門時，不時需要督促比爾丟下手中的書本，趕緊上車。二○○○年開始，比爾將原本以父親為名的基金會改為「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由她和比爾擔任共同董事長，她才逐漸從家庭走向世界，從...

小時候，太空發射是我生活中的大事。我生長在德州達拉斯一個有四個小孩的天主教家庭，母親是全職家庭主婦，父親是參與阿波羅計畫的航太工程師。

碰到發射那天，我們全家人會擠上汽車，開到父親某個朋友（也是阿波羅計畫工程師）家中一起看轉播。直到今天，我還感受得到倒數讀秒時的緊張感；「倒數二十秒，倒數十五秒，導航啟動，十二、十一、十、九、點火程序開始、六、五、四、三、二、一、零。所有引擎正常。發射！我們離地了！！！」

那些時刻總會帶給我一種快感――尤其是引擎點火，地面震動，火箭開始向上的提升時刻。最近我在最喜愛的勵志作家馬克．奈波（Mark Nepo）書中看到「提升的時刻」一詞，他用這個詞彙來形容光榮的時刻。他寫道，類似有什麼東西「像絲巾在風中飄升」一樣，讓他的傷痛平息，內心感到圓滿。

馬克對提升的形容充滿了神奇。神奇對我有兩個意義；它可以指驚嘆，也可以指好奇。我有一大堆驚嘆，也有同樣多的好奇，我很想要知道提升是怎麼發生的！

生命中不同的時間，我們都曾經在漫長的加速滑行時坐在飛機上，焦急的等待升空的時刻。孩子們小的時候，我們在飛機上準備起飛，我會向他們說「輪子、輪子、輪子」，飛機離地的瞬間我會說「機翼！！」孩子們大一點之後，他們會陪著我說，我們一起說了很多年。不過有時候，我們說「輪子、輪子、輪子」的次數會超出我們的預期，我就會想，為什麼升離地面需要那麼久！？

為什麼有時候要那麼久？為什麼有時候又發生得那麼快？是什麼讓我們衝過了推升的力量壓倒拉下的力量，讓我們離地開始飛翔的那個臨界點？

這二十年來，我為了我和外子比爾共同創立的基金會工作走遍世界，我曾經思索過：我們如何為人類――尤其為女性召喚提升的時刻？因為當你提升女性，也就提升了全人類。

我們如何在每個人心中創造一個提升契機，讓大家都願意提升女性？因為有時候提升女性需要做的只是別再把她們往下拉。

在旅程中，我得知數以億計的婦女無法自己決定該不該要生小孩以及什麼時候生小孩，因為她們拿不到避孕用品。很多婦女和女孩也有許多權利與特權被剝奪：像是決定是否以及何時嫁給什麼人的權利；是否能夠上學、擁有收入、離家工作、走出家門、花自己的錢、自己訂預算、創業、申請貸款、擁有財產、跟丈夫離婚、看醫生、競選公職、騎腳踏車、開車、上大學、研讀電腦、找人投資的權利等等。在某些國家，婦女這些權利都被剝奪了，有時候甚至是依法剝奪，即便法律允許，還是經常被不利於女性的文化偏見所剝奪。

身為一個公開鼓吹者，我的旅程始於家庭計畫，後來我也開始談論其他議題。但我很快發現――因為很快有人告訴我――光只為家庭計畫，或我剛列舉的每個議題發聲是不夠的，我必須為女性發聲。我很快的發現如果我們要跟男性平起平坐，方法不會是一項一項或一步一步爭取女性的權利；只有女性獲得權力後，才能像浪潮一樣一波接一波贏得權利。

我學到的這些教訓來自我希望大家認識的非凡人物。她們有些會讓你傷心，也有些會讓你飄飄欲仙。這些英雄建立學校、拯救人命、終結戰爭、提高女性權力、改變文化。我認為他們會啟發你，因為他們啟發過我。

他們讓我見識到婦女被提升之後的不同，我希望每個人都能看到。他們讓我看過大家做了什麼才能造成影響，我希望每個人都知道。所以我寫了這本書：分享為我的人生帶來焦點與迫切性的那些人的故事。我希望大家了解能夠互相幫助發展的方法。引擎已經點燃，地面正在震動，我們即將升空。我們擁有的知識、活力與道德洞見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刻，能夠打破歷史的模式。現在我們需要每位鼓吹者的協助，不分男女，沒有人應該被排擠，每個人都應該參與。我們的呼籲是向上提升女性――當我們在這個目標上團結，我們就是提升力。

小時候，太空發射是我生活中的大事。我生長在德州達拉斯一個有四個小孩的天主教家庭，母親是全職家庭主婦，父親是參與阿波羅計畫的航太工程師。

碰到發射那天，我們全家人會擠上汽車，開到父親某個朋友（也是阿波羅計畫工程師）家中一起看轉播。直到今天，我還感受得到倒數讀秒時的緊張感；「倒數二十秒，倒數十五秒，導航啟動，十二、十一、十、九、點火程序開始、六、五、四、三、二、一、零。所有引擎正常。發射！我們離地了！！！」

那些時刻總會帶給我一種快感――尤其是引擎點火，地面震動，火箭開始向上的提升時刻。最近我在最喜愛...

引言
第一章 一個偉大理念的提升
第二章 增強母親的權力：新生兒與母親的健康
第三章 每一件好事：家庭計畫
第四章 提升她們的眼界：學校裡的女孩
第五章 沉默的不平等：無薪工作
第六章 當女孩沒有聲音：童婚問題
第七章 發現性別偏見：農業中的女性
第八章 創造新文化：職場上的女性
第九章 讓你心碎：團結的提升
後記
致謝
讀者可支援的組織資源指南

引言
第一章 一個偉大理念的提升
第二章 增強母親的權力：新生兒與母親的健康
第三章 每一件好事：家庭計畫
第四章 提升她們的眼界：學校裡的女孩
第五章 沉默的不平等：無薪工作
第六章 當女孩沒有聲音：童婚問題
第七章 發現性別偏見：農業中的女性
第八章 創造新文化：職場上的女性
第九章 讓你心碎：團結的提升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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