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倫．所羅門．哈爾曼

媒體推薦：【書評讚譽】

達林頓深信生物學原則（尤其是遺傳學）主導人類價值，所以提倡強勢的優生計畫……。他認為科學決定道德的時代已經到來，演化邏輯應該取代宗教和政治，作為引領個人、國家和人類的依據。……對那些過於將染色體中的發現等同於「人性」者，達林頓的故事提供了一面借鏡。

薩亞（Rena Selya），《自然》（Nature）。

達林頓是英國一九三○到五○年代領先群倫的細胞學家，也是英國遺傳學界的重要人物，好鬥的性格就與他的研究同樣出名。……達林頓的個人和學術生活、成敗功過，盡皆化為哈爾曼筆下出色的描述。

查爾斯...

前言（摘錄）
希瑞爾•狄恩•達林頓（Cyril Dean Darlington, 1903∼1981）與霍爾丹（J. B. S. Haldane）、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費雪（R. A. Fisher）等人，同屬沐浴在維多利亞時代巨擘達爾文跟他的表親蓋爾頓（Francis Galton）餘光中的英國所產生的遺傳學、演化論和生物統計學派。據說，自一九三二年達林頓出版第一本細胞研究專書《細胞學新發展》（Recent Advances in Cytology）之後，他的影響力就有如「但丁《神曲》一般，由於但丁走在時代前面太遠，義大利詩學的成長竟因此抑遏多年，達林頓亦然，他所整合乃至開創的細胞學主導科學界多年，直到生化學家在戰後引進另一波革命。」他的影響力無與倫比，是以有些人在輓詞中稱他為「哥白尼」或「細胞學界的牛頓」，而他在一九三九年問世的《遺傳系統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Genetic Systems），則被譽為是繼達爾文《物種源起》之後在演化論上最偉大的貢獻。達林頓晚年將心力轉移到歷史問題上，成為倡議以社會生物學方法研究人類文化者中最具魅力，也最具爭議性的一位。

但達林頓已為世人所遺忘。我很快就發現，他的生平與科學事業早已淪為少數與他相識的宿老的記憶，以及《皇家學會會員略傳》裡的一篇文章。我走訪蜜莉安、達林頓親屬和若干與之相識的人，瀏覽牛津大學波德廉圖書館與抹大拉學院收藏的達林頓個人文件之後，認定他的一生正是我想要寫的故事。在動筆之前，首先最要緊的是，端正由大量令人稱異而又不值一信的所謂歷史記憶造成的失衡現象。達林頓豐富的收藏文件、在日記中無隱無諱表露的想法（「札記是我可以毫無保留交心的朋友」），以及大量的往來信件，讓我得以對這位二十世紀最具真知灼見、最具爭議性的生物思想家的發展與理念，提出一幅極具個人風格的圖像，也有助於解釋他何以會為世人所遺忘。

有句話說，編年史乃是老化痴呆者的最後避難所，也是史家僅有的休閒去處。本書即是秉持這種精神，從達林頓的出生到辭世，記錄他人生與事業上四大主要活動範疇與課題。首先是描述這位年輕的科學家，如何與令人悸動的新科學及一位德高望重而反動的開山鼻祖擷抗，從他孩提時代、教育背景和科學根源，凸顯二十世紀頭三十年英國與國外的遺傳學歷史。其次則是探討達林頓對一九三○年代細胞學、遺傳學和演化論、一九五○年代分子革命的的貢獻；他這些貢獻是日後瞭解生命的關鍵，但在當時並不是普受讚賞。各界的強烈反對，以及達林頓的觀念所引發的各項爭議，說明了大膽提出新觀念後，往往需要很多時間來消化吸收，也點出是什麼決定性因素導致各界走上這條初步抗拒的崎嶇路。

眾所皆知的蘇聯李申科事件，是冷戰時期科學與政治糾葛的一大事件，也是本書第三部分的重點。達林頓對本事件反應疾言厲色卻又莫衷一是，乃是瞭解西方世界更廣泛政治辯論的關鍵，亦即，科學在現代社會中應居何種地位。最後，我所探討的是達林頓在人、文化演進、社會結構與種族上的研究；從戰後最敏感的時期，經一九五○年代極端期，到一九七○和八○年代創造期，達林頓的社會生物學觀念都足以說明，在表述和接納科學觀念的同時，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性。從動、植物遺傳原理轉化到人類身上所衍生的世界觀，是個頗為有趣的例子，不妨就以此來結束他年少輕狂時初見染色體所開展的圓環。

達林頓特立獨行、自學有成、時時引起爭議的一生，可當做一面未為人注意的稜鏡，透過它來看二十世紀的生物學及其社會關係。遺傳學、演化論、人在大自然裡的地位、科學在政府和社會中的地位，都是達林頓一生行誼所闡述的主題。本書探討在講究嚴謹訓練、方法論、機制、國家和意識型態的二十世紀裡，科學跟政治的關係往往是既微妙又複雜；書中提出科學知識之產生、追求科學的社會學活動等相關規範性問題，在與先驗的自然律並駕齊驅的脆弱人性之上建立起故事的架構。

達林頓在一九五九年為紀念達爾文《物種源起》發表百年，寫了一本大破大立的小書《達爾文的歷史地位》（Darwin掇 Place in History）。他趁機質疑達爾文的原創性，並以他認為合宜的方式呈現出來。達林頓宣稱，達爾文的做法是略過人類，他的定義和論點不夠嚴謹以便留個退路，還自稱前無古人，顯得一副獨見創獲的樣子。這些主張一如出自他手筆或嘴巴的論點，立刻引來怒罵抗議。達林頓以直接衝撞他認為促成達爾文赫赫名聲的盲點來建立自己的事業，過著更引人議論，也是最具反思精神和最為矛盾的科學生活。

第一章　天生我材（摘錄）
約莫十二年後，希瑞爾的入學申請書到達貝特森手中。院長接信後馬上回信，要這位自負的青年說明，到約翰•英尼斯後打算從事何種研究，並要他提出研究大綱。希瑞爾的答覆讓貝特森很不滿意（他什麼也不知道），因此沒有進一步回他信。希瑞爾不死心打電話給貝特森，探詢能否親自跟他見個面。「你幾時要來？」老者問道。「明天，」希瑞爾答道。

第二天，希瑞爾闖進溫布登附近一條泥濘長巷，竟然迷了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扇沒有名牌的大門，推門而入，眼前是一幢只有兩間實驗室和四間溫室的小建築。他來晚了。有人領他到一間正方形、由天窗光線照明、看來像是圖書館的大房間，看見一位腳下穿著室內拖鞋的白髮美髯翁。「遺傳學的報酬很少，」貝特森向喘息未定的年輕人伸出大手，一面以沈穩的口氣說道。只有達到前所未聞的成就的人，才可望以此糊口。這番話絕不是鼓舞人心，但希瑞爾依舊不改此志，且設法說服不為所動的貝特森給他三個月實習，擔任無薪志工。喜不自勝的青年從﹁教長之家﹂迢迢來到默頓，雖未能獲得獎學金，但願意退而求其次，以努力工作來爭取。此外，他可以親炙英國最出名也最德高望重的生物學家、（希瑞爾心目中的）遺傳學開山始祖。還有，若蒙收留，他就可以帶著讓父親耳目一新的消息回家。

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開始，希瑞爾每天往來默頓鎮。他整整算了一個星期的豌豆種子，一面登錄它們的形狀和色澤。算完豌豆種子換風鈴草種子，風鈴草完了再算金魚草種子。這些種子都很小，算起來很吃力，兩星期後貝特森叫他到戶外算李樹，並畫下冬芽的樣子，他欣然應命。李樹有一千多棵，這差事又花了他一個星期。已經是十二月天了，沒人跟這位年輕工人解釋這無趣的工作有啥用處。由於莫明所以，冬風似乎更冷了。事實上，希瑞爾渾然不知的還不止這些，因為，這時候他心目中的英雄貝特森已經一蹶不振了。

第三章　嶄露頭角（摘錄）
昔日翻雲覆雨、睥睨群倫的貝特森，如今已垂垂耄矣，遺世獨立的園藝研究中心在他手中當成家事般來經營，跟新興的遺傳學相當疏遠。事實上，在他眼中，所謂新派專業科學家肯定會變成一心想發跡的野心家，一想到這些人可能來侵擾他的隱私，他就駭然變色。貝特森要把這間研究院變成個人和奉獻的機關，所以，他把薪資調得很低，很多男學生一結訓就鳥獸散，紛紛跑到遙遠的殖民地，身旁只留下一些活動力較差，但家境通常較佳，工作可以不拿很多薪水的仕女，因而創造出一個氣氛愈來愈融洽，批判愈來愈少的社團。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達林頓已二十歲，女士實驗室沒派他工作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貝特森、摩根、唐卡斯特、伊斯特和瓊斯的著作。有天晚上，在「潮濕的溫室氣息，在蚱蜢唧唧，萬籟俱寂的夜裡，」貝特森正要鎖門的時候，達林頓捧著摩根的書上前囁嚅問道，「我想，它是正確的吧？」「沒錯，」貝特森答道。「我們不承認恐怕不行了。」

實驗室裡，達林頓一直坐在一位油膩膩長髮遮眼的男子身旁，此人只比他早來幾個月。他很快就搞清楚，這位叫牛頓的細胞學家，看法迥異流俗。他不相信達爾文、完全不信摩根那一套、更不信貝特森；這位院長雖在多倫多發表過改變信念的談話，也曾對達林頓交心，但仍持續進行旨在批駁染色體的調查研究。一九二五年二月，附屬部門的遺傳學家蓋茨（Reginald Ruggles Gates）請他增派一位細胞學家到約翰•英尼斯，貝特森答道，「我覺得，在相當時間內沒有增派細胞學家的必要。」若說誰也不信的牛頓還信什麼，無疑就是這些微小的細胞核物體了。

三月，貝特森帶達林頓到帝國學院聽聽他的「體細胞分離」演講，一路上向他解釋什麼叫交叉現象，以及它們如何證明遺傳機制跟細胞核與核內的絲狀物沒有太大關係。貝特森雖然承認摩根的果蠅研究結果正確，可他並沒有完全認輸。他緊抓著在植物身上找到的特例，希望它們最終能打倒染色體詮釋。達林頓一面瀏覽美國文獻，一面聽敬愛的院長耳提面命，同時又吸納了牛頓的懷疑論調，不免讓他無所適從。那時候，他所投身的這門新科學，處處都有疑慮，證據確鑿的情況極為罕見。

牛頓偶爾會讓貝特森看看染色體，貝特森右手摀眼，左眼湊近顯微鏡瞧；不出達林頓所料，他兩眼都瞧不出什麼名堂。有一天，牛頓把達林頓帶到顯微鏡旁，要他從鏡片往下瞧。「真的，有如青天白日般，看得很清楚，」他回憶道。它們是二十四個風信子染色體，牛頓還告訴這位菜鳥：「它們的形狀和大小各不相同，像香腸串一樣收束，有時二、三個一串，有時一個自成一串。但每一種染色體都各有三條。」達林頓問道，每種動植物都是一個染色體來自父親，一個來自母親，怎麼可能有三個染色體，於是牛頓又給他上了一堂「多倍體」（polyploidy）的課，亦即，一個染色體組（chromosome complement）內不只有兩個同源染色體存在。從那天觀察染色體開始，他便發現染色體奇妙的運動、束痕和結構，比別人從事的任何研究來得有趣。

達林頓的見習期快結束時，約翰•英尼斯委員會決定聘他為「輔修生」，還答應付他一百五十英鎊年薪。貝特森一時疏忽，不知他已擁有學位，他表示抗議，最後雖折衷為年薪二百英鎊，但他頭七個月並沒有拿到任何薪水。「貝特森用饑餓來考驗一個人是不是真正對自己的工作有興趣，」他半開玩笑的回憶道。「要是我（或我父母）真的一文不名，早就在這種考驗下被淘汰了。貝特森其實是要選些多少能使點事的人。」這話不管是真是假，總之，老院長答應讓達林頓買個二手顯微鏡。現在，他可以在新朋友牛頓旁邊準備和檢查自己的實驗。辛勞的成果逐步呈現：六月，達林頓登錄第一個發現「四倍體」：酸櫻桃每一條染色體都具有四個相同的複製體。儘管如此，他仍然持續植物育種的工作，主要是要安貝特森的心，另一方面也是未雨綢繆，萬一染色體研究一事無成，至少還有第二齣戲可唱。

但達林頓還是很拚。他此刻投身的科學，歷史不如育種學或發育學來得悠久，甚至比不上生理學，卻又包羅廣泛，複雜萬端，對新手來說毋寧是太過吃重。引領達林頓進入這一門科學的啟蒙之作，美國細胞學家威爾遜的第一版《細胞在發育與遺傳中的角色》（The Cell in Development and Heredity），是衡量細胞學說和一般物理學思想在二十世紀初葉究竟發展到什麼程度的一本好書。威爾遜這本獻給生物學家好友包法利的傑作，總匯當代所有知識的集大成之作，已成為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細胞學大躍進的經典。達林頓花好幾個小時，邊讀邊玩味。

到了重新發現孟德爾原理前夕，達林頓已經知曉，細胞學有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倪杰利、赫特維希、柯立克、史特拉斯伯格和魏斯曼，都致力於闡明細胞核及其染色體居遺傳中心地位，把它們攤在燈光下。在他們之前的研究人員，史奈德（Friedrich Anton Schneider）尤為其中佼佼者，他早就已注意到細胞分裂時細胞核內的小體出現複雜的運動型態。這些科學家立即體認到，這些不規則的神祕「核事件」是應該加以研究的重要現象，問題是，當時尚未命名為染色體的這些小體，只見諸固定、染色的死細胞，活細胞裡未曾見到，因此很可能只是細胞染色時的副產品。若真要賦予這「核舞」實際意義，必須在活細胞中加以觀察。這項工作由細胞學家佛萊明（Walther Flemming）在一八八二年前後完成。佛萊明發現，蠑螈胚胎表皮細胞的染色體相當大，可以在活細胞中觀察到它們在跳「核芭蕾」。佛萊明雖沒有發現「有絲分裂」的細胞分裂過程（發現的人是史奈德），卻是第一位做正確描述的科學家，而他在一八八二年所提出的說明，除了一些小更動之外，至今仍是瞭解有絲分裂的基本論述。

前言（摘錄）希瑞爾•狄恩•達林頓（Cyril Dean Darlington, 1903∼1981）與霍爾丹（J. B. S. Haldane）、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費雪（R. A. Fisher）等人，同屬沐浴在維多利亞時代巨擘達爾文跟他的表親蓋爾頓（Francis Galton）餘光中的英國所產生的遺傳學、演化論和生物統計學派。據說，自一九三二年達林頓出版第一本細胞研究專書《細胞學新發展》（Recent Advances in Cytology）之後，他的影響力就有如「但丁《神曲》一般，由於但丁走在時代前面太遠，義大利詩學的成長竟因此抑遏多年，達林頓亦然，他所整合乃至開創的細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