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席捲全國的辛亥革命，到現在整整100年了。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第一次歷史性巨變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這對辛亥革命是一個很高的評價，解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定位問題。
在過去很長時間裡，人們對於辛亥革命的認識是不夠的，往往講它的消極和失敗的方面比較多，講它的歷史意義和對中國歷史的推進作用比較少。這有認識上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講道：“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足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當年的青年現在如果還在世的話已經九十來歲了。林伯渠同志70年前講這番話的時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嚴重不夠也就不難理解了。
時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並沒有改變，人民的悲慘境遇也沒有改變。孫中山也總是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所以在民主革命階段，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先進人士著重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面，以鼓舞人們繼續奮鬥去奪取勝利。因此，以前對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講得比較多是可以理解的。現在，已經過了100年，中國人民已經站立起來並且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回過頭來看，我們自然可以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作出更冷靜、更全面、更客觀的評價。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它的主要歷史功績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這是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對於辛亥革命的表述。但這句話似乎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說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說它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標。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遭受到的苦難實在太深重了。中華民族在古代曾經創造過燦爛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卻大大落後了。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因為從那時起，中國開始喪失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擁有的完整主權和尊嚴，走上了聽憑外國殖民者欺淩和擺佈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後，中華民族逐漸陷入苦難的深淵。當時，壓在中國人心頭的有兩塊巨石，一塊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塊是清政府的反動腐朽統治。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戰敗並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此後，民族危機空前加劇。親歷這場事變的革命前輩吳玉章同志在回憶錄中寫道：“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經痛哭不止……我們當時悲痛之深，實非言語所能表述。”可見甲午戰爭對中國人的震動和影響之大。
但事情的發展遠沒有到此為止。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租膠州灣，自此各國紛紛在中國強租領土，劃分勢力範圍。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世界上幾乎所有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向一個國家發動戰爭，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此後，八國聯軍佔領中國的首都——北京長達一年之久，並實行分區管制，居民要分別懸掛佔領國的國旗。這種恥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國人的心。90年後鄧小平同志還談道：“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接下來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為了爭奪在華利益，在中國東北進行了一場日俄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中朝兩國歷來唇齒相依，唇亡齒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併朝鮮，又給了中國人很大的刺激。中華民族已到了瀕臨滅亡的邊緣。
長期以來，清政府以“天朝大國”自居，許多國人盲目自大、安於現狀。即便鴉片戰爭後，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認識還很不足，危機意識不強。1894年甲午戰爭前夜，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時勢又變，屏藩盡撤，強鄰日逼”的嚴重局面，覺得需要危言聳聽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張，但是在書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兩字，不敢說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壓力就太大了。1894年，孫中山成立了興中會，第一次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第二年，改良派的嚴複寫了一篇《救亡決論》，最先喊出“救亡”的口號。陳天華在《警世鍾》中說：“要革命的，這時可以革了，過了這時沒有命了”，反映出當時中國人那種焦慮和急迫的心情。
我們再來看看清政府的狀況。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流亡西安的清政府發出一道上諭，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此時的清政府已儼然成為一個“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還是一個極端專制的政府。在民怨沸騰、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際，清政府於1908年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的第一條就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它還規定國家頒佈法律、召開議會、調集軍隊、對外宣戰、簽訂條約等權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別強調“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可見，即使已到了窮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堅持那種極端專制的制度。甲午戰爭前，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大體在白銀八千萬兩。而甲午戰爭失敗後向日本的賠款就達兩億三千萬兩白銀，加上分期繳付所需利息，相當於三年的全部財政收入。《辛丑合約》按照人均一兩白銀的標準，規定中國向列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這些錢從哪里來？一方面，清政府大量舉借外債，這大大加深了對列強的依賴；另一方面，只能加重稅收、加緊搜刮國民。至宣統三年，國家的財政收入猛增到三億兩白銀。當然，這不是生產發展而只能是加緊剝削的結果。
如何改變這樣的危局？中國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維新變法等許多嘗試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此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了歷史舞臺。他不僅首先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而且組建成立了同盟會，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也就是要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並且要通過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在當時是最進步的思想，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所以，毛澤東同志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儘管孫中山的思想中有著空想的成分，並沒有找到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道路，但這些目標的提出畢竟激勵了不止一代的中國人為之奮鬥。辛亥革命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但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中國在君主專制政體統治下經歷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這是一個沉重得可怕的歷史重擔。多少年來，人們從幼年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專制制度反過來又從政治上保障維護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制度的頂巔。《紅樓夢》裡的王熙鳳有一句名言：“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見在那個時候，誰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馬”，就得要有“捨得一身剮”的勇氣，一般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這個封建社會的“頭”，整個舊秩序就全亂了套。從此以後，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馬燈那樣一個接一個登場，舊社會勢力卻再也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比較穩定的政治秩序來。這樣的狀況和辛亥革命以前顯然不同。
有人評價辛亥革命導致了中國軍閥割據，社會更加混亂。似乎革命徒然造成社會的混亂，妨礙了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這其實是一種目光短淺的看法。實際上，辛亥革命將清政府打倒後，舊勢力只能靠赤裸裸的野蠻的軍事統治，顯然這是無法持久的。而且，軍閥混戰使舊統治勢力四分五裂，也有利於以後人民革命的開展。所以儘管軍閥混戰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極大，但如果從稍長時段的歷史眼光來看，這種動盪和陣痛是社會轉型期常需經歷的過程。可以說，辛亥革命在這方面正給以後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打開了道路。
三、辛亥革命帶來了民主意識的高漲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識就是指國民對自己在國家中所處地位的認識。在封建君主專制的社會裡，一切都是皇帝“乾綱獨斷”，老百姓根本談不上有對國家建議和管理的權力。戊戌變法前的“公車上書”當時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但上書的都是有功名的舉人，並且由於都察院拒絕代遞，所上之書也沒有能送達朝廷。辛亥革命後，臨時政府公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特別提出要寫上“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是他最看重的一點。雖然中華民國並沒有給人民帶來當家作主的現實，但民眾的心理發生了很大變化，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了。民國成立後，各種政治團體紛紛成立，報紙雜誌空前活躍，群眾活動多了。可以這樣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因為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創造的這種社會氛圍和民眾心理狀態，五四運動很難發生。另一點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將過去被看得至高無上的皇帝推翻了，連皇帝都可以打倒，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過時的東西不能懷疑、不能推倒呢？陳獨秀在《新青年》寫了一篇《偶像破壞論》說：“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它本身並沒有什麼神奇出眾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命全國，稱作元首。一旦亡了國……比尋常人還要可憐。”五四運動時期對許多舊事物的懷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帶來的思想解放有很大關係。
從近代歷史上說，太平天國洪秀全做了天王實際上還是皇帝；戊戌變法是想靠一個好皇帝來實現；義和團運動打的還是“扶清滅洋”的旗號。從世界範圍來說，世界大國實行共和政體的只有美國和法國，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體。辛亥革命在中國建立了共和政體，這件事不能小看。當然，我們還要看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有嚴重的弱點和不足。為什麼辛亥革命這樣一場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並不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第一，它沒有一個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都沒有足夠的認識，許多人認為推翻清政府後革命就成功了，失去繼續前進的方向和動力，妥協心理上升為主流，導致革命半途而廢。第二，它沒有廣泛地發動並依靠群眾，特別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辛亥革命的主幹力量是受過近代教育的愛國青年。他們在會黨和新軍中做了許多工作，開展了有力的革命宣傳，博得了相當廣泛的同情。這是武昌起義後能夠迅速得到多數省回應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發動了群眾，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並沒有能依靠和發動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特別是在農村沒有一個大變動。而沒有中國最廣大的農民參加和支持，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面前就覺得自己勢單力孤而易於妥協，這是它失敗的重要根源。第三，同盟會是一個相當鬆散的組織，成員複雜，當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後，內部就四分五裂，無法形成一個把革命推向前進的堅強核心。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沒有一個能提出科學的明確的革命綱領、能依靠和發動最大多數群眾、由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的堅強有力的黨。因此，儘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麼大的成績，但仍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這也促使許多投身過這場革命或受到它影響的愛國者不能不嚴肅地重新思考國家社會的許多根本問題，尋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從正反兩個方面，為五四運動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重要的條件。
歷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中國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跑一樣，後來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為起點，接棒，然後又遠遠地跑到前一個人的前面去。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這10年的歷史，是不斷探索、不斷在矛盾中前進的歷史。它留下的經驗教訓，不僅使我們瞭解共產黨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對我們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
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經取得眾所公認的突出成績。但有一個問題仍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國版圖遼闊，人口眾多，情況複雜多樣。各個地區的自然環境、社會結構、文化傳統、風俗習尚等等，都有很大的差異。辛亥革命是一場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它的發展在各個地區並不是以同一模式再演。共同性和差異性同時存在，這在研究中國各個時期歷史時都需要重視，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目光只集中在少數最引人注目的地區，很容易有簡單化的缺陷，不足以完整地表現出這場革命的全貌，也難以看清這場革命在整個中國造成怎樣的歷史性巨大變化。
分省研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便於比較。這部叢書的內容幾乎涵蓋了全國絕大多數省區。中國各地的情況複雜多樣，叢書各卷分別對這些省在辛亥革命前的社會狀況、哪些社會力量發動了當地的革命、清朝疆吏是如何應對的、革命引起了哪些巨大的社會變化、舊社會勢力怎樣反撲等等，都有相當詳細的描述和分析。這就便於進行比較研究：從相同的地方可以加深對這場革命共同規律的理解，從不同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各個地區的不同特點，這就是中國的實際國情。不作這種比較，既難更深入地把握住這場革命的發展規律，也難以看到各個不同地區的特點。所以，這項工作對推進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深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我長期以來一直期待著的。
但是，要進行這樣全國性的大協作談何容易。我很欽佩人民出版社和各省人民出版社有這樣的眼光，下決心齊心合力來從事這項巨大工程。由人民出版社和17家地方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劃並組織出版的這套《辛亥革命全景錄》叢書，在新聞出版總署支持下，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出版專案。其中，《共和大業——聚焦1911》作為綜合卷，總述辛亥革命的全過程；地方卷幾乎每省一冊（《直隸驚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包括了今天的兩市一省）。這樣，便全方位地概述了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發展（可惜缺少了新疆、廣西、福建和東北）。
承擔了這項任務的出版社都把這項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長擔任叢書的編委會委員，親自抓，稱為“社長工程” 。編委會先後召開三次編輯工作會議，確定：作為歷史性紀實叢書，內容必須真實、準確，不得虛構；圖文並茂，注意可讀性；還制訂了叢書的裝幀設計方案和印刷技術標準等。
叢書作者都是年富力強、學有專長的本地學者。書稿重點突出地方特色，對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動及跨界活動，不寫或只作簡單的交代。由本地學者寫本地事件，有許多優點：史料搜集相對較易，除充分使用現存的文學資料外，作者還親歷有關歷史遺跡，走訪當事人及其後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經認真考證後使用，使本書提供了較多新的資料。為了做到圖文並茂，責任編輯協助作者查閱大量檔案資料，找到不少以往鮮為人知的珍貴歷史圖片，為叢書增色不少。
總之，這是一部集體努力的產物，必須歸功於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當地專家學者。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約而承擔了主編的名義，主要是表示對這項很有意義的工作支持和能夠順利完成的興奮。我很希望各界學者能夠充分利用這部叢書的成果，並且指出它的不足之處，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力地推向前進！
導言
西元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爆發。在隨後的一個多月裡，革命的烈火幾乎燃遍了全國，各省紛紛宣佈脫離清廷獨立。81天後，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又過了42天，清帝宣佈退位，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從此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而“共和”從此引導著中國前進的方向，塑造並改變著人們的思想和生活。
這無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大的變革之一。中國自秦至清，儘管歷代風尚各有不同，制度多有損益，但總體上保持了一致性，實行的都是君主制，“皇權”始終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兩千多年裡，對君主制度的批判雖然很多，要求變革的呼聲也一直存在，但都是“體制內”的批評，所關注的無非是漕運、鹽政、治水、治邊、吏治之類的“體制內”的改良，對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從未有過懷疑。直到19世紀後半葉，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與西方的抗爭中屢屢失敗，並因失敗感受到喪權辱國的切膚之痛，才有一部分中國人意識到，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改變，中國遭遇到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幾千年未遇之強敵。對君主制的懷疑產生了，“改制”的呼聲出現了。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西方的“共和”制度開始成為先進中國人所追求的共同理想和救國藥方。
“共和”原本是一個古老的中文辭彙，但現在卻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它被用來指稱一種與君主政體相對應的政體。要“共和”，就必然會動搖現行的君主制度和社會秩序。對統治者而言，實行制度的變革往往是被動的、極不情願的。晚清的統治者在內外壓力下，不斷進行著“自改革”：從最初的“師夷之長技”，到後來的“采萬國之美法”，再到後來的“預備立憲”，力度日漸增強，範圍日益擴大，於是新式企業建立起來了，學堂出現了，責任內閣組成了，憲法大綱公佈了。儘管一切在朝著人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但清廷在變革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遲疑和被動、在對外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無能和懦弱、在內政方面表現出來的貪婪和殘暴，都無法使國人相信它能把中國引上一條富強之路。儘管人們渴望秩序與和平，儘管很少有人願意通過急劇的、暴力的革命方式去實現國家的變革，但殘酷的現實迫使越來越多的人放棄和平改良的幻想，轉而同情或支持革命。這樣，隨著清廷改革的深入，人們變革的要求不是得到了滿足，而是變得更加強烈，於是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革命救國的道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種西方式的共和制度。革命、共和，就這樣成為歷史的選擇。
但是，共和大業的建立遠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在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之後，武昌起義成功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中國實現了從“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轉變。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共和在當時只具形式，但是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中國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已是不可逆轉。從世界範圍看，這是亞洲出現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從歷史上來看，這是中國走向建立一個現代民主國家進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現在，就讓我們跟隨歷史的步伐，一起來探尋近代中國是如何走向共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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