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升-譯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讀】

如果說作為世界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的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國家關係，毫無疑問，第二重要的應該就是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中國與其鄰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之間的關係。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是日本，而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則是中國。

中日關係可謂緊張、危險、深厚、複雜。在日本稱為尖閣諸島、中國稱為釣魚島的地方，兩國的船艦與飛機互相對峙。該島現由日方管轄，但中方也宣稱對該群島擁有主權，雙方隨時可能爆發衝突。民意調查顯示，經過二○一○年與二○一二年兩次衝突，如今對日本有好感的中國人不到一○％，日本人中對中國有好感的也低於一○％。中國反日情緒之高，政府可輕而易舉地動員民眾加入反日遊行。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足以證明，一旦受到媒體反日情緒的煽動，民眾甚至會向日本大使館和日本商鋪投擲石塊。如今，來中國的日本遊客減少了，一些在中國生活、工作的日本人有時都不敢透露自己的國籍。

中日如果處理不好兩國關係，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比如，兩國軍費都將大幅提高，涉及雙邊、地區性以及全球性議題的合作關係將會惡化，甚至陷入對抗。如果處理得好，兩國就能在多個方面實現合作，比如維持國際秩序，以及支持旨在推動貿易、基建、科研、維和與救災等方面的區域性組織。

兩國領導人都聲明，為了改善關係，對方必須正視歷史。中日關係的歷史比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悠久：長達一千五百年。考慮到中日兩國人民對歷史有著複雜難解的感情糾葛，如果不先討論歷史，則無法使他們對中日關係有一個公允的評判。

中日兩國學者對本國歷史了解之深，是我們外國人不可企及的。不幸的是，當兩國的學者聚在一起試圖解決彼此的分歧時，結果卻往往是針鋒相對，無法在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外人則可以相對客觀公允地研究中日之間的歷史，倒是有可能促進中日雙方的互相理解。中國有句俗話，「旁觀者清」，日語中也納入了這一俗諺。

我把自己看成中日兩國共同的朋友。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向以對兩國都抱同情態度的旁觀者的身分研究兩國歷史，我希望這兩個國家都能成功。因此，在本書中，我試圖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中日關係史提供一個客觀的解讀，以改善兩國關係。我要做的就是實事求是，絕不歪曲歷史、在中日之間拉偏架，也不偏向我自己的國家—美國。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一直希望將自己關於中國與日本的研究成果，與有意了解這兩個國家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讀者分享，我將此視為自己的使命。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總在考慮如何使該書的讀者不只包括西方人，也包括中國和日本讀者。我明白，很多不喜歡對方國家的中國人或日本人，不會對一本西方人寫的關於中日關係的書感興趣，寫得再準確無誤也是徒勞。然而，這本書是寫給中日兩國那些和我一樣，希望中日能夠互相理解的人讀的。作為一個在兩國都擁有讀者的旁觀者，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責任。我很幸運，我的書《日本第一》的日文版在日本成為暢銷書，而《鄧小平時代》的中文版也在中國一紙風行。作為中日兩國的朋友，我熱切地希望這兩個國家能加強為共同利益進行合作的能力。我相信，中日合作也是世界其他國家之福。

我並非學歷史出身，而是一位社會學家。直到寫這本書之前，我關心的都是當代社會的各種議題。寫作本書時，我採納老師（後來在哈佛大學的資深同事）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研究視角，以一位歷史社會學家的身分來寫。作為研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領軍人物，帕森斯在分析社會時，關注該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及其核心價值。我對使用大的社會學框架分析民族國家的社會史的興趣可追溯至研究生時代，也就是在成為一個亞洲研究專家之前。當時我特別受益於帕森斯教授的教學以及與一群以教授為核心的研究生的討論，那些研究生包括羅伯特．貝拉（Robert N. Bellah）、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傑西．皮茲（Jesse R. Pitts）、諾曼．貝爾（Norman Bell）、愛德華．圖亞江（Edward A. Tiryakian）和李華賢（Bobert A. LeVine）。我們都對了解民族國家的社會總體結構特徵與價值系統充滿熱情。

本書根據時間順序，討論了中日之間有史料可證的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除了論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外，我自始至終都努力關照比歷史事件更宏大的、中日各自的總體社會結構，以及兩國關係的結構。

中日關係史不僅受制於歷史大勢，也受到某些個人的影響。本書最後附上〈中日關係史上的關鍵人物〉，介紹相關重要歷史人物。這幾個世紀以來，這些人物的傳記日益豐富。我的目的是要理解他們受到什麼力量驅使，如何與對方國家發生關係，以及他們對歷史產生了何種影響。

我沒有能力閱讀以中、日古文記載的文獻，也不可能通讀與如此長時段的歷史相關的原始資料，也許沒有哪個人或哪一小群學者可以做到這一點。我能閱讀現代漢語和現代日語。為了寫這本書，多年來我遍讀西方、中國、日本學者們有關中日關係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中，不少人能力強、治學勤，研究了自中日開始交往以來的全部歷史，出版了很多優秀的成果。我也有機會向其中的一些專家請益。他們的著作給本人撰寫一部中日關係通史提供了條件，在此特別致謝。我在書末的︿參考及延伸閱讀書目﹀附有每一章的參考資料。

為提高本書的可讀性，我盡量少用注釋。我也簡化了音譯，比如英文版中的日語拼寫沒有使用長音符號。關於中文人名，英文版使用了西方讀者最常見到的拼法，比如蔣介石（Chiang Kai-shek）、蔣經國（Chiang Ching-kuo）、孫中山（Sun Yat-sen）；其他人名，我全部使用中國大陸的拼音。關於中國的城市，全書使用現在的城市名稱。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在不是首都的情況下我稱北京為「北平」，以「北京」和「北平」兩個稱呼區分它在當時的歷史時點是否首都。清代的廣州被西方人稱為Canton，我在英文版中還是使用了今天的拼音Guangzhou。東北的瀋陽，滿清稱為「盛京」（Mukden），日本稱為「奉天」（Hoten），我在書中一律只用「瀋陽」（Shenyang）。英文版中日人名的表述方式按本國習慣，姓在前，名在後。

書中兩章分別與寶拉．赫瑞（Paula S. Harrell）和理查德．戴瑞克（Richard Dyck）合寫，這兩位朋友對他們的時間、專長和學術貢獻都毫無保留。寶拉利用中日文史料研究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早期的中日關係，已出版關於甲午戰爭以來中日交流的數種優秀著作。理查德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居住日本四十多年，並在那裡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學者和成功的商人。

本書特別關注中日關係史上的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日本或中國都在深入地學習對方：六○○—八三八年，日本在學習中國文明的基本要素；後面的一八九五—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七八—一九九二年這兩個時期，都是中國在學習日本。我按時間順序安排全書章節，但第5章至第7章除外。這三個章節講述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中國學習日本、日本殖民主義以及引發戰爭的政治因素。這些議題很重要，但太過龐雜，於是我決定用三章把它們講清楚。作為一個研究當代東亞的專家，我描寫近兩百年歷史所花的筆墨遠多於之前的歷史時期。第一、二章就追述了超過一千兩百年的中日關係，即六○○—一八六二年。在前幾章，我盡力做到既有概論性的勾勒，也選擇一些對理解當下中日關係非常關鍵的重要議題加以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