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嬰 -FindBook 找書網

前言

詩人生平
伍曉明（編者）

　　父親原名伍先禎，筆名江嬰，祖籍安徽無為二壩漁棚村。在他的詩中，故鄉乃是永恆的夢中回憶與醒時眷戀。其《夢歸故里醒憶童年冬夜隨父步月江干》詩云：「村外田間霜色清，月光江水兩盈盈。寒山凝黛浮波出，葦地殘根接岸平。長夜茅居人早寐，高堤野步趣橫生。夢歸故里鬚垂雪，不見雲帆獨自行。」

　　他晚年幾次重訪故鄉，有不少觸景生情的詩作。如《經漁棚村》云：「碧草連天覓舊蹊，乍晴乍雨不聞雞。荒池散布隆丘起，煙柳深藏歸客迷。陡峭泥坡哀腳力，蔥蘢葉底憶孩提。東檐遠眺長堤外，夢逐江流雲靄低。」他還在很少涉筆的詞中抒寫了自己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感受。《相見歡・重返故里再臨江干》云：「歸來獨立蘆洲，眺東流。後浪前波終逝，剩悠悠。・長風急，驚濤立，拍灘頭。萬頃蒹葭連碧，一顛秋。」其二云：「萋萋葦漫長灘，失篷杆。南岸風光何瘦？立孤巒。・蘆花白，戰雲密，別家園。一夢歸來人老，故居殘。」一個「殘」字，寫出萬千難言思緒。

　　父親寫故鄉的詞，還有《虞美人・訪故里漁棚村》三首：「遙堤淡墨長長抹，江上煙波闊。雲帆不見正乘風，夢裡幾番款款過村東。・穿芳小徑重留跡，少小頻頻歷。蒹葭繞樹翠縈村，土壁茅檐無覓舊時痕。」其二：「蒹葭陣陣花飛雪，白露為霜別。歸來鬚髮盡成絲，卻對灘頭蘆葉正披離。・清林淡影籠如昔，不識村頭陌。依門叟問遠來情，頻話滄桑猶記故園名。」其三云：「村南蔬圃茫然瞥，村北情尤別。東西不見滿塘荷，驀憶採蓮驚起寐中鵝。・故園舊址林猶繞，梔子花枝渺。且行且覓到堤顛，惟見一江煙水共雲天。」顯然，對自己的故鄉，父親寤寐思服，柔情繾綣。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冬，湖南農村颳起的共產風吹到江淮之間，鄉下盜匪蜂起，村中衣食無虞者因之紛紛出走。當時祖母懷著父親，即將臨盆。為安全計，祖父母遂挈其三歲幼女，即我姑母，於陰曆臘月初十（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買舟南渡，自無為而至蕪湖，租長街呂探花公館一間偏室寄身。是日之夜，寒風大作，室外無月，室內無燈，而父親之出生即當此黑暗之時。父親晚年有詩記此曰：「誰剪冥冥三尺夜，裹軀直到白鬚毛？」造語奇警，意蘊沉摯。父親之名乃祖父所命。祖父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所以父親名先禎，而我叔父即名先祥。「先」乃伍氏家族中父親這一代人的輩分。祖父母帶著孩子離家鄉而居城市，生計艱難，加之身邊僅有的積蓄又被親友騙去，於是鄉間稍定之後，祖父母一家就北渡返里了。父親說，他是喝母乳長大的，也是喝長江之水長大的，所以無論到哪裡都忘不了自己的母親，也忘不了亦猶母親一般哺育了他的長江。其筆名江嬰即由此而來。

　　我祖父名紹郁，號逸濡，生於光緒二十三年，即西曆一八九七年。他民國初年曾就讀教會所辦之師範學堂。父親兒時曾見過祖父保存的一種課本，厚厚的一冊，內有許多人體插圖，大約就是祖父當時上課用的。後因兄弟分爨，祖父遂輟學。祖父忠厚聰穎，擅丹青，精工藝，通中醫，詩畫皆佳。關於祖父的丹青，父親寫有《題家父遺畫》一詩：「寂寞天才人盡歎，巉岩世路苦闌干。丹青未老年華逝，不見嬌嬈挫筆端。」又有《題先父江天帆影圖》詩曰：「古木蒼崖目浩流，青巒隱隱抱蘆洲。雲帆風正臨摹趣，濁水殘山歸望憂。」此二詩既感歎祖父之懷才不遇，也為其所作之畫留下了一絲寫照。祖父當年熱心公益，為人治病分文不取。後又於鄉間創辦毓秀小學，艱難維持，直至人世滄桑巨變的一九四九年。

　　我祖母張其如，安徽和縣人，生於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年。祖母宦門之後，善針黹，勤農事，持家有方。她共生育子女十一人，但多夭折，僅有一女二子長大成人。我姑母伍先吉長我父親兩歲，性剛毅，能吃苦。她出嫁後，家貧多子，故每挈長負幼外出做工，維持生計。後來姑母定居蕪湖，父親定居天津，姐弟二人天各一方，參商難聚。姑母二○○九年去世時，父親傷感之餘，寫了《哭吉姐》一詩：「外甥何報謝紅塵？姐弟三人剩一人。荻岸長依茅屋下，燕山空望楚江瀕。荒唐惡世黔黎苦，饑饉凶年手足親。憐侄何憂糧限數，更忘多子復家貧。」最後四句是說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的人為饑荒中，雖然姑母自己家的生活也很艱難，卻還是省出「糧票」（當時糧食緊缺，政府限購，買糧需用糧票）來接濟我們。我叔父伍先祥小父親六歲，一九四九年前隨我祖父讀書，後因我父母在北京，遂離鄉來依。我父母助其繼續讀書，學習統計，畢業後分配至天津工作。叔父二○○四年突然離世。父親曾以詩哭曰：「煙花何作雪花姿？冬去春回冬未離。長憶太平間裡景，難忘冰櫃側邊時。兄來無語唯僵臥，弟走當歸自妄期。心岸潮沖翻往事，沽流江影一身遺。」（《哭祥弟》）

　　父親生於農家。其《六十自述》開篇即曰：「我本農家子，艱難歷世更。」始於農田鋤耕而終於心田筆耕，使父親對自己農家身世的追懷帶上些許傷感。其《題苧蘿雨痕》詩亦曰：「我亦農家子，青春別故鄉。身羈燕薊久，神往草根香。」在《存誠先生贈詩索稿用其詩中篇韻和之並以之酬》中，他更將自己似乎本可平凡安寧的一生與後來的痛苦曲折的經歷加以對比：「我本農家一少年，求知欲揭有為篇。拋書離校終追夢，識偽崇真即墮淵。劫難餘生收血淚，滄桑授筆力心田。唯希今日傷心史，得到世人雙手邊。」父親痛定思痛，覺一生抱負盡空，坎坷泥塗，唯餘滴淚啼血之詩作，故冀世人能有讀之而會心者爾。

　　父親六、七歲即開始做農家雜活，如放豬、牧鵝、拾糞等。他沒有上過舊式私塾，只在農閒時跟我祖父學些東西。冬夜一家人圍坐桌邊，一燈如豆。我祖母做針線活，父親讀書，常至深宵。其當時所讀之書為四書、古文觀止、唐詩等，有時也學一點算術。父親十歲時，日寇占領蕪湖，炮擊江北，祖父母只得舉家逃難。在外生活幾近一年之後，因生活窘迫，又搬回了漁棚村。當時日軍時時騷擾，祖父母一家生活得提心吊膽，日軍過江即逃，日軍離去則返。在這樣的不斷逃難中，父親的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都先後夭折了。

　　父親十三歲時，我祖父在鄉間設館，父親隨之讀書。十四歲時，父親考入蕪湖天主教會所辦之內思學校，直接讀小學五年級，一年後升入初中。當時蕪湖是淪陷區，學生要學日語。父親目睹日寇在鄉間燒殺淫擄，不堪日語教員在課堂上飛揚跋扈，遂在兩年半的初中之後，於一九四四年初扮作商旅，跋山涉水，穿越封鎖，歷三日而至安徽涇縣茂林。是村在崇山峻嶺之中，居民多為吳姓，有「三千戶，一門吳」之稱。父親考入設在吳氏宗祠內的廣益中學，讀高中一年級下。此校為美國基督教會所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方由蕪湖遷來。在此讀書，父親只需學英語，而不用再學日語了。教他英語的是一位美國女老師，其和顏悅色的教學令父親至今難忘。他還向我講過學校裡對他影響很大的數學和幾何老師。他們原來都是大學教授，因戰爭之故而暫時棲身山鄉中學。在此讀書，父親獲益匪淺。他在七絕《茂林舊事》中回憶了這段生活：「茂林舊事現頻頻，四合青山月自巡。暫遠烽煙憂國破，杜鵑聲裡共傷春。」

　　一九四五年，父親為抗日戰爭勝利所鼓舞，讀書更加勤奮。次年夏，父親高中畢業，同年秋赴滬高考，為廈門大學土木系所錄取，但因突染傷寒，不得不休學一年。一九四七年春，為準備赴廈大學習的旅費，病癒後的父親經友人吳勁強、吳本讓介紹，到蕪湖清真、涇縣的兩所小學教書。同年秋，在赴廈大就讀前，父親抱著再試一次的心情，在南京參加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的聯合招生考試，卻竟以全國第七名之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化工系。於是父親決定放棄廈門，北上古都。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命吧？不然父親後來或許亦不致遭受如此痛苦的磨難。他晚年每思至此即不免唏噓。當時陸路為內戰所阻，父親得上海清華同學會之助，得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乘元培號輪船取海路而上。在一首作於一九九四年的詩中，他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江畔黃花秋日銜，清流宛轉過岩巉。山楓亦醉別時酒，一葉行雲一葉帆。」（《一九四七年暮秋余別故里鳩江取水路北上赴清華就讀，勁強為余送行，其景如在目前，以此絕追記之》）當時父親心情之輕快昂揚，大有直掛雲帆而濟滄海之勢。

　　父親乍臨古都，見牆紅瓦碧，柳黃楓赤，天高雲淡，風清氣爽，頓覺如在畫中。抵京之日，父親宿於騎河樓清華同學會。翌日即乘校車出西直門，經燕京大學而入清華大學西門。他穿林蔭而至正門，見半球型之禮堂觸目而立。水木清華為父親夢寐所求之大學，今竟置身於其中矣。他晚年有數首回憶清華的詩，其中《憶水木清華》云：「水白蓮馨月色明，木遮亭屹出鐘聲。清音激越人爭起，華吐自由香四瀛。」清華當時在他心目中即象徵著知識與自由。一九四八年夏，父親因為患有妨礙做化學定性分析的色盲，也由於當時中共那些對理想未來之宣傳的影響，欲轉而研究人類社會，故轉入清華社會系。是年秋，國共內戰炮火逼近清華園，校內有中流彈者。十二月間，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一帶易幟。

　　一九四九年初，傅作義倒戈。三月間，受當時中共宣傳的影響，父親亦捲入他後來稱之為「己丑潮流」或「己丑風雲」的「革命」。他離開清華園，到共產黨的華北抗日軍政大學（簡稱「華大」）接受短期培訓。學習期間，有一件事初啟其心中疑竇。在學員集體赴三丘村參觀地道，並聽華大負責人之一、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作者胡華有關抗日戰爭的報告時，他發現胡華的「紅軍之所以突破圍剿，進行長征，就是為了北上抗日」之說與他所知之史實相悖：「共產黨不是最講認真嗎？為何卻以謊言欺人？」懷疑猶如一片陰雲飄蕩在父親心靈的空際，但當時卻還不足以澆滅他的「革命熱情」。

　　一九四九年六月，父親短期學習結業，留校工作。華大原在河北正定，後遷入北平鐵獅子胡同。十月一日，父親被抽調作「開國慶典」中之糾察隊員，立於天安門前升入天空的第一面五星旗杆之側。他晚年憶及此事，撫今追昔，百感交集。其一詩云：「猶記升空萬眾謳，護旗年少雪封頭。遙瞻衰目雙含淚，風卷天街鮮血流。」（《憶開國升旗大典》）另一詩云：「巨手一揮風卷瀾，汪洋旗海繞天安。祖龍瞠目翻天易，卡爾無憂覆地難。」（《北瞻墓壓靈臺暗——甲申迎春憶昔感事雜詠步南村韻・其三》。）詩中「巨手」即毛澤東，「卡爾」指馬克思。二○○九年，他又作《己丑六十年回首偶吟》：「曾護旗升宮闕前，回瞻來路淚漣漣。真知求索身何苦，極位登臨貌若賢。共產天堂殍為景，自由王國血成淵。劫餘吟劫書遭劫，但見牛年化虎年。」其中幻滅之痛，悔恨之傷，嫉惡之憤，皆溢於言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父親與以後將成為我母親的曹葆珍同時自華大調入中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簡稱「文委」，政務院乃後之國務院）作秘書工作。母親河北武清縣王慶坨人，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本為輔仁大學教育系學生，亦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入華大，在學習期間與父親同班。一九五○年初，農曆己丑除夕，父親與母親在文委結婚。主婚人為文委辦公廳主任何成湘，證婚人為林默涵。當時的文委主任郭沫若曾手書「先禎、葆珍結婚紀念：同一心志為革命而努力」於錦緞相贈，以示祝賀。遺憾的是，這一涵義複雜而曖昧的「革命歷史」見證，已經在「文革」中因紅衛兵抄家而永久地喪失了。

　　一九五○年春，文委自北京東四頭條五號華文學校遷入中南海丙區。是年秋，父母得長子，起名曹小虎。他因患先天膽管發育不全症，出生月餘即需手術治療，但還是不久就夭折了，甚至沒有留下一張照片，成為父母終生憾事之一。一九八六年，父親路經當時的治療醫院，憶及自己這個未及開始享受生命的長子：「偶過崇文門，同仁醫院新。終難忘舊事，彷彿出嚬呻。手術連三次，心摧在一辰。天真爛漫影，未拍恨終身。」（《過崇文門懷虎兒》）當時朝鮮戰火迫近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宣傳動員如飆風驟起。父親曾報名響應，但未獲批准。一九五二年四月，父母又得一子，起名小嬰，後改名曉鷹，即我現在的長兄。收入詩集中的第二首詩，也是父親最早的幾首古詩之一，就是寫長兄出生的：「中南海畔柳生輝，高閣檐張燕子歸。白堊產房驚出世，眼開惟見赤旗飛。」（《鷹兒生日偶憶》，一九七二年。）

　　在文委工作的三年中，父親經歷了「思想改造」、「鎮壓反革命」、「批判電影《武訓傳》」、「三反五反」、大學院系調整、幹部審查等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當時大會小會批判個人主義，反對自由主義，使個人尊嚴時受傷害，心靈常遭扭曲。而要求人人言必稱毛澤東思想，更是對獨立思考與自由批評的極大限制。父親頓覺昔日之理想面目全非，自己已淪為按「領導意圖」辦事之工具。當時中共的口號，「做黨的馴服工具」，正是個人思想學習改造的核心。當中共中央機關改包幹制為工資制，因而需要評薪定級時，父親見那些進城幹部以其資歷而爭級別，竟至面紅耳赤，就在會上當眾要求給自己降低兩級，以平「老革命不如新革命」之不滿。因為父親當時年輕有為，薪金被評得比有些資歷更老者還高。記得父親曾跟我講過當時的困惑：「不是在西柏坡學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嗎？為何眼前晃來晃去的仍是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呢？」他的懷疑與不信似乎在逐漸增加。

　　「老革命」對「新革命」，尤其是知識分子，時以白眼報之，其目光似在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次，在聽劉少奇《論合作化》報告時，父親發現身邊有帶槍的「老革命」。這使他深感自己不被信任。他的懷疑使他最終決心離開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中南海。他希望回清華去繼續讀書，但申請卻未獲批准。不能批准的理由其實不言而喻：在當時，要求離開在中央機關的「革命工作」幾乎形同背叛。當然，即使父親當時的申請獲准，清華既已在「院系調整」中按蘇聯模式被改造成為單一的理工科大學，他想再在大學裡研究社會問題，也已不能了。何況社會學那時已經被目為資產階級學科。於是父親就申請到中小學去教書。經多次堅請，於一九五三年三月獲准。這當然是可以的：在共產黨的隊伍中，只能降級，不准背叛。辦公廳於是為父親開了個歡送會，會上主任何成湘仍在說：「如果先禎同志現在鬆口，馬上撤銷調令。」父親卻依然懇請：「還是讓我走吧！」

　　父親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被調到天津，旋即被市教育局分到天津第二女子中學，先教初三語文，後兼作語文組長。母親仍留在文委秘書處工作，並自己一人帶著將滿周歲的孩子。是年暑假，父親返京探視妻、子，見到老上級何成湘，後者希望他仍回文委，父親卻請求將母親也調往天津。是年秋，父親如願以償，母親也來天津教中學。父親天真地以為，從此他們夫婦二人就可以帶著孩子「安居樂業」了。所以，聽到我在天津的舅舅們問我母親：「你們犯了什麼錯誤，竟從中央調到地方，還調出了政府部門？」父親只是一笑付之。

　　一九五四年春，父親因觀摩教學人選問題與校長王曼恬發生矛盾，批評她「要奴才不要人才」。暑假後，校方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就將父親調到當時被認為「政治空氣最濃」的天津師範學校，後改為師範專科學校，最後併入天津師範學院（現為天津師範大學）。父親被派先教輪訓班語文，後教中師文學與漢語。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我在天津出生。

　　一九五五年春，父親授畢早課，因大雨而未能去食堂用餐。學生得知後，即為父親買了早餐送到休息室。這本是學生對老師的一片好意，卻引出了父親在學校「奴役學生」的謠言。父親找到當時的副校長盧幼忱（校長何朔病假），抗議校方偏聽偏信，顛倒是非。不久，反「胡風集團」運動開始，進而擴大為全國範圍的「肅清反革命」運動。父親旋即被打成「反黨反領導分子」，而罪狀之一即是對王曼恬的批評，當然還有校領導對父親的不能明言的反感。父親此時方悟，他批評王的話已經作為「重要材料」進入檔案，並被轉到師專來了。此時王曼恬因揭露丈夫魯黎的「胡風問題」有功，已升為天津新華區教育方面的領導。毛澤東的這位表侄女後來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一直做到天津主管文教的書記和國務院黨組成員。「四人幫」被粉碎後，她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六年十月自殺於獄中。因為跟毛的這層親戚關係，王當時就自命不凡，而父親卻竟敢當面批評她的工作，所以王懷恨在心，不僅把父親調走，而且還在檔案中放入對他不利的材料。

　　當然，在任何權力關係中，「得罪領導」都有可能對「在下者」不利，但在一個正常的現代民主社會裡，一個人卻不大可能因此而竟被置於死地。在受批鬥時，父親對限制他行動、甚至限制他如廁的那些「積極分子」說：「你們是在盜用祖國與人民的名義胡作非為！我是祖國的兒子，祖國的土地，我有權自由行走！」批鬥之後父親即被監禁。到了肅反後期，校方讓父親「留職試用」，但不讓他教語文而轉教數學，怕他利用前者傳播「反動思想」。一九五六年秋，在反覆申訴之後，「肅反運動」中強加給父親的罪名被取消，並讓他教中學教師畢業班文學與漢語。一個班的文學課，八個班的漢語課，暑期還得給全市中學教師講授漢語，但父親卻不以為累。是年歲末，父母得第三子小平，後改名曉平，即我之長弟。

　　一九五七年，父親的厄運再次到來。春天，中共所謂「整風運動」開始。六月，父親應邀參加病休回校的校長何朔代表黨委主持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他宣布了中共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動員與會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鼓勵」下，父親會上滿腔真誠，直陳時弊，會下也大談國事，毫無顧忌。他會上會下的意見，歸納起來有八項：一、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要另來；二、需要擴大民主；三、允許獨立思考；四、反對只要奴才，不要人才；五、黨不應置自身於人民與國家之上；六、機關中取消「小匯報」，有問題拿到桌面上談；七、一視同仁，一律平等；八、「運動」中隨意整人關人，是法西斯行為，要糾正。父親還指出，「風」不正緣於思想上陷入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組織上陷入宗派主義。他使用共產黨自己常用的這些批判詞彙提出了他對共產黨的批評，但不知道自己其實已經大禍臨頭。

　　一九五七年夏秋之際，「整風運動」驟變為「反右運動」，父親遂被第一個打成右派，大會批鬥十餘次。父親據理力爭，決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校黨組見此，遂找母親「談話」，施加壓力。母親心軟，相信「組織」，回家後淚流滿面地告訴父親：「組織上說了，只要認了罪，就什麼事也沒有。」父親不肯，但母親得為我們整個的家著想。她對父親說：「你什麼都不考慮，也得考慮幾個孩子和老人吧？」當時我祖父母也與我們生活在一起，而我們都還很小。父親無奈，遂在豆腐干大的一張紙上寫下了認罪書，在會上讀了。批鬥會從此停止。在等待處理之中，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三日，父母的第四子，即我之幼弟小亭（後改名曉亭），降生了。此真乃所謂「生不逢辰」也。

　　處理右派的消息傳來。父親被定為有理論、有路線、有綱領的極右分子，受到中共《處理右派六條》之一條一款所規定的最重處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母親立即悟到，當時要她去勸父親認罪，只是要她幫助誘供而已。母親悲憤不已，父親也無話可以安慰她。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校方找父親，將羅列滿紙的「右派罪狀」給他看，要求他簽字。父親看畢，覺得滿紙都是「莫須有」三字，遂拿起筆在他的「罪狀」上寫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八字，並簽了「伍先禎」之名。釋筆之際，父親即被兩名持手槍的便衣警察從其所在學校押往天津河西區公安局。當時，父親連告知家人都不可能。得知父親被押走後，母親更加感到當初那些動員她讓父親「認罪」之人的卑鄙。不過，當時父親即使堅持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結果也不會有絲毫改變，而且可能還會多挨幾次批鬥。

　　當時母親生子尚未滿月，卻須冒著料峭春寒為父親送被褥。公安局裡，兩人在嚴密的監視之下含淚相對，悵然而別。短暫的拘押之後，父親被送往李七庄收容所。天津受到勞動教養處分的「右派」均集中於此。翌日，父親等被裝上一輛大卡車，開出收容所，送往板橋勞改農場。當時前有警車開道，後有軍車壓陣。軍車上架著機槍，對準卡車上的這些「右派分子」。通往「中國古拉格」的道路崎嶇，時間漫長，父親一生之中最大的磨難即從此開始。

　　車到空曠的天津塘沽海灘上，駛進鐵絲網圍著的幾排平房之間。這裡即天津板橋勞改農場。當時，對「右派分子」的勞改名為行政處分，實乃無法可依的刑事懲罰。徒刑有期而勞教無限，釋放與否則只取決於「上級」之好惡。右派的「勞動改造」強度大、時間長、條件苦。早春要破凌下水，修整秧田。稍後則需深夜起秧，以備插種，而此時秧田仍是水寒刺骨。插秧季節，父親縱患痢疾，腹瀉不止，也得抱病下水，雨中勞作。他只好借雨水與田間之水蕩滌身上的汙濁。不久，導致三、四千萬人餓死的人為饑荒——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三年自然災害」——降臨神州大地。父親食不果腹，兩腿浮腫，肝臟大於正常五指，卻須照樣出工。勞動中稍一喘息，即被斥為「磨洋工」。晚間犯人們則須「學習」，甚至還會遭到批鬥。父親牽掛饑饉中的妻兒五人，忍著嚴重的浮腫與肝大堅持勞動，以儘量少遭管教隊長的斥責，多保持一點屈辱中的尊嚴。三十年後，父親將被打成右派和被迫勞改中的種種屈辱、悲痛、憤怒、無奈，都寫進了本詩集中或許是他最為著力之作，即長達五八四行、二九二○字的五言古體《悲憤詩——反右三十年祭》。這是瞭解他那段痛苦生活的最好資料，而以上簡略敘述，應能使此詩得到更好的理解。

　　父親因言獲罪，母親一人若照顧我們兄弟四人，即無法上班掙錢維持生計，遂僅將業已六歲的長兄帶在身邊，而把我及兩個弟弟送往蕪湖祖父母處暫住。幼弟曉亭當時仍在襁褓中，祖父在蕪湖郊區為他找了一位乳母。他本可在乳母處正常發育成長，但當時「大躍進」如飆風席捲全國，農村成年人不分男女均須下地「躍進」，且幹活中間不得回家餵乳。祖父無奈，只好將幼弟接回市內家中，由我祖母親自餵養。祖母有肺癆，幼弟因此染上了肺結核，並發展為脊椎骨結核。母親得知，即將我和長弟接回天津，幼弟仍留祖父母身邊治病，以避免兄弟間交互感染。

　　一九六二年底，父親被摘掉「右派」帽子，說是「回歸」了「人民隊伍」，卻並沒有恢復他原來的工作，而是被送往另一勞改場所板橋鹽場，充當公安幹警文化學校的語文教員，工資每月五十四元，為原薪之半，但可以與公安幹警在一個食堂吃飯。一九六三年，父親聞祖母病重，申請返蕪探視，居然獲准。抵蕪後，父親見老母形容憔悴，臥病在床，四子曉亭脊椎結核尚未痊癒，而體已殘，雖已五歲，身材卻稍遜於同齡者。年邁老父則既要照顧病母，又要照料病孫，還要到診所上班。此時饑荒雖近尾聲，但祖孫三人生活仍極為艱難。父親假期有限，且不得超假，故不可能留下來侍奉病母，幫助老父，唯有帶著我幼弟淒然而別。

　　一九六四年，「階級鬥爭」成為中共「綱中之綱」。父親雖被摘了「帽子」，仍被視為「摘帽右派」，故屬於異類。此時他不再被允許繼續教書，卻被派往鹽田曬鹽、扒鹽，推沉重的運鹽「軲轆馬」（一種手推車）。他也不能再在公安幹警食堂用餐，而要到勞改釋放後的「留用職工」食堂吃飯，因他的身分畢竟只是所謂「留用職工」而已。一九六五年，父親勞改時所患之浮腫與肝大仍很嚴重，在鹽田間推軲轆馬時，遇坡即力竭而止。作為「留用職工」，他顯然已喪失了「使用價值」。管教部門遂令父親「病退」，說：「考慮你不會危害社會，放你回去。」

　　父親回到天津市裡，得以與家人團聚，卻失去了鹽場的那份工資。我們一家六口又淪為只靠母親的收入維持生活，還須補貼遠在蕪湖的祖父母，所以日子十分艱難。記得我們家裡曾有以五分錢買回一捆下市的老芹菜，爆醃後維持全家一週之菜的窘境。父親遂懇請勞動部門給以就業機會。當時天津河東區勞動科的楊科長，一位中年婦女，動了惻隱之心，安置他到天津市河東醫院存車處看管自行車，說是考慮到他身體虛弱多病，只能做些輕活，但其實也是不可能給他安排任何稍微體面一些的工作。從當年以全國統考第七名的成績被清華大學錄取的高材生，到中央政府部門中「大有前途」的年輕幹部，再到區區一介自行車看管人，這樣的「落差」不可謂不大矣。但其實這只不過是當年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無數類似事例中之一例而已。尤其是如果我們想到不久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也竟然能在一夜之間就成為「叛徒、內奸、工賊」，最終病不得藥、衣不蔽體地慘死於其被秘密拘押之處（河南開封市內北土街十號），而以「無業者劉衛黃」之名被秘密火化，那父親的遭遇也就很可以被理解了。後來，父親有《劉少奇百年祭》詩曰：「遺言一句語來人，青史煌煌作者民。改革原從阡陌起，謀猷始自輔車陳。同耕社地群枵腹，獨種公田穀見囷。怒觸不周天地暗，巍然碑立石嶙峋。」父親有了看自行車這份卑微的工作，每月有三十元收入，可稍微減輕母親肩頭撫養我們四個孩子的生活壓力。而且，存車處離我們當時的家只有一路之隔，上下班很方便。不過父親雖被「摘帽」，還是「右派」，行動受「街道居民委員會」管制，每日過著低頭進低頭出的「政治賤民」生活。

　　一九六六年，文革如狂飆驟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讓當時那些「有問題者」人人自危。父親聽說自己會因「右派」問題而在存車處被揪鬥，遂向楊科長申請轉到別處做臨時工。楊問：「目前只有天津第一機床廠清砂車間要人。清砂是特重體力勞動，能勝任嗎？」不願坐以待斃的父親一再堅請，於是從看車的「升為」機床廠的臨時工。剛到那裡時，他連端鑄鐵風鎬都覺吃力，更甭說控制它了。但父親以帶病之身在短時間裡學會了使用風鎬，並能與老師傅一起清砂了。

　　他本以為可以暫時棲身於此，免遭揪鬥厄運，但不久「工人造反隊」就找到他頭上來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父親被「造反隊」要求以扁毛刷寫一條美術字大標語：「熱烈歡呼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標語是當眾寫成的，由「造反隊」檢查無誤後貼在機床廠東門對面另一工廠的圍牆上。兩廠圍牆之間，是工人上下班必經之路。標語貼出後並無人指謬，可轉天清晨對立面的「造反隊」卻指責標語的「歡」字寫成了「吹」（顯然標語被篡改了），父親遂有口難辯地犯了「惡毒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之罪，並立即被揪出批鬥，成了兩派鬥爭的犧牲品。他每日早、中、晚都要挨鬥一次。挨鬥時，人的身體會被扭成「噴氣式」，疼痛難忍。一日，機床廠忽開全廠「批鬥會」，父親與其他挨鬥者被押上高臺，面向黑壓壓的「造反派」。兩彪形大漢將他強行摁倒，跪在臺上，兩臂被高高反擎。只要稍一抬頭直腰，背上即遭槍托重擊。父親渾身汗如雨下，咬牙堅持，未幾眼前地上就濕了一片。不久，父親忽被身後兩個彪形大漢架起，拖下高臺，拖出會場。迎面又有兩滿臉橫肉之人走來，扯起父親的四肢，將他猛然扔到停在會場門口的卡車上，父親遂失去知覺。蘇醒時，他發現自己已經躺在家裡的木板床上，母親和我們圍在身邊。他周身疼痛，骨架盡散，僵臥不動，雙目直瞪窗外，見暮靄漸起，迷茫一片，覺得自己彷彿已墮入無底深淵之中。在《悲憤詩——反右三十年祭》中，他這樣描寫了當時的痛苦感受：「頭低將及地，噴氣臂反擎。繫頸鉛絲細，懸磚逐塊賡。心如錐相刺，牙咬暗支撐。汗出衣為濕，血流土亦赬。疲軀忽騰起，耳畔似風鳴。宛若浮重霧，依稀墮浩瀛。砰訇作塵散，飄忽入幽塋。醒見妻兒泣，茫然雙目睜。四肢存若解，一榻我僵呈。苒苒窗前暗，昏昏幻夢縈。」後來，每當陰風冷雨引發他身體創痛之時，這些揮之難去的夢魘就會回到目前：「好雨知時何淚汪？莫非不識杜陵腸？衰身遇冷支難及，舊創逢陰痛欲狂。『噴氣』復遭槍托擊，拋空即墮脊椎傷。清砂場裡吞聲泣，遍體痕留悲憤章。」（《甲午陰曆三月二十七夜雨天明未止有感而歌》）

　　事發第二天，父親就被街道居民委員會關進了「牛棚」。他被命令每日打掃樓間走道，清除垃圾，還要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歷數自己的「罪行」。街道上的「群眾」要表示自己的「革命徹底性」與對偉大領袖的「忠心」之時，就會將父親揪出批鬥一番。機床廠「造反派」本來是要將父親「遣送」回原籍安徽無為的，只因其故鄉已毀於早年的「解放炮火」，無人接收，才將他送回原來所在的街道。父親不能繼續做臨時工了，我們每月失去幾十元的收入，一家生活又陷入困境。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一個深夜，一群年輕人身著綠軍服，臂佩「紅衛兵」袖箍，如洪水猛獸般破門而入，我家室內頃刻間便一片狼藉。紅衛兵從箱子裡翻到了父母結婚時文委同事送的紀念品，就是那片芙蓉色的帛，上有郭沫若寫的結婚賀詞，以及陽翰笙、何成湘、林默涵、于立群等人的婚禮簽名。紅衛兵據此認定父親是所謂「劉鄧司令部」派到天津來臥底的，遂將他押至附近的菜地，逼他交代「罪行」。父親講述了自己來天津的過程，紅衛兵又逼問他對文革的看法。被逼無奈，父親便橫下一條心說：「新的封建法西斯運動！」話音未落，即遭重擊，一拳落在肝區，父親昏倒在地。他蘇醒後對圍著他的紅衛兵說：「為什麼不打死我？打死了我，我還得謝謝你們，因為免得再受罪。你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怨恨你們。我只覺得你們可悲。你們年幼無知，是被蠱惑被利用的！」父親以為，他這番不顧死活的話會招來更凶狠的毆打，但圍著他的這一群卻只盯著他看，目光陷入茫然。當時這群紅衛兵圈外不遠處還坐著一個民警，卻自始至終也未對紅衛兵的暴行加以制止。紅衛兵散去，父親從地上艱難地站起，在黑暗中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家。他到家後，看到母親和我們無心整理，室內依舊一片狼藉，幾件破舊衣物散落地上，文革初期焚餘的書被抄走了，他的詩稿也被抄走了。父親忍著疼痛，躺倒在床上，熄了燈，仰望室頂，看到屋內一片黑暗，窗外也是一片黑暗。

　　上引父親《悲憤詩》的隨後一節，寫的就是這段慘痛折磨：「夜深門忽破，妻子驚魂出。宛若潰堤水，紅兼綠盈室。袖章三字惡，軍服一身怵。任意查兼抄，厲聲呵復喝。奈何陋居小，有物亦難匿。況乃早除名，復遭饑饉迫。藏書委實多，焚後少遺籍。文稿有一卷，皆為早歲筆。偶翻見素絹，染作芙蓉色。墨蹟龍蛇舞，簽名多文伯。贈言為郭老，祝我新婚吉。仿佛至寶獲，云為罪孽跡。兩人捉我臂，押我之荒僻。索供嚴相逼，拳毆復腳踢。昏然身仆地，脅下遭重擊。痛苦裂脾肝，復蘇即怒責。法西斯何及，人道均為革。轉念少無知，尤哀為惑蠱。艱難撐身起，忍痛獨移步。月黑途難辨，風寒夜生怖。歸家見狼藉，上榻手扳股。舊創加新創，翻身痛徹腑。不眠望幽暗，哀我臨絕處。」

　　為「文革」所激蕩攪擾的一九六八年夏天，本應該是長兄曉鷹初中畢業之時，可是他們這一屆（一九六八屆）學生已有兩年沒拿課本了。他們為「最高指示」所左右，大革文化之命，也大革自己青春之命。長兄因父親是「摘帽右派」而不能加入「紅衛兵」。他雖有些「悵然」，但也樂得突然有了很多逍遙時間，於是竟在朋友幫助下從後門溜進被紅衛兵封閉的市立圖書館，躲在書架的頂端，揣著一個乾饅頭，從早到晚如饑似渴地瀏覽各種藏書、畫冊、歷史報刊，特別是很多翻譯名著，從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直到儒勒・凡爾納。長兄現在經濟學上頗有造詣，但他最津津樂道的還是藝術，從中國水墨到西洋油畫和雕塑，再到交響樂。我想這和他「文革」中的「圖書館假期」關係甚大。長兄終日藏匿於圖書館中閱讀，父親誤以為他日日荒廢於「文革」，就跟他說：「人類要靠知識在地球上安身立命，一個人要靠知識在社會中安身立命。」還說：「你們年輕，單純，容易被蒙蔽。宣傳知識愈多愈反動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動。歷史將證明我說的是正確的。」

　　一九六九年，長兄被動員「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長兄沒有下鄉，而是被分配到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這其實是古人用的老辦法：當時中蘇關係劍拔弩張，這樣的「屯墾實邊」則既解決了就業困境，又準備了戰爭兵源，一舉兩得。父母送長兄出發時，不敢流露內心的傷感，只是囑咐他「好好勞動，業餘時間認真讀書；浪費時間，無異於浪費生命」。後來我知道，長兄確實遵循了父訓。他當時偷偷藏在身邊的書有《英語》、《代數》、《物種起源》，也有當時流行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我知道他早已拋棄了這些教條化的「唯物主義」。同年秋末，祖母病逝，父親想返蕪奔喪，但人在「牛棚」之中，身不由己，只能忍淚吞聲，夢歸故里，與老母訣別：「陡聞母病故，淚湧重還肚。訣別隔千里，何由瞑雙目？有喪不得奔，何敢放聲哭？身在縲紲中，夢歸停靈屋。問天惟喝壁，我輩何蹙蹙？」（《悲憤詩》）

　　一九七○年，京津兩地搞所謂「戰備疏散」，「黑五類」均被趕出市區。這是恐怕他們作「修正主義侵略者」的「內應」。我們全家遂被「疏散」到天津東郊區赤土公社貫庄大隊。母親是帶薪下放，不需要勞動，兩個弟弟尚不到下地幹活的年齡，我與父親則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村的艱苦生活雖然需要適應，但我們全家好像終於有了某種安定。貫庄有耕地萬餘畝，社員六千餘人，原種水稻，後因缺水而改種旱地，畝產只有六十來斤，社員口糧嚴重不足。

　　一九七二年末，大隊總支書記劉洪海找父親為他們搞科學種田，以提高產量。父親沒有忘記自己被當局所定的身分，知道搞好了是組織領導的功勞，出了問題自己就會「罪上加罪」，所以不敢應允。這位書記倒沒有擺出專政的面孔強迫他，卻說：「伍大爺，您能看著我們六千多口人挨餓嗎？」一語觸動了父親，他遂不顧風險地答應了。這位書記希望在三年內，即到一九七五年，讓糧食產量上《綱要》，即達到每畝四百斤。但父親幫助貫庄搞了兩年的「科學種田」後，當地糧食畝產就不僅上了《綱要》，而且還過了「黃河」，亦即超過了五百斤。社員在田間碰到父親便說：「伍大爺，您給了我們飯吃。」父親隨即答道：「瞎說！只有共產黨才能給你們飯吃，一個老右派能給你們飯吃嗎？」社員明白父親的弦外之音，以「咳咳」的笑聲報之。父親的一番辛苦換來村民的禮遇，使我們一家得以在那動盪不安的歲月中享受一段雖不富裕但卻還平和的生活。

　　一九七五年，當局「落實政策」，母親回到天津市第四十五中學教書，我這個本應留城的七○屆中學畢業生，也被分配進一家集體所有制工廠當工人。但我們離開城市時，家裡的住房被收走了，所以母親回到市裡後只能暫住學校集體宿舍，我也只能先住廠裡的集體宿舍。父親則帶著兩個幼弟仍留貫庄。同年，母親千求百拜，終於「爭取」到了一間十五平米的屋子，於是父親也帶著兩個弟弟遷回市裡。之後，父親返回故里，將祖父從蕪湖表兄家接來天津。當時長兄仍在「內蒙兵團」。這樣，不算長兄，我們一家六口，祖孫三代，總算都有了棲身之所。但回到市裡，父親又成了「失業者」，家庭生活再次陷入困境。父親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請，在「要給老伍一碗飯吃」的指示下，他被安排到天津東郊水利局，參與水土化驗中心的建立，但待遇卻是學徒工，每月只有二十三元。父親自嘲曰：「五十而學徒！」不過他總算有了一點收入，一家日子好過了一點。

　　一九七六年，父親被轉為一級工，月薪四十一元，於是又可減輕母親肩頭的生活壓力了。為了讓長兄從內蒙古建設兵團「病退」回天津，父母為他苦苦尋找各種理由。記得那段時間長兄穿梭於內蒙、北京和天津之間，樂於和我談兵團趣事、逃票蹭車、政治笑話。他終於在同年四月離開兵團，以「病退」身分回到天津。七月，京津唐大地震，我們全家倖存。入秋，「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同年，祖父在京津唐大地震不久後病逝於天津。一九七七年，全國高考恢復，我和長弟分別考上了復旦大學與天津財經學院。但長兄卻因為父親的所謂政治問題，在考試之後被免除了資格。次年，長兄考入南開大學，幼弟也考入了天津大學建築分校。兄弟四人皆成為大學生。記得我們在貫庄生活時，父親似乎已經絕望到不對我們的未來抱有任何希望。他曾對我說，讀什麼書嘛，有個衣飯碗就不錯了（父親安徽口音，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能養活自己就不錯了，但卻一直不知道我聽成「衣」的那個字是哪個字）。他當時何曾想到，我們兄弟四人竟然也有今天。比較一下他在文革初期仍勸長兄堅持學習的那些話，我知道他當時對國家命運和我們個人前途的絕望是如何地深刻。

　　是年年尾，風聞右派將被「平反」。未幾，父親接到通知，市裡一位崔姓領導找他談話，地點就在他的原單位，天津師範專科學校。父親按規定日期前往，走進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辦公小樓，敲開一間辦公室的門。室內只坐著一人，見父親進來就讓他對面坐下。他目光在父親破舊的黑棉襖上停留了片刻，便即直視父親說：「我們要解決你的問題。」稍作停頓，他又一字一句地說：「歷史證明你是正確的。你有思想，有理論，站得高，看得遠，還有鬥爭性。」然後，他又補上一句：「希望你繼續為黨工作。」雖然這些都只是官話套話，父親聽了還是不無驚喜，但對「繼續為黨工作」一語，父親卻只報以「老了」二字。離開辦公室，走出小樓，父親看了一眼離別了二十二年的舊地，覺得還是那個樣子。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人世滄桑巨變，觸動詩人情懷。未幾，市教育局想要父親在政策落實前，暫到我家住地附近的市屬重點中學，即天津市第七中學，幫助工作。父親遂離開東郊區，來到河東區教書。

　　一九七九年春，被打成「右派」二十三年之後，父親終於獲得「改正」。不無欣喜之餘，他寫了一首《右派冤案幸得平反》：「憶昔今猶慄，艱難歲月稠。非無妻子念，奈有國民憂。碧落春雷動，神州朔氣收。堪消遲暮恨，得釋壯年愁？」父親的政治熱情與批判性似乎不減當年。他認為「反右」應該被徹底否定，而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改正錯劃」。《悲憤詩》的結尾表達了他當時對國家的基本希望：「悲哉此教訓，吸取當何如？國事歸民主，中華履正途。」所以，當中共黨報上公布「四項基本原則」後，父親立即認為這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畫地為牢。

　　父親右派問題被「改正」後，師專中文系本來要安排父親講授當代文學。此課缺少資料，如直抒己見，當時會有風險，但他卻接受了，並且開始認真備課，準備暑假後重上師專講臺。但河東區教育局「愛惜人才」，扣住父親不讓回原單位，他也就沒有再堅持。母親說：「你應該堅持。回原單位名正言順，何況你會獲得教授職稱，待遇高，住房問題也好解決。」父親那時已無奢望，便對母親說：「哪兒黃土不埋人？有窩頭鹹菜啃就行了。」但父親是詩人血性，在什麼地方都激情難掩，熱忱一腔。他有一首描寫自己冬日清晨去學校上課的詩曰：「鴉陣過空曙色生，燈如珠串照人行。冰堅雪暗寒風冽，眉白鬚凝衰體輕。步履匆匆殘月詫，壯心切切曉星驚。推門但見無虛座，滿室晨光照眼明。」（《鴉陣》）在天津市第七中學教高中語文的十年之中，他深受學生愛戴甚至崇拜。我知道當時家裡經常有學生到訪，而父親總是循循善誘。我想他一定播下了不少未來詩人的種子。一九八七年，父親被市教育局抽調去作全市中學高級教師職稱評審工作。歲末，他要求允許自己年滿六十即退休。

　　一九八八年春，父親被批准「離休」。在中國大陸，這個說法意味著，享受政府高級幹部的退休待遇，因為他在被打成右派前的行政級別已是高幹。退休後，他曾為區老幹部局所招，參加了中央徵求司局級幹部對改革意見的座談會，涉及「反腐」問題。主持者稱，會上所提意見，將向上匯報。父親那時即對猖獗於國中的腐敗問題甚為關注，提出「反腐」要取得成效，必須一要允許新聞獨立，二要允許司法獨立。而這兩個迄今仍是有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在教育衛生問題上，他當時就認為二者不能商業化，但此二者的商業化後來也是愈演愈烈。是年秋，父親曾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之聘，前往講授寫作通論。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被當局調動大軍以機槍坦克殘酷鎮壓。父親十分擔心我和妻子曉原的安全。我當時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曉原任教於人民大學經濟系。他到郵局打長途電話，郵局擠滿了人，都想知道北京的情況，所以電話很難接通。當時父親悲憤難忍，拍案怒斥：「翻開歷史，未見如此殘暴的政權！」接線員便說：「老大爺，別著急，我一定幫你把電話接通。」電話接通後，我告訴他說：「天安門的槍聲讓我忘記了自己的存在。」父親由此得知，當時宣傳中說的「天安門一槍未放」完全是「謊言」。他對「改革」的一點希望隨著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而完全破滅。「六四事件」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身體上尚未癒合、仍在流血的傷口，它一直深深刻在父親那敏感的詩人心頭。他詩集中有多首詩作追憶慘案，表達哀傷，抒發憤懣，雖然由於審查制度，他在詩中不得不時時使用曲筆。他寫「六四」的詩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長達一四二行的七言古詩《榴紅似火復如血》。父親在此詩結尾云：「榴花年年紅似火，赤子心腸似火熱。榴紅何與群芳別？遍收人間赤子血。又見花開心痛烈，更感花紅似碑碣。風雨不動唯峭絕，相看何敢忘英傑。」他要記憶，不要遺忘。此詩從一九八九年事件後寫出初稿，到一九九九年進行修改，再到二○○二年完成定稿，歷經十三年之久。很難找到地方發表，是他遲遲未將此作寫定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九年，父親編訂了他的第一本古體詩集，題為《泥塗》，母親為之做序。一九九一年，在我之長弟曉平夫婦的資助下，《泥塗》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父親為此很感謝他。一九九二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父親一九九一年編訂的第二本古體詩集，題為《半葉》。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去英國布萊頓的蘇塞克斯大學讀博士。當時長兄作為聯合國發展基金資助的研究員在新西蘭進修，長弟曉平則已在英國讀書。一九九二年末，我與長弟共同請父母赴英探望兒孫。在英逗留期間，住在我那裡時，父親常一人到布萊頓海濱眺望。英吉利海峽的浪濤讓他的思緒起伏萬千。他在這段時期留下了很多詩作。試錄兩首如下，以見他當時心情之一斑。《布萊頓海濱冬日倚欄》最後一首曰：「白髮人驚浪白頭，汪洋似是亦多愁。哪堪風雨臨三島，怎越煙波望九州？」七律《布萊頓海濱寓所夜不能寐》曰：「立釜虛空暗正稠，繅魂一夜絡長愁。回思湯煮豈堪潑，往事薪焚未可抽。擁被聞鷗啼曉色，搴帷見雨過蕪疇。沉陰又代清宵至，激浪寒風復送秋。」當然，一斑並非全豹，哀愁怨憤也並非其詩之唯一音調。父親當時也有昂揚感奮之詩，如「長風立海滔天湧，小艇沖波擁雪飛。恍若遼原馳影過，壯心騎馬逐雲歸」（《布萊頓海濱冬日倚欄》），以及細抒自然感受之詩，如「平鋪芳草岸，欲抱雪濤樓。長椅時留客，驚波每喜鷗。虹橋通海市，玉宇待仙遊。極目雲天外，當為江水流。」

　　一九九三年末，父母自英回國，暫住北京我和曉原出國前住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一樓。一九九四年春，父母自京返津，時幼弟曉亭已經就職於天津建築設計院。同年孟夏，父親最終修訂了他一九九二年暮秋與母親去英國前編訂、復又於九三年春在英國布萊頓修訂的第三本詩集，《半葉續集》。上海學林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但希望父親做若干改動。父親與母親恰擬有三峽之行，遂自京赴蜀，然後買舟東下，直至上海。父親留滬三日，足不出戶，「為此集之『畫眉』斟酌『深淺』」，希望能使其「入時」，亦即能為審查機關通過。書由上海學林出版社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父母此年再次南遊，先乘火車至湖北武漢，登黃鶴樓。次至江西九江，遊廬山和白鹿洞書院。然後乘船抵蕪湖，過江祭掃祖父母之墓。之後觀採石磯，遊黃山。最後取道南京返回天津。父親一路寫了不少記遊詩，包括很多重訪故鄉的詩。一九九七年，父親在上海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四本詩集，《霜前橫笛》，收入他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七年的詩作。

　　一九九八年年中，父親和母親取道南京回安徽，去蕪湖看望我姑母一家，並過江到無為老家為我祖父母掃墓。父親此行有不少詩作。同年秋，父親又應邀去陝西西安與詩友相聚。一九九九年，父親應各地詩友之邀，與母親一起遊覽了福建廈門、湖南長沙、四川宜昌，並登三峽大壩。同年末至二○○○年初，父母同赴香港，探望長兄一家。時長兄已從澳大利亞來香港，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經濟系。二○○一年，父母再度南遊，先至江蘇南京謁中山陵訪總統府，復至浙江紹興觀魯迅故居百草園及徐渭故居青藤書屋，訪大禹陵及軒亭口，繼遊天臺山及雁蕩山，然後經杭州而至青島，觀滄海，登嶗山。此行亦讓他產生了很多詩作。父親的很多詩都是在旅途中有感而發，遂一氣呵成的。

　　二○○二年，父親編訂了他的第五本詩集，起名《殘綠》。因為集中第一首就是寫「六四」天安門鎮壓的那首七古長詩，所以無處出版。隨後兩年中，父母沒有離開天津。在此期間，父親寫了大量的感時傷世之作，也寫了不少以詩會友的酬唱之詩。二○○五年，父母又有杭州之遊。在這次旅遊中，父親又寫了不少詩。

　　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國際學者基金會的中國自由文化評獎委員會將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之詩歌獎授予了父親。與父親同時獲獎的還有北京的胡佳（人權獎）和四川的黃琦（新聞自由獎）。評獎委員會認為，父親之詩繼承了中國傳統文人以及當代獨立知識分子對自由和個性的追求，以及中國詩歌的悠久傳統，並以自己深厚的漢語修養和卓越的思想創造，為古典詩歌形式賦予了新的藝術生命。父親是通過朋友得知這一消息的，但他卻未能親自前去臺灣領獎，而只是從朋友那裡收到了轉寄他的五千美元獎金。據說還有獎品或證書，但他卻一直沒有收到。在很多方面控制依然十分嚴厲的中國社會，讓他這位八十歲老人無法自由地接觸很多起碼的資訊，是我經常為他感到遺憾的事情之一。經歷了上個世紀五○年代至七○年代中的諸多痛苦磨難之後，他本應該有一個讓他能在其中更加自由地呼吸的社會環境。

　　自其第四本詩集以後，除了友人高雷二○○○年為他編輯的一本選集《江嬰詩集》（中國社會出版社），父親未能繼續在大陸出版新作，主要原因是他的很多批評社會的詩都不能見容於當局。二○○九年，因為父親希望完整保存自己的詩作，幾個熱心友人遂主動獻上幫助。他們為之聯繫了一個自稱是設在香港的「香港人民出版社」。於是，父親自己出資讓他們出版了《江嬰詩存》。但父親當時也許並不知道的是，此出版社其實並不存在，書是在大陸印刷的，沒有真正的書號，根本無法正式發行。此事曾為父親招來不小麻煩。我聽說當局先以非法出版物為理由禁止此書，後又因其中某些敏感內容而給父親加上「三反」和「兩支」罪名，即「反黨反軍隊反國家」與「支持臺獨支持法輪功」，並抄走了存放在家中的所有印本。父親因此非常生氣，寫下了「求真筆寫人間史，縱斷頭顱志不更」的詩句。當然，所謂「非法出版」，只是因為那非民主的書籍審查制度。如果他的詩能在自己土地上依據中國憲法中規定的「言論自由」而正常出版，而出版事宜又都在他的控制之中，那也就不會有這些不應該出的事兒了。

　　二○一○年，八十三歲高齡的父親和八十六歲高齡的母親於四月間同赴湖南芷江。經歷過抗日戰爭之苦難的他們了了一樁心願：瞻仰日本受降紀念館，向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國民政府表達敬意，向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國軍將士表達哀悼。父親當時有詩《抗日勝利六五周年於芷江參觀中國政府接受日寇投降之紀念館》曰：「芷江驀見雜花開，歷史重溫復墜哀。喋血抗倭懷烈士，乘危謀國識奸才。蠲賠嘴臉當遭唾，布謊心腸不用猜。浩劫頻穿辛亥路，終通民主達蓬萊。」他們同時也瞻仰了飛虎隊紀念館，向為支援中國抗日而犧牲的美國士兵表達了感激與崇敬。父親在這裡留下了《參觀芷江飛虎隊紀念館》一詩：「對影心悲含淚觀，同胞何慘敵何殘？刀光閃處屍成嶺，彈雨飛時血作湍。正義獨彰飛虎出，凱歌合奏碧空寬。英名豈列高牆上，自刻心碑立祭壇。」（《參觀芷江飛虎隊紀念館》）

　　父親從來都非常關注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二○一○年秋，父親聞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寫了《寄獄中劉曉波先生》一詩，向之表示敬意：「域外佳音域內驚，乾枯衰目淚縱橫。波興死水瓊花放，曉破重冥錦色生。零八憲章君起草，萬千民意我簽名。霜摧木葉紛紛落，不掩芳春照眼明。」這樣的詩在中國大陸當然也是極為犯忌之作。

　　父親本無意為詩人。科學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追求，但「革命」似乎更能激發他們的集體熱情。於是他棄學從政，卻不知自己真誠坦率、鋒芒畢露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見容於中共官場。於是他又棄政從教，卻仍然未能躲過劫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早年曾偶爾寫過幾首新詩，但三十歲就被打成右派，此後二十年中求生自保尚且不暇，遑論其他。直到年近耳順，他才開始專心致志於古詩的創作。這可能也是對他自己經常感歎的「一事無成」的某種補償吧？集中近三千首古詩，內容不一，形式各異，多為他八○年代中期以後所作。他的詩題材廣泛，但似乎以感時傷世之作為多，即現代所謂之社會與政治批評。不過，他也有像《秋夜獨坐》這樣的意境悠遠空靈的小詩：「空淨月華清，寒蛩遠近鳴。小園人獨坐，一任露珠生。」

　　從詩藝上說，父親的追求不僅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而且是「晚節漸於詩律細」。他的詩作已經為他贏得了眾多詩友。有的評論甚至稱父親為「當代杜甫」。但父親卻覺得，他只是他自己，因為他寫詩務求言必己出，所以其詩作的特點之一是用典少而新句多。當然，處於為子的地位之上，我總覺得不便評論父親之作，因為似乎無論如何都不會被認為客觀公允。我為此感到內疚，因為心裡知道，父親其實是希望我這個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中文系出身的人也能像別人一樣來評論他的作品的，而我卻很遺憾地無法滿足他的心願。

　　終於，在父親準備完全封筆之時（我知道他不可能做到，因為寫詩是他的生命活動），我有了這個為他編訂畢生全部詩集的機會。我當然很高興，因為孔子有言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而是集之編，拙意即正在述父之事而繼父之志也。

　　二○○九年，父親曾作《病中吟》一首：「耄耋之年何所求？劫餘未解是深憂。死亡將至猶奢望，風正世清人自由。」我讀後寫了一首和詩，意在勸他想開一些或超脫一些：「耄耋之年更何求？風波歷盡庶無憂。意凝心養俟命至，吾欲凌風馭氣遊。」當然，我知道他是不會停止對「風正世清人自由」的希望的。

　　二○一一年，在修訂《江嬰詩存》以後所作之詩時，父親又化用陸游之詩，寫下了這樣兩句：「中華國事歸民主，心祭無忘告此翁。」我想，如果父親能來臺灣看看這個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延續著中華民國的社會，也許還是能恢復對我們這個民族和文化的希望的。我衷心希望父親繼續健康長壽，與他這部畢生心血之作一起，見證他所希望之未來的實現。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完稿於北京至新西蘭飛機上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定稿於新西蘭基督城

江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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