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夫岡˙鮑爾

名人推薦：林育立(駐德國際記者、《歐洲的心臟》作者)

周軼君(端傳媒國際新聞部主任、《拜訪革命》作者)

陳思宏(旅德作家、《叛逆柏林》作者)

廖芸婕(國際獨立記者)

媒體推薦：●「這本書包含的不只有細節，還有憤怒。」──獨立報

●「一本令人嘆為觀止的報導文學……這本書並不厚，但卻令人震驚。作者在報導文學中加入了人與人之間緊密的連結以及他們的命運。另一方面，這本書中也是一份指控：鮑爾認為歐洲以及(德國的)聯邦政府因為他們的無所做為而激化了這一連串的痛苦。『憐憫』是最貼近這本書的詞語，除此之外無話可說。在作者...

海灘I

「快！跑快一點！」年輕人如雷的吼聲在我背後響起。與其說他是年輕人，還不如說他仍是半個孩子。「快！跑快點！」我邁開大步跟著大家沿著下坡跑，既搞不清楚狀況，也看不明白。天剛破曉，眼前一片朦朧，我跟在長長的人龍後面，沿著羊腸小徑一個勁的跑。我拚盡了全力，看著自己的腳一下子掠過泥土地，一下子掠過岩石，閃過地面的坑洞，翻過一堵斷垣殘壁，差點跌倒，趕緊跟上，繼續往前跑。「快點！他媽的，你們這群笨蛋！」這幾個年輕人一路押隊，把我們從小巴士上趕下來，此刻正是他們其中一人不斷地破口大罵。他們跑在我們身邊，像驅趕牲畜一樣，一路鞭打著我們向前。他手上的棍子落在我們的背上，我們的腿上。突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猛的將我整個人往前拖。我們一共有五十九個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小孩，有全家人，每個人肩上都背著背包，手裡都提著行李，我們正沿著一座工廠長長的外牆往下跑；這是埃及亞歷山卓港某個偏僻工業區的一座工廠。

胡笙（Hussan）的背在我面前上上下下的晃，他的噸位很大，是個二十歲的大男孩。他臉朝下，看著地面跑，氣喘吁吁，步伐突然不穩，開始踉蹌，下一秒我已經撞上他的背。他跑不動了，就這麼煞住。我從背後推他，死命的推，直到他又開始跑。棍子朝我們落下。十三歲的比桑（Bissan）跑在胡笙前面，嚇得開始啜泣，她把包背緊緊的揣在懷裡，裡頭有她不可或缺的糖尿病藥。「廢物！爛貨！」罵聲不絕於耳，年輕人邊趕我們邊罵。跑在我後面的是阿瑪爾（Amar），五十歲，身穿反光藍色Goretex外套，這外套是他為了今天特地去買的，女兒說他穿這顏色帥極了。阿瑪爾越跑越慢，他的膝蓋好痛，背也是……不，出發前他說過，他一定辦得到！是啊，他必須辦到。他是敘利亞人，隊伍裡幾乎清一色是敘利亞人，埃及不過是他們這趟旅途的中繼站。圍牆突然向左驟彎，我們期待了好幾天的目標，我們擔心了好幾天的事，就這麼突然出現眼前，好近，距離我們甚至不到五十公尺。海，在褪盡最後一抹夜色前對著我們閃閃發亮。

我和攝影師史丹尼斯拉夫‧克魯帕爾加入了敘利亞難民的偷渡行列。這些難民打算藉海路偷渡至義大利。大家把自己交給了人蛇集團，完全聽從他們的安排。人蛇並不知道我們倆是記者，所以對我們和其他人一視同仁，一律用棍棒驅趕；每個人都得加快步伐，這一大群人一個也不許落下。如果他們知道我們是記者，絕不可能讓我們同行，因為怕我們會把消息走漏給警方。這也是這趟旅程中最危險的一點：倘若我們的身分被識破，就別想活命了！只有阿瑪爾和他的家人知道我們的真實身分。他和我是老朋友了，我們結識於我做敘利亞內戰報導時。絕望迫使他鋌而走險並決定偷渡，他夢想有一天能生活在德國。這趟旅程全靠他為我們翻譯。我和攝影師克魯帕爾刻意把鬍子留長，並偽造了新身分。逃難過程中我們一個叫瓦利（Varj），一個叫舍瓦特（Servat），來自高加索的某個共和國，原本的職業是英語教師。

這是一場壯烈的出埃及記，我和同伴們置身其中。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資料：二○一四年約有二十萬七千人經地中海逃難至歐洲，且絕大多數來自利比亞。但二○一三年才只有六萬，當時的難民大多來自爆發內戰的國家，例如：敘利亞、索馬利亞，或獨裁政權統治的國家，例如：東北非的厄利垂亞（Eritrea），但也有人是基於追求更好的經濟條件和生活環境而離鄉背井。

中東的政治秩序已全面崩潰，政局不穩，社會動盪。經過數十年的壓迫與壓抑，社會蓄積了極大的不滿能量，一旦爆發，衝擊才會如此之大。獨裁者被推翻了，但以民主方式選出來的政府同樣又被推翻。開羅的街道上不斷上演流血示威，葉門境內一片混亂，伊拉克政局動盪，利比亞四分五裂，境內民兵互相廝殺。但最慘烈的還是敘利亞，沒有一個國家像它這般殘破不堪。自越戰和車臣戰爭以後，世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今天的敘利亞一樣，受到如此大規模的摧毀。敘利亞的城市成了月球表面般的焦土。敘利亞的村莊簡直像無人的鬼域。自三年前敘利亞現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揭開了這場摧毀之戰後，所有能用的武器幾乎全派上了用場，連化學武器都動用了。敘利亞境內的阿拉維派和遜尼派持續角力中，雙方都未能在軍事上取得壓倒性優勢。雪上加霜的是，宗教極端份子趁亂興起，大力鼓吹宗教仇恨。

敘利亞悲歌早就不是統計數字所能說明和掌握，聯合國從二○一四年初開始不再對死亡人數進行統計。

如果想逃離敘利亞，逃難之路也變得越來越危險。據說二○一四年一共有三千四百一十九人在偷渡前往義大利和希臘的途中淹死。實際數字當然遠大於此，只是很多人的屍體並沒有被尋獲。人蛇集團選擇的偷渡路線越來越危險，因為歐洲大陸的邊防越來越嚴密。各國政府在邊界和海防上一共部屬了四十萬武裝警力。西班牙更在位於北非的海外屬地梅利利亞（Melilla）和修達（Ceuta）的邊界築起了六公尺高的柵欄。保加利亞和希臘同樣對難民建起了高牆。直布羅陀海峽區域內滿佈了雷達自動偵測系統與監視器。加那利群島和西非之間的大西洋海域海巡嚴密。為有效落實邊防，各國政府紛紛祭出強大的警力、軍力，甚至出動特種部隊。直升機、無人機、戰艦更是一一出籠。人力與裝備的佈署之強大彷彿面臨武裝入侵。

歐洲各國的邊界成了難民的另一個可怕刑場。

兩德統一前，在柏林圍牆邊被射殺的東德難民，五十年間共有一百二十五人。柏林圍牆曾被民主國家、自由世界譴責為不人道的的象徵。但歐洲各國在冷戰結束後卻自己築起了一道道有形的、無形的圍牆，截至二○一四年初，已導致近兩萬名難民無辜喪命。其中淹死地中海的尤多。地中海儼然世上最危險且奪去最多條人命的海域。

我們常說地中海是孕育歐洲的搖籃，如今它卻成了吞噬最多人的海域，成了上演最慘絕人寰之悲劇的舞台。

從來沒有記者敢跟難民一起從埃及搭船偷渡，我們很清楚自己將面臨的危險。我們倆身上都備有衛星電話，以便情況危急時能向義大利邊防求助。我們之所以不選擇從距離較近的利比亞或突尼西亞出發是因為聽說那裡的偷渡船非常破爛。埃及雖距離較遠，但埃及人蛇集團用的船據說比較好。這些都是我們在出發前收集到的資訊，也是我們的希望所託。

但我們真的太天真了。還以為這次偷渡最危險的過程就是渡海，沒想到這只是千驚萬險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告別I

時間推回一週前，也就是我們被人蛇用棍棒驅趕至海邊的那天往前推一週。阿瑪爾‧奧貝德（Amar Obaid）──這是化名，實際上他不叫這個名字 ──在他位於開羅的家中，滿心躊躇。四月八日星期二，這是他在家裡的最後一天。十七歲的女兒蕾娜拉（Reynala）在爸媽的房間裡，她坐在床邊，看著父親。「我到底該帶些什麼呢？」阿瑪爾問，他雙手叉腰的站在打開的行李箱前。不管要帶什麼，總之不能太多。聽說人蛇集團只准偷渡客帶一小個隨身行李，不准他們帶大皮箱。女兒說：「海風很強，應該要帶件保暖的底褲。」阿瑪爾說：「我還要帶一件體面的襯衫！我可不想到了義大利被當作是街頭混混，被人瞧不起。」女兒揶揄道：「到時候不管怎麼樣你看起來都會像混混，因為你的鬍子會留得很長，會滿臉鬍渣。」阿瑪爾忽然想到：「還有救生衣！」他把救生衣的包裝拆開，穿上，但故意穿反。女兒看了大笑，他也跟著大笑，一邊笑還一邊扭腰擺臀的跳起舞來。父女倆開懷大笑，笑聲響徹整間屋子。

這間屋子大二百八十平方公尺，包括一間巴洛克式接待沙龍，以及一間貼著金箔壁紙、擺著氣派沙發的豪華客廳。這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他們來自敘利亞的霍姆斯省（Homs），歷代經商，是當地知名的富商和大地主。

二○一一年敘利亞爆發革命和內戰，阿瑪爾只好帶著妻子和三個女兒逃往埃及。阿瑪爾跟許多族人一樣，在政治立場上一直是反阿薩德政權的。內戰爆發後，倘若他繼續留在敘利亞，不但自己的性命堪憂，家人的安全也備受威脅。因此他拿出積蓄，在開羅設立了一家小型貿易公司，專營峇厘島和印度家具的進口。此外他還開了一間店，雇了八名員工。

因商務之須他經常得飛往海外。但埃及後來也爆發了革命，政局因此動盪不安，革命後不久又爆發了反革命，軍方又推翻了民選出來的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uhammed Mursi）。短短數月，埃及的社會氣氛驟變，敘利亞難民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軍政府要求他們每次出入境都得出示簽證，此後阿瑪爾便不敢再隨便為了經商而離開埃及。其實他真正害怕的是再也申請不到旅遊簽證。仇外的氣氛迅速在這個尼羅河國度蔓延。電視上甚至有節目主持人公開宣揚仇視敘利亞人的言論。敘利亞人很快受到了就業市場的排斥。埃及人開始發起拒買活動：拒絕上敘利亞商店且拒買敘利亞人販售的商品。阿瑪爾的店當然也慘遭波及。許多埃及人視敘利亞人為恐怖份子，說敘利亞人會造成社會不安，罵他們是寄生蟲，會搶走埃及人的工作。

埃及成了敘利亞人的牢籠，逃難至此的阿瑪爾一家人面臨進退維谷的窘境。敘利亞不能回去，但留在埃及也完全沒有了希望和未來。

他們開了一次家庭會議，決定再次舉家搬遷：全家人一起逃難，目標德國。但合法申請是不可能的，於是全家人決議：阿瑪爾先走，等他拿到難民身分後再接家人過去。這就是他們在客廳裡，枕著舒適的靠墊，決議出來的計畫。這計畫雖然有點太過樂觀，但並非不可行。他們聽說，偷渡雖危險，但絕大多數的船隻都能順利靠岸。而且，據說只要去到西西里島，就能從那裡神不知鬼不覺的溜進德國。阿瑪爾認為只要能去到德國，他絕對有機會申請到難民身分，就像許多敘利亞同胞那樣。現在妨礙他們追求美好未來的唯一阻礙是大海。

「搭船要多久？」阿瑪爾的妻子羅蘭達（Rolanda）問。阿瑪爾回答：「我也不清楚。」這是他們聚在一起的最後一晚。航行的時間或許五天，或許三星期。他聽到的偷渡版本形形色色、各式各樣。

羅蘭達抽著電子菸，一直抽到深夜。阿瑪爾的妻子身穿時髦的新式乳膠材質黑色緊身褲。家人陸續聚集到阿瑪爾身邊。五歲的小女兒窩在媽媽的懷裡吃東西，她故意撇過頭去不看阿瑪爾，因為她很生氣父親又要出遠門。她不知道這趟旅行其實危險至極。戴著牙套的二女兒十三歲，這天因為感冒而聲音沙啞，她說她不願意離開開羅。全家人只有她想繼續留在埃及。她說她的朋友都在這裡，她最喜歡的咖啡店也在這裡──如果去了德國就什麼都沒有了。相反的，大女兒在臉書上寫下「天堂──德國！我來了！」她一心想去德國唸大學，鎖定的目標是心理系。原本她央求父親這次偷渡就帶她同行，但父親不肯，因為她未滿十八歲。「不行，她得等到我抵達後才能過來。」阿瑪爾談到大女兒時說。他讓兩個女兒就讀國際學校，昂貴的學費就佔了家庭支出的一半。

阿瑪爾的岳母在女僕的攙扶下來到餐桌前。她要來參加阿瑪爾出發前全家人最後一次的聚餐。老太太同樣來自敘利亞的霍姆斯省，喝茶時她優雅的翹起小拇指。岳母認為偷渡太沒尊嚴，而且太危險，她略帶指責的說，這簡直是把全家人的未來都賭上，「如果你不幸罹難，死在海上，我女兒、你的妻子該怎麼辦？」女僕到廚房去幫阿瑪爾的妻子準備晚餐，她同樣不贊成偷渡，甚至難過的哭了。

餐桌上阿瑪爾的堂兄也在座，他同樣來自霍姆斯，是鑽石商人，不久之後他也要離開埃及，但他的目的地是──霍姆斯省。「我不擔心敘利亞政府。相反的，我來埃及已經半年多了卻一事無成，我甚至無法取得經商許可。」他想回敘利亞碰碰運氣，那裡的鑽石市場正生機蓬勃。鑽石乃內戰期間的最佳投資標的，小小一顆卻價值不斐，逃難時不容易被發現，又很好藏。

全家人一起吃飯，這是最後一次，但女人卻躲在廚房裡久久不肯出來。男人拚命的想表現出輕鬆，想談笑風聲，但終究還是找不到話題，只能低頭不語。

堂兄問：「最後你把店賣給了誰？」阿瑪爾說：「我的會計師。以原來四分之一的價錢賤價出售，但他答應會繼續僱用我剩下的那兩名員工。」堂兄說：「希望你的決定沒有錯。」阿瑪爾低頭不語。

今天他把所有該付的帳都給付了，把所有該收的帳也都收了。他離開之前，為了讓家人能安心渡日，已經為家人準備了半年的生活費。

那晚阿瑪爾睡得很不安穩，距離告別他原本的生活，僅剩最後的幾小時。他必須拋下一切，拋下自己的父親身分，不能再當一個凡事都用電話遙控的生意人。未來一個月他將踏上征途，他將只剩下一個身分：偷渡者。他的人生很可能得重新來過，從零開始。

一早道別，羅蘭達在門口緊緊的抱住他，淚流不止。「天啊，」她說，「我已經開始想念你了。」他用力的推開她，幾乎是粗魯的，因為他怕自己反悔。他加快腳步往門外走，頭也不回。他跟自己發過誓絕不會哭。他必須讓家人相信命運掌握在他的手中。之前他總是跟她們說：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照他們的計畫絕對萬無一失。大女兒幫他把行李提上車。他給了她一個擁抱，笑著對她說：「我的小美女，妳最勇敢、最堅強了！」女兒聞言落淚。雖然她一再告誡自己不能哭。他把車門關上，把車開出車庫，發現自己的手竟然在抖。

幸運的話，幾個月後阿瑪爾就能跟妻小再度團聚。但如果不順利，也許幾年內他們都見不到彼此。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最可怕的一種結果，那就是──永別。

海灘I

「快！跑快一點！」年輕人如雷的吼聲在我背後響起。與其說他是年輕人，還不如說他仍是半個孩子。「快！跑快點！」我邁開大步跟著大家沿著下坡跑，既搞不清楚狀況，也看不明白。天剛破曉，眼前一片朦朧，我跟在長長的人龍後面，沿著羊腸小徑一個勁的跑。我拚盡了全力，看著自己的腳一下子掠過泥土地，一下子掠過岩石，閃過地面的坑洞，翻過一堵斷垣殘壁，差點跌倒，趕緊跟上，繼續往前跑。「快點！他媽的，你們這群笨蛋！」這幾個年輕人一路押隊，把我們從小巴士上趕下來，此刻正是他們其中一人不斷地破口大罵。他們跑在我們身邊，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