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千萬里,我追尋著你
還很小的時候,我就跟隨祖母去教堂。祖母去的教堂,就是這本書裡將屢屢提到的溫州城西堂。教堂主殿有六根黑色的大圓柱,非常醒目。小時聽教堂裡的老人說,大柱子是從英國運來的。於是,幼小的我便好奇,是哪些英國人將這些高達十餘米的木頭不遠萬里運到小城溫州?
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那時祖母已去世十年。我在《溫州日報》做副刊編輯,因工作的關係獲知溫州市圖書館善本書庫裡有兩本外國傳教士撰寫的回憶錄。因是英文寫的,鮮有人知道書裡到底記錄了什麼。1999年底,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報社組織「百年溫州」專版,我與攝影記者專程去圖書館借出這兩本回憶錄,並翻拍了其中幾張照片。這兩書的作者就是蘇慧廉夫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蘇慧廉的名字。我當時想,是不是就是他,把六根黑色的圓柱運到溫州?
世紀之交,老城市、老照片風靡一時。在新千年的第一年,我與同年分配到報社的同事金丹霞有了合作撰寫《老溫州》的想法。老溫州就從傳教士寫起吧,我提出了這個想法。於是,我們一起去採訪老牧師及基督教歷史的研究者。那時溫州師範學院的莫法有教授剛在香港出版了《溫州基督教史》,在他家書房裡,他甚驚訝,怎麼還有來自黨報的年輕人,對這段諱莫如深的歷史表示興趣。當然,也就是在那天,我對蘇慧廉有了點粗淺的瞭解。
合作《老溫州》,我把自己定位在動動嘴皮子的策劃角色上,而要求金丹霞擔綱全部的寫作重任。她終於不堪重負,在僅寫出兩三節後便宣告這個「偉大」策劃的夭折。之後沒幾個月,我也離開報社,「下海」折騰去了。
商海洶湧,唯利是圖。但逢周日,還會被母親提醒去城西堂禮拜。坐在熟悉的聖殿裡,看見這幾根黑色的柱子,便會想起蘇慧廉,覺得我似乎可以做點什麼。
隨後的幾年,在忙碌的商餘,也斷斷續續收集些有關蘇慧廉的資料,不過,溫州歷史對他的記錄實在吝嗇。中間也曾慫恿剛退休賦閒的杭州姑媽,將這兩本回憶錄全文譯出。她對歷史有興趣,又有美國工作的經歷。但經幾天思考後,她終還是沒聽從我的「忽悠」。
2007年春的一個下午,太太開車,我們一起去溫哥華附近的衛星城烈治文(Richmond)吃飯。當時我們全家已移民加拿大,我也「主動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正在謀劃如何面對「退居二線」後的生活。
「我想寫蘇慧廉。」看著車窗外飛馳向後的大橋欄杆,我向太太吐露了醞釀已久的想法。沒想到,我這「不務正業」的想法馬上得到她的首肯。她說,你還有別人不具備的條件——吃飽了沒事幹。
這次我終於決定不再慫恿、「忽悠」別人了。
事非經過不知難,一開工我就知道難處了。首先是資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當的稀缺。我去過溫州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也走訪過從事地方史、教會史研究的人,所有當時溫州能找到的材料,連一篇蘇慧廉的簡歷都拼湊不全。我後來查Google,不論中文還是英文,也都只有短短的幾百字,大多還是重複溫州媒體抄來抄去的報導。而關於他離開溫州後的行蹤,更是付諸闕如。
但即便是這樣,我還是開始了。所幸家在UBC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簡稱UBC)附近,於是一頭扎進了該校圖書館。加拿大曾是英聯邦成員,該校圖書館英國文獻尤為宏富。報章雜誌、年鑒索引、公文檔案,應有盡有,並免費開放。西人的歷史向人民敞開。
除了UBC大學圖書館,我後來還去過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臺北胡適紀念館、臺灣大學圖書館等。北美哈佛、康乃爾、明尼蘇達等幾所名校的圖書館也調閱過資料。英國循道公會還授權我查閱目前存放在倫敦大學圖書館的教會檔案。我的英語屬「硬讀」(硬著頭皮讀)水平,但憑著當年考託福、雅思時訓練的閱讀能力,我吃力地在世界各地打撈被中國有意無意遺忘的歷史。當然,也是因著語言能力的局限,在原始材料的涉獵上,還留有很多遺憾。
除了圖書館、檔案館找資料,近年來我還走訪了蘇慧廉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城市。從溫州到太原,從上海到北京,從香港到澳門,從牛津到劍橋,英倫半島也去了兩趟。重返歷史現場,尋找歷史後人,這些尋蹤故事多已寫入書中,此不贅述。這本書的主線,雖是以傳主的生平展開,其實也是沿著尋訪的過程一路走來。我雖已離開媒體多年,但當年採訪寫作課時老師的教導仍記憶深刻——好文章是用腳寫成的。
2009年春,牛津尋訪蘇慧廉墓地歸來。抵滬還在倒時差時,朱學勤老師的電話把我從睡夢中叫醒。他邀我去他執教的上海大學與學生做個交流。「講座的題目你擬一個,我要做個廣告。」「那就叫《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吧。」在迷迷糊糊中,我隨口說出了這個題目。這是句歌詞,我們這代人都耳熟能詳。劉歡在《北京人在紐約》中,把它唱得盪氣迴腸:
千萬里我追尋著你,
可是你卻並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夢裡,
在夢裡你是我的唯一。
……
二
大學讀的是新聞,後來從商,至今沒有受過史學的基本訓練。因此寫作此書的的過程,也是我學習歷史並思考的過程。
其間補讀了一兩百本書,關注的重點是蘇慧廉的時代。他1861年(咸豐十一年)出生,正是中國結束與英法的敵對,以開放的姿態邁向「同治中興」的開始。隨後有洋務運動,為自強求富,中國邁開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良步伐。1882年,蘇慧廉抵達上海時,經過「改革開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躍居亞洲第一位。蘇慧廉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直至辛亥革命前離開。這三十年,無疑是一個集權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努力從傳統的大一統中擺脫出來並走向世俗化的時代。其間,江河滾滾,泥沙俱下。1898年,蘇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經意間親歷了標誌著改良結束的「百日維新」。他離開北京的那個早晨,火車莫名延誤,後來才知道是滿城搜捕康有為。隨後的中國,河潰魚爛,炸彈與改良開始賽跑,中國終於陷入革命的洪流。1935年蘇慧廉去世,那年中國的南方有遵義會議,北方有熱火朝天的「一二九」運動。
有史家將晚清這段歷程稱為中國第一波現代化,以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第二波現代化。我在閱讀寫作的過程中,強烈感受到這兩波現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們都是以改革開放為導向,並且均在七十年代開始中興,九十年代戛然而止。政治與經濟在其間交織往返,纏纏綿綿,歷史只能以一種混沌的姿態向前寸進。當然,這不是我的發現,我僅是感慨於這一發現,並試著想借蘇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國一個世紀的歌哭,並期待蘇慧廉及他的時代成為我們今人回首百年時一個可資分析和詠歎的角度。當然,我更希望,讀者在閱讀時能感受到,我將這一對象置於宏觀背景中進行思考的努力,儘管它可能是一個雄心和能力失衡的產物。
2011年夏回家鄉採訪蘇慧廉養女的後人方保羅先生,當時溫州正經歷震驚中外的「7.23」動車追尾事件。去方先生位於溫州西郊的老人公寓的途中,會經過追尾事故的現場。在冷冷的夜裡,面對車窗外的漆黑與眾矢蝟集的鐵軌,我不能不想起辛亥年的保路浪潮及蘇慧廉在中國經歷過的歷次動盪。
前轍依然,故吾猶是。
三
還要說明一點的是,在本書的寫作中,我有意將與溫州歷史相關的細節做了繁瑣的記錄,哪怕有些與傳主不是直接關聯。個中的原因也許僅因溫州是我的家鄉。我從故鄉來,知道這些細節,對至今還模糊不清的溫州近代史、尤其是溫州基督教史有著一定的價值。
有好友在閱讀本書初稿時,認為書中引用原文過多,擔心因此影響可讀性。其實,這是我的故意為之。中國的歷史,離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會發現與教科書裡講的大不一樣。在這個缺乏信任的時代,我只能儘量用這些來自第一手,並用第一人稱記錄的材料,提醒讀者,這才是當事人眼中實實在在的歷史細節與角度。
自知這本書離標準的學術性傳記還有很遠的距離,但我在追尋、整理歷史時,努力遵守學術規範。為此,我在書中添加了千餘條注釋。蘇慧廉的老師理雅各在翻譯中國的「四書五經」時,曾就冗長的注解做過說明:「可能一百個讀者當中,九十九個會對長長的評論性的注釋絲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個讀者將產生出來,他會發現這些所謂長長的注釋其實一點也不長。就只為了這第一百個讀者,我也應該將這些注釋寫出來。」我也期待拙書的「第一百個讀者」,能沿著這些雖粗糙但頗費力搭建的路標,走向更遠方。
還有幾點說明,羅列如下:
本書中提到的外國人,如有通用的慣譯姓名或其本人認可的漢名,即按約定俗成原則處理。暫不可考者依商務版《英語姓名譯名手冊》音譯。外方機構、西文專有名稱、特殊稱謂也照此例處理。除常用地名外,所有外國名稱第一次出現時或加注釋,或用括弧標出原文。
本書中提到的西文作品,一般按照先中文譯名後西文書名的順序排列,少數作品原已有中文譯名,則遵從原著。
當時用西文記錄的中國地名、人名、機構名稱,筆者已盡力加以考釋還原,個別無法定奪者,暫用音譯,或保留原文。
書中用英文寫就的注釋,表明材料直接來自西文。
書中引用的西文文獻,若已有通行的中文譯本,則儘量採用。蘇慧廉回憶錄、李提摩太傳記等有多種譯本的,比較後選擇使用。當然,個別處我認為筆者自己的翻譯,可能更能反映作者的原意。
書中引用的中文文獻,若底本中有脫、衍、訛、倒之處,除個別明顯並影響文意者稍作改動外,皆一仍其舊,以示尊重原著。少數幾處辨識不清的,則以□代替,並期方家指教。
為豐富史料,增加可讀性,本書也引用了不少的圖片。圖片未注明出處者,均由筆者拍攝。
寫這篇序言時,回想起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圖書館查閱循道公會檔案的時光。很多個下午,到了三四點時,我會走出位於地下的善本書室,去街面透透氣。端杯咖啡,獨自站在轉角的人行道上 。早春的氣候有點濕冷,街道雜蕪,老英國正是夕暉晚照時分。看大紅色的雙層巴士在樹影間叮咚過往,我會突然想起小時坐在城西教堂裡的情景,歷經苦難的祖母在禱告,我則偷偷睜開眼睛,好奇地打量那六根據說來自英國的黑色柱子。
沈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