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左右吉

中譯本導讀
凡例
前言
緒言

第一篇　　世間流傳的孔子言談
第一章　與論語無關的孔子言談
一　西漢時代書籍之所見
二　先秦時代書籍之所見
三　孔子相關故事裡的孔子言談
第二章　與論語相關的孔子言談
一　西漢書籍之所見
附錄　《禮記》〈坊記〉、〈表記〉、〈緇衣〉、〈中庸〉四篇的成立年代
二　西漢書籍所載孔子相關故事裡的孔子言談
三　先秦時代書籍之所見
 
第二篇　　《論語》及孔子言論之傳承
第一章　西漢時代的《論語》傳承
第二章　在孟子時代以前孔子言論之傳承
 
第三篇　　《論語》的型態及內容
第一章　《論語》的型態
第二章　《論語》的內容
第三章　各篇的成立與構成
 
第四篇　　《論語》成書的經緯
第一章　在《論語》文本裡，較孟子時代為後的要素
第二章　在《論語》文本裡，較孟子時代以前的要
第三章　從《論語》的型態來看
第四章　《論語》成立的過程與其書之性質
 
第五篇　　《論語》與儒家之學
第一章　孔子思想與儒家之學
一　孔子思想
二　孔子思想與孟子學說
三　孔子思想與荀子學說
四　孔子思想與漢儒之學
五　孔子思想與儒學的普遍傾向
六　儒學在古代中國思想中的地位
七　中國人的生活與儒學
第二章　《論語》在儒學中的地位
 
結語　　《論語》的研究方法及態度
 
編輯後記
附錄一　　原著中引用津田左右吉著作書目
附錄二　　津田左右吉年表
附錄三　　《津田左右吉全集》目錄
附錄四　　津田左右吉研究相關書目

中譯本導讀（節錄）

　　《論語與孔子思想》（《論語と孔子の思想》）為日本近代思想史學者津田左右吉（一八七三─一九六一）之代表著作之一，自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開始執筆，於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十二月完稿，由日本岩波書店出版，津田氏歿後收錄於《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四卷（東京都：岩波書店，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此中譯本是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四卷再刊本第十四回配本（東京都：岩波書店，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為底本。全書內容囊括了前言、緒言、結語與五大篇章，分別為：

　　第一篇　　世間流傳的孔子言談
　　第二篇　　《論語》及孔子言論之傳承
　　第三篇　　《論語》的型態與內容
　　第四篇　　《論語》成書的經緯
　　第五篇　　《論語》與儒家之學
　　結語　　《論語》的研究方法及態度

　　津田左右吉身為歷史學暨思想史學家，對於日本與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等領域多所鑽研，著述豐碩。而在研究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之際，一如本書「緒言」冒頭所述，津田開宗明義表示欲通曉儒家思想，必先明白孔子思想，而要明白孔子思想，必得好好研讀《論語》。此乃本書執筆的契機。然在研究考察《論語》一書的過程中，津田發現《論語》所記載的孔子言論有諸多不一致與矛盾之處，似非出自孔子所言，後人假借孔子之名偽作或新創的情況不少，於是其以原典批評的實證方法，透過《論語》文本與其前後時代諸多史料典籍的相互對照比較，試釐清《論語》和孔子思想、言論的關係，《論語》一書成立的原委，並更進一步地探討儒學形成的脈絡，以及孔子思想在這樣的儒學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津田認為過去學者們沒有注意到文本中孔子言論的捏造、錯植和改寫等問題，是研究上極大的致命傷。而在此書中，津田從最根本的問題著手，將《論語》中有哪些章句確定是孔子所言，又有哪些不是孔子所說，而非孔子所言者是在何時、又為何會被視作孔言等問題，都做了詳盡的查證與精闢的分析。其一路抽絲剝繭，先確立孔子言論，進而對孔子思想的內涵加以評析，闡述《論語》與孔子思想是如何被儒家承襲、變改、甚而運用操作等問題。此書在《論語》與孔子思想關係的釐清上，特別是先秦至西漢時期孔子言論竄作改寫過程的解明等，都對現今儒學研究有實質上的助益。

　　以下先概述津田左右吉生平與其畢生研究成果，再簡介《論語與孔子思想》各篇內容，進而檢討《論語與孔子思想》一書在當代思想史中的座標位置。
 
　　一、津田左右吉其人與學

　　津田左右吉生於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十月三日，岐阜縣加茂郡栃井村（現美濃加茂市下米田町）舊士族之家，歿於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十二月四日，享年八十八歲。津田家原為尾張德川家家臣仕醫，屬下級武士，明治維新後歸農，其父津田藤馬漢學素養豐厚，在文明義校（後改為文明學校）擔任教職，左右吉四歲起即在父親的教導下背誦漢詩文。後進入地方上的文明小學校就讀，直接受教於隸屬名古屋山崎派的漢學後代——森好齋先生，接著進入名古屋的私塾、私立中學學習。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政治學科，是年認識京都大學校長沢柳政太郎教授，借居其寓所，並在沢柳教授介紹下師事東洋史學家白鳥庫吉先生。青年時代津田左右吉曾任富山縣東本願寺別院附屬教校、群馬縣立中學校、千葉縣立中學校等校教員，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則赴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在白鳥庫吉主導的滿鮮歷史調查室擔任地理歷史調查員，正式邁入研究生涯。

　　自任滿鮮調查員開始，津田除了考察朝鮮的歷史地理，亦開始關注日本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過程的相關問題，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出版了第一本研究專書《神代史的新研究》（《神代史の新しい研究》），開啟了津田長年的學術著述生涯。其後數年間陸續刊行了日本思想史上的名著《文學中所展現國民思想之研究》（《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共四冊（一九一六─一九二一），並繼神代史之後著手進行古代史的研究，於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完成《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新研究》（《古事記及び日本書紀の新研究》）（洛陽堂）一書。此書刊行前一年，即大正七年（一九一八）津田就任早稻田大學講師，至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因筆禍事件退職為止，專授東洋哲學課程，同時其思想史研究範疇也擴展至古代中國。戰後發表了數篇有關中國儒教的論文，相繼出版了《道家思想及其展開》（《道家の思想とその展開》）（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左傳的思想史研究》（《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昭和十年﹝一九三五﹞）等探討古代中國思想的專著。同時，津田亦重新修訂舊作，自一九二四年開始陸續再版了《神代史研究》（《神代史の研究》）《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研究》（《古事記及日本書紀の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社會與思想》（《上代日本の社会及び思想》）等日本上代史研究四部作，後因被控著作內容冒瀆皇室尊嚴而遭禁售，並與出版社岩波書店社長岩波茂雄先生一併被起訴。判決結果在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五月出爐，確定其因《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研究》一書判刑三個月（緩刑兩年）。津田不服判決，向東京高等法院提交「上申書」，卻因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戰況激烈，日本國內情勢混亂，以致訴訟程序未有所進展時效即過，於是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確定原有罪判決是為無效。然此時津田早已被迫辭去教職，由友人引介疏散移居至岩手縣平泉。戰後，其學問與研究業績再度廣受世人肯定，一九四六年當選為早稻田大學第一任公開選任的校長，津田卻堅持辭退。一九四九年則獲頒文化勳章。儘管津田聲望與地位日與俱增，他卻甚少公開露面，鎮日埋首重補修訂舊作直到晚年。

　　二次大戰期間津田左右吉曾因論著內容涉及對皇室不敬而被起訴，戰後卻又獲天皇授予文化勳章，其一生起伏跌宕，對學問研究的熱情卻始終不減。津田的論著在其歿後由岩波書店出版了《津田左右吉全集》全三十三卷（一九三六─一九六六），二十年後再版（一九八六─一九八九）時並追加補遺兩卷，收錄了新收集的書簡資料等。以規模來說，津田左右吉的著作遠勝於東京大學教授《白鳥庫吉全集》（全十卷）、《內藤湖南全集》（全十四卷）、也超越了《吉川幸次郎全集》（決定版、全二十七卷），其研究能量旺盛，在近代東亞人文學界中堪稱第一。

　　雖然津田沒有受過歷史學研究的正規專業訓練，但其畢生皆投注在思想史的鑽研與著述，研究成果豐碩，影響後世甚深，當時甚至以「津田史學」一詞來囊括津田的學問，由此可見其學問獨樹一格。一般認為，所謂「津田史學」的基礎精神與研究方法，乃師承恩師白鳥庫吉先生，於滿鮮任調查員時期所培養出來的。而「津田史學」的內涵大致可分成兩個面向，一是以日本古代文獻《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為主的日本上代史研究，又稱為「記紀研究」，一是中國古代儒家、道家思想研究。這兩個研究領域看似無關，在「津田史學」中其實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的。津田為了釐清日本文化原貌，進一步闡釋自身對日本「國民國家」中所謂「國民」特性養成之理念，突顯日本國民國家的日本文化形象，其所採取的作法是重新考察日本古代「記紀」內涵，試圖將日本文化從漢文化圈中切割、獨立出來，而這便是津田開始研究中國思想的起點。換句話說，津田之所以會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甚至著手研究中國古代思想，追根究源其實是為了凸顯日本文化特質，確立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不同，進而建立近代國民國家的概念，在此理念下所衍生出來的產物。

　　津田的「記紀研究」並非將《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當作神話故事來閱讀，而是將其視為文獻史料、加以批判，透過詳細的檢討與縝密分析後，深入探討該書作者的執筆動機與意圖。津田提出天皇乃萬世一系的概念不過是「那個時代人們所構想出來的故事」，這些神話故事雖不是真實的歷史事實，卻也反映了編造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思想，深具思想史料價值。津田「記紀研究」的出發點在建立一種近代國民所應當有的天皇觀與國家觀，試圖剔除天皇制所隱含的非合理主義要素，將天皇從過去神秘主義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並無意否定天皇存在的價值及其對於日本國民的意義。此研究結果不僅對日本史、日本思想史學界帶來極大震撼，津田援引出自近代科學理念的「史料批判」研究手法，也為當代古代史研究帶來了劃時代的進展，奠定了現今日本歷史學與人文研究的基石。

　　津田在「記紀研究」中所採用的「史料批判」方法，也發揮在考察中國儒道思想內涵上。津田在《論語與孔子思想》一書（五○五─五一三頁）中曾表明其研究中國思想方法是先進行「文本批判」（原典批判）——透過與各種異本的相互對照、比較等工作來校訂文本，確立「正確的文本」（指還沒有變化成各種形態流傳或產生錯誤的記載前，最原始狀態的文本而言），再以此為基礎進行其所謂的「高等批判」，也就是分析文本內容、探討典籍的編纂目的、創作過程等問題。奠基於「史料批判」「文本批判」的「高等批判」研究方法，亦即以文獻史料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可說是支撐「津田史學」成立的重要基石。直傳弟子栗田直躬曾在津田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演講〈津田先生の学問の意味〉（收錄於《東洋の思想と宗教》一一卷一九九四年六月）中談到，津田先生的學問是以資料為主體的實證研究，與近代科學的思考模式相近，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有二，其一是採「歷史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從時間（縱）與空間（橫）這兩個面向來綜觀歷史與文化的課題。另一個特色是，津田的思想研究並不只是歷史知識的堆積，其背後富含了神話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養，有助於古典文獻的考察與多元理解。

　　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研究》（《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都：岩波書店，一九七二年）一書也將津田的學問內涵作了極深入而精緻的分析考察，認為津田受明治時期啟蒙思想影響甚深，其學問的立足點是來自十八世紀西歐重視實證理論的科學研究方法。雖然津田的「原典批判」是極為細膩的一種文獻考察方法，但早川万年先生也在〈津田左右吉的「史料批判」〉（〈津田左右吉の「史料批判」について〉）（《季刊日本思想史》近代の歷史思想特集六七號，東京都：PERIKANSHA Publishing Inc.，二○○五年六月）一文中指出，津田原則上是站在「思想發展」的角度來考察文獻的，換句話說，津田的古典研究是將文獻放在「思想發展史」上所做的評判，這種「俯瞰性的歷史批評」是「津田史學」的一大特徵，而無論是考察中國或日本思想的研究，其主軸皆歸於前述「國民」概念的建立。有別於以年代來劃分文學作品的一般作法，津田在其著書《文學中所展現國民思想之研究》中是以貴族時代、武士時代、平民時代來取代古代、中世、近世等時代區分，試圖將古典文學放在「思想發展史」這個具普遍性的基準上來分析個別的作品。早川万年認為津田原即無意致力解讀古典文獻本身，其是以「國民」思想的發展為大前提，來評判典籍在思想發展史中的所占位置而已。津田的「記紀研究」著重的是在國民文化發展過程中，上代人的思想與記紀的關係；津田的論語研究（即《論語與孔子思想》一書）並非致力於解讀《論語》本身，而是在考察孔子其人與《論語》這本編纂書的關係為何，以此探討《論語》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位置。因此，「津田史學」的實質內涵不可否認自有其侷限。

　　「津田史學」的侷限性亦與其歷史認知有關。津田研究的根本軸心是其個人對日本國民文化及思想發展「歷史」的絕對信心，以此作為史料批判的基礎，因此其考察結果多難以擺脫主觀認定之弊，無法真正地視史料典籍為「客觀對象」。這樣的歷史認知也如實反映在津田的中國思想研究中。中國學者劉萍在〈異色的道家觀－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批判研究〉（《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言語文學篇，第23號，二○○三年）一文即明白指出，津田立足於文本的「原典批判」，乃於文獻的精密分析裡闡述批判主義的文化理念，而在這批判主義背後支撐的，不乏明治維新以來至近代日本知識份子胸中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情懷。無論對日本的記紀文化，或對中國儒道思想，津田都試圖以近代科學的目光加以重新審視，力求做出超越近代日本國學家及漢學家們的闡釋。然而，其汲汲以求的，是要建立一個獨屬於日本民族自身的日本文化形象。在這個過程中，津田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在具有理性價值的背後，卻往往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的深度冷漠與蔑視。

　　一般認為津田是以西洋文化（其謂之「世界文化」）為尺度來審視中國，視中國文化為停滯不前的文化；另一方面則透過將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兩者的區別和分割，闡明突顯日本文化的獨特性，是以津田的中國學實質上不免帶有輕蔑的味道。不過，溝口雄三則在〈津田的中國學與今後的中國學〉（〈津田シナ学とこれからの中国学〉）《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九年）一文中指出，津田真正關心的是如何將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區隔開來，其儒教研究也是由此問題意識而生，因此在津田眼中，儒教始終是中國的儒教，其儒教研究旨在闡明儒教裡所反映的中國特性，可說是徹頭徹尾的中國儒教學。溝口雄三認為津田的中國學不僅止於事象羅列、表層皮相上的比較而已，且深入至原理性問題的發掘，而其所發掘出的原理性問題正當與否，不應與蔑視中國的價值判斷混為一談。長久以來，學者往往以津田自身名言——「被世界文化遺棄」的中國這種說法來概述津田的中國學，將其中國研究與中國蔑視、或忽視中國的獨特性等負面評價畫上等號，然而這些批判實與當代社會世相的「要求」、「制約」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以今後應該要有意識地脫却所處時代社會的制約，重新回到原理本身、原理的普遍性問題，再次審視津田的中國學。

　　一如溝上瑛在其文〈津田左右吉〉《東洋學的系譜》（《東洋学の系譜》)（東京都：大修館書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提及，即便津田的研究與著作是應用西洋的史料批判方法，以日本的尊皇思想為基礎所建構出來的，但我們並不應就此輕易斷定他對中國或朝鮮有著民族歧視，若忽略了那超越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感，將會看錯津田的真正樣貌。《津田左右吉全集》補卷所收的大多數書信，可窺見其與朝鮮人門生深厚的信賴關係，這些將有助於修正過去一般對津田其人與學的看法。

　　無論是日本的「記紀研究」或中國古典批判，「津田史學」的主體是透過文獻史料的校勘與再認識，探討從這些史料中有跡可尋的「思想」。津田的研究主要是透過文獻史料來考察思想或歷史的演變過程，而其關注的更是隱藏在文字後面的個人或團體與現實生活的連結問題，因為文學、思想或哲學與生活本是密不可分的。津田思想史的意義在於津田並不單純地將思想視為與生活同體，而是肯定思想乃奠基於生活的同時也反省生活本身，是為一種表象，必須有意識地去追求。津田史學也因此獨樹一格，與過去的思想史研究有著一線之隔。

前言

　　《論語》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記載著所謂的孔子言談，而此書是如何形成的呢？自古以來，學者們就這一點進行了諸多論述；到了近年，隨著對此問題的深究，大家也漸漸開始思考，在這本書所記載的孔子言談中，不乏讓人懷疑是否確為孔子所言的可疑記事。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但為了了解儒教的歷史，也為了究明被儒教尊為宗師的孔子之思想，此一問題極其重要，必須盡可能地去了解、釐清。筆者也將此視之為是與中國思想史相關的諸多問題點之一，從很久以前開始，一有機會便思索、考察此一問題，因此現今彙整個人研究，書寫成冊。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春，在東洋文庫所舉辦的東洋學講座上，筆者曾以「論語形成的過程」為題演講，此乃執筆的契機。

　　筆者企圖探究的根本問題是孔子的思想為何？孔子教導弟子們何事？以及孔子思想如何被後世的儒家之學所承襲、如何被改變？換句話說，就是孔子的思想於儒家思想發展史上是如何運作、發揮作用的這個問題。而在思考這些問題之際，《論語》中記載是為孔言的章句是否果真能夠照單全收、全盤相信，筆者則持保留、疑慮的態度，並以為其中尚有假借孔子之名來闡述後世儒家思想的記事，因此，這些記載自然便成了問題。而在探討這個課題時，「《論語》是如何形成的」問題，也就隨之產生。所以《論語》形成的過程，對筆者而言，其實是衍生出來的課題。因此，本書不僅是處理《論語》作為一本書籍的相關問題，同時，還要考察《論語》包含了怎樣的思想？其與孔子思想的關係為何？到底為何又能夠由其得知孔子的思想？而這思想又是什麼呢？這種孔子思想與孔子以後的儒家思想之間又有著什麼樣的關係？等等問題。本書第五篇便是為此而寫的，一言蔽之，第五篇就是追溯考察從孔子至西漢時代儒家思想發展的過程、脈絡。就孔子的思想而言，因為時勢變遷與思想的普遍發展，孔子思想並未照原貌傳於世間；就之後的儒家而言，他們一邊祖述孔子思想，一邊不斷地添加新的色彩於其上，使其轉化成新的形態，因而促使了以孔子為宗師的儒家在思想上的發展。即便是在《論語》中，在某種程度上多少也反映出這樣的情況，這一點可藉由分析《論語》的內容而得知。

　　關於古代儒教發展的樣態，筆者已於二十年餘前的舊作〈儒教成立史的一側面〉（〈儒教成立史の一側面〉）《史學雜誌》三十六卷六、九、一一號（後收錄於《儒教的研究》﹝《儒教の研究》﹞一書），提出儒教的發達主要乃出於時勢變遷和儒者態度所致。現今看來，這篇文章裡有許多非訂正不可之處，而其中論及《論語》的諸點，則自然由本書來加以更正。不過，大致說來，筆者以為該篇文章中的論述並無太大錯誤，因此，待適當時機到來後，會再將前引文章和其他考察中國思想的諸篇論文一併以類似論文集的形式編撰後成書，發行於世。

　　筆者從以前便努力盡可能地少用中國的文字，所以在本書執筆時亦是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但因為這樣的寫法還不夠成熟，多少不免存有使用中國文字和不使用中國文字的情況並行、不協調的情形發生。另外，筆者以為凡是日本的專有名詞應全都以假名書寫，是以本書亦如是行之。

　　在學術性書籍出版時機不佳、條件甚繁的今日，本書能公諸於世，多虧岩波書店的好意。然而，書店負責人岩波茂雄先生卻在筆者閱畢初次校稿之際，出乎意料地溘然與世長辭。長久以來，筆者與岩波先生不僅只是出版者和作者之間的關係，吾等友情深厚甚為親近，筆者心中悲痛筆墨難盡，而想到在日本文化事業上沒有比這更令人惋惜的事，更是痛心。雖然場合似乎不太適宜，請容許筆者在此特別誌記這件事以表達哀悼之意。另外，感謝該出版社的粟田賢三（アワタケンゾウ）先生與布川角左衛門（ヌノカハカクザエモン）先生兩位，在本書的出版上給了筆者許多照顧；西島（ニシジマクスヲ）先生受筆者拜託接下了校稿的工作；以及岡本（オカモトサムロウ）先生和松嶋（マツシマエイイチ）先生兩位友人的大力相助之下，書末得以加上索引。對以上諸位的協助，致上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