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瑪斯．索爾

名人推薦：王 丹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王文靜 商周集團執行長

周偉航 人渣文本

陳豐偉 醫師作家

管中祥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副教授

羅文嘉 水牛書店社長

◆立論嚴謹，非常非常有可信度，充滿了令人驚奇的案例與統計。說理之清晰，內容之權威，令人稱羨。《經濟學人》雜誌

◆作者的見解，尤其對左翼的知識份子會造成嚴重的衝擊。華盛頓郵報

◆任何想要從事務實說理的人，都應該看這本書。它是一本手冊，說明了常識與實證的事實，將勝過智識的傲慢與修辭的操弄。...

第一章 智力與知識份子

★聰明才智（intelligence）是指學習事物的快慢與否，能力（ability）則指是否具備智慧來應用所學得的事物，兩者並不相同。——哲學家阿佛列德．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智力（intellect）和智慧（wisdom）是兩碼事，所以某人可能「智力過人」卻「缺乏智慧」，例如十九世紀的作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便曾說經濟學家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妻子兼知己哈莉葉‧泰勒（Harriet Taylor）就是這種情況。智力即腦力，也就是掌握與操控複雜思維及觀點的能力。腦力可能會被用來處理偏差的觀點，因而衍生出謬誤的結論，並且引發不智的舉動。其中牽涉各式各樣的原因，多到就連聰明絕頂的智者們所提出的各種理論，也無法合理解釋。

一個人再怎麼聰明，甚至天賦異稟，都無法保證自己的思緒能面面俱到、正確無誤。馬克思就是一個出錯的經典範例。他的名著《資本論》立論宏偉、內容睿智，但是在出發點就已經偏差了。他認為：「勞動」這種耗費體力、利用材料和工具以事生產的過程，才是財富的源頭。如果馬克思的邏輯正確，那麼勞力密集但是科技不興的國家，發展程度應該會比科技發達且不重勞力的國家更為蓬勃。事實顯然正好相反。

勞爾斯洋洋灑灑的神作《正義論》也差不多。這本書指出：正義比其他任何一切社會準則更重要。然而，就算任何事物都能夠以價值來衡量，某種特定事物的價值不見得一定能勝過另外一種。例如，雖然一顆鑽石的價值遠高於一枚銅板，但只要銅板數量夠多，總價值就足以勝過一顆鑽石。

■何謂知識份子■

我們必須定義何謂「知識份子」。這裡所說的知識份子，指的是職業類別，也就是說，這些人的「專業」，是「提出觀點」，例如作家、學者等 。腦神經外科醫師或工程師，雖然他們的工作需具備專業素養並且會耗費大量心神，可是一般來說他們並不會被定義為知識份子。同樣的，就算是最高明且最成功就的財務專業人士，也鮮少被認定為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最核心的定義，是他們「產出某種觀點，並且加以宣揚」，而不是去落實他們提出的觀點。將自身的觀點加以落實之人，例如工程師，會將繁複的科學原理加以應用，製造成各種實體的結構或零件。至於「政策專家」所做的事，或許可被視為「社會工程」，只不過，政策專家雖然推動政策，卻很少親自執行。真正的執行者，往往是公務員、政府官員、社工、警察及其他負責落實政策之人。政策專家的工作，或許可被稱為「應用社會科學」，但是探究其本質，其實就只是針對一般性的觀點提出更具體的觀點，然後交由他人實行。「觀點」是知識份子的最終產品。

說到「產品」，醫學家強納斯‧沙克（Jonas Salk）的產品是小兒麻痺疫苗，比爾‧蓋茲則產出電腦作業系統。即便這些人有頭腦、有洞見、有才華，而且對人類貢獻良多，都不能算是知識份子，因為知識份子的任務始於觀點，終於觀點，不論這些觀點經他人之手執行後會對具體事物產生什麼影響。比方說，《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從未創業，馬克思也從未指揮過「古拉格」（蘇聯勞動改造營總管理局），但是這兩位都是知識份子。「觀點」不僅是知識份子存在的意義，也是衡量其成就高低的標準，對知識份子而言，更是吸引他們從事這份工作的魅力所在。

典型的學術界知識份子，主要活躍於以觀點掛帥的領域中。我們談到這些人的時候，往往不會將他們和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或是體育系所聯想在一起，而且在校園裡面，一般學術界知識份子所擁有的意識型態與立場，也比較少在商學院、工學院等科系裡面見到。就政治立場來說，社會系所的學者通常比醫學系所的學者傾向左派，心理系所的學者則比工程系所的學者左傾，英語系所的學者也會比經濟系所的學者有偏左的傾向。

在知識份子這個領域中，有些資質或學養較差的人會被稱為「偽知識份子」。但是，這就好比一名爛警察，不管再怎麼爛，他還是警察，就算我們再怎麼不滿，也改變不了他是警察的事實。因此，就算某位知識份子的見識淺薄、腦筋糊塗或不誠實，他的身分依舊和這行業裡的佼佼者一樣，都是知識份子的一員。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知識份子」這個名詞，所代表的並不是衡量優劣的標籤，也不是象徵尊榮的頭銜，而只是某種行業。釐清這一點之後，我們再來了解知識份子這一行的特色，以及他們的行為有哪些動機與約束，才能看出那些特色如何形塑知識份子的行為。更重要的是，進而探究知識份子的行為帶給社會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知識份子或是一群知識份子，並非因為身為「公眾知識份子」才具有影響力。所謂「公眾知識份子」，指的是「注重群眾議題的知識份子」。另一類的知識份子則截然不同，他們關注的對象是其他知識份子專精的領域，或是其他知識份子本身。馬克思和佛洛依德的著作皆於十九世紀完成，並且影響二十世紀甚鉅，一般大眾不太閱讀他們的作品，更遑論了解他們的見解。但是全世界有一大批知識份子卻在讀了他們在書中的結論後獲得啟發（是他們書中的「結論」啟發了其他人，並非他們做出結論前的精細闡釋與分析），一般大眾也才透過這群知識份子，知道馬克斯和佛洛依德的見解。由於馬克思和佛洛伊德的著作聲名顯赫，那些知識份子即使未能讀懂箇中精義（而且也不打算讀懂），卻能拜書所賜，不僅讓自己的地位水漲船高，信心也跟著大增。

有些知識份子的名號不為大眾所知，但也能對世界造成巨大的影響。例如英國的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在知識份子圈掀起二次革命，傅利曼和美國媒體人巴克里（William F. Buckley）等人也旋即加入同一陣線。最後，隨著（一九八０年代前後）柴契爾夫人與雷根總統在英、美分別掌權，讓這波改革攀上高峰。但其實許多知識份子根本沒讀過、也不知道這本書。然而，這本書影響了全世界許多公眾知識份子和政運人士，他們將海耶克的觀點形成更龐大的論述，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兼思想家賀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表示：有些思想家在逝世後會被人淡忘，但是百年之後，不認識他的人卻會遵循他提出的觀點。海耶克正是經典的範例。

■知識界

圍繞在專門產製觀點之知識份子的身邊還有一群人，負責執行並傳遞知識份子的觀點。這群人包括老師、記者、幕僚、社運人士、法官助理，以及其他以行動或信念實踐知識份子觀點的族群。撰寫社論與專欄的記者，不僅是知識份子觀點的消費者，同時也是自身觀點的生產者。由於在知識份子的定義中，觀點不一定要具有原創性，只要最終產品是觀點即可，因此這一類的記者也可算是知識份子。至於純粹負責跑新聞的記者，他們的工作是報導事實，如果這類記者報導新聞時刻意依循知識份子的主流觀點，以偏頗的角度篩選資訊，他們就屬於圍繞在知識份子身邊的族群，也算是知識界的一分子。知識界的成員除了知識份子之外，還包括前述的這些族群。另外還有一群人，儘管他們工作時用不到知識份子的觀點，但是為了增加社交話題等的理由，他們還是時時留意這些觀點。如果有人把他們當成知識界的一員，他們就覺得備受禮遇。

■觀點和責任■

綜觀普天之下的知識份子，不論是有名氣的或是乏人知曉的，都有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認真探究知識份子的言行，歸納出他們共通的型態，並整理出影響其言行的動機或約束力。

「觀點」並非知識份子獨有的產物，而且也不能從一個人提出的觀點是否艱澀複雜來斷定此人是否就是知識份子。工程師與財務專家的觀點，不見得比社會學家或英國文學教授的觀點簡單，但每當大家討論「知識份子」時，大家首先聯想到的還是社會學家或文學教授。除此之外，知識份子慣有的態度、信念和行為模式，也比較常顯現在教授和學者身上。

■可驗證性■

一般人在評量工程師和財務專家的績效時，使用的是「外部標準」；至於工程師或財務專家自己的觀點，以及他們同儕的意見，都不會影響「外部標準」評量他們的結果。工程師興建的橋樑或大樓如果坍塌了、財務專家的理財規劃如果搞得自己破產，他們的專業聲望就毀了。對工程師或財務專家來說，不論同儕認為他們的觀點多麼傑出，最後產出的成果才是真正的關鍵。但是對於解構主義的學者來說，提出觀點的良莠，卻必須由其他的解構主義學者來認定，由同儕檢視其觀點是否有趣、原創、具說服力且精細縝密，而非由外部標準加以評斷。

綜上所述，在各種需要勞費心神的工作中，有些領域的從業人員會被認定為知識份子，有些則不會。判定的準則，在於衡量其「觀點」的標準是內部標準亦或外部標準。知識份子在評論觀點時，並不是以實證方式來決定優劣。關於這一點，只要觀察他們批評時的用語，即可略窺一二：凡是「錯綜複雜」、「令人振奮」、「風格創新」、「細緻精巧」、「革新先進」的觀點，必定受到知識份子的推崇。反之，「過於簡化」、「老套過時」或「墨守成規」的觀點，則會遭到鄙棄。

然而，大家在評論史上最成功的美式足球教練蘭巴迪時，並不會從「先行驗證」的角度出發，意即大家不會在開始運動前就評估可行性，而且也沒有人會以指令的複雜程度做為評論的標準，拿蘭巴迪和其他教練相比，看看哪一位教練的觀點比較艱澀。更沒有人會以「創新」和「老套」當成衡量標準。蘭巴迪教練的觀點，必須等到運動員在球場上採行之後，再根據賽事結果判斷其優劣。再以物理學為例，雖然物理學和美式足球的性質相差十萬八千里，驗證觀點的方式卻差不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所以廣受支持，並不是基於他的論點有沒有說服力或夠不夠優雅，也不是基於內容的複雜度或新鮮感。相對論經由實驗加以驗證，才成為值得支持的理論。

純粹內部標準的最大問題──以及內部標準對社會造成的最大危害──在於，內部標準很容易忽略外在現實世界的意見，只以內部的意見來驗證觀點的好壞。換句話說，某個觀點是否可行，取決於觀者自身的信念。假如對於某人的評價，來自於一種單一的外部標準──其他人自身的信念；那麼這些「其他人」是誰，就會決定評價的內容。如果這些「其他人」是一群想法相同的人，那麼他們就會依據自己已經具有的信念，針對某個新概念做出評價，至於這個新概念在外在世界是否經得起實證考驗，這些人並不在乎。

有些觀點因為來源或驗證方式等原因，而造成了它們與外在世界隔絕，彼此沒有交流。即便如此，這些觀點仍有機會影響外在的世界，撼動成千上萬人的生活──例如列寧、希特勒和毛澤東所提出的觀點，不僅反對派覺得異想天開，就連與這些獨裁領袖氣味相投的支持者和下屬都覺得天馬行空。然而他們的觀點卻影響了無數人的生活，甚至奪去許多人的性命。

觀點足以影響現實世界，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反過來可就不一定說得通。雖然有人喜歡主張，現實世界中的重大事件，會造成觀點的巨大轉變，可是這種說法要成立，恐怕沒那麼簡單。正如已故的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史堤格勒 （George J. Stigler）曾說過：「一場戰爭很可能會毀掉整個大陸，奪走無數性命，卻對於理論發展毫無助益。」許多世紀以來，戰爭確實會造成上述後果，而且由於相同的現象一再重演，因此不需要發展新的理論來加以解釋。

以凱因斯的經濟學理論為例，有人認為這套理論只適用於提出時的環境背景，也就是一九三０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然而，其他享有盛名的知識份子卻很少遭受類似的質疑。牛頓提出「萬有引力」定律之後，往下墜落的物體因此變得更多了嗎？對社會帶來更大影響嗎？達爾文的《物種源起》推出之後，物種的增減因此產生變化嗎？相對論之所以誕生，除了愛因斯坦本人的思維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呢？

■責任■

一般而言，知識份子不需要對外在世界負任何責任。這種想法已經成為主流，許多人也視為理所當然。所謂的「終身教職」或「學術自由」、「學術自律」等觀念，都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在媒體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主流思潮亦然。總之，「不需要對外在世界負責」的態度已是通則，而非偶發的事件。約翰‧米爾曾經主張：知識份子不應該受到社會規範的約束，而且有權為他人訂定社會規範。知識分子不僅無須為後果負責，即便言行盡是謬誤，聲勢也絲毫不受影響。作家艾瑞克‧霍夫爾（Eric Hoffer）就指出一點：

「無知是知識份子的特權，他們就算表現得再癡、再蠢，名聲也不會因此受到打擊。史達林曾經屠殺上百萬人的性命，只為了打壓渴求自由的星火。知識份子將這種人當成偶像來崇拜，卻未受到任何

撻伐，這些知識份子依舊無事不談，並且依舊吸引了無數虔心傾聽其話語的信眾。沙特在德國學習哲學之後，於一九三九年自德國返回法國，但是竟然昭告天下：法國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毫無差別。

沙特最後成了知識教父，受到飽學之士的擁戴，並且享譽國際。」

沙特不是唯一的例子。一九六八年，環境學家保羅‧厄利希（Paul Ehrlich）曾表示：「我們不必再為缺糧而奮戰了，因為到了一九七０年代，全世界就會發生大饑荒，數億人將會餓死。就算從現在開始實施緊急預防措施，也無濟於事。」十年過去了，接著幾十年也過去了，他形容的饑荒連個影子都沒有，反倒是越來越多國家面臨人民過度肥胖以及農作物生產過剩等問題。然而，厄利希教授依舊受到各界讚揚，學術機構頒給他的補助或獎項也從來沒有停過。

消費者運動健將雷夫‧耐德也是一樣。一九六五年，耐德發表了一本名為《開車太危險》（Unsafe at Any Speed）的書，一時聲名大噪。書中提到，開美國廠牌的汽車特別容易出車禍，尤其是雪佛蘭廠的家用房車「克威爾（Corvair）」。不過，經實證研究，克威爾汽車的安全程度，其實與其他美國廠牌的車子差不多，但是耐德的信眾仍舊不減，有人甚至稱讚他充滿理想與遠見，將他捧成聖人似的。除此之外，還有太多錯誤百出的預言家，數都數不清，一下子預測油價漲跌，一下子又預測冷戰時期的政策會帶來什麼後果。可是那些預言家卻因為預測錯誤而竄紅，竄紅的程度宛如他們的預言神準無誤。

總之，各領域人士所受到的規範和約束，不適用於知識份子身上。由於知識份子不受相同的約束，他們的思想與言行，包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社會與人群中的自己等，自然異於一般人的眼光。

第一章 智力與知識份子

★聰明才智（intelligence）是指學習事物的快慢與否，能力（ability）則指是否具備智慧來應用所學得的事物，兩者並不相同。——哲學家阿佛列德．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智力（intellect）和智慧（wisdom）是兩碼事，所以某人可能「智力過人」卻「缺乏智慧」，例如十九世紀的作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便曾說經濟學家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妻子兼知己哈莉葉‧泰勒（Harriet Taylor）就是這種情況。智力即腦力，也就是掌握與操控複雜思維及觀點的能力。腦力可能會被用來處理偏...

《知識份子與社會》序論

當今的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這樣的地位，在歷史上恐怕沒有別的時代能夠相比。「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的時候──這些人士包括記者、老師、立委助理、法官助理或其他的整體「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為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

本書探討的是知識份子的「型態」，因此討論對象不僅是當代的知識份子，還包括這兩個世紀以來，存在於知識界的知識份子型態。另一方面，本書著重的是「普遍」的型態，因此不對個案一一解釋。此外，本書並不是要針對特定知識份子或特定議題來加以批評，可是若要評論某種思考模式之優劣，則點名舉例是避免不了的——在書中，有針對政治哲學家約翰．勞爾斯（John Rawls）正義觀點的批評，也重新探討了「利益均沾論」（trickle-down thoery）的見解──這是「富人減稅」背後的理論基礎。

基於上述前提，我討論伊拉克戰爭或越戰的目的，並不是要分析美國人參戰是否明智，而是要探「討知識份子在戰爭時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樣的，我提到一九九四年的著名暢銷書《鐘形曲線》這本書，並不是要檢討這本書內容的優劣，因為我在其他書中已以專文討論 。我真正的動機，是因為許多知識份子都曾對這本書大肆撻伐，我想點出這些撻伐最後帶來什麼影響。《鐘形曲線》的兩位作者都不夠典型，無法反映出知識份子的普遍型態，所以我選擇不探討這本書。

《知識份子與社會》當中所探討的知識份子類型，則是影響社會大眾行事原則與信念、有時甚至加以形塑的知識份子。這類知識份子的著作可能炙手可熱，也可能乏人問津。經濟學家熊彼得（Jospeh. Schumpter）說過：「凱因斯或馬克思的信徒當中，很多人根本連凱因斯或馬克思的著作都沒翻閱過。」信徒往往是透過知識界輾轉獲得第二手或第三手的知識觀點。另一個例子則是約翰．杜威（John Dewey），他在一個世紀以前提出他的教育理念與架構，許多學校老師雖然沒讀過杜威的著作，教學時卻常見杜威的影子，足見在現代教育場域中，杜威的想法無所不在。

許多人探討過知識份子這個議題，也提過諸多意見。其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其著作《任性而為的知識份子》（The Reckless Mind）中的一席話，算是發人深省：

「有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天賦異稟的詩人或是影響力無遠弗屆的記者，他們使盡渾身解數說服聽眾，希望聽眾相信現代的暴君其實志在解放人民、賦予人民自由，而且暴君衝動失序的暴行，實為高貴無

比的情操。對此，如果有人想為二十世紀歐洲知識份子撰寫歷史，又要秉持不偏不倚的立場，這個人必須有高強的忍耐力，才能忍住不致嘔吐……要當一個公正的知識份子史作家，除了要有夠高強的忍

耐力之外，忍耐的時間也要夠久，才能好好思索這種令人百思不解的怪現象，究竟所來為何。」

知識份子往往會對社會造成影響。本書仍試圖拆解知識界裡諸多複雜難解的現象，但我採取的方式，不光是挑選出某幾位知識份子、研究其著作及行為，並且找出通則；我的方式是綜覽過去與現在的知識份子、歸納其普遍型態，然後梳理箇中信念、動機、約束性等因素。此外，我會剖析他們提出的想法，並且探討這些想法對當時社會所帶來的種種影響。

《知識份子與社會》成書的目的，是要解釋知識份子的社會現象，讓讀者能夠了解。本書討論的對象雖然是知識份子，卻不是專門為知識份子所寫；反之，任何人無論從事哪一行，只要有心將書中的想法分享出去，皆屬於本書設定的讀者群。有些知識界人士總喜歡對人說教、彰顯自己的威風，或是存心找碴，我就隨他們去吧 。知識份子的一言一行，已經為各國文化帶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力到未來還可能持續下去。如果你願意和我一同探討「知識份子」這個突出的群體，你就是這本書需要的讀者。

關於知識份子史的研究眾多。在這些研究中，遇到意見相左的理論派別時，研究者通常傾向以各派「價值前提」（value premises）的差異來區分和解釋。這種研究方式，尤其是涉及意識型態差異的研究中特別常見。不過，《知識份子與社會》一書選擇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分析。本書根據人們對世界的既存事實、人類本性、知識本質與傳播方式所抱持的基本假設，比較各種意識型態的異同。

用「價值前提」差異來區分和解釋，到最後會變成就只是品味不同的問題，而且大家都認為品味沒有高下之分，沒什麼好爭的。不過，從「觀點」差異出發的話，情況就不同了。人們碰到既存事實、事件因果、人性、知識本質與傳播等議題，總是抱持各式各樣的觀點。五花八門的觀點，反映出每個人如何看這世界。要解釋分歧的原因，我們必須先提出假設，而且是能以實證方法驗證的假設才行。

一旦有了新的實證證據和分析方法，人們對於既存事實與因果關係的看法，便可能因此而轉變。有時候，轉念僅在一瞬之間。一個人要改變意識型態，耗費的時間雖然可長可短──甚至短到像聖經人物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接受了基督一樣──但要找到改變的原因相當容易。人們經常因為某些重大事件（如法國大革命、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等）或出乎意料的個人際遇，發現自己以往的假設被一一推翻，進而了解真正的世界與自己的想像有多麼不同。會經歷上述轉變的人，絕不只有知識份子而已。有句話說「二十歲激進，四十歲保守」，正是一般人意識型態轉變的寫照。不過，由於知識份子留下許多有形的資料，讓他們的意識型態轉變有跡可循，因此我們需要好好探究這些資料。

自古至今，人們會因為經驗的累積，而拋棄掉原先的宗教觀念或世上俗務的立場，而且拋棄這些立場的速度也比拋棄核心理念來得快。舉例來說，有些人原先以為只要實行馬克思主義，窮人就會翻身，他們後來又找到更適切的手段，可是原先「扭轉窮人命運」的初衷並沒有更改，其價值前提也沒有變化。本書嘗試分析知識份子的信念和手段，歸納出普遍的型態。相對於價值前提，知識分子提出的理論效度與影響結果較為有形，足以檢驗。另外，知識份子如何看待社會，最後形成的主流觀點會帶來什麼影響，我們也要好好觀察。我們將會發現，結果往往出人意料。

《知識份子與社會》序論

當今的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這樣的地位，在歷史上恐怕沒有別的時代能夠相比。「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的時候──這些人士包括記者、老師、立委助理、法官助理或其他的整體「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為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

本書探討的是知識份子的「型態」，因此討論對象不僅是當代的知識份子，還包括這兩個世紀以來，存在於知識界的知識份子型態。另一方面，本書著重的是「普遍...